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国的“王亚卓事件”始末
给黄帅写信
1973年严冬，内蒙古乌梁素海边的荒草枯木笼罩在肃杀的寒气中。内蒙古建设兵团十九团团中心学校的老师们，聊起当前教学状况，心情郁闷，神色忧伤。
夏季时候，工农兵上大学的风潮中冒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紧接着北京又杀出了个反“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几篇搅乱教学秩序、对抗老师的日记见诸首都的重要报刊。在其带动下，大量的“反潮流”英雄小将横空出世，把教育界搅得狼烟四起。
团中心学校虽地处偏境，可北京的一响一动在这里皆有回应。学黄帅的孩子们向所谓“师道尊严”猛烈开火，学校被折腾得满目疮痍。这里的老师们都是响应号召敲着锣鼓来边疆搞建设的“知青”，这会儿成了受攻击的标靶，令他们心气难平，于是，私下里酝酿集体辞职！
读书的是资产阶级“小绵羊”，造反的是无产阶级“排头兵”，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团政治处的学习会上，我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有人默不作声，有人出语附和。会下，我的直接领导，现役军人、宣传股长崔钦也袒露自己的一肚子不满，主任老玄也对黄帅现象颇有微辞。
1974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晚间，我和平日意气相通的宣传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一起议论黄帅，言语中情绪都有些激动，表示不能听任她胡作非为，要对她来一番规劝，让她悬崖勒马。王文尧分析说，黄帅事件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她小小年纪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一定跟当前政治需要有关。恩亚立说，不管她身后有什么背景，我们讲我们的道理总是可以的吧。我说，这孩子太骄狂太无知，很有必要对她进行进行教育。当然我们没有奢望能对小学生“教育”出什么结果，也没有料到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三人决定从每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成名“王亚卓”，由我执笔给小学生写一封信。
午夜时分，我伏案疾书，一气呵成。信件摘要如下：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
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很“佩服”，对你信和日记中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迫人太甚！
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
不是说你给老师提了意见，就把老师当敌人了，而是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老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满腔热忱的帮助他，还是以抵触的情绪批评人家，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老师有不对之处学生提出来，不应该强调提意见的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再看老师的做法，决不认为是因为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而会看到自己的语言中欠诚意，老师思想革命化程度不高，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是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假若对你身上存在的不足，别人不是找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子、瞪眼睛之类的词句对待你，你将会怎样想呢？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又为自己的被压制作了些抵抗，这怎么能联得上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一谈呢？
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做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老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在思想、政治上的帮助才是对他们的最大关心、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光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老师还能多说话，多负责么？
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情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这方面，我不多说，请你拿出自己写的东西，三思！
……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老师，教育战线上的事懂得少，分析能力又差，只是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写到哪，语无伦次，字又潦草，观点必定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以后有空，我还想再给你写信。即此.
祝工作好、学习好。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王亚卓
七四年、元月、十四日
这封信写得很潦草，文辞无修无饰，字迹龙飞凤舞，写好后立即寄出，也没留底稿。王亚卓案平反后才从黄帅那里再见此信，誊抄下来。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封信会酿成一桩历史事件，否则一定会把这封信留个底稿，做个历史见证。总之，一颗定时炸弹就这样在北国隆冬之夜制造出来。
人民日报社来电话
1974年春节时，王文尧、恩亚立分别回天津、北京家中过年去了，“王亚卓”中只有我留守边疆。这期间，我收到北京黄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
细细读来，对这孩子的印象有所改变。她的言辞比较诚恳，说读了我的信同样想了很多很多，从中受到很大教益。说自己年纪还小，许多方面还很幼稚，行为可能有不当的地方，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作进一步的思考，并表示愿意得到我更多的指点和帮助，使自己尽快成长起来，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封信后来被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收去，不知下落。
我一直不清楚这信是其被人教唆想进一步引蛇出洞，还是自己真实意图的表露。她说希望再得到我的来信，我想等王、恩二人回来商量后再复信给她，就未动笔。黄帅来信的事我没有张扬，只对崔钦股长讲了，他挺高兴，说看来这个小学生还不是铁板一块。
2月6日一大早，政治处秘书李尚顺告诉我说，凌晨两点时，人民日报社有长途电话从北京打来，问十九团政治处有没有个叫“王亚卓”的。李秘书脑筋灵活，虽然不知道我们给黄帅写信的事，但判断出“王亚卓”一定是我们三人的联名。李秘书以为我们有什么大作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兴冲冲按照来电要求把我们的年龄、性别、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工作性质详细作了汇报，并迫不及待向我传达，连说恭喜好运。
听了李秘书的话，我心里七上八下。我们没给《人民日报》投过稿，“王亚卓”仨字也只在给黄帅的信上用过，报社是不是要发表我们给小学生的信？果真如此，说明我们的意见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全国教育革命的方向将要作重新调整。事情会这么简单吗？我猜不透，想不明，但绝没料到谜底会是那样的凶险。
小学生回复公开信
2月11日清晨，我忽然听到高音喇叭播放的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中女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黄帅的一封公开信——— 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当天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也发表了黄帅的题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说，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精神，热烈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值得一读。
我默立在刺骨的冷风中，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黄帅的公开信说：
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修正主义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他们能不能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因为我在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你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不通情理”，“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里拣来的？在你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要我们这群毛孩子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吗！
在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讥笑、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公开信更凶狠的言辞还在后头，听到这里已令人毛骨悚然。太突然了！前几天小学生不是来信说我们的信对她很有教益，希望我们继续对她进行帮助么？怎么顷刻间就变幻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目，要置我们于死地呢？
王文尧、恩亚立两战友此刻是否听到了这套广播？他们会作何反应？兵团的首长战友们会作何反应？明明白白点了十九团的名，我们卷入漩涡了！
黄帅这封公开信写于1月26日，她亲笔写给我们的那封回信日期是1月19日，差7天时间。也就是说，我接到她的亲笔信时，她已经拟写这封公开信了。
小学生怎会有如此大的能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不是轻易能发得出来的，来头不小呀！
宣传股长崔钦找到我：“主任叫你去。你们可惹祸了。”
崔股长胸襟坦荡、心直口快，我们三人都是他亲自从连队选拔上来的。我父亲“反右”时受牵连，算是有历史问题。他坚持己见，全力提携。恩亚立的家长政治上也有“瑕疵”，也是崔用力拉来的。我们都是他的爱将，都想努力作出成绩为他脸上增光，谁料想捅了这么大个娄子。
主任面色严峻：“你们真不知天高地厚呀。”“这把火烧得可不小哇。”我想辩白几句，只觉得口焦舌燥。主任说：“兵团政治部和师部都来了电话要对你们的事进行调查，团长、政委作了指示，让你们把问题解释清楚。你把事情经过写一写，要快，写好后交给我，一定要实事求是。”
小学生身后的大人物
黄帅的公开信搭载着电缆光波迅速在全国传播，激起层层巨浪。十九团的干部战士们炸了窝，一拨一拨的熟朋生客闯进我的小屋，打探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我对北京方面的脉络一无所知，只是不停地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以前所在的六连几位朋友来了，态度鲜明地表示了他们的愤慨：“《人民日报》的做法不公平，只发表黄帅的信，为什么不把王亚卓的信也发表出来，让大家看个究竟？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不是光明正大的作风！”我的情绪也激荡起来：“我要跟她辩出个是非曲直，真理不辩不明！”此时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一竿子捅了多大个马蜂窝。我不知道“王亚卓”的信寄到小学生手上后没两天就到了教育界、乃至全国政坛炙手可热的迟群的案头，迟群在这封信的边缘恶狠狠批道：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字字锋寒刃冷，句句刀枪出鞘。见到迟群批示，具有非凡政治敏感力的黄帅父亲兴奋异常，捉刀代笔替小学生完成了致“王亚卓”的一封信，迅即交给了风云得意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鲁为了加重石头的分量，在信前精心安排了一份编者按，呈送于他的顶头上司姚文元，并写了这样一份报告：
文元同志：
送上《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和编者按等，请审阅。据内蒙兵团二师十九团政治处李尚顺同志介绍，给黄帅写信的王亚卓是三个人，具体姓名和简单情况是：
王文尧，男，23岁，党员，家庭出身工人，是 1969年从天津到内蒙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十九团宣传员。
邢卓，男，20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是1969年从河北保定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报道员。
恩亚立，男，20多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北京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放映员。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鲁瑛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姚文元当天作了批示：
拟同意发表黄帅致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
姚文元
二月七日
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请酌。
江青
二月九日下午七时同意。
洪文
张春桥圈阅。
黄帅公开信的背景如此深厚，我还指望与其展开公平、公正、公开的讨论，实在可笑。“王亚卓”三只螳螂已处于滚滚铁轮之下！
遭批判的日子
兵团和师部组成的工作组由兵团副政委挂帅带队开到了十九团。
王文尧、恩亚立被加急电报召回，他们一下火车便分别被吉普车接走，我们三人被隔离开来，分头审查。我是给黄帅信的执笔者，是重犯，对我的审问尤为频繁。
开始我否认王文尧、恩亚立知道我给黄帅写了信，说大家确实作了议论，打算给黄帅写信，但最后实施他们并不知道。这话并不完全是假，那封信写好后我径直寄出，王、恩的确没有过目，现在把他俩连累上，我于心不忍。可工作组不相信，我也无法与王、恩沟通，他俩也回避不开，全都承认从头到尾裹在其中。
下一步工作组力施高压，要我们交出后台。后来才明白他们的用意，我们三个“知青”属于领袖发动的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响应者，不宜作为反面教材，最好能抓个“大头”，其时上层政治领域有抓军内“走资派”的意图，如果能在“王亚卓”身后揪出个军内复辟人物是他们最理想的成果，而团政治处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讲不出“王亚卓”背后有什么幕后操纵者。工作组围绕这个题目日夜攻心，终无所获。王文尧、恩亚立也守住节操。接下来是一波接一波对“王亚卓”的批判浪潮。
我是由六连调到政治处的，工作组安排六连指战员对我搞一场批判。这天午后我被带到会上，三百官兵齐聚操场。指导员作开场白，随后有排长、班长、战士等六名男女批判者台上发言。我垂臂而立，侧耳恭听。批判者人人手里捏着纸稿，有人念起来也算慷慨激昂。而更多的批判者调门虽高，音质却明显绵软无力。台下群众唧唧喳喳，交头结耳。工作组的人认为会开得很不严肃，几次责令会场安静，不见奏效，最后一个上台发言的叫王英民，平日和我关系不错，他先是瞅我两眼，念完稿又瞅我两眼，我觉出他眼神中闪动着怯缩和惶愧，我俩的位置仿佛颠倒了。
有人挥动手臂喊口号：“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猖狂的进攻！”
台下应者寥寥。
台上呼喊：“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
台下回应有气无力。
台上喊：“支持小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
台下竟是一片嘘声。批判会开成这个样子，指导员脸上挂不住。毕竟上级多位首长在场，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态度怎么得了！指导员色正辞严道：“对王亚卓事件的认识是否深刻证明着我们每个人世界观改造的程度，今天晚上各班要召开班务会，每个人必须表态发言，各班作好记录，明天上午交到连部。”
批判会草草收场。
在这之前，我经历了团、师各种规模的批判会八、九场，气氛虽然不像六连这样稀松寡淡，却也没有什么刀光剑影杀气冲天的场面。“王亚卓”当年都是红卫兵，五、六年前皆亲历过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运动，见识过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拳脚相加，干柴烈火的恐怖景象，而1974年的今天，民众对于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整齐划一的思想指挥已经不再一味盲从，坚固的政治堡垒的砖石土木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
十几天后我又收到据说是某保定籍的的战友从我的家乡捎回的一包食品，里面是一袋奶糖，一袋桃酥，享用的时候我发现了夹在食物中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好自珍重。弟兄们们也是迫不得已，切勿当真。落款是六连人民。后来得知，那天上台读批判稿的六连同志心里都不是滋味，尤其王英民。六连的这组稿子被人整理后在《兵团战友》报上发表出来，王英民更是胸中堵闷，当时他正积极要求入党，不能不接受这个政治任务，可又怕自己的“落井下石”令我悲伤，此事折磨得他寝食难安。总想找时机向我解释，但始终未得机会，因而有了食品袋和袋中的纸条。字条不是王英民亲笔所书，却代表着他和那些批判者的心声。
经过十几轮批判，数不清次数的深刻检讨，“王亚卓”问题有了处理结果。给予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恩亚立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我，留团察看一年，下放连队劳改。我们三人分别发配到离团部百里远的三个地方。
塞北五月，草绿花芳。我背着行李来到四连。在个陌生的环境，不知大家对我抱有怎样的态度，心中惴惴不安。
出乎意料的是四连的干部战士没有对我作过一次批判，没有侮辱和歧视，没人把我当“坏分子”看。我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距四连十五里地是五连，一年前我曾在那里蹲过仨月点。和连里的几名报道员结下友谊。我到四连后，五连的朋友常来看我，他们怕我在四连受委屈，就联络自己在四连的朋友，放话要他们对我加以关照。我还被邀请去五连聚会。我不敢乱跑动，到连部请假，连长批准得十分痛快，说：“你有行动的自由，去吧。”我去了五连，朋友们为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我和大家开怀畅饮，大醉酩酊。据说为我的到来，五连弟兄深夜掏了连长家的鸡窝，还牵走伙房里的一块羊肉。由于动静过大，惊动了领导。集合号一响，大家被召到操场。指导员声色俱厉把参与活动的人一通训斥，他上纲上线说：“你们这些人的政治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你们为王亚卓把酒摆宴，是什么意图？是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挑战吗？”此话说得大家心头起火。七班长隋来福蓦然而起，说：“指导员，您的话说得太重了。王亚卓有错误，但他们可不是阶级敌人。《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还称王亚卓为同志，同志是什么意思？犯了错误的同志不等于阶级敌人吧？”
指导员一时语塞。连长打圆场，说：“对犯错误有同志要从思想上帮助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连长心疼自家昨夜失踪的两只肥鸡，老婆也让他追查，他人善，并没有深究。
战友情深
八月，乌梁素海的芦苇密了，高了，野风挟裹着早秋的微凉，把天空吹得湛蓝清透。我的十四岁的小妹来边疆看我了。她所在的学校和全国各地教育领域一样把“王亚卓”批得体无完肤。“王亚卓”之一是她亲哥哥，这么大的事是瞒不了谁的。她在这风掀浪涌的情势下内心极为沉重。她本是认真读书遵守纪律的孩子，这种“小绵羊”的表现与眼下大行其道的北京小学生的“反潮流”精神格格不入。谁是谁非呢？哥哥是她深爱的，了解的，决不会是面目可憎的复辟势力的代表。徬徨、郁闷、痛苦、绝望。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又担心我在远方的境况，就在暑假之间赶来内蒙。她到达团部所在地坝头，才知道去我所在的四连还有一百多里路程，且没有可乘的车辆。六连紧挨团部，弟兄们接待了小妹。而在此之前我并不知小妹的到来。接到六连战友的通知，我匆忙请假，立即起身徒步往六连奔，中午启程，百多里路走了八、九个小时。我在路上奔走时，六连的友人为排解小妹的焦躁之情，带她到风光旖旎的乌梁素海上浏览连天的碧波和葳蕤的苇场。小妹心事重重，不断问及我的情况，大哥大姐们给予她乐观的回答。他们把从海里捕捞上来的鲤鱼用海水和盐粒在船舱的大锅中煮了，让小妹品尝这可口的野鲜。我赶至六连，天已漆黑，在大家给她安排的宿舍中见到她，她拥到我的怀中，说的第一句是：“你们这儿的人真好。”
陪小妹呆了一天，次日我假时已到，须急返四连。行前把小妹托付给六连弟兄。这天下午他们妥善安排了车辆，把小妹送到了七十里外的前旗火车站，送上东去的列车。回家后小妹来了封信，信里还有那句话：“你们那儿的人真好。”是啊，落难中的我仍能享受到朋友们如此真诚的友谊，够我回味一生，记忆永久。
一月后，我又在一位好心医生的关照下回了趟家乡保定。医生给我开具了神经衰弱的诊断证明，我才得以返城就医。到家见到小妹，她由于精神遭受极度折磨，气短息弱，人已瘦得皮包骨头，当天晚上，她突然昏厥，送到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十天后悄然辞世。我心痛欲裂，悲愤欲绝。这时半月假期已满，我不得不回归内蒙。在北京转车，四连友人张立国正在京探亲，接我到他家中，我神思恍惚，心如麻乱。他带我到丰泽园喝酒浇愁，喝得不过我平时酒量的三分之一，却已是神智迷失，不晓东西。张立国几乎是抱着我上的公交车，背着我上的他家二层楼。我一夜呕吐，吐出了苦胆汁。他一夜守在我的床边，不曾一刻阖眼。早晨醒来，我弄清身在何处，不禁泪水盈眶。我一个身负罪名的另类人，受到这多人的真情关爱，使我增强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也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并不孤立，历史 将会为我们的所为作出公正的评价。
1975年深秋，我得到崔钦股长要离开内蒙兵团回北京郊区老家的消息，急匆匆从四连赶往团部。没有顺路的车辆，还是靠自己的脚板，顶着星月一路疾行。崔股长是我敬爱的人，当年是他安排我到兵团报社学习了三个多月，之后把我调到团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还是想各种办法保护我们，口焦舌敝为我们开脱罪名，暗中给我们精神鼓励。他在一次和我暂短接触时告诉我：“全国各地给你们寄来的数千封信中并不都是工作组拿给你们看的批评谴责，也有不少是对你们的作法给予支持鼓励的，眼光要放长远，一定要坚持，顶住。……”
天光大亮，我达到团部，往崔股长的办公室冲。人已经不见了。崔钦对“王亚卓”三人上调团部起着关键作用，对“王亚卓”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不能对“王亚卓”的错误有正确认识，因此被解除了军籍，送回老家，干部身份被拿掉，工资降三级。当了十七年兵的崔股长，被迫脱下军装，离开军营，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我迟来了一步，他已在清晨时候去往前旗车站了。我拖着躜行一夜的疲惫之身朝通往前旗的黄沙路上奔跑，我在原野中大声呼喊：“崔股长，等等我——”没有人影，没有车迹，也没有回声。枯草在寒风中摇曳，朝霞在惨暗的空中流散。我泪流满面，奔跑着，奔跑着，我朝着看不见的崔股长的身影奔跑，朝着乌拉特前旗火车小站奔跑，直到跌倒在地。
列车载着我的战友，载着我的悲愤，载着“王亚卓”的思念远走了，我伫立在旷无一人的荒原，仿佛听见车轮滚滚的声响，听见小妹那句由衷的感叹：“你们这儿的人真好。”我想：这些好人的存在反映了大众的心声，当今时代已不再是万马齐瘖的时代。我应该好好活下去，为自己，为朋友，等待着曙光东现的那一天。
作者：邢卓
摘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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