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在那些特别的日子里
一张照片引出的大案
我这个妈妈
来之不易的合影
大救星吴阿姨
萧殷养鹅
小辫子
沈容和李普
一张照片引出的大案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李普和我两口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南局第一大案的“主犯”。后来听说，此案报到了中央，上头十分重视。于是立马成立专案组，并由军管组长亲自挂帅。
这事还要从抄家讲起......
我家最早是中山大学的红卫兵来抄家，后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又不断地来。他们翻箱倒柜，连砸带拿，连粮票、油票都抄走了。
第一次抄家之后，我还整理一下，然而刚整理好，抄家的又来了。如此反复几次，不胜其烦，只得任由衣物、箱笼和瓶瓶罐罐杂乱无章地堆在地上。这样倒好，各地的红卫兵来过几茬，后来的觉得没有油水，也就不来了。
不久，又一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的抄家来临了。说它不同寻常，是因为来的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成年人。说它规模大，是因为来了十几二十个人之多。他们查抄之细，无以复加。除了箱笼、抽屉、衣柜之外，最费时费力的是书。
我家客厅有一面墙，经过装修整个儿改成了书架，另外还有几个大书架。这十几二十个人，每一本书都翻个遍。
因为抄家抄得多了，看到他们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辛苦，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有点同情，更多的是好奇。这样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中南局大院里其他干部恐怕都没有得到这种殊荣，究竟所为何来？
渐渐地我发现，有的人认真地在一页一页地翻，有的人拿起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有的马马虎虎翻一下就放下了，似乎对这件事兴趣不大；有一位还没翻几本，就点着一根香烟，又递给李普一根，两人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看来，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并不理解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家抄家，是由王匡家抄家引起的。王匡当时是中南局宣传部部长，来中南局以前是广东省委侯补书记，兼管过港澳的工作。
王匡和李普同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李普是社长，两人成了好朋友。李普来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是经过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推荐的。王匡的夫人田蔚和我同在新华社临时总社，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王匡由于管过港澳的工作，家里不免有港澳的书报刊物。
这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港澳工作当时是不公开的，人们当然不理解这些书报的来历。更要命的是在王匡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李普和王匡，背面写有每人的名字，有两人没有写名字，一个写的是报务员，另一个写的是译电员。这还了得！居然有报务员，译电员，这不分明就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嘛！
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呢？说来话长。野战分社有一位叫谢文耀的副社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夫人保留了这张分社全体人员的照片。她印了很多张，分别寄给照片上的人。王匡和李普各得一张。
有一天，我和李普在王匡家谈天，他们一同辨认照片上的人。王匡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照片背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只记得一位是报务员，另一位是译电员，就这么写下来了。
那时，前线分社自带电台，记者写的稿子，都由译电员译成电码，报务员用自带的电台发给总社，因此有译电员、报务员。
这样简单的事，只要问问当事人就能弄明白。而且，稍有常识的人也想得到，决没有一个暗藏的敌特会把成员名单和照片堂而皇之地放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但是，立功心切的人们，却如获至宝，把它看成一个大收获！
接着，就有了我们家的抄家。事有凑巧，在我家箱子里找到了一粒子弹，还在桌上找到一张抄写的电报号码。这下好了，不仅有港澳报刊，还有特务名单、报务员、译电员，还有抄好的电报号码，又有子弹。
这不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儿吗？不是特务是什么？我们家怎么会有子弹呢？无疑是红卫兵掉在那里的。我家曾住过两三拨红卫兵，他们的东西就放在我家箱子里。至于抄的电报号码，那是我和我女儿干的。
运动初期我们收听电台的广播，有一次听到一个凄厉的女声报她的台标，然后报电报号码，出于好奇，就抄下来，想翻翻电码本，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没有翻出来，想必人家用的是密码。这张纸就随手扔在一边，想不到现在成了又一个“铁证”！
但是，这也不能完全嘲笑那些人立功心切，因为李普的档案里明明白白留着一顶“特嫌”的帽子。1955年肃反，李普由于两起冤假错案的株连被“肃”住了。结论是他“不适合在机关工作”，被调出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是当面告诉了他的。
他不知道的是他从此属于“控制使用的干部”，更不知道档案袋里还摆着一顶“特嫌”的帽子。好了，“特嫌”之谜在那些人看来，现在已经解开了，“特嫌”可以改成货真价实的“特务”了。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这个“特务”果然神通广大，竟打进高级机关来了！但是，他毕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你说他们这一功多大吧。
陶铸被打倒的时候是第四号人物，“包庇李普”算是他在中南局的“罪行”之一。他到北京以后在中央“犯”下了更多更大的“罪行”，这件就排不上了。
不过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是在我家抄到了我和李普同叶剑英的合影。那是1946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时候照的。这个机构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共同组成，任务是调处日寇投降以后国共双方军事冲突。
叶剑英
叶剑英是这个常设机构里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我当时做翻译工作，李普是《新华日报》特派员兼新华社的特派记者。
这下可好了，连叶剑英都扯在里面了，这个大案马上又变成“要案”了！人物越大，案件越重要，这当然毫无疑问。叶剑英那时的本职是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加新四军）的参谋长，人称“参座”。这回真是钓到大鱼了。
我记得军管组的头头刘组长有一次提审我，没有一个专案组或中南局的人在座，满屋子都是北京来的军人，看样子全是军官。那气氛真是严肃到了极点。他们一言不发，而刘组长提的问题，都是有关叶剑英的。我只是一个小翻译，能知道什么？只能实话实说，一问三不知。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叶剑英那样感兴趣。
原来这个“案子”又同我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应当说是有极大的关系才对。我的父亲是国民政府里的一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很小，特别是他的“背景”很不简单。抗战期间，他做过国民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少将头衔。
这个“书记长”毫无实权，是摆样子的，根本不能同我们这边的“政委”相比。但是他的“背景”非同小可，他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亲信。日寇投降后，钱大钧接收上海，叫我父亲当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钱大钧下台，我父亲也就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当了苏州四民银行的经理。
49年前夕，他联合当地土绅迎接解放，送我的弟弟妹妹参军，他自己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了苏州工商联的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委员。但好景不长，他被打成右派，接着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到他死后，1989年才平反。
我这样的家庭，当然不会被放过。这个案件上挂下联，上至叶剑英，下至我父亲，从北京到广州、到香港。这个“特务网”越编越像真的，越编越大。有一个专案组的人直言不讳地问我：你父亲派你到共产党内来，你为你父亲干了些什么？还有个工农家庭出身的人问我：“我们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反正至多是个死。你有吃有穿，是个大小姐，还上了大学，为什么要革命、参加党？”我说：“人除了吃饭，还有理想。”他说我这话毫无道理，是十足的狡辩，是一派胡言。从他说话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是非常严肃地说的，那是他百分之百的真心话。这才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他们已经肯定我是我父亲派进共产党内来的，我还能说什么使他们相信呢。我突然想到，我曾从我父亲那里搞到过情报。我就说：“我没有为我父亲做任何事情，反倒是从我父亲那里搞到了情报，如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方案》以及国民党全部兵力的部署等等。”
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果然去调查了。这些情报确实发到了延安，还得到了延安的表扬，不过我自己一直不知道，这在地下党并不奇怪。这样我才得到了“解放”。
1972年我先“解放”了，然后李普才有“解放”的可能。严格说来，是我的家庭出身连累了他。入党以后我无数次填表，这些事从来没填过。这类事是一个共产党员分内的事，是应当干和必须干的，有什么好填的呢。
其实还不止这两件。此外，我还曾利用那个后勤部的汽车，送过好多位地下同志通过青木关，离开重庆。青木关是走出重庆往北去的一个重要关口，检查很严。我对后勤部的有关人员说，我有个朋友要搭便车，请你帮个忙。约定上车的时间和地点，就平平安安走了，而且不用花钱。但是这些事我不能说，走的人是谁，我没见过面，姓名、时间、人数更说不清。我决心不提这些事，否则岂不是自找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
我当时真是想不通，现在想来，一点也不奇怪。延安1942年整风、抢救运动时，不用什么证据就有可能被打成特务。我们这个“大案”要定个罪名太容易了。
那时，李普已被关单间隔离审查，我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我还可以定期回家去洗澡。我每天要写交代材料。我把我的家庭，参加革命的经过，接触的人，做过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写了。近年来读到李锐的诗，其中写延安整风的诗有这么一句：“悠悠日夜旧山窑，恨不心肝挖出瞧。”我深有所感，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情。
我想不明白专案组究竟怀疑什么。有一天，我去找我的专案组组长，对他说：“你把我关单间吧，你们究竟怀疑什么，究竟还有哪些我没说清楚，你只管问，我保证如实回答。如有半句假话，甘愿受任何处分。”他并没有把我关单间，只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但我还是要感谢他和专案组某些有良知的同志。他们没有冤枉我，如此错综复杂的大案要案，经过跑遍全国的内查外调，终于烟消云散，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李普档案中那顶“特嫌”的帽子也拿掉了，恢复了清白之身。所以，有朋友对李普说，他是文革的得益者。可是，这个“益”实在来得太不容易了！我们能活到现在，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过了很多年李普才知道，首先要感谢的是他们政策研究室的苏如试和黄书泰两位，特别是苏如试，他们不相信李普是坏人，主动请求外调把这件事弄清楚，幸亏又得到了军管小组的批准。李普说，苏黄两位是他们政研室公认的两个最守本分、最老实的人。后来我们到广东，见到了当年研究室许多老朋友。李普为了再证实一下这件事，当众问道：“老苏，我档案袋里确实有一顶‘特嫌’帽子吗？”老苏回答：“有啊。”
我想，我们真是运气好，要是没有他们两位自告奋勇呢？
我这个妈妈
换季的时候，翻开衣箱，又看见了那件旧毛衣。这件毛衣是孩子的。多少次搬家，多少次清理衣物，这件毛衣总是在箱子里。多少次救济灾民，拿出去的衣服不少，而这件旧毛衣却始终没动。
这件毛衣的毛线并不好，是粗毛线织的，本来是红色，但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鲜艳，变得十分灰暗了。特别是毛衣的下半段，有一截是蓝的，蓝的下面又加一截咖啡色的，还有一截说不出是什么颜色。这是孩子长个子的时候穿的，孩子长一截，手巧的阿姨就给它加织上一截。每一截都记载着孩子的年龄和成长，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
我久久看着这件毛衣，心潮起伏。这件旧毛衣铭刻着一段心酸的故事。那是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老伴被关在“单间”，我被“勒令”在机关里“交代”，不得出门。我两个女儿欲晓和亢美都要去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欲晓那时二十岁，亢美十六岁。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初中毕业。
我帮姐妹俩准备行装，这才发现两个大姑娘真是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这件毛衣就是这个样子，它现在归了小女儿，本来是大女儿的。姐姐穿不上了，便给了妹妹。后来这件“传家宝”就留在家里了。她们的汗背心也是千疮百孔。大女儿的长裤破了，用钉书机钉一下就算补了。在她们那个年代，女孩们虽不像现在这样打扮，但谁家的姑娘也穿得整整齐齐。我这个妈妈怎么到这时才发现这个问题？那几年，我一直埋头工作，而且经常外出，孩子生活上的需要由她们的祖父祖母照顾。老人勤俭持家，孩子也从来不提要买什么新衣服，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她们要离家远行了，怎么办呢？我们母女三人面对这一堆破衣服，真是欲哭无泪。作为妈妈，我更是内疚。这么多年，不是没有钱，为什么一直没注意呢。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一筹莫展。当时发给我的生活费是二十元，小孩每人每月十六元，买衣服是根本不可能的。亢美突然说：“不行，我们去向军管会要。”
我想，我们是“走资派”，你们是“狗崽子”，谁会理你们，只说了句：“去也没用。”但两个孩子坚持要去。她们就这样去了。我在家等着，心里只怕她们再惹出祸来，搞不好就是“走资派翻天”。又想到海南岛虽地处亚热带，但五指山下冬天还是很冷的。她们要劳动，这两件破衣服能维持几天？
出乎我意料之外，两个孩子像打了胜仗一样回来了。她们的战果是向军管会借了五十元。她们说，这是同军管会的人吵了一架才得来的。这五十元，使我们三人在绝望中有了一点希望。
紧接下来，就是的怎么使用这五十元。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想要买的、必须买的东西太多了。雨鞋、电筒、毛巾……算来算去，这五十元还远远不够。按需要，似乎一样也不能少，但只能尽着这五十元花。最后，我说：“你们自己上街看吧，捡最需要的、最便宜的买。”
两姐妹上街了。我是失去自由，被禁止出门的，不能跟她们一起去。我就在家里这一堆破衣服上打主意，哪一件还可以补一补，哪一件大女儿穿不上了给小女儿穿，翻过来覆过去。一会儿又想到忘了告诉她们要买点布做里裤，一会儿又想到不知道她们懂不懂做一条裤要几尺布。
两姐妹很快就回来了。我急忙问她们买了什么。当她们拿出买的东西，我真是又想哭又想笑。欲晓买了一个针线包，她说：“妈妈，什么东西都贵，反正这点钱不够买，买个针线包，我到农村自己去补衣服。”亢美买的东西更绝了，居然买了一只口琴，说：“妈妈，买只口琴吹吹。反正买不了什么，我就这样走，你不用急，能自得其乐就可以了。”
冒了大风险，经过吵架得来的五十元，又经过反复研究了需要，竟买来这两样东西！
第二天，我想过来想过去，决心冒险去请一次假，上街买东西。大不了也和孩子们一样，跟人吵一架。我去了军管会，说明请假的理由。“孩子这么大了，她们不会买？”我照直说了。大概这两样东西也把军管会的人逗乐了，同意我请假，但只能在晚上，说白天要闭门思过。
这天，我们母女三人早早吃了晚饭，直奔南方大厦。这一次我先想好了，最主要的是买必不可少的布做衣服。我在农村劳动过，深知劳动的时候衣服换得勤，破得快。于是我给她们买了做长裤的蓝布，做里裤的花布，另外还买了一点汗背心之类的东西。
亢美看见货架上的塑料脸盆，说：“妈妈，我想买一个这样的脸盆。”那时塑料制品还不多，价钱也不便宜，我心里有点舍不得。但女儿就要走了，从来没有要求买过什么，我不忍扫她的兴，就买下了。姐姐说太贵了，就给妹妹买一个，她自己不要。多少年以后，亢美还告诉我说，她买的那个脸盆一天也没用来洗过脸。在生产建设兵团，大家说这脸盆好看，用来盛饭了。
我们急急忙忙回家。我马上给她们做裤子。萧殷家的姥姥也过来帮我剪裁，好在已是深夜，造反派大概都睡了。她老人家也不怕别人看见，她剪裁，我用缝纫机缝。那种裤子是最简单的，两面都可穿用松紧带作腰带。整整忙了一夜把买来的那点布做完了。我心想，有这么几件，总可抵挡一阵了。然而，毛衣呢？大女儿依然没有，再也没有余钱去买了。
我被宣布“解放”的时候，马上托人在上海买了一件毛衣给大女儿寄去。那时我在干校。
几年前，我去新疆，那里产羊毛，有漂亮的毛衣，我给两个女儿一人买了两件。我多少有点这样的心情：过去太不关心，现在要弥补一下。
其实，我真傻，两件毛衣能弥补什么呢。
来之不易的合影
1968年秋，正是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要到海南岛去劳动锻炼。所有的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她们都是“黑五类”、“狗崽子”，尤其必须到农村去改造。我希望她们到海南岛去，因为那里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归部队领导，比到农村插队好一点，安全一点。
孩子们临走前要求和我拍一张合照。她们一再说，这一去，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回来呢！我也有此意。她们的爸爸早已被关进了“单间”，那是被认为问题最严重的人所受的待遇，跟一切人都隔离开。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现在她们要离我而去，合照一张相片不能算过分的要求。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却费尽了周折。
首先，我是被“监护”的对象，没有行动自由，不能上街。我们不能去照相馆。买胶卷回来自己照吧，又嫌胶卷太贵。那时只有黑白胶卷，四块多钱一卷。四块多钱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元，李普也是一样。他曾告诉我，他有一段时间和于明涛同志关在同一间房里。早餐到食堂买豆腐乳，买两块三分钱，买一块却要两分钱。为了节省这半分钱，他们俩就这次你买两块，下次我买两块，硬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使。李普这个从来不会算账的书呆子尚且吝惜到如此地步，现在要我拿出四块多钱去买胶卷，我怎么舍得呢！买不买呢？我们母女三人犹豫再三，反复计算自己的财力。想到女儿要离家远行，而且以后团聚之日好像那么遥远、渺茫，我又觉得这几块钱算不得什么了。我们宁愿两天不吃饭，也要照张合影！决心就这样下了。
胶卷买回来了，我小心翼翼地装上相机。我们开始忙碌起来。要照三个人的合影，还要找人帮我们拍。女儿们找来了两个帮手。一个叫陈立波，一个叫三毛，都是中南局干部的子弟，陈立波还是欲晓的同学。
小小的一卷胶卷，给我们带来了少有的欢乐。我们左一张、右一张地拍摄，一时间竟忘了一切忧伤、痛苦，以及即将来临的离别，似乎有一张合影就可以弥补一切。
咔嚓咔嚓，一卷胶卷很快就拍摄完了。该冲底片了。三毛说：“省点钱吧，不用送照相馆冲，让我来冲。”他那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精神很令人感动，而且他表示绝对有把握。我们当然很高兴，我就把冲底片的暗盒、药物等准备停当后交给了他。
没想到，不幸的事竟发生了。三毛，三毛，可是跟他这个小名一样，有点毛手毛脚。尤其是他深知这个胶卷来之不易，他自告奋勇，责任重大，唯恐出差错。在这样万分紧张的心情下，不知哪一个环节没搞好，结果整个胶卷都曝光了。我们的失望甭提了。原先拍照的时候大家那样兴高采烈，现在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幸的事总跟着不幸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拍摄的照片，前功尽弃的了！三毛当然很难过，也许比我们更难过，我们只能安慰他。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始而十分热心，继而十分难过的样子。听说他现在在广东负责一家公司，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这个小故事。
我们母女三人下了那么大决心筹划的合影就这样成了泡影。晚上，我们默默地坐着，一点情绪也没有了。难道还能再买个胶卷吗？我们谁也没敢这样想。
正在这时，陈立波风风火火地跑进来，高高举起一个照相机，兴高采烈地说：“好了，好了，我借到了一个照相机。里面还有胶卷，再来照吧。”我们母女差一点没叫起来，又有希望照合影了！但是房间里只有一盏灯，那照相机又没有闪光灯，光线够不够？我们只能把那唯一的一盏灯尽可能靠近我们的脸。管他什么效果，只要照出三张脸就行。折腾了好半天，紧张得像打仗一样，终于拍了一张相。
这张照片后来洗印出来了。我在中间，一边一个女儿，三个人的样子才好看呢。三张脸倒还清楚，不过，一个个傻里傻气，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倒有点像被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惊呆了似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到底还是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可来之不易，我一直珍藏着。
大救星吴阿姨
孩子们走了以后，我被关在机关办公室里学习、交代。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不“提审”我的时候，我就看看书。那时报纸不许看，能看的就是一本“毛选”。
有一天，军管会的一个人（原来也是中南局宣传部的）来找我去，通知我，李普胃穿孔，动了手术，现在医院里，已经三天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经我再三要求去看看，他们同意派一个人跟着。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样到医院的。昏昏沉沉，还作了思想准备，心想这次可能是见最后一面了！
李普在中山医学院第一分院，这是我们的合同医院，我原来很熟悉的，这次跟在监视我的人后面走，完全不知道是哪一座楼。只知道走到一座楼上，那人说：“到了。”这不是病房，而是病房的走廊。走廊里搭满床，躺满了病号。我意识到李普就在这些病人中间，急忙用眼睛搜索，很快我就看到了李普。他躺在靠里面的一张床上，旁边有一个人守着。后来我才知道，有两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他。他本来消瘦的脸，现在更瘦了，而且苍白得可怕。他看见我，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又惊奇又欢喜，突然有了一丝笑容。
我强忍着眼泪，不愿他看到我哭，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对我太宝贵了，忙问他手术情况怎样。他告诉我，胃穿了孔，开了刀，没有切除，补了一下。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微弱。我说“现在情况怎样？”他说：“还好，不要紧。”这显然是安慰我的。
本来有一个人监视着他，再加一个人监视着我，两个人虎视眈眈看着我们，纵有千言万语，也只有各人心领神会。他说：“我好。”这真是最平淡的语言，但是，我们都懂得这是在互相鼓励对方坚持下来。
监视我的人催我走了。在他看来，原来说好只看一眼，现在已经让我们讲了几句话，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恋恋不舍地走了，两次回头看他，那苍白的脸，灰白的头发，我的心突然抽紧了。走出走廊，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偷偷地擦了一擦，又昏昏沉沉地跟着监视我的人回到机关。一到房间，我往床上一躺，全身都软了，瘫了，只有那苍白的脸在眼前晃动。
过了几天，军管会又找我去了。我怕极了，心想，这次李普怕不行了。还好，他们告诉我，李普出院了，因为刚动了手术，医生说不能吃食堂的饭，食堂又没有人手做病号饭，要我做，一天四顿，要容易消化的。
我很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后来才知道，本来应该把他穿孔部分的胃切除的，为了要他“交代问题”，只给他补了一下，早早出院，继续交代。
我本来很乐意接受这个做病号饭的任务，由我来做，总会比食堂做得好些。但是当我开始做时，我却真的发愁了。
动了这么一个大手术，总应该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可是我没有钱。而且，当时鱼肉之类也极难买。做每一顿饭又只给我一个小时，买菜，生炉子，做饭，全在这一小时之内。我开始煮了点稀饭，打一个鸡蛋在里面，以后又做一点挂面，放点青菜丝。以后越来越难了。我要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买菜，到家赶快生炉子。那时没有冰箱，每天的菜现买，没有煤气灶，要把煤粉做成煤饼，再用木柴引火点着。再加上没有钱，我每天为这四顿饭愁得不行。
那时我和萧殷合住，没有厨房，炉灶就放在廊檐下。那一天，我正坐在小板凳上发愁，来了一位大救星，那是吴阿姨，原来给我们家做饭的。那时全都不让用保姆了。吴阿姨已由军管会介绍去带三个孩子。孩子的父母都被关起来了。
吴阿姨问了我的情况，她想了一想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我说：“怎么办？”她说：“你去同军管会讲，这病号饭你做不了。人是他们抓的，要他们管。”我说：“这怎么行呢？谁知道他们给李普吃什么。”她说，不是真的不做。据她了解，食堂里人手特缺，没有人做病号饭。“他们一定还是要你做。等他们求你做，你就说只有让我帮忙，你才能做。”她又说：“本来嘛生一个炉子要多少时间才能生着，他们知道吗？”我说：“这能行吗？”她说：“准行。”我同意这样试试。吴阿姨说：“等他们同意我帮忙，你千万要他们来找我。”
接着我告诉她没有钱买东西。吴阿姨说：“这好办，我还有两千元存款，你尽管用，救人要紧。”
吴阿姨是湖南人，无儿无女，长期给人做保姆。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她在中南局久了，认识很多中南局的人。早在我们被关以前，她看到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就不止一次地说：“哪儿有那么多坏人？我见多了，‘三反五反’那阵，今天一个小老虎，明天又是一个大老虎，弄到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她高高的个子，大嗓门，有湖南人特有的犟脾气。她有很多办法对付红卫兵。有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来查我们平时吃什么，花多少钱。吴阿姨两手叉腰说：“查这个问题要问我，伙食是我管的。”她拿出一个本子，谁也看不明白写的是什么。要是谈崩了，她会来这么一句：“我是贫农，你们要对我怎么样！”我们的邻居关相生同志被关起来了。她去送饭，做了一碗面，把肉放在碗底，面上放两片青菜。她送去的时候还说一句：“走资派就给他吃点素面。”居然让她蒙过去了。
吴阿姨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对吴阿姨的胆识和机智深信不疑，就照她说的去找了军管会。她估计得一点不错，军管会仍旧要我做饭，而且同意找吴阿姨帮忙。
第二天，吴阿姨很高兴地跑来告诉我，军管会果然要她帮忙。她说：“我可不那么容易答应他们。我说：走资派，界线早划清了。经他们好说歹说，我才答应帮忙，但我还钉了他们一句：以后谁要说我划不清界线，我就找你们！”
她马上找人帮忙给我买鸡。那时市场上没有鸡卖，她托人到郊区买，花了十八元买了三只鸡。在那时，这是很贵的了。谁知半路上还跑掉一只。她把鸡炖好，炉子生好，我就做点饭或下点面。我也学吴阿姨，把鸡肉切得碎碎的，放在碗底，上面放一些蔬菜。我很怕这个秘密被发现，每次提心吊胆地去送饭，居然没有被发现。有一次是王维藩同志接饭，他是一位老同志。他故意慢慢腾腾打开饭盒，看了看，悄悄对我说：“刚动手术，你做一点有营养的给他。”
我把鸡肉、鸡汤化整为零放在主食里面，连鸡骨头也一再炖汤，用这汤来煮稀饭。吴阿姨看见我这样，对我说：“你何必这样，自己也吃一点。身子要紧。”这鸡得来这么不易，我怎么敢吃！
以后鸡买不到了，吴阿姨就帮我买罐头肉。刚好是广交会期间，店铺里有一点肉罐头装门面。平时，肉罐头也没有。吴阿姨跑一趟街可以带回五六个罐头，她说：“要多买一些，一过广交会就买不到了。”这样我就积存了不少肉罐头。我心里比较踏实了。又谁知人在倒霉的时候，倒霉的事接踵而来。俗话说祸不单行，好不容易买到的鸡会跑掉一只，吴阿姨千方百计抢购来的罐头，竟然会被人抢走。那一天做晚饭的时候，我一回家，就听见房里有人，心知不好，急忙进房，只见三个小青年正在拿我的罐头，我说：“你们干什么？”他们见来人了，马上就往外跑。我看他们拿的是罐头，急坏了，大声嚷：“你们什么都可以拿，不能拿我的罐头！”他们哪里肯听，三个人像一阵风一样跑了。我追出去，有一个人掉了两个罐头在地上。我再到房里一看，所有的罐头一扫而空。我颓然坐在地上，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交易会过去了，再到哪里去抢购呢？
做病号饭看不见病号，也不知道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送去的够吃不够吃。我只有每次检查退回来的饭盒，从饭盒剩饭的情况来判断，李普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剩的饭多了，我就发愁，唯恐他病情有变化。我对胃穿孔、动手术这些完全没有常识。因此，我很怕米里的沙子没洗净。我想，这沙子要是吃进胃里，碰到伤口不是又要穿孔了？怎么办呢，我每天用手帕包一包米带到办公室。我被关在办公室，晚上也住在那里，只有做四次饭的时候，允许回家四次。我把米放在抽屉里一颗一颗地拣沙子。桌面上放一本“毛选”，一有动静，马上把抽屉关上，让人以为我在看“毛选”。
那一段时间，我全副身心集中在做这四顿饭上面。宣传部一位司机，是造反派，这时是军管会的人，时不时地要到我那里检查一下，还要训斥两句：“做一顿饭要那么多时间！”我照例不理。我心里有底，反正你们没人做，是你们要我做的。
1973年，我们由广东调到北京工作。在离开广州之前，我和李普都到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查身体，遵医嘱住院作一些治疗。医生拿出李普的病历给我们看，其中开刀的那一份第一行写着“患者系监护对象”，后面打了三个很大的惊叹号！
萧殷养鹅
萧殷在干校养鹅，和鹅住在一起，独居一室，独来独往。他住的房子是长形的，他睡在最里面。右边靠墙有一扇窗，窗下有一块用砖头架起来的木板，权作桌子。进房门左边有一小块地方，是给鹅睡觉的。广东的狮头鹅长大了，一只有四十多斤，萧殷就养着十来只狮头鹅。
我只要有可能就去他那里聊聊天。我们同在中南局文艺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一直合作得很好。他是著名文艺评论家、理论家，我很尊敬他。
萧殷曾长期在《文艺报》担负主编工作。他为人耿直、认真，从不人云亦云，更不趋炎附势、吹牛拍马。在中南局，他每天下班以后就回家侍弄他那一小块“自留地”，那里种了几种蔬菜和一些花卉。他极少串门，给人种十分清高的感觉。可是，他却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他在《文艺报》经常要看青年作家投来的作品。他看得既仔细又认真，常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修改意见，写很长的信。很多青年作家都得过他的帮助。
可是在文革时，我们都是“文艺黑线”人物。我家第一次被扫地出门，就扫到萧殷家。他家腾出两间房让我们家搬进去，我们又成了邻居。作为邻居，我们又相处得很好。他家的姥姥常常帮我们弄这弄那。没有肉吃的时候，萧殷介绍他家常做的一道菜：把煮熟的土豆捣成泥，再把一根香肠切成薄片放在里面加上咖喱粉一炒，其味无穷。这就成为我们两家常吃的菜了。
有一天，我和萧殷在办公室聊天。我们同一室办公。隔壁房间是副部长葛震的办公室。整个办公大楼只有我们三个人。王匡是部长，被关了，其他的人闹革命去了。我们正聊着，忽然听到楼下人声嘈杂，而且越来越近，似要上楼的样子。萧殷马上轻手轻脚走到房门口，轻轻把门锁上，悄悄地对我说：不管他们怎么打门，我们都不要开门，不要出声，注意，不要咳嗽。刚布置好，造反派已上楼来了。他们直奔葛震的办公室，他的房门大概没关上。我们在这边听到隔壁屋里大吵大闹，不一会儿，就噼里啪啦打起来了。萧殷悄悄打开房门一个缝，看到葛震办公室门外没有人，里面打得热闹。他招招手，示意我们出去。我们出了门，像小偷一样轻手轻脚一步一步挪到楼梯口。这几步路真难走啊，唯恐弄出一点声音来。幸好我们这办公室靠楼梯最近。到了楼梯上，萧殷一再示意要轻轻走。一到楼下，我们就飞奔回家。第二天，我们到办公室，见到葛震，问他是怎么回事。葛震说：“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造反派，他们先要我检讨，问他们要检讨什么，他们答不上来。他们对我什么也不知道，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拳打脚踢。”他插在口袋里的钢笔也给他们打断了。要不是萧殷有计谋，的我们大概也免不了一顿狠打。
在干校萧殷的小屋里，我们有时还谈起此事，两人都大笑起来。
有一次，我对当时我们的处境，实在想不通，就对萧殷说：“不知这干校究竟要搞到什么时候？”萧殷说：“别管他，我见得多了。在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一位同志无缘无故被打成特务。那一天，这位同志蹲在墙根下，不知是晒太阳呢还是想心事，刚巧，康生走过看见了，就对他说：‘干什么蹲在这里？看你那样子就是个特务。’于是，这位同志就被打成了特务。”
我每次和萧殷聊聊，心里就觉得舒坦一些。
萧殷白天把狮头鹅赶到外面，一边看鹅，一边在地里找草药。他懂得很多草药，采了草药，晚上就放在那当桌子的木板上，分类，晾干。他送我一本草药书，书上有各种草药的图画，并注明药性，可治什么病等等。我也跟他学，经常采集各种草药，对照书看。我当时认得好几种草药，但现在都忘了，只记得马齿苋有消炎的作用，可治拉肚子。
萧殷有哮喘病，他常常按书上的草药煎药水喝。干校缺医少药，有点小毛病，一般就到镇上的医院去看。萧殷从不信这种医院，他认为这种医院的医生，都没有正式学过医，就是当时所谓的赤脚医生。他不论哪里不舒服，都用草药给自己治。
鹅睡在他房里。鹅睡的时候也会发出一些声音，萧殷认为鹅也有哮喘，就把自己喝的草药水再煎一道给鹅喝。这一点，我实在不懂了。我说：“我没听说过鹅也有哮喘病的。”萧殷说：“你看，我喝了没事，鹅喝了也不会有事的。”
他喂鹅，对鹅真是有感情。逢年过节要杀一头鹅会餐，萧殷总是很心疼，好像要杀他的孩子，总是摸摸这头，舍不得，摸摸那头，舍不得。我很理解萧殷的这种心情。在那个时代，妻离子散，和萧殷朝夕相处的，和他最亲近的，不就是那几只鹅吗。人和人相处呢，那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小辫子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人们私下传说掌握《人民日报》大权的某人许多笑话，例如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之类。粉碎“四人帮”以后，出了一本此公的笑话集，也许多少有点史料价值，可惜我没有保存。
我无缘忝列此公属下，却也遇见了一个类似的人，不过是个更小的人物，尤其不值得指名道姓了。
那时，我在一个广播电台任编辑部的总编辑。台里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是一位女士。她的年龄很难捉摸。说她是中年吧，她梳着两条小辫子，打扮成一个小姑娘，而且还没结婚；说她是小姑娘吧，也不像，少女的青春光泽早已从她脸上消失了。我们台里，日常彼此称呼只叫姓，小王、老李，这人既挨不上老，又挨不上小，私下里大家都称她“小辫子”。
我刚到电台的时候，小辫子对我很亲热，笑脸相迎，问寒问暖。几天以后，她单独和我谈话。她说：“你要找几个人当你的耳目。”并且说某某人不错。我像给人打了一闷棍，无言以对。什么“耳目”！几十年来，没听说过这回事。生了场闷气之后，我对这位小辫子只好敬而远之了。
慢慢地，我知道了小辫子的一些来历。她原是铁路上的，是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造反有功，派到电台当工宣队员，以后就留下，并且当了一把手。上级宣传部门一位女领导，有一次开会和我同住一房，很谈得来。她说：“有什么办法呢？好不容易才物色到这样一个人。首先要是工人阶级，又要年轻的，还要是女的，到哪里去找！”
每逢开全台大会，小辫子总是这样开头：“我是个大老粗，是拿榔头的，工人出身，根正、苗红，牌子硬。”那气势之豪壮，声音之响亮镇得满屋子的人谁也不敢发笑。接下去就是当时报纸上的话，语调渐渐平缓下来。
现在如果有人那样自我介绍，而又毫不脸红，你一定以为这人有神经病。不过，当时是当时。小辫子说这些话时，是那样自豪，那样得意，当然谈不上脸红，反而是我们这些听的人有点吃惊，后来渐渐地也就见怪不怪了。有一次会后，有一位老同志悄悄对我说：“工人阶级，咱们惹不起。”
小辫子年纪不算大，架子可不小。每逢党委开会，她总是最后一个到。所有党委委员到齐了，坐好了，自有她的“耳目”去请她。她这才从隔壁的办公室走出来。她的座位是固定的，是长沙发的当中，而这长沙发只坐她一人。当然，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她与众不同，显出她不是臭老九，而且是这里的“一把手”！
三八节是妇女的节日，电台又是女的在当家，小辫子特别重视。她叫人做了一些塑料皮的小本，准备给全台的女同志每人发一本。这种塑料皮本，现在算不了什么，当时还不太多。那次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会计跑进来，对小辫子说，这笔费用不合财务制度，不能报销。小辫子愣了半天不说话，接着就冲会计吼起来：“什么话！我是党委书记，这一点钱，我没有权批？我的权在哪里？我还有什么权！”她两眼一瞪，那样子真可怕使我马上想起“史无前例”的高峰时期那些造反派的形象，于是立即离开了会议室。
后来我想，难怪小辫子大发其火。在她脑子里，工人阶级要掌权，她是工人阶级，就是她掌权她掌权，就是她说了算。这并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是人家公开教她的，是当时权威的真理，而且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而现在竟有人不尊重这个道理，她小辫子能不火冒三丈！这件事，她的那个“权”，后来是怎么使用的，我现在记不清了。
整个广播电台是一架复杂的机器，有发射部门，有制作部门，而第一道工序在编辑部。所有的工序配合起来，整部机器才能运转。第一道工序的编辑部举足轻重，小辫子也渐渐弄明白了这一点。她那掌权的手就伸向编辑部来了。
编辑部每天发稿几万字。编辑记者们成天不是出外采访就是趴在桌上填格子。小辫子不能看这些稿子，她也自有她的办法。比如偶然要播部小说，这在那时是极伤脑筋的事，因为没有小说可播，但是要填满节目的时间，又非播一本小说不可。小辫子把编辑叫去，让编辑把故事说给她听，然后决定播不播。有时，她也去审査录好音的带子，说几句叫人啼笑皆非的意见。不过是不是照她的意见改了，她也无法检查。所以说穿了，这些只是做一个她在领导的样子，表示她拥有审查的大权罢了。
她掌权的最主要的办法是培养和使用“耳目”。有一个十八岁的真正的小姑娘，是她培养的重点，放在文艺组当了组长。文艺组里的同志，有的在台里工作了一二十年，很有经验，对文艺的各个方面；各有所长。但小辫子不是说他们出身不好，就是说他们有什么历史问题，所以都得归这个小姑娘组长领导。所谓领导，就是看管。只准埋头干活，不许乱说乱动。的确，他们只能背着沉重的包袱工作，轻易不敢讲话。
这个小姑娘，说起来也真可怜，小小的年纪，本来应该是求知识的年龄，但是，她却什么知识也没有，只学会了拍马，打小报告。她是随工宣队进电台的。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工宣队里，她抢着洗沙发套，抢着给工宣队员们洗衣服，这是阶级感情的表现，因而被留在台里。小辫子提拔她当了文艺组的组长、团支部书记、党委委员。尽管对业务一窍不通，她却干得很起劲。张三说了什么，李四说了什么，赶快去给小辫子报告。那时，电台文艺组的节目说简单也简单，因为除了样板戏还是样板戏，按不同的排列组合，算算时间，编排一下就行了。自己制作的节目极少，同志们难免聊聊天。但还是有人吃过她的苦头，所以，只要小姑娘一进办公室，大家就闭口不言了，连“今天天气哈、哈……”也不说了。有一天，小姑娘跑进办公室说：“有个叫贾宝玉的，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犯了什么错误，要批判他了。”大家既不敢笑，也不好答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小辫子要培养这样的“耳目”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绝大多数同志心里总有一个是非标准。再说，编辑部虽然不很庞大，但播出的栏目不少，有早上6点半的报纸新闻摘要，本市新闻，工农业新闻，外语教学，天气预报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哪里去找这么多耳目呢？总要斗一斗才好，先斗谁呢？于是，我就成了小辫子的靶子。也许是那个小姑娘打了什么小报告，也许是擒贼先擒王的意思。
小辫子要制服我了。她采取的办法是突然袭击。有一天，突然召集了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小辫子照样坐在沙发当中。她宣布开会，没有说更多的。开第一炮是文艺组的那个小姑娘。我见她拿出一份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念，做出气势汹汹的样子。批判我的中心内容是业务挂帅。接着别人发言，有的是敷衍几句，有的是故意东扯西拉，不痛不痒。这一排炮很不成样子，开头似乎雷声很大，可雨点越来越小，会议只好休息了。
等小辫子暂时离开会议室，小姑娘走到我面前，笑嘻嘻地做出很诚恳的样子对我说：“老沈，我年纪轻，没水平，您经验多，说得不对的，请您指出来。”这一招，真使我大吃一惊，比她那第一炮更使我吃惊。这小姑娘知道她在编辑部很孤立，这一突然袭击能不能把我打倒，看来她也没有把握，因此她不想过分和我过不去。一个小小的孩子居然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工夫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那么会演戏，你不能不说是一种本事。她是在哪里学的？
我想了一下回答道：“我有什么意见，会在会上说的。”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了。
我在编辑部，确实做了一些手脚。有的稿子写了什么“向江青同志学习，向张春桥同志学习”之类的话，我把写稿的同志请来，我知道他有他的难处，便和他商量说：“改为向毛主席学习，不是更高吗？”征得他的同意，两人共同改，这样彼此都可以放心。我给英语教学组规定一条：英语教学只学语言，不教那些政治口号。过去英语教学的播出稿，要翻译成中文审查，我直接审英文稿。我也明确规定不批“唯生产力论”。当时，小辫子和那个小姑娘如果抓我这些来批斗，可以无限上纲，说不定还可以把我送进监牢。抓别人的小辫子，光在自己头上扎两根小辫子是不行的，自己要有点本事。写到这里，我忽然悟出一个道理来：为什么有些人那么痛恨知识分子呢？原来如此！
今天我写这些小镜头，既有对“四人帮”的愤慨，更多的是对一些年轻人的惋惜。凭良心说，小辫子和那个小姑娘，并不是很蠢的人，心地也未必生来就那么坏，如果没有人教她们那些歪道理，如果她们在工厂里勤勤恳恳干，认认真真学，学什么都行，总可以学到一点真本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可惜，那个“大革命”把她们毁了，至少把她们那最好的年华毁了。
摘自：沈容回忆录《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文章来源：私人史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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