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从照相说起
棉袄上的扣子缺了两个，胸前闪闪发光的，是积累了一冬天的鼻涕和油垢，尽管吃不到什么油水。裤腿一长一短，不是裤子的问题，是不能熟练地扎腰所致。
照片上的我丑陋无比，这样的照片公开发表无疑是环境污染，所以我希望编辑最好毙了这篇文章，照片也就不必发表。
照片上，我旁边那个看起来蛮精神的女孩，是我叔叔的女儿，比我早四个月出生。
她已于十几年前离开人世，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病，肚子痛，用小车往医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走了。
照相的事，尽管过去了将近四十年，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课间休息时，就听到有同学喊叫：照相的来了！
大家就一窝蜂地蹿出教室，看到教室的山墙上挂着一块绘着风景的布，布前支起了一架照相机，机器上蒙着一块红表黑里的布。
那个从县里下来的照相师傅，穿着一身蓝衣裳，下巴青白，眼睛乌黑，面孔严肃，抽着烟卷，站在机器旁，冷漠地等待着。
先是那个教我们唱歌的年轻女老师手里攥着一卷白纸照了一张，然后是校长的老婆与校长的女儿合照了一张。
照相时，师傅将脑袋钻到布罩里，从里边发出许多瓮声瓮气的神秘指令，然后他就高高地举起一只手，手里攥着一个红色的橡胶球儿，高呼一声：
往这里看，别眨眼，笑一笑！好！橡胶球儿咕唧一声，照相完毕。真是神奇极了，真是好看极了！
我们围绕着照相师傅，都看迷了。
在无人照相的空间，与我们同样围着看热闹的老师们，相互撺掇着，张老师让李老师照，李老师让王老师照，都想照，看样子也是怕花钱。
教算术的杜老师把教语文的周老师推到机器前，对照相师傅说：给我们这个老师照一张，他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美男子！
周老师捂着脸逃到一边，骂道：杜平你个杂种，你不是上庙，你是来糟蹋神仙！周老师脸上有一块巴掌大的黑痣，奇丑。
杜平老师说：不要紧，照不上你的痣，不信你问问师傅。师傅笑笑，说：麻子照不上，但这痣……也许照不上，要不试一试？周老师说：不试不试！
这时我堂姐走到照相师傅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三角钱，说：我要照相。围观的学生和老师都感到很惊讶。
照相师傅问：小同学，你家大人知道吗？堂姐说：俺娘让我来照的。马上有人在旁边说：她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每月一次发工资呢！于是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
那天我堂姐穿得很板正，读者朋友可以从照片上看出来。别忘了那是1962年，绝大多数农村孩子都穿不上一件囫囵衣裳，能穿得像我堂姐那样的，已经是凤凰毛了。
我堂姐昂着神气的小头，端端正正地站在照相机前，等待着照相师傅发号施令。
这时，好像是有人从后边推了一把似的，我一个箭步蹿到照相机前，与堂姐站在一起。
照相师傅的头从黑红布里钻出来，说：怎么了？怎么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呆呆地看着我，没人说话。我骄傲地对照相师傅说：我们是一家的！
照相师傅大概不相信这样一个小怪物跟这样一个小姑娘会是一家的，就转回头去看老师。我的班主任老师说：没错，他们是一家的。
我堂姐也没提出反对，这件事至今让我感动。照相师傅的头在黑红布里说：往前看，笑一笑，好！他的手捏了一下橡胶球儿，咕唧一声，好了！
过了好久，我把照相的事忘得干干净净时，一个晚上，我们全家围着一张桌子，吸溜吸溜地喝着菜汤，就听到大门外边有人在喊叫我的大号：管谟业！管谟业！
家里人都看着我，他们听到有人喊我的大号，肯定都觉得怪怪的。我扔下饭碗跑出去，一看，原来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她将一个白纸包递给我，说：你们的照片出来了。我拿着照片跑回家，竟然忘了请老师到家里坐坐，也忘记了说声谢谢。
就在饭桌上把纸包剥开，显出了三张照片和一张底版。照片在众人的手里传递着，我看到婶婶的嘴巴撇着，显然是很不满意。
母亲叹息一声，说：看你这副邋遢样子，照得什么相？把你姐姐都带赖丑了。婶婶瞅了我一眼，扔下饭碗，回屋去了。
那时我们还没有分家，是村子里最大的家庭。全家十三口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苦的就是母亲。
爷爷奶奶有点偏心眼，喜欢我的婶婶，我母亲干活最多，但在二老那里却不吃香。
我因为长得丑，饭量大，干活又不麻利，在爷爷奶奶眼里，更是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
我从小就感觉到爷爷和奶奶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扎我。尽管有时奶奶也虚伪地表白两句：你们都是我的手指头，咬咬哪个哪个痛！但我想我顶多算个骈指。
今天反省起来，他们不喜欢我，固然有他们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我自己不赚人喜。
我又丑又懒又馋，还经常出去干点坏事，给家里带来不少麻烦，这样的坏孩子，怎么讨人喜？
莫言与父母
我爷爷是个很保守的人，对人民公社心怀抵触。我父亲却非常积极，带头入社，吃苦耐劳，虽然是中农，比贫农还积极。父亲一积极，爷爷就生气。
爷爷没在人民公社干一天活。他是村子里有名的庄稼汉，心灵手巧，力大无比，如果死心塌地地到社里去干活，必然会得到嘉奖。
但他发誓不到社里去干活，干部上门来动员，软硬兼施，他软硬不吃，有点顽固不化的意思。
他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吓得我父亲恨不得给他下跪，求他老人家不要乱说。
中苏友好时，我爷爷说不是个正经好法，就像村子里那些酒肉朋友似的，好成个什么样子，就会坏成个什么样子。
爷爷的这两个预言后来都应了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爷爷不到生产队干活，但他也不闲着。我们那里荒地很多，爷爷去开荒种地。
他开出的荒地粮食亩产比生产队里的熟地都高，但这种事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
人民公社没收了爷爷的地，还要拉他去游街，我叔叔在公社里找人说了情才免了这一难。
不许开荒，爷爷就自己制造了一辆木轮小车，推着去割草。割草晒干，卖给马场，换回一些地瓜干，帮家里度过荒年。
爷爷其实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会结网，会捕鸟，会拿鱼，还会耍枪打野兔。他心情好时，是个很好的老头，心情不好时，那张脸就像生铁铸的，谁见了谁怕。
奶奶不如爷爷耿直，但心眼也不坏。她对乡邻很好，就是对我母亲不好，对我当然也不好。
奶奶有点欺软怕硬，我婶婶干活比较滑头，对她一点也不尊敬，她小心俯就。
我母亲勤劳能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承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活儿，却得不到她一个好脸色。
莫言与母亲
还是说说我母亲吧，她老人家去世已经五年，我好多次想写篇文章纪念她，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千头万绪，不知该从哪里写起。
母亲这辈子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想起来就让我心中难过。母亲生于1922年，四岁时外祖母去世，她跟着一个姑姑长大成人。
母亲的姑姑——我们的姑姥姥，是个铁金刚一样的小老太婆，非常的能干，非常的好强，虽是小脚，但走起路来风快，男人能干的活她都能干。
母亲在她的姑姑的调教下，四岁时就开始裹脚，受的苦无法言说，但最终裹出了一双精巧的小脚，母亲还是很感谢她的姑姑。
母亲十六岁时嫁到我家，从此就开始了漫漫的苦难历程。精神上受到的封建压迫就不必说了，许多深重的痛苦，因为觉悟不到，也就算不上痛苦。
就说说母亲生过的病吧，嗨，从我有记忆力开始，就看到母亲被这样那样的疾病折磨着。
先是“心口痛”，每年春天都犯，犯了就痛好多天，去卫生所买两片止痛片吃上，不管用，想请医生来看但是没有钱。
钱在祖母手里卡着，当然不会为一个不喜欢的儿媳妇花钱看病，只好干靠着，去寻一些不花钱的偏方来治。
姐姐带着我到刚生过小孩子的人家去捡鸡蛋皮，捡回来用锅烘焦，再用蒜臼子捣碎，然后让母亲冲着喝。
还有一个偏方是摊一个鸡蛋饼，里边包上四两生姜，一次吃下去。我记得母亲吃了那个生姜鸡蛋饼后，痛得在炕上打滚儿，汗水把衣裳和头发都湿透了。
那时以为凡是肚子痛就是凉，生姜大热，能治，不知道母亲患的是严重的胃溃疡出血，吃上四两生姜，无疑是火上浇油。
母亲心疼的是那个鸡蛋，那是她的姑姑偷偷地送来的，没让祖母和婶婶看到。
到了夏天，就头痛，脸赤红，干活回来，忙完了饭，别人吃饭，她就跑到外边去呕吐，翻肠绞胃地吐，我和姐姐站在旁边，姐姐哭着给她捶背，我哭。
秋天还要犯“心口痛”，好不容易熬过去，到了冬天，哮喘又来了。
说是得了痨病，痨病方，一大筐，不是鸡蛋就是香油，我们到哪里去弄？只能用一些成本不高的偏方治。
用尿罐里的碱煮萝卜吃，用柳树枝烧水喝，怎么可能管用？
还有妇女病，脱肛，据说治脱肛最好的方子是用猪的大肠装了大米炖着吃，吃不起，那时候我们连大米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母亲自己发明了一个偏方，晚饭后，找一块半头砖，放到灶火里烧着，刷完了锅碗，干完了活，将热砖掏出来，垫到肛门下坐着，自己说很舒服。
后来又生过一个碗口大的毒疮，在腰上，一直挺着干活，实在不行了才躺倒，疼痛难忍，咬紧牙关不呻吟，生怕让公婆妯娌听到心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我跟姐姐在她身边哭，她叫着我的乳名，说：我不行了，你们姐弟怎么活呀？幸亏县里的医疗队下来巡诊，义务看病，不要钱。
记得是个中午，来了一群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还拿着刀子剪子什么的，说是给母亲动手术，不让我们进去看。
听到母亲在屋里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会儿工夫，一个医生端出来一大盆脓血，一会儿又端出一盆。
渐渐地好起来，能扶着墙下地了，又开始了干活，十几个人的饭一人操持。
那时的饭，一半是糠菜，要先把野菜放到石头上捶烂，将绿水攥出来，再搀上糠和那点珍贵的红薯面儿。
做这样的饭劳动量特大。我婶婶不愿在家做饭，愿意到生产队里去干活挣工分。
那时生产队的活就是糊弄，轻松得很—— 她回家就像功臣一样等着吃饭，她多么聪明啊！
母亲病好之后，腰上落下了一个很大的疤，天要下雨就发痒，比县里的气象预报还准。后来还被毛驴伤过脚，还得过带状疱疹……
母亲晚年，我们的条件有了好转，但她的病日渐沉重，终于不治。
母亲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吃过的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晚上要生孩子了，中午还在打麦场上干活。
刚生完孩子，半夜三更，天降暴雨，麦子还在场上，扯一条毛巾包住头，就到场里帮着抢场，动作稍微慢一点，还要受到呵斥。
至于吃的，几十年来，大家都吃不饱，她更吃不饱，上有老，下有小，好吃的根本就进不了她的口，有时候咽到嘴里也得吐出来给我吃。
我是她最小的儿子，相貌奇丑不说，还有一个特大的饭量，分给自己那份儿，几口吞下去，然后就看着别人的饭碗哭，馋急了还从堂姐的碗里抢着吃。
我一抢，堂姐也哭，这就乱了套了。最后必是母亲给婶婶赔不是，并且把她碗里那点省给我吃了。
母亲的痨病其实是饿出来的，饿，还得给生产队里推磨，推磨的驴都饿死了，只好把女人当驴。
20世纪60年代，我们一家没一个饿死的，全仗着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我婶婶人不太好，但我叔叔很好。他送给我一杆博士牌钢笔，还给我买过鞋子。
当我们的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叔叔从供销社里弄回来一麻袋棉籽饼，那玩意现在连猪都不吃，但在当时，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的时候，无疑是人间最美的食品。
岂止是食品，简直就是救命的灵丹妙药。我们吃着棉籽饼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样的文章，没有什么意义，就此打住吧。
婶婶已经于2001年5月去世，这一代人实在是命运多舛，思之令人怆然。
婶婶一辈子其实也没享到什么福，尤其是到了晚年，堂姐去世，撇下两个孤儿，实在是凄惶。
然后又是小儿子胡闹腾，办什么旅游品加工厂，拉下一屁股债务，逼得她七十多岁的人还要给人家去打短工。
想起她和村子里的老人们冒着严寒去给人家摘辣椒，每天只挣两元钱，我心中就酸溜溜的。如果不是遭遇这些事情，她活过八十岁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偿还堂弟欠下的债务，为了堂姐撇下的两个孤儿，我们拿出来一些钱。
为此，婶婶见到我们时那种恨不得把心扒出来给我们吃了的情形，让我心中实在难过。多年前的芥蒂，早已荡然无存。
上边的文章，我写到的其实是当时农村的家庭状况，并无特别的褒贬之意。妯娌之间，打得头破血流者比比皆是，我母亲和婶婶的关系，还是好的。
我母亲去世之后，三日圆坟，婶婶教我们弟兄三个每人左手抓着一把谷子，右手抓着一把高粱，围着母亲的新坟转圈走，左转三圈，右转三圈，一边转一边默念：
“一把高粱一把谷，打发先人去享福……”
如今，婶婶和母亲都去那边享福了吧！
我们的村子外是一片相当辽阔的草甸子，地势低洼，水汪子很多，荒草没膝。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春天时，我们在那里挖草根剜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年代的牛羊歌手。我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曲调千变万化，但歌词总是那几句：一九六零年，真是不平凡；吃着茅草饼，喝着地瓜蔓……歌中的茅草饼，就是把茅草的白色的甜根，洗净，切成寸长的段，放到鏊子上烘干，然后放到石磨里磨成粉，再用水和成面状，做成饼，放到鏊子上烘熟。
茅草饼是高级食品，并不是天天人人都能吃上。我歌唱过一千遍茅草饼，但到头来只吃过一次茅草饼，还是三十年之后，在大宴上饱餐了鸡鸭鱼肉之后，作为一种富有地方风味的小点心吃到的。地瓜蔓就是红薯的藤蔓，用石磨粉碎后熬成粥，再加点盐，这粥在当时也是稀罕物，不是人人天天都能喝上。我们歌唱这两种食物，正说明我们想吃又捞不到吃，就像一个青年男子爱慕一个姑娘但是得不到，只好千遍万遍的歌唱那姑娘的名字。我们只能大口吃着随手揪来的野菜，嘴角上流着绿色的汁液。我们头大身子小，活像那种还没生出翅膀的山蚂蚱。
荒年蚂蚱多，这大概也是天不绝人的表现。我什么都忘了，也忘不了那种火红色的、周身发亮的油蚂蚱。这种蚂蚱含油量忒高，放到锅里一炒滋啦滋啦响，颜色火红，香气扑鼻，撒上几粒盐，味道实在是好极了。我记得那几年的蚂蚱季节里，大人和小孩子都提着葫芦头，到草地里捉蚂蚱。开始时，蚂蚱傻乎乎的，很好捉，但很快就被捉精了。开始时大家都能满葫芦头而归，到后来连半葫芦也捉不了了。只有我保持着天天满葫芦的辉煌纪录。我有一个诀窍：开始捉蚂蚱前，先用草汁把手染绿，就是这么简单，油蚂蚱被捉精了，人一伸手它就蹦。它们有两条极其发达的后腿，还有双层的翅膀，一蹦一飞，人难近它的身了。我暗中思想，它们大概能嗅到人手上的气味，用草汁一涂，就把人味给遮住了。我的诀窍连爷爷也不告诉，因为我奶奶搞得是按劳分配，谁捉到的蚂蚱多，谁分到的吃食也就多。
吃罢蚂蚱，很快就把夏天迎来了。夏天食物丰富，是我们的好时光。那三年雨水特大，一进六月，天就像漏了似的，大一阵小一阵，没完没了的淅沥。庄稼全涝死了。洼地里处处积水，成了一片汪洋。有水就有鱼。各种各样的鱼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品种很多，有一些鱼连百岁的老人都没看到过。我捕到过一条奇怪又妖冶的鱼，它周身翠绿，翅羽鲜红，能贴着水面滑翔。它的脊上生着一些好像羽毛的东西，肚皮上生着鱼鳞。所以它究竟是一条鱼还是一只鸟，至今我也说不清。前面之所以说它是条鱼，不过是为了方便。这个奇异的生物也许是个新物种，也许是一个杂种，反正是够怪的，如果能养活到现在，很可能成为宝贝，但在那个时代，只能杀了吃。可是它好看不好吃，又腥又臭，连猫都不闻。其实最好吃的鱼是最不好看的土泥鳅。这些年我在北京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泥鳅，瘦得像铅笔杆似的，那也叫泥鳅？我想起六十年代我家乡的泥鳅，一根根，金黄色，像棒棰似的。传说有好多种吃泥鳅的奇巧方法。我听说过两种：一是把活泥鳅放到净水中养数日，让其吐尽腹中泥，然后打几个鸡蛋放到水中，饿极了的泥鳅自然是鲨吃鲸吞。待它们吃完了鸡蛋，就把它们提起来扔到油锅里，炸酥后，蘸着椒盐什么的，据说其味鲜美。二是把一块豆腐和十几条泥鳅放到一个盆里，然后把这个盆放到锅里蒸，泥鳅怕热，钻到冷豆腐里去，钻到豆腐里也难免一死。这道菜据说也有独特风味，可惜我也没吃过。泥鳅在鱼类中最谦虚、最谨慎，钻在烂泥里，轻易不敢抛头露面，人们却喜欢欺负老实鱼，不肯一刀宰了它，偏偏要让它受若干酷刑。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茫茫大地鱼虾尽，又有螃蟹横行来。俗话说“豆叶黄，秋风凉，蟹脚痒”。在秋风飒飒的夜晚，成群结队的螃蟹沿河下行，爷爷说它们是到东海去产卵，我认为它们更像是要去参加什么盛大的会议。螃蟹形态笨拙，但在水中运动起来，如风如影，神鬼莫测，要想擒它，决非易事。想捉螃蟹，最好夜里。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耐心等待，最忌咋呼。我曾跟随本家六叔去捉过一次螃蟹，可谓新奇神秘，趣味无穷。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悄悄的不出声。傍晚，人散光了就用高粱杆在河沟里扎上一道栅栏，留上一个口子，口子上支一个口袋网。前半夜人脚不静，螃蟹们不动。耐心等候到后半夜，夜气浓重，细雨蒙蒙，河面上升腾着一团团如雾气，把身体缩在大蓑衣里，说冷不是冷，说热不是热，听着噼噼嗤嗤的神秘声响，嗅着水的气味草的气味泥土的气味，借着昏黄的马灯光芒，看到它们来了。它们来了，时候到了，它们终于来了。它们沿着高粱杆扎成的障子哧哧溜溜往上爬，极个别的英雄能爬上去，绝大多数爬不上去，爬不上去的就只好从水流疾速的口子里走，那它们就成了我和六叔的俘虏。那一夜，我和六叔捉了一麻袋螃蟹。那时已是一九六三年，人民的生活正在好转。我们把大部分螃蟹五分钱一只卖掉，换回十几斤麸皮，奶奶非常高兴，为了奖励我们，她老人家把剩下的螃蟹用刀劈成两半，沾上麸皮，在热锅里滴上十几滴油，煎给我们吃。满壳的蟹黄和索索落落的麸皮，那味道和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秋天，除了螃蟹之外，好吃的虫儿也很多。蚂蚱、豆虫、蝈蝈、蟋蟀……深秋的蟋蟀颜色黑得发红，膀大腰圆，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无法类比。还有一种虫儿，现在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金龟子，是蛴螬的成虫，像杏核般大，颜色黑亮，趋光，往灯上扑，俗名"瞎眼闯"。这虫儿好聚群，落在树枝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们摸着黑去撸"瞎眼闯"，一晚上能撸一面口袋。此虫炒熟后，滋味又与蚂蚱和蟋蟀大大的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蛰。此虫下蛰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没有，全是高蛋白。
进入冬季就有点惨了。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快便发现，上过水的洼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到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味若鱼片。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刀砍斧剁，再放到石头上砸，然后放到缸里泡，泡烂了就用棍子搅，一直搅成浆糊状，捞出来，一勺一勺，摊在鏊子上，像摊煎饼一样。从吃的角度来看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我们吃树皮的过程跟蔡伦造纸的过程很相似，但我们不是蔡伦，我们造出来的也不是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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