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寻找贺龙骨灰始末
贺龙逝世六年后骨灰终得安放
仪式现场周恩来一连鞠了七个躬
中央寻找贺龙骨灰始末
1975年，贺龙之女贺捷生要求妥善安置贺龙骨灰，自此，掀起了一场为贺龙寻找骨灰、洗冤平反的行动。
积重难返，撒手人寰
1967年元旦刚过，贺龙夫妇就走进了西花厅，他们想和周总理谈一谈。
屋子并不算大，秘书给两人在西花厅搭了两张床，住了十几天，见到周总理的次数屈指可数。贺龙的夫人薛明还记得：“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会碰见总理的汽车回来，他拖着沉重的身子，自己根本下不来车，必须由警卫员将他小心搀下来。”
看着老战友微微佝偻的脊背，贺龙突然意识到，一个时代即将老去。
几天后，周恩来来到了两人的住处，简单地聊了几句，最终，周总理叹了叹气道：“这样，你先好好休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读读书，练练字。”此时，贺龙的手指已经不太灵活了，他和周恩来握手告别。
夫妻二人来到了京郊西山玉泉山下的卧佛寺象鼻子沟的一栋平房住了下来。
贺龙、薛明被软禁在西山
1968年年初，贺龙一如既往，坐在书桌前读《毛泽东选集》，但薛明却发现丈夫有些反常。
“他握住红蓝铅笔，一直在书上涂画，不知道画了多少道道。”她看着贺龙，可身旁的人嗫嚅了几句，口齿不很清楚，她着急地问他：“你说说话，你说话啊，你怎么不说话了？”
薛明连忙翻到了血压计，为贺龙量了量血压，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于是她又给他解腰带、解扣子，翻看他的瞳孔，见贺龙还是一副魇着了的样子，她急得哭出声来：“你还认识我吗？”但贺龙只是直愣愣地看着妻子。
薛明又拿起一个月份牌，上面印着毛主席，她抹了把眼泪再问：“你还认识他吗？”贺龙这才颤颤巍巍地拿起红蓝铅笔，在空中一笔一划写“毛”。
很快，贺龙被送往了301医院，经检查发现，他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糖尿病容易饿，但无知无觉的两人生活艰苦朴素，困难时期，甚至每顿都是半盒糙米加半盒水煮白菜。
一天，秋风飒飒，贺龙突然对妻子说：“你去拿一棵白菜，给我做份泡菜吃好吗？”看着病床上的男人，薛明几欲痛哭，但她只能忍住，苦笑道：“可我不会做泡菜啊。”
贺龙此时精神颇好，他耐心地教薛明：“这样，你先搁点盐，抹上去，或者把它弄成酸津津的味道。”
贺龙的病一天比一天重，薛明还是没能做出可口的四川泡菜。1969年6月8日，贺龙突然张嘴大吐不止，薛明连忙去找医生，战士们和医护人员将正在输液的贺龙移到担架上，往救护车上抬，她向他招手，直到车辆驶离自己的视线，还一直喃喃道：“再见，再见。”
6月9日8时55分，贺龙被转入301医院，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降到了70/40，15时04分，贺龙撒手人寰。
另一头，到了301医院，薛明才得知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她在老旧的医院里昏厥，不久又被唤醒。贺龙的三个子女搀着瘦弱恍惚的母亲，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第14病室，在贺龙的遗体旁垂首默哀。
移交火化，流骨他方
当日深夜，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经过七拐八绕，开进了兵马司胡同。
车上坐着八宝山火化厂副主任王锋、殡葬处副处长彭志刚，以及一个驾驶员张克安。
三人都是千挑万选出来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人员，他们组织观念强、从不多嘴多舌、政治信仰坚定、能力更要出众。
呈交证件给执勤战士检查后，王锋和彭志刚从车上台下了担架，他们的目标，是西屋里的逝者。
三人无言，看着那屋子正中间的人。他静静地躺着，唯一不同的是，昔日中气十足的将军现如今被白布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两头都用绳子扎住，做成方便抬运的模样。
将贺龙的遗体轻轻抬入灵车后方后，几个等待多时的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灵车发动的同时，两辆军用吉普车也一前一后，护送着向八宝山方向去了。
也许是任务凝重，也许是交代了各司其职，不准交流信息，一行人坐在车上，仍旧是一路静默。
等到到八宝山火化车间时，已经是半夜12点，王锋三人将贺龙的遗体抬进了车间，放在运输尸体的轨道车上，他们已经算是参与程度较深的人员了，但也只能止步于此，战士们将王锋三人送了出去，接下来的环节另由专人负责。
而事实上，等到王锋、彭志刚、张克安退出火化车间的那一刻，就没有人知道那具遗体是谁了。
火化车间的刘占海隐隐约约猜到了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大人物，倒不是他具备多强的政治敏感度，实在是背后十几个军人的注视过于灼热，但也止于猜测，他无从知晓刚刚接尸的人姓甚名谁，还未等他想明白，就按动了电钮，将轨道车调到炉口后自动打开，遗体落在了坑面上。
白日里，火化炉烧了一天一夜，遗体一进去就卷起了熊熊烈焰，刘占海试图瞧一瞧，却根本看不清炉内的面目。
按照常理，等到收骨灰这一环，更是聋哑作业，一扫一收，收骨人见多了这荒凉的场景，竟是连好奇心都没了，不关心何时烧的，烧的是何人，要存放在何处。
可那一天凌晨1点，正好是刘占海收的骨灰。时隔很久，他也记得当时的场景，一切都很静默，他目送着一行人的离开。
漫漫寻骨，特追悼念
1975年4月，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贺捷生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她说：“恳请寻找贺龙元帅的遗骸，补行葬仪。”
不久后，她得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将按照“五不”原则，秘密举行，即不献花圈、不致悼词、不公开报道、不进行宣传、不组织治丧委员会。
贺捷生不甘心，再次上书，并请求邓颖超转交给周恩来，病重的总理看到信后全身颤抖，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信，并叮嘱：“这封信一定交到主席手中。”周恩来的信件背面，附着的是贺捷生的信。
毛主席看到信件之后，流泪了。
最终，批示下来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将于1975年6月9日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纪念日举行，届时，将邀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各单位领导同志及贺龙同志的亲属、部队群众代表约800人参加。
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安放仪式由胡炜、于光、郭玉峰、吴庆彤同志负责办理。”
可案头文件功夫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还悬着：贺龙的骨灰到底存放在何处？
贺捷生和薛明并不知晓此事，贺龙去世当日，专案组只是将她和子女接到了301医院进行了默哀仪式，尽管她知道火化一事，但并未让她和子女插手此事，至于骨灰存放在何地，更是她六年来苦苦寻找，终难得知的。
金涛副主任深感此事棘手，他们特地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调查此事。可等几人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办公室说明来意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却对此事表现得很吃惊：“请您们稍等一下，我们需要查一查。”
同行的傅学正和秘书对视一眼，很显然，办公室人员的神情不像作伪，他们似是从来不知道贺龙的骨灰曾到过八宝山革命公墓。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工作人员才颇为为难地开口：“贺龙元帅是一个大人物，如果骨灰存放在八宝山，毋庸置疑会有记载，存放在那个室的。但我们刚刚翻遍了1969年一来所有的登记，也没有看见‘贺龙’二字。”
金涛沉吟片刻后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贺龙元帅是在被审查的时候去世的，我们要找到那批人。”
傅学正心下知晓，这意思是要去查当年办事处人员的档案。他来到了铁狮子胡同中央“一办”，表示自己想查一下当年“二办”当年负责贺龙一案的工作人员的档案，最好是能找到当年交档案的人员是什么单位的。
当天下午，“一办”就给了回应：“‘二办’交档案的人是空军的，现在已经回了空军机关了。”傅学正听了这个消息大喜过望，连忙向金涛汇报：“是军队的人，空军，只要是军队的人，就可以通知空军协助找人。”
事情进展顺利，傅学正到空军后便寻得了该同志，他名为周拴增，高高大大，看起来十分稳重。傅学正见到他以后说明了来意：“我们想请你帮忙找到贺龙的骨灰。”
周栓增颔首：“我听说这件事，也知道你们会找到我，但是因为行动的性质，我们手上都不能留有资料的，我只能依靠我的回忆，不知能否帮上忙。”
所幸，由于印象实在过于深刻，饶是六年已过，对于那场行动，周栓增仍觉历历在目。
傅学正又来到了“一办”，他等了片刻，工作人员拿出了一本登记册，翻开一看，第一页第一格写着：“王玉。”正当他茫然之际，“一办”的工作人员提醒道：“接着看吧。”
傅学正视线下移，第二格赫然是“贺龙”二字，第三格写着“去世时间1969年6月9日”，第四格便是重点所在——“骨灰现存于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编号0034”。
傅学正已然可以想见，在六年前的深夜，几位军人将一袋骨灰放在了老山骨灰堂，骨灰证上除了“王玉”这个化名，其他几栏都是空白的。
他深吸一口气，对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邀请他们明日一同前往老山骨灰堂。
1975年6月3日，傅学正带着警卫处参谋、原“二办”工作人员等人来到了老山骨灰堂。他们在骨灰室的最后一排最下一层的最后一个格子里，找到了一个黑布盖着的骨灰盒。
工作人员解释道，他们并不知道死者的真实身份，“当时骨灰盒买的是最便宜的，6块、7块的，我们推测这应该就是个平头老百姓。但是我们对此有点印象，因为他们把骨灰盒放下就走了，不论什么样的人家，总是要献个小花篮，搞个小仪式的啊。”
一行人上前，冲着骨灰盒三鞠躬。此后，该骨灰堂一直派兵看守。6月4日上午，北京市民政局领导、贺龙子女贺晓明和贺鹏飞、原“二办”工作人员、军委办公厅四方共同鉴定后，办理了移交手续。
随后，工作人员拿出了国家领导人逝世时专用的黄绸袋子、紫檀木雕花骨灰盒，更换了骨灰袋和骨灰盒，在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前，暂时存放在八宝山革委会办公室彭主任的保险柜内。
讣帖发下去后，从军队到地方、国家机关、北京市等各方都要求增加出席安放仪式的名额，直至仪式开始前夕，计划参加追悼会的人数才从800人调整到1500人，但只要是贺龙生前的好友、老部下，无一缺席。
6月9日14时45分，周总理赶到，他佩戴着黑纱，握住笔，艰难地写下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拿着薄薄的一张讲稿，用很是衰微的声音总结了贺龙的一生，有人说，他听起来像在低声哭泣。
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后，邓小平宣布向贺龙致哀鞠躬，当人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后，惊奇地发现，周恩来仍旧在向贺龙遗像弯腰鞠躬，他整整鞠了7个躬。
参考文献：刘振杰.贺龙骨灰安放始末[J].共产党员,2010(20):44.
贺龙追悼会时周总理连鞠七次躬
周总理的侄子说出了原因
熟悉周总理与贺龙元帅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在贺龙元帅的追悼会时，周总理向贺老总的骨灰一连鞠了七次躬。
按照传统习俗，向遗体告别时，一般是鞠三次躬，周总理为什么要向贺老总连鞠七次躬呢？关于这个问题，周总理本人没有解释过，但他的侄子周尔均后来对贺老总的儿子贺鹏飞说起过，得到了贺鹏飞的认同。
周尔均是周总理的堂侄，也是贺老总当年的部下，担任过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可信度的。
1983年时，周尔均在总参谋部办公厅当处长，贺鹏飞也在总参谋部装备部当处长，两人在一座楼上办公，经常见面，关系非常好，有一次就说起了周总理向贺老总的骨灰鞠躬的事。
贺老总是在1969年6月9日去世的，但因为有些人的干扰，一直没有得到平反，骨灰也一直没有安葬，直到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老总去世6周年时，中央才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贺龙与周恩来
当时，周总理已经重病缠身，做过好几次大手术，连走路都很困难，但是他仍然坚持到了现场，并亲自念了悼词。
在向贺老总的骨灰告别时，大家都按照礼仪鞠了三次躬，但是，周总理仍然没有停下，又继续鞠了四次躬，一共是七次。
在场的人都不明白周总理为什么要这么做，连贺老总的家人也不是很清楚，直到这次贺鹏飞与周尔均说起来，周尔均才说起了原因。
周尔均对贺鹏飞说：“以我对七伯（指周总理）的了解，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事先都是思虑周详，不可能贸然行事。我有个大胆的设想，不知道对不对，七伯第一次和众人一起的三鞠躬，是与大家共同悼念贺老总，向他告别和致敬。第二次三鞠躬，是表达他最终没能保护住贺老总的万般无奈和深深愧疚的心情。第三次又单独鞠了一个躬，是告诉贺老总，他已病入膏肓，不久将与他的亲密战友相逢于马克思灵前。当然，作为彻底唯物主义者的七伯从不相信什么灵异之说，这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即将告别世界前的内心告白，正如七伯在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所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周总理与周尔均夫妇）
周尔均说完后，贺鹏飞也表示了认同，说对自己很有启发。
当然，这也只是周尔均自己的推测，但以他对周总理与贺老总的了解，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周尔均说的第二次三鞠躬，为什么表达了周总理“没能保护住贺老总的万般无奈和深深愧疚的心情”呢？这就要说到贺老总被批斗的往事了。
那场运动开始后，贺老总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周总理得知后，就把他接到了自己家里，保护起来。
不过，一直住在西花厅也不是长久之计，周总理就把贺老总秘密送去了西山，说到秋天我再去接你回来。
那帮人很快就查出了贺老总的住处，因为有周总理保护，那帮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揪斗贺老总，就把贺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赶走了，换上了他们的人，对贺老总进行了各种折磨。
那些日子，贺老总每天都得不到足够的休息，被无休止地折腾，连吃的饭也是被掺了沙子的，喝的水也少得可怜，甚至只能接雨水喝。
在这种情况下，贺老总仍然没有屈服，坚持斗争，一是因为他是坚定的革命者，早已见惯了大风大浪，二是因为周总理对他说过，到了秋天就会接他回去。
但是，那场运动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周总理的预料，到处都在“闹革命”，周总理只能去四处“灭火”，分身无术，自然就无法去照顾贺老总了。
1969年6月9日，贺老总含冤离世，享年73岁。
据说，当周总理得知这个消息后，痛哭失声，罕见地摔了东西，很多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从来没见过总理这么悲伤过。
其实，周总理不只是悲伤，还有对贺老总的愧疚，更有对那帮人的愤怒！
因此，当贺老总得到平反后，在他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即使重病缠身，也依然坚持去了现场，并向贺老总的骨灰连鞠了七次躬，表达了对贺老总深深的愧疚之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周尔均的解释还是有道理的。
当然，周总理也不必愧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处境有多难，贺老总与他相知多年，更是深知他的为人，怎么会不原谅他呢？
至于周总理的第七次鞠躬，也是有道理的，参加完这次追悼会后不久，周总理就再次住进了医院，7个月后，即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与贺老总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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