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开着飞机来接我，可33年后我才见到他
父亲曾开着飞机来接我，可33年后我才见到他
我的成都知青朋友——李幼鹏
父亲曾开着飞机来接我
可33年后我才见到他文字：李幼鹏 止戈出品
可33年后我才见到他文字：李幼鹏 止戈出品
她见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压低声音激动地说：
“你赶快回家，你妈妈来找你了！”
“妈妈”二字犹如电流一般将我击中，我一下呆在了原地。
那是1978年的夏天，命运忽然在一瞬间改变，我欲哭无泪，欲笑无声。
小时候，心里一直有个巨大的疑惑，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我却没有，他们去哪了？
相依为命的姑婆告诉我：“你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他们说过要回来接你的。”
6岁那年，我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
1951年，大舅舅将4岁的我和姑婆从老家资阳接到成都一起生活。
舅妈、四个表姐妹和我（右二）
1953年，成都开始登记户口。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工作人员，在登记完大舅舅家的四个女儿之后， ⼯作人员指着我问我外婆：“那个小男孩是谁？”
外婆答：“是我女儿的小孩。”工作人员说:“那他应该回他妈妈那里去登记。”外婆又回答:“他妈妈爸爸在台湾。” 好心的⼯作人员建议，要我以后用妈妈的姓，这样与户主⼀致，方便登记为养子。
从此，我的姓由“李”改为“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的下落，但他们为何要去台湾，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没有人告诉我。
登记为大舅舅的养子后，在长辈的授意下，我开始改口叫大舅舅“爸爸”。尽管终于有了爸爸可叫，但我仍止不住地思念亲生父母，常常一个人发呆，想象父母的样子。
上小学后，我在一篇作文中给妈妈写了人生中的第一封信，但我知道这是一封无法寄出的信。那时候我已经明白，台湾，是一个我去不了的地方。
让我没想到的是，舅舅一家为抚养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62年舅妈被逼离职；大姐上不了大学；成绩优秀的⼆姐只能上最次的林业学院。
尽管舅舅⼀直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但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仍被抓进牛棚狠狠地收拾了一场。
舅妈失去工作后的一天晚上，大舅舅召集家里所有的孩子谈话：“大家都知道老三是二姑妈的孩子，但二姑妈一家去台湾了。他从小在我们家长大，就是我的儿子，是你们四姐妹的亲兄弟，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永远要把他当作一家人。”
15岁的我尽管还不能完全明白，为何我会给全家带来这样大的影响，但大舅舅的一番话，仍令我感动不已，而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奋读书。
1965年夏天我18岁，参加了文革前最后⼀次高考。考毕交卷，感觉甚佳，放榜之日，却名落孙山。
升学不成，工作不给，只能下乡。
我参加了“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为第四期学员。半年集训完毕后，于1966年3月到凉山西昌插队落户。
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存照，我（右二）
几个月后，文革爆发，红卫兵小将查抄学校档案室，偶然发现我的档案上早已盖有“此人不宜录取”的印章。原因为：父亲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现在台湾。
已经下乡的我得知此事，除了苦笑，无可奈何。父债子还，夫复何言！
转眼到了1974年夏天，我已下乡整整八年。粗重的农活、枯燥的生活、贫瘠的乡村、彪悍的民风，磨练着人的筋骨，考验着人的意志。
在多年的知青生涯中，我曾睡在坟地看守梨园，差点被偷梨山民一梭镖刺进肚子；曾被造反派用枪指着头逼我走向武斗战场；曾为砍柴在深山老林的草堆中过夜；曾赶马车被惊车的马踢得满脸是血；曾路遇狼群吓得眼冒金星；曾挥动大锤打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右）的知青岁月
悠悠岁月，带走了人生宝贵的青春年华，汗水、屈辱、艰辛、孤独，挣扎交织在一起。眼睁睁看着大批“老三届”学生在最高指示指引下涌向农村，又目睹大招工把根红苗正或有关系的知青调回城市，我这样成分高的知青，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扎根农村，一辈子靠挣工分吃饭的现实。
那一年，全队贫下中农一致推荐我上大学，并郑重地在推荐表上按下手印。我心中又一度燃起希望。
推荐表上呈，经小队、大队、公社、区、县审核，最后送进招生办，划为百分之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类别候选。但因为父母在台湾的背景，招办上下其手，我最终被划出名单，再次与上学无缘。
在整整九年的知青岁月后，舅舅努力设法于1975年将我调回成都，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当了喷漆工人。
1977年上半年，全国即将恢复高考的风声不胫而走，我又悄悄看起书来。漫长的知青生涯，学过的知识早还给了老师，我只有每天下班后，挑灯夜战。
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进考场的那天，翻阅试卷，只觉得与十二年前的高考相比，试题水平相差万里。提笔作答，如砍瓜切菜，一挥而就。交卷出场，如释重负。
1977年我的高考准考证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做体检，之后便再无音讯。辗转了解得知，工厂按招生委员会的通知，准备好我的政审材料递交公司上级，但公司以我父母在台湾为由，扣下了政审材料，根本没有呈送招生委员会。事情便到此为止，结果仍是不予录取。
1978年夏天，国内的政治空气已逐渐宽松。刚在高考中丢盔弃甲的我又面临着两个选择，举棋不定。
一是趁国家给“老三届”最后一次机会再参加高考，倘若录取，因为工龄只有三年不能带薪学习；二是管辖我所在工厂的成都市第二轻工业局，正在筹办全国首例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大学。
经厂方推荐，我先参加了职大的入学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列入待选名单。职工大学校长在得知我犹豫是否再次参加高考时，当面向我承诺进入职工大学绝无问题。上职工大学是带薪学习，我放弃了当年的高考，专心等待开学。
谁知命运又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直至职工大学开学之日，我也并未接到入学通知。工厂领导十分不解，多次派人去公司陈情：该员工进厂以来，历年均是先进生产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何况该人连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影响从何而来。
外婆抱着我与家人合影
但公司仍坚决拒绝了厂里送我入学的要求。
记得那年成都的夏天非常炎热，当人生最后一扇大门被关上后，我的心却犹如落入冰窟。
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无钱无势、无为无家，人生的路似已走到尽头，每天如行尸走肉般过日子，感觉活着已经没有意义。
那时唯一支持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此生尚有一个愿望未了——骨肉团聚。昔日淡薄的印象在每一次起伏之中逐渐加深，思念随着一次次波折日益增强。
我在心里一遍遍呼喊：爸、妈，你们究竟在哪？
文革中，舅舅家被抄家，搬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家中住房很紧张。回成都工作后，我常常不得不到处借宿。
七月中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临时住处，发现门上有一张姐夫留下的字条：
家中发生特急之事，无论你何时回来，请马上回铁路新村，我们已经到处找你很久了。
看完纸条后，我犹如惊弓之鸟，立即往家里赶，心中七上八下，感觉家里即将大难临头。
为了心理有个准备，回家之前，我先绕到一位邻居朋友家，想搞清楚情况。当我在楼下喊朋友名字时，他妈妈探出头来神秘地说：“他出去找你了，你快上楼来我告诉你。”
在步上三楼之际，感觉犹如走向断头台一般，内心恐惧之极。朋友妈妈见到我，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声激动地说：“你赶快回家，你妈妈来找你了！”
犹如被电流击中，我呆住了！
在从朋友家走回舅舅家不过二三十米，过去近三十年的日子像翻书般迅速地在脑海中过了一遍，酸甜苦辣、荣辱悲欢一起涌上心头。
走进家，舅舅有些埋怨：“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说着，郑重地将一封信放到我手里。信封上，贴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外国邮票。
那是我的母亲给舅舅的信：
当时，舅舅、舅妈和姐夫都紧张地看着我，估计我会大哭一场。
但看完信后，我只笑了笑，轻轻地说了一句：“我妈的字写得好，与舅舅的字一模一样，看来确实是一家人。”
我说完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开始商量回信的事。我坚持第一封信先由舅舅回，以后我再回，毕竟父母走时，我还不会写字，他们不认得我的字。
大舅舅告诉我，妈妈的这封信来得十分不易。那时候父母与我们已经几十年未联络，只知道资阳老家的地址，于是将信寄到了老家。但老家旧址早已荡然无存，幸亏邮递员认识我在老家的小舅舅，于是就将信交到了小舅舅手中。
小舅舅收到信后，一看落名吓坏了，不敢打开，直接把信交到了单位领导手中。领导对他说，组织不管这个事，让他自己处理。小舅舅这才打开信，看过后，再把信寄到了成都大舅舅手中。
那一夜，独自躺在临时住处的床上，彻夜难眠。万千往事涌上心头，像放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百味齐聚，分不清是喜还是悲。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仍清晰记得1978年的那个夏天，命运忽然在一瞬间改变，欲哭无泪，欲笑无声。
后来，我收到了妈妈写给我的第一封信：
三三：
当妈妈看到你的来信及照片时，你可知道妈妈是如何地高兴，可是心中却是止不住的刺痛。这长长的二十九年中，虽然我们音讯隔绝，但我和你爸爸总是随时在思念着你，心里的一切苦衷也无法向你倾诉，你要原谅妈妈和爸爸。现在就当我们是团聚了吧（今天是中秋团圆节）。
你能有今天，多亏了大舅他们的栽培，将来要好好地报答他们，妈妈和爸爸更不知要如何感谢才好。
……
上世纪四十年代父母合影
我也收到了爸爸给我写的信：
三三么儿：
获来书翻阅，附寄几张照片，犹似梦中幻影，是也非也，精神忽陷痴迷之中，凝情遐思，泪似泉涌，良久不能自己，无法执笔成书。成都相别之时，我儿尚在梦中，每忆晨起醒来叫妈唤爸之声，犹如钢刀刺心之痛。
爸妈二人平素闲话家常时从不敢提起么儿，云天相隔、音讯渺无，亲情深似海，倍增悲痛，此情此景之感慨，非亲身经历者绝难体会于万一。
三十年来无一日不思亲，无一日不念子，强颜欢笑，痛在心头，感谢大舅、四舅全家人对你的爱护，感谢国家对你栽培，更感谢姑婆对你的养育恩情，遥望故乡，盼姑婆在天之灵能领悟爸妈终身感激之情。
……
想给你大舅写信探听你们的生活情况，岂止百次千次，每每都被激动的心情所阻挠，模糊的泪水淹没了视线而无法执笔。
三三，你长大了，既生你而不能养你，为人父母者愧对我儿，今后如有所需，必定全力而为，以补偿三十年来愧对么儿之情，以偿父母老年之心愿，无奈蓝衫一袭，清风两袖，万一不能如愿时，亦盼么儿体谅。
……
父亲在后来的信中告诉我， 1949年初春，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他奉令携带家眷撤退台湾。当时我刚两岁，不巧正在生病，全身长满大水泡。父母权衡再三，决定先带两个哥哥去台湾，把我交给姑婆暂时抚养。打算去到台湾安顿好住所之后，再回来接我们全家老小。
当时，去台湾的还有妈妈的五妹，她丈夫是父亲在笕桥空军官校的同学，也是一名空军。妈妈的三妹及妹夫则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就作为工程人员去了台湾。
1949年底，父亲奉命驾机到海南岛，本准备借此机会飞赴四川将我们接到台湾，谁知时局变迁，那时候成都机场已无法降落（当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父亲压抑着心中的痛苦，在海南岛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台湾。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瞬间的决定，就此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我在信中告诉父母，他们走后，姑婆把我带回资阳抚养，后来舅舅又把我们接到成都生活，直到我读完高中。
“很遗憾姑婆没有等到你们的消息，她老人家1974年过世了，不过她的骨灰我没有入土，我一直把它带在我身边。当年你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祖孙二人，我不愿意有朝一日你们再见到我们时，只有我一个人。”
（姑婆是我外公的五妹，早年孀居无后，一直在我家帮我母亲照顾我们兄弟三人。）
1982年，父母兄长帮我办妥一切手续，移民加拿大，我成为改革开放以后首个移民加拿大的成都人。
那年，我陪大舅舅、大舅妈过完春节后，才启程赴加拿大。临行前，我与他们二老特意合影留念。那么多年，在感情上，我早就将他们视作亲生父母。
我先是从广州经深圳到香港，再转飞父母所在的多伦多，二哥专门赶到香港接我。
当飞机终于平稳降落在多伦多国际机场时，我内心的激动已无法用言语形容。走出通道，只见父母和一大群人早已聚集在接机大厅，我扑向父母，喊出一声“爸、妈”之后便再说不出话，只是和母亲一味抱头痛哭。
可谓“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次日，大哥一家也从台北赶来，天各一方的家人在分别33年后，终于第一次走到了一起。
我们按三十年前旧照片上相同的位置，一一合影。两位哥哥告诉我，那么多年，他们一直把我们小时候三兄弟的照片放在身上。
多年失散的儿子回到身边，父母对我的心疼劲可谓无以复加。那是我人生的幸福时刻，有爸爸妈妈，有哥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不过，分离三十年后再聚，由于各自的经历、背景、遭遇各异，即使是亲骨肉也需要时间去重新认识理解。
正因如此，浓浓的亲情中也包含着些许惋惜，周密的爱护下流露出丝丝遗憾。在我们思想的交流中，混杂着台湾父母与大陆儿子的细微差异，这些差异，小可化为“洋”与“土”的摩擦，大可演变为认识上“国”与“共”的对立。
我与父母在加拿大
为了我的新生活，父母操碎了心，恨不能掏空一切，弥补三十多年来对我的亏欠，不过我执意要靠自己闯出一条路。
到加拿大一个月后，我开始找工作。1982年的加拿大经济十分不景气，不会英文的我一开始连洗碗工的活儿都找不到，在被拒之门外若干次后，我终于在肯德基（KFC）找到第一份工作。
有了稳定工作养活自己，读书的念头又浮上心头。在埋头“炸鸡”两年之后，经理终于同意将我的工作时间调整为下午，我这才有了时间去学校学习英文。
1985年8月初，国内的两位舅舅和大舅妈来多伦多探亲，台湾两位姨妈姨父也先后赶到，母亲一辈兄妹五⼈，在离别36年后终于团聚了。
离别36年后的五兄妹机场相拥痛哭
“历尽劫波兄弟在”，机场相见的那一刻，五位老人激动不已，含泪紧紧拥抱在一起。妈妈哽咽许久，对我的大舅舅、大舅妈当面道谢：“大哥、大嫂，谢谢你们帮我抚养了老三，没有你们，就没有他的今天。”
在舅舅们来后一个月，妈妈突发脑溢血过世。
此生，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前后只有短短5年半，子欲养而亲不待。
母亲走后，父亲常常和我们回忆过去，我才慢慢了解了他的前半生。
父亲1914年出生在河北保定，抗战前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1936年，满腔热血的父亲投笔从戎，考入杭州笕桥空军官校，成为第九期轰炸科学员。
学成后，他随部队转战各地，在成都太平寺机场驻防时，经长官介绍认识我的母亲，母亲时任太平寺成都空军司令部中尉文官。1940年，两人结婚。
父母亲（中间）结婚照
在抗战中，父亲驾驶轰炸机时，曾两次被日本敌军击落，他靠跳伞才捡回命。
第一次跳伞是在敌占区，他化妆成老百姓，历尽艰险才回到部队。当时，部队以为他已经阵亡，我母亲领了一个月抚恤金后，他才回到部队。第二次跳伞是在中方占领区，当地老百姓救了他并帮他送回到部队。
父亲曾无比自豪地告诉过我：“抗战最后一仗我打过！”
那是1945年年中，父亲已是空军少校，在湖南芷江参加中美联合轰炸大队，与日军血战。那时他驾驶轰炸机不停地起飞、投弹、降落、加油、挂弹，再起飞……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北京，参加华北战场的空军调度。1949年离开大陆时，他已经是空军一级少校，曾获得不少勋章、奖章。
父亲于60年代退役，直至1976年母亲退休后，他们两人随我二哥一起移居加拿大。
1988年，父亲第一次回国，先到四川资阳给我外婆和姑婆上坟。感谢姑婆对我的养育之恩，并亲自给姑婆写了悼文。
父亲抚碑老泪纵横
而父亲去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家保定，经常一住就是半年，就为了能经常到爷爷奶奶的坟上去烧香跪拜。
父亲怎么会想到，1949年一别，就是永诀。
1990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乔治.布朗学院隆重的毕业典礼上，我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
“Mr.Youpeng Lee, graduated with honour!”
爸爸和我
在父亲欣慰的目光中，我缓缓向主席台走去，那短短的几十步的路，是我25年来的期望、挫折、挣扎和进取的戏剧人生。
那一年，我已43岁。
父亲于2006年安详离世。2016年6⽉7日，我收到台湾寄来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证书。
看着这一纸证书，我常常陷入沉思，父母如能看到，这是否能抚平历史给他们造成的创痛？
文字：李幼鹏 编辑：谢莹 排版：王碧蔚
我的成都知青朋友
——李幼鹏
不久前，从某公众号上读到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侨学者写的文章，文章题目为“父亲来接我，可三十三年后我才见到他”，作者署名李幼鹏。一看文章题目，眼球便被吸引住，顺着往下看不久，就有此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再细读并参照所附的一些照片，于是确定认识这位作者，他是我参加工作不久后认识的一位成都知青朋友，并清楚记得他当年名叫廖幼鹏，不是用现在文章中的这个名字。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知青，知青见知青，语言相投自来熟，彼此很快就成了朋友。我们是上世纪70年代初相识的，那时我刚经历了从知青到工人的角色转变，成为了号称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名成员，而此时这些知青朋友尚待在农村，还须终日无奈地在广阔天地里用锄头扁担丈量着自己的青春岁月，想必他们无时不刻在仰望苍天嗟叹命运，无时不刻思念自己打小居住生活的城市。儿女在这里天天想，父母在那边夜夜盼，一日盼一日，何日彩云归？
我参加工作时的单位是四一〇厂，该厂当初是为攻克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难关而建的中间实验基地，隶属冶金部，那时厂名冠以数字代号的带有保密性质，厂规模虽不大，但资金优厚政治地位居前。该厂位于四川省西昌县，厂区（含生活区）距县城约七、八公里，距县城虽不过几公里远，但在那个年代已算是荒郊野外了，所幸的是，从厂区和生活区间穿行而过的国道108号公路，在近城区的路段已有公共汽车开行。我初进厂时的工种是水泵工，负责看守管理几台深井水泵，水泵房建在厂区外小庙公社泸川大队的农田中。
我们上班需出厂门，跨入一条与海河平行的机耕道，南行约2公里才到达。与四一〇厂毗邻的这条河，其源头是著名的高原湖泊邛海，河水最终汇入安宁河。河道最初呈东西走向，河水在四一〇厂附近折向南流后，河床下切河道变窄，河床变深水流湍急。河流两岸堤坝上，高大的树木直立挺拔直冲云霄，茂密的枝叶像无数双巨人的手臂，紧紧扣抱罩在河床上空，有些低垂弯曲的枝叶浸泡水中，长年漂浮在泛着绿色漩涡的深不见底的水面，在这里，水是绿的，地是绿的，天是绿的，空气仿佛都被调染成浓郁的绿色。丰饶的海河水滋润着两岸的土地，河流西岸是泸川大队广袤平坦的农田，东岸是小庙公社袁家山大队，成昆铁路西昌车站就坐落于袁家山脚下，泸川大队附近的几个生产队，在近河的土地上种植了大量的梨树，初春时节来到梨园，只见盛开的梨花将天地装扮得素洁芬芳，夏秋之际再来这里，枝繁叶茂，林荫轻拂，即将成熟的果实已散发出沁人的芳香。这里出产的芝麻梨、水冬瓜梨以其皮薄肉嫩汁多香甜的味道享誉各方，黄酸梨、馍馍梨等一些品种也各具特色适合不同口味爱好。
泸川大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堪称殷实富庶之地。它距县城不算太远，又毗邻一座各方面条件不错的工厂，说实话，在这里当知青，要比许多深山沟里强多了。首先这里通电，其次还通自来水，从我们厂通向深井泵房的高压线路有潜能给沿途农村供电，所以这里的大部分家庭都安装上了电灯，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要想用电可不是件容易办到的事。从水泵房到厂里的输水管道需经过几个生产队的地面，所以，从主管道分接出些支线管道，装上开关闸阀，提供洁净的饮水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供水是否收费，当时没太在意不清楚，至于用电，厂里有专人按时前来根据电表计数收费，此事能被记住缘于我后来当过电工，印象深刻。
我们上下班都要从村边走过，久而久之，与这里的许多农民及下放这里的成都知青熟悉起来，不仅是知青，村子里的老人小孩见了都叫我“小曾”，而我常常连呼唤我的小孩是谁家的都没搞清楚。廖幼鹏是我认识的知青朋友中的一个，最初认识他时常听别人叫他“尿罐儿”，听起来太不雅观，但几乎大人小孩都这么叫他，他似乎也不太在意无所谓，每当有人招呼他的时候，他稍微抬头，从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面送出一丝浅浅微笑，不烦不恼听你诉说。
幼鹏兄身高约1米75左右，体型略显廋削，但肌肉结实有力，属于从事田径运动尤其是短跑类运动员的身材，五官轮廓线条清晰，透露出一股英俊之气。讲话语速不快不慢，声调平和，沉稳有度。他于文革前一年高中毕业，因没有考上大学，于1966年初报名上山下乡，从成都来到偏远的凉山腹地西昌，后来他妹妹廖政兰、廖一清被全国性的上山下乡政策驱赶投靠哥哥也来到这里。我七十年代初认识他们时，就知道他凭借一己之力，已建起了自己的住房。房屋样式是川西南地区典型的正三间木结构建筑，墙身夯土或用土坯砌成，墙面再涂抹一层草筋泥，起保护作用并使墙面整洁美观，这种房屋抗震性强，冬暖夏凉很实用。初次走进他的房屋，见墙面平整干净，草筋泥保护层新鲜光亮，估计建成的时间不长。有一次闲聊时，他指着自己的房屋无不自豪地告诉我，墙面的塘泥全是他亲手搪抹上去的，当地的农民都赏识他这一手技术，他搪抹的泥灰厚薄均匀平整光洁，现在几乎家家修建房屋都要请他去帮忙，做这道增光亮色的工序。我知道，当时众多知青都只能居住生产队提供的或新或旧的集体住房，自己建房的实在太少，“人活着就要活出质量”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真能付诸行动的人却不多，从这一点就可显现他坚强踏实的性格和顽强的生活能力。幼鹏兄稍比周围知青年长，平常又待人和气大度，附近生产队的知青伙伴都尊敬他，有空喜欢来他屋里闲坐聊天，有时伙伴们在他屋里聊天时会突然争辩起来，当情绪激动争执得不可开交时，经他几句轻言细语，立马会让激情的场面淡化成几缕圆圆的青烟飘逸散去。
幼鹏兄下乡插队前参加过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校招生考试，当然无论他考试成绩怎样优秀，受家庭政治问题牵连，不会被录取。我当时就听说他的身世有点复杂，父亲去了台湾，他改随母姓“廖”，按当时阶级划分标准，台属家庭是黑N类中最黑的一类了，处处受歧视何谈考大学，只要能在被放逐农村后，不被限制自由，能平安无事生存下去就不错了。幼鹏兄能在逆境中冷静地直面人生，既没有整天长吁短叹怨天尤人，显现一副让人哀怜的弱者形象。也没有盲从地轻信“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说教，另呈现一种畸形的亢奋状态，他说话待人，给人一种不卑不亢的感觉，堪称是一个思想早熟、谙事不惊的智者。幼鹏兄性格宽厚和蔼，家里宾客不断，有一次，几个知青朋友在他家里聚餐，杀鸡炖肉还张罗有“五粮液”美酒，不幸被我这个不速之客撞上，白吃一顿后的我，酒意朦胧、步履飘然信步离去。在我们相识一段时间后，由于经济建设开始走上正轨，不少成都知青陆续离开农村，至今还记得刘茂昭和苏克义被招到西昌建筑公司当工人，彭昌林到西昌林业勘测大队成为测绘员，张安琪、张惠兰兄妹被招工回了成都， 但一直没有听到关于廖家兄妹等几个知青的调动消息。后来我因为工作变动没有继续在深井泵房上班，平常也无暇到这里玩耍，渐渐地相互联系减少，最后失去了联系。有一次去一个知青朋友家归还所借的两本书时，只见房门紧闭不见人，至今那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英语教材仍然躺在我的书箱里。
如今读到幼鹏兄的文章，更详细了解他的身世。他生父姓李，曾是国民党军的一名飞行员，抗日战争期间多次参加对日战斗，战斗中他父亲驾驶的轰炸机曾两次不幸被击落，经跳伞死里逃生捡回性命，返回部队后又不顾安危重上战场，抗战胜利那年，李父已升级为一名空军少校军官。1949年初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李父奉命携带家眷撤退台湾，但此时两岁大的幼鹏因病没法带走，父母只好先带走两个年长的子女，暂时把他交给姑婆抚养，打算到台湾安顿下来再回来接他和其他家人，李父曾于1949年底驾机到海南岛执行任务，本准备借此机会飞到四川将他接走，谁知道时局变迁难料，当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李父压抑着心中痛楚，在海南岛执行任务后直接返回台湾，从此一家人骨肉分离。后来姑婆带着他从南充来到成都，寄住在舅舅家，和舅舅家一同历经岁月沧桑。1975年他历尽艰难回到成都在一家小厂工作，尽管工作认真努力也获得过一些荣誉，但在面临人生一些重要关头时却屡遭挫折：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参加过一次高考，但在录取阶段被所在单位卡住政审材料不予上报；当决定就近入读企业自办职业大学而放弃再参加高考之后，有关领导却对当初的承诺食言反悔，希望又一次落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的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奈何风刀霜剑严相逼，竟永无休止之日？直到1982年，历尽艰辛，在与家人离别33年后出国到了加拿大，他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他到加拿大后，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克服困难刻苦学习，终于在他43岁这一年，取得加拿大多伦多乔治布朗学院的大学毕业文凭，从此能在异国他乡有尊严地生活。纵观他人生历程，堪称充满了期望、受挫、挣扎、进取的戏剧人生。
从幼鹏的文章中还得知他其它的一些情况，已不必在此细说。现在知道他的详细情况后，我为他最终骨肉团圆、学业有成、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而欣喜，隔着大洋为他祝贺。我想，幼鹏兄在海外生活多年后，有时或许会泛出些不可名状的乡愁，或许他会想起位于大凉山的一座古老城市——他曾经生活近十年的西昌，想起他知青时代村后那条永不干涸的河流，想起他看守生产队梨园时遭遇过的惊险夏夜，想起他亲手修建的沐浴在冬日夕阳中的青瓦土墙的温馨小屋……我只想在此告诉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建成的成昆铁路已改造成电气化铁路，车速和运力得以提升，途径西昌的高速公路也已建成多年，成昆高铁线路指日全线贯通，届时从西昌到成都、昆明两地，综合衡量或许乘坐高铁比乘飞机更方便划算，外地游客来到西昌从此不再担心因铁路故障被困锁凉山。还有，流经他们村后的那条海河，从四一️厂附近至安宁河的这最后一段，已被扩宽了数倍，河道两岸开辟出宽阔的观光步道，完成了由灌溉防汛到观光休闲功能的巨变。不过，他们下乡插队时的村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已被列为城市新区的改造项目中，曾经柳枝垂檐、鹅鸭塞巷的乡村画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簇簇高大的灰色楼群。几年前我偶然从那附近经过，双目所及一遍空白，除了海河岸边的一座寺庙尚存且在扩建外，古老的村落荡然无存。如今我客居广州多年，很久没回西昌，不清楚目前具体是什么样。试想，如果当年的知青中有人重返西昌，来到海河铁路大桥下，便再也辨别不清楚方向，见不到曾经的邻居和知青时代的家，找不回自己青春的投影，该是怎样的一番感触，喜耶，忧耶，抑或喜忧参半？
病榻前完成这篇文字，我心中轻松释然了，刚读到幼鹏兄写的那篇回忆文章时，就涌出想记下这些往事回忆的一股冲动，怎奈病卧在床迟迟不能提笔搁延至今。如今一表衷肠，唤几多知青情节忆河殇！我还想，我与幼鹏兄能否借助网络之助得以重逢？真希望我们能有幸在一个天幕明媚的日子见面、握手拥抱。但我也明白，彼此远隔重山万水，若无神雁传书，他恐难见到我的这些文字，想见面就更难了！但我祝愿，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冥冥之中，他会感悟到远方一个朋友的衷心倾诉，也会听到到我的小提琴为他奏响的一曲“何日彩云归”。
2022-07-28记 2023-08-18修改
作者知青时代的照片
曾继泽，文革前就读西昌高中68级，1969年以知青身份下乡务农，1971年参加工作，自小学入学到高中毕业（高中阶段遭遇文化革命），再历经上山下乡插队当农民、当工人、上大学、毕业分配工作至退休前，这期间除文革中躲避武斗、大学实习、出差、休假旅游，均未较长时间离开过老家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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