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根金条的追问
1967年青年鹿鹿（二排右1）与同班同学合影
鹿鹿被同班同学抄家了。
鹿鹿读的是女校，北京女一中。班里红卫兵的头儿老牛对鹿鹿说，走，我们要去你家抄家，你给我们带路。鹿鹿带着同学来到家里，撬开大衣橱，鹿鹿知道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在衣橱的抽屉里。红卫兵抄走了存折、鹿鹿母亲的贵重首饰和两块手表，手表是父母准备给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哥哥将来的毕业礼物。红卫兵接着把鹿鹿家所有的箱子都撬开了，又翻出一套值钱的银餐具。这时一个街道居委会的干部跑进来，问领头抄家的老牛是否有介绍信，老牛拿出盖有女一中红卫兵总部图章的一张纸，纸上写着“日本奸商”某某某，如何如何。鹿鹿的父亲解放前曾就职南京盐业公司，解放后他为了表示对自己的历史有充分认识，在向党组织交心的材料中写道，听说当时南京盐业公司的背后有日本人，我所在公司的后台听说是与日本人有关系的某某，但是我们从未见过此人，我当时真不该进到那样的公司。
和平时期党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严”，文革前仅凭个人交代的这几句话就给鹿鹿的父亲定了个“一般历史问题”。文革中升级为“里通外国”，革命组织花了一大笔差旅费出去外调，却没有落实一个可靠的证据，结论是：有严重历史问题，但证据不足。
鹿鹿的同班同学，红卫兵头头老牛和大雁，用一块布被面将所抄物品，银器首饰等包成一包，连同存折一起拿走了。几个箱子里的衣物没动，都贴上了封条，她们还在窗户上糊了张大字报，“奸商”某某某听着……，最后是勒令不得将这些箱子打开。
晚上，鹿鹿的母亲下班回家，看到家里被抄，庆幸自己没在现场，在那个红色恐怖的８月，北京城抄家打死的人，数以千计。思前想后，母亲把藏在洗衣粉里的几根小号的金条包好让鹿鹿到学校交给她们班的红卫兵。母亲的这个做法是完全正常的。第一，当时这些金子很难变现换成钱，六十年代以来黄金管理越来越严，拿到银行兑换必定要查持有者的来历；第二，藏是绝对藏不住的，这样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宅院，随时会有抄家的进来，一拨抄完一拨又会来抄，一旦被发现，全家人都有生命危险。果然不久鹿鹿哥哥的对立派，中国科技大学的红卫兵再次来抄了家，他们把房间的地板都撬了起来，什么也没发现，就把那几个贴封条的大箱子搬走了。
鹿鹿把母亲给她的几根金条，脸对脸、手递手地交给了红卫兵的头头老牛，现场只有两个人——鹿鹿和她的同班同学老牛——没有旁证。
鹿鹿是在工作组时期被班里的红五类核心组打成反动学生的，工作组1966年6月初进校，7月底撤出。工作组进校后学校就停课了，全部时间都用来搞文化大革命。原来的团组织瘫痪了，原来的班主任靠边站了，在工作组的安排下，学校成立了红五类出身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各班也都成立了红五类核心组。工作组指示各班的核心组抓各班的反动学生，老牛和大雁分析来分析去，把反革命分子的目标锁定在了鹿鹿和卢勤身上，卢勤出身不好而被老师重用，在班里当过两年团支部书记，这是阶级路线的问题。
工作组1966年夏天抓的反动学生，比较著名的，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按说都是反工作组的，鹿鹿不但不反工作组还对工作组完全信赖，为什么会是反动学生呢？就是因为对于斗班主任张老师持不同意见，鹿鹿和几个同学比较同情老师，特别年纪轻轻的张老师有孕在身，两派辩论起来，鹿鹿她们说，还是要讲点人性，老牛狠狠地说，什么人性！是资产阶级人性！带着问题和委屈，鹿鹿她们去找工作组，陈述过程中，鹿鹿突然瞥见了桌上关于师大一附中抓右派学生的文件，心中一怔，但她还没意识到自己撞到枪口上了，她只是扫到了文件的标题，她还不知道，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工作组已经宣布师大一附中是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学校有77%的班主任被斗争围攻，有150名师生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一个班全班被打成“右派班”。而且，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已经对陈永康等反动学生开了3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最长历时8小时，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默许下的武斗，有同学打了陈永康。
只有鹿鹿出身是资本家，那几个和鹿鹿在一起的同学都是职员出身，很快鹿鹿就被定为持不同意见者的“黑后台”，成为工作组治下的反动学生，在班里受到批斗，那年鹿鹿17岁，高中一年级。
虽然工作组在学校只待了两个月，但是工作组留下的路线方针继续统治着女一中，比如说，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革命的力量。7月底工作组走了，各班的红五类核心小组还在，正式转为红卫兵领导小组，学校有了统一的红卫兵组织，这就是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红卫兵。正是血统论红卫兵，在工作组撤走后，制造了红色恐怖的八月，他们为所欲为，在社会上他们打砸抢，在学校里他们对老师同学的斗争加速升级，同班同学抄鹿鹿的家，鹿鹿向老牛交出金条，就是在这个期间。
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8月17日下午，老牛对鹿鹿说，明天毛主席要接见革命小将，你不能参加，但你晚上必须住到学校里来。鹿鹿哭了，她恳求老牛说，请相信我，我是要革命的。老牛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今晚8点到校。
那天妈妈下班晚，还在做饭，鹿鹿该去学校的时间到了，她没吃饭就走了，妈妈做好晚饭追到学校，问鹿鹿发生了什么事，鹿鹿谎称要值班。她们班在教室里过夜的只有鹿鹿和卢勤，两人一夜无话。女一中的每个班几乎都有这样的同学，出身不好的，八一八的当天她们被集中在学校的食堂里看电视，看伟大领袖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现场直播。鹿鹿发现还有她在学校篮球队的两个队友，她们比鹿鹿小，是初二的，大家都闷着相互不打招呼。电视机里口号震天、欢声雷动，电视机旁这满屋子应该同样是兴奋雀跃的女孩子，她们同样热爱毛主席，她们却是一片沉寂，鸦雀无声。
这件事充分说明在1966年的8月，北京的中学并不是权力真空，笔者记得，八一八毛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的100万红卫兵，全部是秩序井然地列队入场的。如果在工作组撤走后学校是权力真空，那么谁有权将鹿鹿这些同学从8月17日就管制起来、不能回家而失去人身自由的？
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6月，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落实查抄政策、界定善后工作、退赔查抄财产，发了个文件，即《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妥善解决“文革”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通知》，其中第二条说：
鹿鹿父亲的工作单位是音乐出版社，单位落实政策派人到西城区查抄办公室去查女一中红卫兵的抄家物资，查抄办规定，只要清单上能查到鹿鹿父亲的名字，他名下的东西就可以退赔，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女一中抄家财物的清单。接着，音乐出版社又根据鹿鹿提供的两名抄家的红卫兵头头，大雁和老牛，要她们出具证明，大雁是汪东兴的女儿，其时汪东兴正受审查，大雁精神处于不正常状态，无法提供证明；而老牛，则写出一个“记不清了”的证明。因此尽管鹿鹿家人开出了详尽的被抄财物清单，但是由于抄家者没有提供肯定的证据，所以除了存折上的钱，女一中红卫兵抄走的首饰银器等贵重财物没有得到应有的退还或补偿，反倒是科技大学红卫兵搬走的几个装有衣物的箱子，因为有清单，退赔了一些钱。
老牛后来很发达，上大学和出国留学，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起，老牛在外交部、体改委任职，后来又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企担任要职，当上了她本人曾经最痛恨的里通外国的“奸商”。班主任张老师可没那么幸运，因为被斗受到严重刺激，胎死腹中，后来就终身不能生育了。同样被斗的卢勤后来成了少儿出版界的首席专家，闻名全国的“知心姐姐”。
鹿鹿受到母亲的责备，是你把抄家的同学带回家的，为什么你的同学不肯如实出具证明？鹿鹿不在乎什么退赔，钱是身外之物。整整8年艰苦的内蒙古农村的插队生活进一步磨练了她文革遭遇的耐受力，恢复高考后她进入大学，毕业后成为高校的一名语言学教授，为了讲好古汉语课，她通读了《史记》，现世生活的种种压抑和不公，她都在《史记》层出不穷的悲剧中找到了历史和文化的依据，司马迁让她更有了一种饱览天地、透视人间的视野，只是她对手递手交给老牛的那几根金条的去向，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少年式的好奇心，她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同学。
终于有好事的同学在一次小聚会上把金条的事情摆在了老牛的面前，老牛将怎样回答这提问呢？笔者替老牛设想了三种回答，都将使她不再受到追问。
第一种回答，那几根金条交到学校的红卫兵总部了。前面说过了，女一中红卫兵的抄家财物没有清单，全部糊涂账，老牛交了，她就没责任了，身为部长女儿的老牛想必不会缺钱，再有什么问题就是红卫兵总部的事儿了。
第二种回答，那几根金条交给汪大雁了。当时大雁领导老牛，交给大雁顺理成章，接着查得出查不出下落，也肯定没老牛什么事儿了。
第三种回答，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天，人挤人，那几根金条挤丢了。确实，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2003年12月6日在凤凰卫视作客访谈节目的时候，回忆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说当天散场后，天安门广场的地上有不少掉落的金条，她说广场上被接见的不会有资本家的子女，可以推断那些金条都是红卫兵抄家得来的。当百万人欢呼雀跃的时候，人群拥挤碰撞，不知不觉金条金块从衣服口袋里掉落到地上。那时首都的治安由叶剑英管，叶向真说：“看着这些金条啊，他（叶剑英）说，这把我们年青一代搞不好都毁掉了，他说这么一句话，别的再没有了”。如果广场上这些金条也有老牛掉落的，笔者也就不再追问。
可是老牛是怎么回答的呢？她竟然说，哪有什么金条，鹿鹿记错了。对不起，究竟是谁，记错了？或许，文革，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永远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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