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死的二哥冯喆
冯喆：银幕经典形象集锦
我的二哥冯喆，又名冯贻喆，小名二毛，1920年出生于天津。大哥冯贻善，小名大毛，比二哥大五岁。
我最小，原名冯贻美，小名小妹，比二哥小五岁，也生在天津。我们兄妹成长在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们的父亲冯建统是广东南海（今佛山）人。冯家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官宦人家，三代红顶花翎，我父亲年幼时先就读于家馆，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左传春秋，因他天资聪颖，智商过人，又勤奋好学，小小年级就能写诗词，所以有渊博的古文基础。
随着祖父弃官经商，定居于武汉，父亲便入读了教会办的博文中学，开始接触西式文化的影响，17岁高中毕业考入上海美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21岁毕业后又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考取清朝政府出洋留学的官费，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外交。
我的父亲认为“弱国无外交”便退学转读哈佛大学商务管理和铁路管理学两个博士学位。因学习速度快，成绩又卓越拔群，毕业时间较官费提供的时间提前不少，便又选读了体育的硕士学位。他回国以后从事中国铁路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我们的母亲韦瑶珊是武汉大茶商韦捷成的女儿，从小受西方教育，就读于上海圣玛丽女校，是学校的女低音组歌者。这两个受过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即在我父亲出洋留学前奉双方父母之命，按照传统的包办婚姻结为连理，双双出洋留学，母亲在美先学音乐，后因生了大哥改学家政，他们回国时，大哥已经五岁。
我的父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父亲严肃，刚正，耿直，好学不倦；母亲则温柔，善良，和蔼热情。也许他们的性格相辅相成，使他们相敬相亲，我们得以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幸福家庭。
由于父亲是做铁路管理工作的，我们的家也跟着他的工作调动，沿着中国铁路主管线上的城市不断迁徙。
每次搬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多个用铁皮包角的大木箱，母亲总是对下人千叮万嘱要重点保护，成为我们家贵重财物的这些有着各种版套的古籍书，大厚本洋装书，在书房只允许儿子们去翻动的......
记得那是在武汉的时候，哥哥们都上了中学时，有个星期天，父亲把他俩叫到身边说，你们都长大了，现在我给你们讲讲冯家的故事。听说是讲故事，我也赖在一边不走。
父亲说：“你们的高祖父在清朝时做大官，因为官清廉，得罪了不少贪官。你们知道官场是十分黑暗的，就此被贪官诬害被打入监牢后发配新疆。那时交通不便是要一步步走去的。你们的曾祖，他的儿子随同前往。
到新疆后，高祖对曾祖提出要求：回去发奋读书，参加考试，等中举上榜后，再找能主持公道的人重审这起冤案。你们的曾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回到广州考中科举，当上了官，找到了可以为他父亲重审冤案的途径，终于使案情大白，洗脱了冤枉，可以平反出狱。
谁知曾祖长途跋涉把这好消息带到新疆时，高祖已经冤死狱中。他便又千里迢迢，再步行把父亲的遗体运回广东......
这件事情很快传到光绪耳中，皇上说难得本朝有这样的清官......这可以说是父亲的一次家训，告诫我们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及至“八一三”事变，抗战开始了，我们的生活就全变了。为了能使我们有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他在上海法租界桃园村租了一幢房屋，把两个哥哥送到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附中分别读高、初中，把我送到教会办的启秀女中读书。
父亲应宋子良之邀去西南战区主管铁路运输线。记得临行前父亲除了要我们照顾好母亲，语长心重地对我们说了一番话：”你们现在都长大了，要有自己的志愿，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一定要做好！”
冯喆3兄妹在上海桃源村
我们一直住着铁路提供的大屋，一下子住进拥挤的弄堂里，处处都是人，孩子到处跑，很不习惯，但二哥很快就和弄堂里的孩子们混熟了。周末从学校回来他们一块儿在弄堂溜冰，我也跟着去。桃源村附近有辣斐溜冰场，二哥教会我花样溜冰。
后来在一次上海市花样溜冰比赛中，我们俩还分别拿了男女冠军。二哥不仅和大孩子玩得来，还经常被许多小朋友跟着、围着要他讲故事，一块玩，当时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孩子王”。
但是，好景不长，双重打击落到我家头上。
先是大哥在学校体检时发现有肺病，父亲知道后送他去牯岭养病一年，哪知一年后回到上海发展成骨痨，从此，大哥自胸部以下被打上了石膏，石膏壳架在一个特制的钢架床上，只在下面开个洞方便排泄。当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可怕，为避免传染，母亲禁止我们进大哥的房间，一切由她料理。
可怜的母亲她从来没干过什么家务活，现在要照顾这么一个特殊的病人，就显得很狼狈。偏偏这时随着战事推进，战火连天，爸爸寄给我们的家用钱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没钱交学费，二哥只好辍学在家，当时才18岁的二哥突然变成了大人，为母亲分忧。每天一早他戴上大口罩、手套要去给大哥搞卫生。母亲不允，他笑嘻嘻地着举起双手说：“嘿！这不注意着吗？”
以后他常去大哥的房间陪伴他，还找来木板，给大哥做了个可以架在石膏壳上的小活动折叠桌，成了大哥的写字架、看书架。不知何时，二哥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吉他，常去给大哥弹唱表演。
要不就给他放唱片，或两人一起欣赏珍藏的邮票、火花。大哥有二哥常相伴精神好多了，二哥对大哥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母亲也顾不了许多，就不再多家阻挡。
父亲的钱汇不过来，没钱给大哥买药。当时的上海物价飞涨，药品奇缺且贵。大哥的病要维持，我们也要生活，没办法，便将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典当。二哥经常陪着母亲出入当铺或旧货店。
那时还让我念书，二哥就成了我的家长，交学费，买书，检查功课一切都是二哥。大哥的病使母亲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没钱治病她便求助于神灵，开始迷信菩萨，老去城隍庙烧香许愿，祈求保佑大哥，还变得很唠叨，成天不停地说这要消毒，那没消毒。二哥听着总是耐心地按她的吩咐做，母亲说他什么从来不回嘴。
当时的话剧演员韩非是二哥的溜冰玩伴，见二哥失学在家，人长得很帅，又能讲标准的国语，就建议二哥去报考他所在的上海剧艺社当演员。
二哥报考后立刻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二哥有了工作，我就去陪大哥。这时大哥教我英文拼音法，给我的英语打下了好基础。记得大哥一边教我，手上不停地给我织毛衣，后来由母亲消毒处理后让我穿上，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花毛衣。二哥有了点收入，对家里不无小补，从此他负起了家庭的经济重担。
我因读不起书，便也进了同茂剧社，这时二哥已经在剧中担任主角，当时我们兄妹经常同台演戏。
二哥的工资高一点，就由他养家，我的工资就为我俩的零用钱。当时演员的工资很低，生活清苦，深夜下戏都步行走很远的路回家，半路在路边吃点夜宵。
记得经常在发工资前几天，二哥会提醒我：“明天给大哥交牛奶费，今天晚上咱们买一块粢饭两人分，一人再喝碗豆浆。”到吃的时候，那块大点的粢饭糕，二哥是一定分给我的。二哥什么时候都先人后己，从小到大一贯如此。
剧社领导很注重对演员的培养，不定期举行戏剧讲座，讲者记得有：李健吾、宋琪等。还为演员安排基本功训练。请当时上海苏联芭蕾舞老师上芭蕾课，请国立音乐老师教演员练声。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为练声我一定要二哥给我租一架钢琴，二哥看了我一会儿就问我：“你能坚持吗？”我说：“怎么不能？”就这样，租来了琴。
因上海房子小，只二哥的亭子间能放，钢琴没法搬上楼，只好从窗口吊进去，费了这么大劲满足了我的要求，可是我练了没多久，就再听不到声音了。
二哥只说了一句：“我就知道你……”退了琴，他没有骂我，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做到父亲要求我们的“凡事一定要做好”。二哥的不语比骂我更有力。
当时我们后台的学习空气很浓，不急于后场的演员都是手上一本书，有人读乐谱，如卫禹平和我二哥都在学大提琴，二哥则考进上海国立音专。
一本《演员自我修养》被大家传阅得快散了，刚出版不久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更是传阅的热门书。大家比、看、背诵罗曼罗兰名句，总之文学气氛极浓。
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家人团聚指日可待。可就在此时，与疾病相持了七年的大哥却不幸去世了，没有等到见父亲一面。在他临终前我们被禁止接近他，只有母亲一人为他送终。那些天，二哥心情悲痛、沉重，一句话也不说。大哥和二哥从小到大一直形影不离，手足之情极深。
大哥患病后，二哥体贴入微地照顾他，帮助他。后来只是为了生活计不得已成天奔波，不能多陪伴他，我想二哥是为此而内疚。大哥去世对母亲打击最大，求神拜佛仍不断，样样消毒习惯仍不改，人则成了一位头发花白，身心憔悴神神叨叨的老太。二哥对母亲更是百依百顺，嘘寒问暖，尽量宽慰。
二哥这时已颇有名气，成为三栖演员，搞话剧、搞电影、搞广播剧，就此开始了电影事业的征途。
这时我父亲由云南直接调去粤汉铁路局任铁路专员，工作在广州。多年离别念女心切，便把我接去广州。
在此期间，从家信中知道二哥转至电影业为主，与上海柳中浩和柳中亮所创办的国泰电影公司签约为基本演员了，拍摄了《鸾凤怨》与顾兰君合演的《十步芳草》。由屠光啟导演与陈燕燕合演的《龙凤花烛》，由田汉编剧，应云卫导演与周旋合演的《忆江南》，由岳枫导演与王丹凤合演的《爱情，爱情》等影片。
1948年，二哥被组织派去香港工作，他和母亲来到香港后，恰好父亲也退休来到香港定居，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劫后重逢又得团聚，只是少了大哥。
冯喆与张光茹
不过二哥在香港做了他一生中第一次违背父母意愿的决定，和一位不被父母接受并且他也不十分了解的一位女演员（张光茹）结婚，后来张光茹却在运动中无情地揭发他。
结婚当天，父亲勉强地只是在主婚人必得出席的仪式的一刹那到现场，旋即离去。
1950年，二哥又被召回上海，从此和家人天各一方，关山远隔，我只能从宣传中及他的家信知道一些点滴情况。
但二哥家信中从来不吐露他的困难，只是报喜不报忧，怕给家人增添麻烦，甚至连拍《淮上人家》时，他在淮河农村被传染了血吸虫病险些丢掉性命一事，也瞒着家里。
我想二哥当时不会不知道跳进河水里的危险，但忠于艺术的他一定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拍摄。
不幸的是他和另外两位解放军被传染上了，血吸虫对人体的杀伤力极大，在血液里游走滋生，急性的会水泻不止致死，慢性的则会腹部肿胀，面黄肌瘦如活死人。
后来得知当时对他们的抢救方法是将水银注射进血管以杀死病菌，当然也对身体内脏造成损伤。
不幸中的大幸是二哥被侥幸救活，而另外两名战士都不治身亡。这样生命攸关的大事，即便在疗养期间他对家里都只字不提。我是后来从其他途径知道。
1962年，我在上海住院三个月，二哥当时正好没拍戏在准备剧本，给电台播文学朗诵。这三个月他天天来医院陪我，每次来都像从前父亲出差回家时那样，给我带一件小玩意或我爱吃的小点心，一来就坐在我床头边，不许我起床，挨得近近地跟我聊天儿。
可惜，我们这种娓娓地亲切交谈维持了不久就被二哥的热情观众给冲散了。医院里传出了电影明星冯喆妹妹在某某病房，冯喆天天来看他妹妹的消息。
上海人爱凑热闹看明星，于是我的病房就成了病员观众们的焦点。不时有人来打听冯喆什么时候来，甚至有人干脆站在门外走廊上等他，二哥一出现就受到包围。
二哥平易近人地热情请他们进屋里来坐，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时间长了，关系也熟了，更发展成二哥每次都要给大家讲故事、请他讲下去体验生活遇到的新鲜事；讲他看见深山里狗熊的形态；讲西双版纳的风俗习惯；讲大森林里猴子的趣事……都是些珍闻趣事，讲者津津有味，听着喜笑颜开。
我从旁观的角度看看二哥身上真有一种魅力，看出他是多么热爱生活，多么爱他的观众，也看出他观察生活的细密和他的表演才华。
在这三个月里，每个月我都会在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60元人民币。我退还给他，告诉他我在医院里用不着，他却风趣地说：“你留着买鞋吧，你不是还没找到一个做鞋的吗？”
这又是一件往事，我刚进同茂剧社那几年，因为工资低，二哥不让我交家用，而我拿到工资后，总喜欢去鞋店转转，二哥见了也不埋怨，只是摇摇头说：“我看你将来嫁个做鞋的吧。”没想到事过将近20年，他还记得起来幽我一默。
60元人民币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不知二哥是怎么节省下来给我的，不管我在他身旁或远离他方，每当我有任何困难，他总是以最快的时间，默默关心支持，伸出手帮我解决。
而他自己在病重、在六零年代国内多少人羡慕香港的物质，而他却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一粒药、一罐油或一件衣服，从不给家人添麻烦......
自从这段每天短暂的相聚后，我回到香港就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只知道二哥被调去四川成都筹建峨眉电影制片厂；1967年，又被借调广州珠影。
这期间母亲突然生病，咳嗽吐血，经医院诊断说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癌。当时我们电影界正组团，准备一星期后就出发去马来西亚赈灾演出。我除了当演员，还搞服装兼行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只好写信通报二哥。
幸好二哥没再拍戏，正为珠影准备剧本，给纪录片写解说稿，配画外音。二哥见信立即回信说广州医疗条件好，他可以找到好医生，也可以照顾母亲的病。
很快又收到他的电报，说他已办好了到边防证，叮嘱我在指定的时间送母亲。他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办好了边防证，可见对母亲的孝心！当我送母亲到火车站时，二哥已在站台等候。二哥只匆匆嘱咐我放心，工作别分心，火车就开了。
一个月后我们巡回演出返港，做完总结，在二哥周详的安排下，我们的好朋友陈静波把我叫去，先从如何对待生死观，从理论上武装了我，然后拿出二哥写给我的信，二哥请他在不影响我工作和情绪的情况下交给我。
然而这信却使我如坠冰窟，原来母亲经中山医院一位著名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肺癌晚期，只有三月命，医院不收住院，开了最好的止疼药，在珠影招待所疗养。
二哥在信上一再告诫我要正确对待，并提出他的计划，分析母亲如在香港治病，我的能力不够，如在广州治病，二哥有能力找最好的医生，请人服侍照顾好母亲，并保证他一定会照顾好母亲，还说要请我允许他负责母亲在去世前这几个月的一切，并让我尽快办理母亲的单程回国证。
读这封信时我潸然泪下，不单单为母亲的不治之症，也为二哥对母亲的厚重孝心和对我的体谅，体贴而感动。
事也凑巧，这时正值运动前夕，所有借调外地的人员必须返回原单位就地闹革命，二哥也绝不会以母亲病重为理由延迟返回的。我把母亲的单程回乡证送到广州时，他们已经准备好动身返回成都。
二哥一见我就先给我打预防针，告诉我不要哭，要高高兴兴地和母亲告别，鼓励她安心养病（因为母亲不知道自己患肺癌），等她好了你接她去上海看舅舅。我点头允诺。
可是见到母亲比两个月前更加消瘦，更加憔悴，我不由心酸，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流，二哥立刻给我使眼色打手语，用其他话语打岔掩饰过去。
就这样，我强忍悲痛，强装笑脸，陪了母亲几天，尽一个女儿的最后孝心。
待他们必须登车离去时，我望着他们，心里明白，此一去就是我与母亲的生死诀别，可是我却不能陪伴左右照顾她，尽一个女儿的天职。当时心情真是非语言可以形容，目送火车远去，我一个人伫立在空空荡荡的火车站上，忍不住失声痛哭。
回到香港不久，收到母亲的亲笔信，说二哥经常背她去看病，说她吃药后不那么痛了，相信自己很快会好的。那些天二哥几乎一两天有一封信，报告母亲病情。
十个月后……二哥来信告诉我说：医生说母亲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三天，当时我正拍摄者即将要结束的新戏，让我自己决定回不回来。
同时告诉我，母亲不同意我回去，怕浪费车钱，二哥说他会很好地送母亲最后一程。只隔一天，同一天上下午收到二哥两封电报，告知母亲已去世......
冯喆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收到二哥的最后一封信是1968年12月26日写的，下面的署名不是“二哥”，而是被他人改成了“此人是牛鬼蛇神”。
信中告诉我他离婚的事双方已经谈妥，只待办离婚手续，并要我给他寄两包保肝的葡萄糖（他的内脏因血吸虫病的后遗症）和广东老乡的黄烟丝及三分钱一本的卷烟纸。
我立刻把东西寄去，也不知他收到没有，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信了。我想他已进了牛棚......挨批斗是少不了的，也会寄两封信给他，但却收不到他的回信。
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十年和二哥断了音信，直到报纸上频频出现许多文化人、名演员被平反，却查不到“冯喆”二字。
我开始沉不住气，接连给峨眉电影制片厂写信并托国内的亲戚想方设法四处打听，却都如石沉大海。
迫不得已，我给港澳办主任廖公写信，向他求助，这信是托人面交的，这才很快收到当时负责文艺界平反工作的刘厚生同志复函，嘱我直接给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写信。
我纳闷，二哥是什么大人物，有什么严重问题要省委书记亲自过问？我写的信还未寄出，突然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峨眉电影制片厂给我的通知，打开一看，真是遇到了晴天霹雳，只觉得血往头上冲，毛孔耸然，张着嘴发不出一点声。
我呆在那里半天才清醒过来，心想这怎么可能呢？通知书上要我去成都，参加峨眉电影制片厂为冯喆同志平反昭雪，骨灰安放仪式。
我所盼望的怎么是这么个结果？简直不能令我置信。但是，通知是白纸黑字打印的，是由组织正式送给我的。我回到家佯装没事，向父亲谎称出差，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成都。
平反会上说的是：冯喆是在1969年6月2日（距二哥给我最后一封信的日子只有五个月零二十四天）被迫害致死；说他是因长期被关押挨批斗，被诬陷及过重的体力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自缢而死。
可是据当时和二哥同关在“牛棚”的好友和邻居私下告诉我的事实真相，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们说冯喆确实吃了不少苦，对他的批斗也比别人多。当时对冯喆的逼供，除了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外，更关键的是要他揭发过去上海香港地下组织的问题。冯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交代揭发不出问题，就说他不老实，应对他抗拒从严。
就在这个当口，冯喆的妻子张光茹却添油加醋地揭发了许多冯喆平时在家中随口说过的话，导致冯喆被人用麻袋把他包捆起来毒打，回到宿舍冯喆已是七孔出血，皮开肉绽，坐都不能坐。
军代表来看到他的伤势，叫他去医院治疗，冯喆却笑着说：“甭治，治好了还是挨打。”没法，他就站着写检查，没火，他就和点面，用电熨头烙成小饼充饥。有人看不过去，送饭给他。
后来集中进了大邑县安仁镇的牛棚，一共200人，冯喆的劳动是保证200人生活用水。挑水的劳动极大，可他干得挺带劲，见到身边的朋友情绪不好就鼓励他，告诉他：“要有信心，形势会好的，很快会好的”。
他们说，当时据内部传说，再过三天就准备解放冯喆了。不知是不是要在最后再对他施点压，再挤点材料来，那天冯喆被叫走到天亮都没回来，后来就见有人匆匆跑来拿冯喆的毯子说他自杀了。
朋友连忙跑去现场，这时，只见冯喆身子用毛毯裹着，脸还露在外面，正往车上抬呢。
大家说冯喆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个迷。现在那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谁敢追问，冯喆就是一条毯子裹着进的火葬场。
呜呼哀哉！我的二哥！你死得好冤好惨啊！连死的真相都不能大白于天下，真是千古奇冤，千古奇冤！根据二哥好友提供的真实情况和我对二哥的了解，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二哥会自寻短见。
我的二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肺结核箘没能传染他；血吸虫箘没能吞噬他；癌细胞都不能侵袭他。他意志坚强，无畏无私，开朗乐观。
既便是捆在麻袋里严刑逼供，该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也不瞎说一字。即便打得皮开肉绽，他依然对关心他的军代表调侃自己说：“治了也没用，还不是再挨打。”
我捧着母亲和二哥的两个骨灰盒准备登机返程，一位接待我的人走近我身边告诉我，害死冯喆的坏头头正接受审判。
二哥的骨灰安葬在广州烈士公墓，但母亲安葬别处，不能实现二哥要一世陪着母亲的心愿。
回到香港后，我不能流露出半点哀伤悲痛，我怕年迈的父亲经受不了这般沉重的打击。
过了很久，有一晚我回家，父亲在屋里等我，见我就问：“你二哥呢？”我一怔，父亲把烟斗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说：“你当我在成都没有朋友？二毛是被活活打死的。”
我呆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找不出任何谎言来回答他，冲进自己的房间嚎啕大哭，也是我第一次痛哭我冤死的二哥。
以后一段日子，我和父亲都陷入了沉重的悲痛中，相互没有话，回避着彼此的目光。夜里，父亲屋里的灯光彻夜亮着，我轻轻借送茶进去，屋里烟雾缭绕。
我无言地注视他，他不理我，只有烟斗里的红火一闪一闪的。
哀莫大于无语。
从那以后，父亲和我的生活中，再没有提过二哥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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