陈伯达的晚年
▲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
01 没有讣告，没有悼词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
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床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
02 被勾销的“四号人物”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 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判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
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3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3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
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
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不多一天，不少一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03 深居简出的晚年生活
为了写作本书（《陈伯达传》——编者注），我曾多次专程赴京采访陈伯达本人，还采访了陈伯达亲属、秘书以及有关人员。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的缘故。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无微不至的照料。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7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他的视力不错，耳朵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
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他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回忆说：
父亲的稿费，他自己只说过1958年以后他没有再领取过稿费。但这些稿费到哪里去了，他一次也没有说起过。他去世后，我才听到他以前的秘书说，他1958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办的。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
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
04 依然秀才本色
陈伯达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书橱里的书：
马克思著《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史》《隋唐演义》《五代史演义》《戊戌喋血记》《柳宗元集》《彭德怀自述》《苏联经济史论文集》《逻辑学》《美学》《罗马史》《西方美术史话》《哲学史讲演录》，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基度山恩仇记》……
一本打开在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陈伯达，依然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笔著文。虽然正在服刑期间的他无法发表他的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16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之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题目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2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
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
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
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
1982年9月26日，为上文写了《附记》；
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
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
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
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1985年3月，《基督教东来记—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史式微〈江南传教史〉二书述略》；
1985年6月17日，《读书四记》，即《辩证法和理性》《略说“尺度”》《关于唯意志论、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等等》《记黑格尔、恩格斯、列宁谈形式逻辑》；
1986年1月，《长思》；
1986年春，《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
1986年11月4日，《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画画、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400字绿格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的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似乎缺乏他曾于20世纪40年代所写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笔锋。但是作为八十老翁，他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也颇有见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人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评论。
叶永烈（1940年8月30日～2020年5月15日），著名小说家、历史学家、报告文学作家。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四人帮”兴亡》《陈伯达传》《邓小平改变中国》《受伤的美国》《历史在这里沉思》《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钱学森》等。（来源／百度百科）
本文选自：叶永烈著《陈伯达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陈伯达和叶永烈的谈话
卷首语
陈伯达出狱后，只接受过叶永烈的访问，在和叶永烈的多次接触当中，两人的关系日益融洽，如同忘年交一般。
陈伯达把叶永烈当作老友一般对待，和他的谈话也逐渐深入，触及到内心。
在回顾自己这一生的时候，陈伯达是如此对叶永烈评述自己人生的：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就是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我不过是一个小人，老话说能补过者，君子也，我愿永远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过往的罪过”
陈伯达是一个文人，本身对于文字是很认真的，因此在和叶永烈的访谈中，他再三强调要如实记录，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有所偏差。
“年已久远，我又上了年纪，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
“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还有档案核实。倘若我的记忆如有欠实的地方，就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叶永烈当时之所以要特意去访问陈伯达，是因为这个，曾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显赫一时的人物，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阶段，从中亲身经历过的人，他的回忆是很珍贵的资料。
晚年陈伯达
当时陈伯达的身体已然每况越下，倘若他身故后，对于历史研究是一种损失。
谈及自己的过往回忆，陈伯达是这么评价自己的：“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那么，其他人，那些和他共事过，接触过他的人，是如何评价他的呢？
一千个人里面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角度和位置，故而对陈伯达的评价也是各不相同。
对于陈伯达这个比较错综复杂的人物，多角度、多方位的评价，或许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吧。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是这么评价的：
“他这个人，可以说是很聪明、很有才的一个人，他给我的印象，可以用这么十二个字来形容：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
而他下面这段的评述，我个人觉得是很中肯的评述了：
“他不是个政客，他也不想当一个政客，当政客是要到处活动，要到处跑，到处演讲的；他并不擅长这些，你若是让他正式讲话，五分钟都很困难；我觉得他只是想当一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写出来，能得到全国的注意”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陈伯达
繆俊胜，他从六十年代开始当陈伯达的秘书，一直到陈伯达入狱，可谓是见证过这个领导从辉煌到倒台的全过程。
对于这个领导，他的评价更多的是涉及到文章和个人生活方面。
“他做事认真，搞文字工作很严谨，一个标点符号都很认真。你要是弄错了，他就会给你纠正过来，一两次还好，次数多了他就会发脾气。”
“生活上他过得很简单，不讲吃，也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出门也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段时间他出门，都不让司机跟着；个人卫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怎么洗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洗澡，水放好之后，他就进去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也不搓呀泡呀的；洗头是一般不洗的，他就用农村人用的那种篦子，前后来回梳理就完事了。”
“他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东西。他有个小录音机，哇啦哇啦地在那儿说，录完以后，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文章。”
对于这个领导，繆俊胜整体的印象和评价还是很认可的，他说陈伯达的脾气很随和，从来没对他发过火，倒是他还跟自己的领导耍过一次脾气，事后还是领导来给他道歉。
那一次，陈伯达让繆俊胜给报社打个电话，在电话里口头转述一篇只有一百来字的稿子。
“你都念清楚了吗？”
面对陈伯达的询问，繆俊胜回道：“念了三遍，念清楚了”。
陈伯达心里还是觉得有些不妥，继而要求道：“你再去说一遍”。
听到这话，繆俊胜也不知哪来的无名火，但毕竟面对自己的领导，有火也不能发作，只能是在语气上略带不满的回着：
“我不说了，我要再去说，人家就该说陈伯达办公室的秘书有病”
陈伯达听得这句回应，脸上略过一丝不悦，当时天气比较热，陈伯达就兀自穿着一个大裤衩子跑过去，亲自打了电话过去，又在念了一遍才放下心来。
或许是天气闷热，导致人的脾气也比较糟糕吧。
繆俊胜看到领导这么不相信自己，也是心中岔气，坐在门口的一张藤椅上面生着闷气，心里一直埋怨着：这么一个大领导，咋就那么不相信人呢。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看到繆俊胜坐在藤椅上，脸上的神情还是愤愤不平。
他就走了过去，说道：“不要生气了”。
领导这么一说，繆俊胜反倒不好意思了，他心里想着，这事要是搁在别的大领导那里，挨骂都是轻的，搞不好直接被调走。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以上这些都是比较阳光正面的评价，后面就是人生的另一面评价了。
杨波，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当过陈伯达的副手，他两之间有过很多工作上的接触，对于陈伯达，他还撰写过一本书，叫做《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在杨波的眼里，陈伯达虽然嘴上一直说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但是骨子里是把自己放在了这么一个位置上，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刚愎自用，谁也得罪不起他，但又喜欢摆出一副很开明的面孔”
刚刚和陈伯达接触的时候，杨波觉得这人很随和，因此，在开调研会的时候，陈伯达说完话后，询问他还有什么意见需要阐述。
杨波这人比较心直口快，因此就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一些不同意见，完完本本的给说了出来。
陈伯达面上也没说什么，但是经过好几次以后，杨波才反应过来，就是不管你说什么，提什么意见，有没有道理，他都不会予以考虑。
最后还是按照自己提出的想法去实行，以至于到后来，陈伯达再次询问杨波意见的时候，杨波也不再表态了。
“后来我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怎么听人摆布，所以对我也慢慢的有点忌惮，防备着我”
古典文学研究家钱伯城，他对陈伯达的评价，我个人觉得看起来也是比较中肯的。
“其人落落寡欢，习惯做一个单干户，不为人喜，尤其不为秀才群体的气节人士所喜”
不过，对于陈伯达的才能，他倒是十分肯定的，他认为陈伯达“理论家”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的。
“他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能够从人们不经意之处抓住重点，抽绎综合，启人思考”
在他所撰写的《陈伯达之命运》一书中，还曾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趣事。
陈伯达以“陈尚友”署名发表的现代诗
王国维曾经以这三句诗词，来形容治学的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
陈伯达在当教员的时候，曾多次引用王国维的这话，用来勉励青年也要具备这种治学的精神。
“自此治学三境界说大行于世，然而人们只知此说出自王国维，却不知陈伯达亦有一点鼓吹之功”。
和上面这些评价比较起来，千家驹先生对陈伯达的评价，就显得很深刻，也比较刺耳了。
“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大大的野心家。”
“他的一句话（某某不是好人或者某某和我们不是一伙人）就能置人于死地”
“他因缘际会爬上了高层，结果跌得粉身碎骨”
这些评价看起来确实是深入骨髓，比较深刻。
当年叶永烈最后一次访问陈伯达，没曾想仅仅过去一周，陈伯达就因病去世，这一次访问也就成了两人最后的会面。
叶永烈在访问临走之际，陈伯达亲自题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送给了他，这也就成了陈伯达的绝笔字。
对于这一绝笔题词，千家驹认为大错已经铸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悔之已晚，追也无及了”
陈伯达绝笔题词
文末，我们再来看看作为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是如何看待自己父亲的。
在儿子眼中，父亲是一个比较软弱的文人，他母亲余文菲（陈的第二任妻子）曾这么对他说过：“你爸爸是个老实精”。
刘淑宴（陈的第三任妻子）也认为陈伯达的性格太懦弱，不过有时候在关键时刻，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也能独出己出，而且很倔强。
陈伯达21岁的时候写过一篇小说《寒天》，这也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篇小说，陈晓农就引用了小说中的这么一段话，来形容自己的父亲和他的晚年写照：
“我现在正如那每次都打败了仗的久经战阵的兵士，遍身负着伤痕，倒卧在暮色苍凉的草野里，望着西山的残阳在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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