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说名》 父亲郭沫若 郭沫若两个儿子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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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郭沫若两个儿子文革自杀之谜
作者：贾振勇
获知儿子自杀消息的郭沫若夫妇伤心欲绝，可还要向组织交代情况，为“没有教育好子女”而检讨。
郭民英从小就有音乐天赋，一度人中央音乐学院修炼小提琴。然而，1964年的一个事件，却无情摧毁了一个青年的音乐之梦。事情的起因是一架录音机。郭民英曾将家中的一台录音机携至学校，和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不知是因为由羡生妒还是革命义愤，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强烈不满，有人将之视为音乐学院的“严重问题”，上书毛泽东，打着揭露和批判“封、资、修”、“大(人)、洋(人)、古(人)”的旗帜，指责郭民英搞“特殊化”。在那样的岁月，此事一经曝光，便不可挽回。郭民英无法承受“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责难和压力，心理和精神遭到沉重挫伤，可能就此患上了忧郁型神经分裂症。身受精神疾病折磨的郭民英，已无法在音乐学院的压抑环境中呆下去，无奈之中只好于次年退学。
本来，郭沫若还曾想让郭民英转到人民大学学习，哪怕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郭沫若专门委托秘书王戎笙办理此事，并写信给郭民英征求意见(此时郭沫若正应毛泽东之命辗转于井冈山区)。但对学校生活深感恐惧的郭民英没有答应。无可奈何之际，郭沫若夫妇决定送郭民英参军，或许寄希望于军队这个大熔炉，能改造郭民英的性情。郭沫若为此事，亲自登门拜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这对高层人物来说，乃区区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自幼向往海洋的郭民英参加了海军。郭民英作为一个音乐人才，在军队是很难得的，又加上是参谋总长亲自安排，颇受重用，成了中共预备党员。但是，不知是文革的猛烈批斗风暴又唤起他的创伤记忆，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郭民英突然自杀。
那年头，自杀意味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不仅没有赢得半点同情，郭民英死后还被追认着撤销军籍、党籍。获知儿子自杀消息的郭沫若夫妇伤心欲绝，可还要向组织交代情况，为“没有教育好子女”而检讨。这次，郭沫若的眼泪真的要“朝肚子里流”了。闻讯后的周恩来，也亲自来到郭沫若府第，加以安慰。但是，在生命消失面前，谁有回天之力呢？就在郭沫若沉浸在丧子之痛的时候，上苍并没有怜悯和垂青这个早过古稀之年的老迈之人。政治上翻船的危险，并没有因为他失去了儿子，而戛然止步。
惊人之举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先后公开发表、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看了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这5份文件，件件让郭沫若惴惴不安。更要命的是，在《看了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原信中“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作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作了此种工作”一句，竟然无缘无故的被删去了。稍微熟悉当代中国政治状况的人，谁都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与当时一个大红大紫的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众所周知，江青是“文革”十年间中国故坛最为叱咤风云、嚣张猖狂的人。此时已经进入中央文革的江青，正野心勃勃地攫取政治资本，以“样板戏”为突破口，意图在政坛施展拳脚。
既然名之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的那点文艺修养，算是派上了用场。大搞京剧革命；编排样板戏，也算是从自身实际出发的独辟蹊径之举。可是在“炮打一切”的革命风暴中，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戏剧家、艺术家，大多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有头有脸的文艺界名人，大多被扫地出门。样板戏毕竟是戏，而且要成为全国人民膜拜的“经典”，需要有能力的人做具体编排工作，更需要有影响的名人撑门面，但江青可用主人实在是寥寥无几。无论是论真才实学，还是论社会名望，更不要说论政治立场，郭沫若都是首屈一指的人选。于是，康生向江青推荐了郭沫若。江青也热情地向郭沫若伸出了“友好”之手：
为了收买郭沫若，江青决定请郭沫若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的意思，这实在是最高的礼遇了。她计划把郭沫若的住处安排在康生和江青住房之间的一栋，甚至还亲自领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去钓鱼台看房子。江青还亲自为郭沫若拍彩色照片。要知道当时拍彩色照片可新鲜，不是一般“消费水平”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又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师以上干部看“样板戏”，江青还热情地亲自搀扶郭沫若入座，一时引起议论纷纷。
不知是郭沫若最终推脱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结果是郭沫若最终没有搬进钓鱼台，也没有为江青的革命样板戏服务。不管什么原因，没有领江青的情，就是让江青下不了台，就算是和江青结下了梁子。郭沫若或许为此事忧心忡忡，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报复竟然兵贵神速般的降临了。
1967年5月23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中央文革”借集会之际，大肆吹捧、粉饰江青，把江青塑造成“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推出这位“无产阶级文十七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上述5个文件，就是为配合这一政治动作而发表的。意图很明显，为江青的样板戏等“文化革命”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政治支持。此时的郭沫若，或许才真正意识到江青的厉害，意识到江青的重要，意识到江青在毛泽东政治棋盘中的分量。看看周围那些处境艰危的牛鬼蛇神们，郭沫若或许要不寒而栗了。扫地出门的危险，可谓迫在眉睫。刚刚丧子才一个多月的郭沫若，或许还没有从痛苦中会过神来。但是，已经颐不了那么多了，郭沫若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件惊人之举。
1967年6月，设在北京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举行讨论会。在6月5日举行的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作了《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2的发言。在表达了“我们的讨论会是第一次宣扬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会议，而且是一次成功地会议”之后，面对着老朋友周恩来，面对着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陈伯达，面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会议代表，郭沫若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地宣布：“昨天晚上作了一首诗来表达我深刻的纪念情绪，请允许我把这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的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食粮，／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白求恩那样高尚，／我们要做新愚公，把帝修反三座大山投入海洋！／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万寿无疆！
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语惊四座，也不知道郭沫若当时是何种心情。他或许不知道江青这位红极一时的“文革旗手”，以后要沦为历史罪人；或许也不知道他为此，要付出沉重的道德和人格代价。尽管民望极高如周恩来者，都喊过歌颂江青的口号，但在人们心目中，郭沫若毕竟曾经是代表过一个时代的大气磅礴、浪漫至极的顶级文人呵。
不管怎么说吧，这一关总算闯过了。郭沫若或许长长舒了一口气。
死去的郭世英遍体鳞伤，手腕、脚腕被绳子捆绑得血肉模糊……
摁下葫芦浮起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郭沫若战战兢兢紧紧追随“文革”的前进步伐时，“文革”的酷烈，并没有放过他。1968年4月22日，“文革”的风暴又吞噬了他的爱子郭世英。
据世人评论，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有才华者，而且精神气质酷似青年时期的乃父。如果说郭民萸的自杀，尚有疾病折磨的缘由，可是郭世英的罹难，却完全是“文革”—。手造成的。
据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讲：1968年时，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对郭世英进行了监视，因为他经常说一些有点独立思考的话，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直接遇害的原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浯，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其间郭世英曾经逃出过一次，躲在一个清洁室里，但还是被同学发现，结果招来了严刑拷打。郭世英被造反派抓起来是在4月19日，当天是星期五。家人期待事情能缓下来，可是到了星期天人还没有回来。星期一一大早，郭沫若的秘书(当时已经知道了郭世英死亡的消息)就喊着郭平英、郭世英的女朋友，一起赶往农大。农大革委会选派的代表，跟随郭平英等人回家，向郭沫若夫妇报告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了”。事后在郭家的强烈要求下，法医做出鉴定，结果是：高空坠落。据郭平英说，死去的郭世英遍体鳞伤，手腕、脚腕被绳子捆绑得血肉模糊……。
郭平英还回忆说，在郭世英被绑架、关押的这天晚上，郭沫若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解决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派战”的会议。郭沫若本来可以请求周总理出面，但郭沫若没有向周总理说。郭世英遇难后，于立群责怪郭沫若：你见到总理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他说？郭沫若颤抖着解释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周恩来得知郭世英遇害后，专门来到郭家安慰：“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周恩来为郭世英之死，专门派联络员负责调查，但一直没有结果，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
有人说，郭世英是不甘凌辱，以自杀表达他血的抗议；有人说，郭世英是被反绑着从三楼上扔下来，肝脑涂地而死。郭世英直接的死因，迄今还是—个谜。可是无论如何，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有思想的生命，总归是死了。从大处说，郭世英是不见容于那个时代；从小处说，郭世英之死，还要追溯到那个已经让他付出过代价的x诗社。
还是先让我们来看看，在亲人、朋友和同学眼中，郭世英是一个什么形象。
据郭氏姐妹回忆：
在郭家的子女中，郭世英最喜欢文学，很早就开始写诗、写剧本，经常与郭沫若讨论问题，而且性格豪爽，知错必改。郭沫若格外喜爱他。
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
郭世英身高一米八零，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时，酷爱运动、体力充沛，是学校的足球门将，而且聪颖过人，20多万字《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
据曾经参加过x诗社活动的牟敦白回忆：
郭世英身材结实匀称，前额宽阔，一张马雅科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个真诚的、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据郭世英的同学周国平回忆：
我那时17岁，人生的观念正在定向，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大一的同学，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他大我三岁，读书面很广，爱思考问题，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很多名著，感觉突然有了一个很开阔的天地。我在中学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后来和他的接触，使我觉得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一见到他扰觉得，这是一个我17年中从未遇到过的人，是个真正过精神生活的人。……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忙功课，为未来的前途努力。但是他不一样，他可以为一个问题连续几天失眠，冥思苦想。在别人眼中，那些问题和日常的生活起居没有任何关系。他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思想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又不能公开说，他的痛苦是发自灵魂的。
不用过多罗列了。郭世英，是一个真正过精神生活的人，是一个真诚思考时代矛盾的灵魂痛苦者，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青年思想者。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些，注定要成为悲剧的肇端。
如果说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后，郭世英更加有能力思考那些让他痛苦不已的问题，那么在中学时代，郭世英就显示出了他独立倔强、好学深思的品格。在公之于世的郭沫若的有关文字之中，最早涉及到郭世英的，是在1960年11月18日致陈明远的一封信中：
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俩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你们年轻时期就这样好学不倦，将来大有可为。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本来不过是随笔写来的私信，自己留着看看就可以了。须知现在的许多想法，并不一定都正确，将来可能还要改变。特别在哲学方面的文字，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反复修改。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方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对于自己更应该严格要求，不能任性。这个意见，我已经跟世英、民英都谈过。最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也不同意世英的做法，我就放心了。请您再给他写信，加以劝告。祝好！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判断，郭沫若的主要意图，是劝告陈明远、郭世英、郭民英三人打消出版《新三叶集》的念头。看来，郭沫若已经说服了陈明远甚至是郭民英，但郭世英没有被说服。是故，郭沫若请陈明远再写信劝告郭世英。少年心高气傲，哪知世事艰危。郭世英哪里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新三叶集》固然没有出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世英，离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却越来越远了。他和志趣相同的要好朋友与同学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金蝶等人，组织了一个地下文学组织x诗社。在他们眼中，“x”代表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在当时革命群众和公安部门眼中，赫鲁晓夫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x”，“X”诗社的“修正主义”罪行，是昭然若揭。或许，今天的人们，更应该将“x”，看成是一代有思想的青年，在真理王国独立探险的象征。当时x诗社成员们探讨的问题，诸如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思想文化界流行的专横、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这些疑问在那个时代出现本身，就无异于是向当时主流思想发出的尖锐挑战。
郭世英是怀着深刻的怀疑精神，带着浓郁的理想主义热情，痛苦而真诚地思索着一代青年所碰到的时代困惑。据牟敦白回忆，当他目睹了郭家深宅大院里的特权景象后，问郭世英：为什么处在这样优裕的环境，还要自寻烦恼？郭世英回答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门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
当x诗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后，在北大校园中，郭世英还对最后一次见他的牟敦白说：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
或许，看看父亲青年时期作品中的豪放个性，再对比一下现实政治中父亲的唯唯诺诺，这更是让郭世英感到无比痛苦和迷惑之处。应该说，郭世英以父亲青年时期的精神形象相期许，对眼前的父亲的言行颇不以为然。他曾对第一次见到郭沫若的牟敦白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x诗社成员张鹤慈的哥哥张饴慈也说过：弟弟几次和他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上的诗作的苛评。私下里这些对父亲的非议，恰恰说明，郭世英对青年郭沫若的形象是多么的渴慕！可是，他却没有象父亲青年时代那样恰逢放纵个性的时代。
郭世英和x诗社的离经叛道，终于遭到了厄运。公安部门根据截获的私人信件、油印刊稿，给他们罗列了一系列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收听敌台、密谋逃往境外……。或许是因为涉案者主要是高干子弟和名人之后(孙经武是解放军卫生部长孙仪之之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孙子)，案件性质虽然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定性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这一案件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对此案有批示。或许，正是在周恩来的庇护下，x诗社成员才得以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被判劳教两年，郭世英送农场劳动改造。
x诗社具体是怎么被查获的，说法不一。
据罗点点说，x诗社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的。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进监狱。这个同学生计无着，经常窘迫到挨饿的地步。郭世英非常同情这位同学，经常接济他。接触的多，谈得也多。没想到这个同学竟告发了郭世英。
有人说，在x诗社案件中，郭沫若的秘书起了一定作用：“郭世英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想’案是从他的通信被‘截获’中找到‘罪证’的。其中，组织关系属于‘机要局’的王秘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给郭沫若很大刺激。因此，他几次找出陈明远给他的私人信件，退还给陈，就是为了防止陈的信件再次被‘截获’、被‘无限上纲’、‘攻其—点不及其余’，被当作“修正主义思想”的罪证。”10陈明远乎也赞成这—看法，他在访谈中说：“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的。家信是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我。”11
网上那份未经证实的当事者张鹤慈访谈，更有耸人听闻之说，认为是“郭沫若夫妇勃然大怒出卖亲生儿子”。由于真相迄今不得而知，现将这一材料抄录于下，供识者辨察：
当是郭世英有个北大的同学曹天予，参加了x社活动，后来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通知了公安局)，告他们的反动活动，而惊动当局。由于儿子牵涉在内，最初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想把他们保下来，说要带张鹤慈和郭世英南下，去参观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张鹤慈说，实际是想避一下风头。
对郭沫若，x社的这批有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很瞧不起他，对他之为人为文都是否定的，私下说了很多大不敬的话。郭世英也同意他们对其父的评价，只是强调，“他是我的父亲”，郭世英的生母是于立群。
这个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家告密时，将x社年轻人私下对郭沫若夫妇“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告诉了于立群。张鹤慈说，“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这一说法，可能是过多的猜想所致。该说法漏洞百出，比如据牟敦白说，x诗社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13处)处长李岩老太太负责，根本不是公安部管辖的。即使这一材料的情节属实，那么“郭氏夫妇出卖儿子”的说法也属妄断。即使郭沫若知道了x诗社成员对他的大不敬，也不会糊涂到不分轻重、意气用事的地步。更何况对郭世英的从轻发落，何尝不是出于周恩来和郭沫若多年的友情？
这件事过去多年了。正如牵涉进x诗社案件中的牟敦白所说的，“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有一天会曝光，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12我们也期望有一天，这一案件的档案能够曝光，看看到底郭世英是女口何犯的案。
x诗社案件，毫无疑问为郭世英罹难，种下了直接的祸根。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被从轻发落的郭世英到河南西华农场，跟随一个植棉劳动模范参加农业劳动。1965年秋天，返回北京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学习。没想到，回来还不到三年，年轻的生命就葬送在造反派之手，死时还不到26岁。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一个精神战士，就这样在残暴中，凋零了青春的生命之花。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过精神生活”的杰出的青年人。这也是那样一个时代，少数值得历史留下一笔的曾发出过灿烂光彩的青年人。
据罗点点说，多年后听到一个说法：周恩来曾痛心地说“世英是为我而死……”。还有人说，周恩来曾愤怒地对郭沫若说：“迫害世英，不仅是针对你郭沫若，也是针对我周恩来。”那时分管农业大学红卫兵运动的，是王力、戚本禹、关峰等人，这些激进的“五一六”分子，造反造昏了头，很有可能将矛头对准了周来来，妄想揪出从轻发落郭世英背后的周恩来。
郭世英到底为何原因被迫害致死，迄今仍然是个谜。或许谜底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对郭世英来说，求仁得仁，以死换来思想和生命的尊严。对郭沫若来说，老年丧子，人生之大悲剧。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两个儿子先后离他而去，这是人世间多么残忍的事情。
来源：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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