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知名知青：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下)
6， 敬一丹：我的五彩缤纷的知青生活
敬一丹（左）
“知青生活对我来说，不是灰暗的，而是五彩缤纷的。”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如是说。与大多数知青相比，那段岁月对她而言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意义，那是她梦开始的地方。1972年，敬一丹达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那时她17岁。敬一丹去的是小兴安岭林区，在黑龙江省通河县清河镇一个叫清河林业局的地方，在这里，她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光。
那段时间是比较艰苦的，她们二十多个女孩子住在一个小屋里，不时就会听见一声尖叫，“蛇，蛇!”，那时候，蛇可是她们的常客。小屋在路的尽头，那里没有电，也没有广播、报纸，每天就只能点一盏油灯，点灯用的油都是从队里的油桶里倒出来的，每天只要多点一会儿，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眼窝、鼻孔里面都是黑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命运，毫不夸张的说，这是她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林场要新建一个广播站，谁能做广播员呢?热心的同志们就说，“小敬在初中就是播音员啦”。其实，敬一丹从小学开始就有了捧起话筒的愿望，初中的时候就做了学校的广播员，也参加过黑龙江省广播电台的招聘，对广播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是她从未想过专门从事播音的工作。于是，也算小有经验的敬一丹就跑到话筒前，一张口，简简单单几句话，大家听了纷纷叫好。就这样，她从此就开始了与话筒之间的不解之缘。
林场广播站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只有敬一丹一个人，她自己写稿子，到工段去采访，是记者，又是播音员。那时候的广播主要放一些林场的动态，还有音乐、样板戏。全林场有两个高音喇叭，林场三十多户居民每家有一个入户的小喇叭，在那个大山脚下的寂寞的地方，是广播，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生气。天不亮，敬一丹的声音从大喇叭里传出来，点亮了家家户户的灯。“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起床、上山，林场苏醒了。晚上，家家户户又拉响了家里的小喇叭，听听林场的事儿，听听音乐，还可以听到省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在那个没有电视的时期，所有的听众都认识她，想听什么，敲敲小敬的门，“我们想听一段笛子独奏”，就可以直接“点播”了。那时广播站里的唱片都是敬一丹在哈尔滨买了带过去的，绿色的。蓝色的，透明的，大大小小几十张，装饰了小小的广播站，点缀了寂静的生活。
(文章来源：平远知青网)
7， 葛优：从知青猪倌到平民影帝
葛优
1976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葛优来到北京昌平县兴寿公社插队。葛优有幸得到了一个比下地劳动相对省力的活—养猪。他一干就是两年零九个月，做猪食，清理猪圈，给猪接生，为猪治病……成了地道的小猪倌。他和师傅两人，养着五六十头猪。葛优说：“我的肩膀就是当时练出来的。打水，提水，农忙时负责送水，两桶开水能够挑很远的路，不用放下肩膀来。”
1978年底，在插队的平房小院子门前，葛优利用爸爸的照相机，请人拍了一张表情丰富的照片。这是葛优第一张带有表演的“剧照”。葛优说：“这应该是我想当演员念头的最初萌芽。”此前，尽管葛优有一个著名演员父亲，但根本没想过要当演员，他只想进一个全民单位。
1979年，在葛优离开兴寿公社的前几个月，演艺人才青黄不接的全国艺术院校纷纷招生。葛优觉得应该去当一名演员，他说：“那时的心情，比起拍照来，就有点要发芽的感觉。”他请假回到城里专门参加考试，第一个报考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接着是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实验话剧院，葛优屡败屡战，最终一个都没有考上。
这时，昌平农场的人要求葛优回去继续养猪，因为葛优请假期间，养猪的活是找别人临时代替的，但那人很不用心，大猪小猪都怀念着葛优。葛优已经心灰意冷，于是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就回到农场与大猪小猪为伴。这时葛存壮的一个朋友来串门，他说全总文工团正在招生，可以去试试。葛优改变了行程，决定第二天去报考。
考试的内容分三项。第一项是朗诵，葛优的朗诵材料是散文《鲜红的请帖》，讲的是“文革”时老师受到学生冲击，后来学生感到自己错了，给老师发出请帖，为老师过生日。葛优非常怀念这份朗诵材料，直到今天还一再表示：“真可惜，丢失了那份朗诵材料。”第二项是唱歌。可以想见，葛优的嗓子好不到哪里去。第三项是小品。葛优犯愁了，前面两项考试结果平平，第三项如果走以前的老路，肯定不会被录取。葛优灵感闪现，决定演一个小品：《喂猪》。
在众多的考官面前，葛优发现自己的喂猪生涯，仿佛就是为这次报考准备的。原先有点紧张的葛优，马上变得胸有成竹，他不仅吃过猪肉，见过猪跑，而且和猪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年。他回忆说：“在表演的时候，舞台当然没有猪，但我的眼睛里有猪。”葛优的表演受到考官好评，终于考上全总文工团。
直到现在，葛优还很想回到那插队下乡养猪的地方去看看。(文章来源：青年文摘)
8， 王小波：“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王小波
1969年5月15日，从北京站始发的临时列车，将王小波送往遥远的云南，当时王小波15岁。王小波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弄巴农场一共待了两年。
辗转12天后才到达弄巴农场景罕14队的22名知青里，教育部直属二龙路中学“老初一”的学生共有9个，4男5女，分别是王小波、赵红旗、赵和平、艾建平、沈芬、那佳、朱萍华、岳薇和艾建英。知青们的箱箱柜柜，用牛车拉了两三趟，这些教育部大院子女的行装，着实让当地人感叹了一阵子。头两个月，知青们暂住粮仓，一堵矮墙将男女生隔开，晚上躺在蚊帐里，看着一只只大耗子在屋顶上嗖嗖窜来窜去，男生新奇，女生尖叫。给知青住的平房修好后是4人一间，王小波和赵红旗、赵和平兄弟是同屋。
农场的生活苦，对当时那些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26元的知青工资，加上“边疆补助”2元，一共28块，本地职工用以养家糊口的收入也不过如此。小波和他的室友，扣掉每个月8块钱的伙食费，从中拿出一点零钱买点青菜，剩下的基本花在买烟上。当地流行的“春城”牌香烟每包4毛钱，属中档水平，小波他们常常“一个月的上半月抽‘春城’，后10天就改成了2毛钱一包的‘钢花’”，到最后，就到集市利用“免费品尝”的机会去弄烟叶。农场的饭菜在他们看来也是难以下咽，同一种蔬菜一吃一季。
王小波讲义气。赵红旗和赵和平的评价里，这排在第一位。“其实也没有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就是在日积月累中，我们觉得小波是一个绝对讲义气的哥们儿。”无论是中学时，还是后来到农场插队，王小波都不爱主动打架，但却总爱做“帮凶”，“平时不怎么说话，但谁要是跟人家动手了，他肯定第一个冲上去”。刚到农场插队不久，分配到瑞丽农场的赵东江小腿被蚊子叮咬，感染到不能干活。听到消息的王小波某一天临睡前跟同屋说“明天我去看看东江去”，大家都没在意，从这里到赵东江所在的瑞丽农场要翻越一座山，足足有三四十公里。这条路正好在中缅边境线上。凌晨3点多钟，赵红旗就听到王小波起床了，拿着个手电筒，带上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护身武器——一根苏式武装皮带上路。当天傍晚，真的就赶到了赵东江的宿舍。也没说什么客气话，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又踏上了返回的路。赵东江至今念念不忘，“谁也不知道小波这一路上有多危险，他还跟我开玩笑说，路上用武装皮带打翻了一头野猪，本来想扛来吃猪肉，但扛了一段实在扛不动了，只好放弃”。
王小波邋遢。这是家人、朋友甚至农场职工们一致的记忆。沈芬的第一反应，就是王小波“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样子，上中学时候，天天“乱七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到了云南，在赵红旗印象里，王小波总是脏衣服轮流穿，反复三四次。老职工段炳芹一度还每周帮他洗一次衣服，说起来老人们都会笑，“北京知青里，再没有比他脏的”。
王小波爱看书。“一回来，脚也不洗就往床上一坐，拿个被子往身上一披，开始看书。”看完赵红旗带去的两本古希腊史后，就一遍遍读自己带去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艾建平感叹，“当时实在是精神生活太匮乏了，没书可看，小波离了书就活不了”。小波看书的画面也留在老职工的记忆里，“吃饭也在看，碗边就摆着一本书”。王小波他们来农场时，已经过了1966年“破四旧，立四新”收书最厉害的风头，上面不怎么管，下头的职工们也就对知青们看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王小波自己的书从来都是胡乱往床上一扔。赵和平回忆，小波的褥子底下常常是既有书，又有钳子、锤子等等劳动工具，“他不嫌硌得慌，回来倒头便睡，也懒得收拾，想看了从褥子底下随手掏出来就看，他的床谁也睡不了”。
王小波聪明。不仅体现在他能大段大段背诵文学作品，当地生活做饭都需要到山上去砍柴，是当时最累的活之一，王小波找到当时的农场场长于云生，提议建个沼气池。于云生是厦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王小波的建议大加赞赏。王小波找来书，照着书上的图自己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挖沼气池，那佳还经常过来当帮手。后来，沼气池快要完工时候，王小波因为生病住院了，这项计划最终流产，但提到王小波，于云生还竖起大拇指夸他是“队里最聪明、最有内涵的人”。有个小插曲让那佳记忆犹新，当时农场里的老职工私下里爱给知青们“配对”，大致按照外表和性格议论哪两个人结合比较合适。“我当时个子高，他们总爱把我和小波配到一起去，但我知道小波心高气傲，肯定是想找个有思想、能够和他在精神上交流的人。用小波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抛出一个球，对方得能接得住。”(本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9， 食指：不合时宜的《相信未来》
食指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利的汽笛长鸣”，1968年12月18日下午四点零八分，一列由北京开往山西汾阳的列车满载着北京知青们准时启动。就在这趟列车颠簸的车厢里，20岁的郭路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诗连同不久前写就的《相信未来》，很快就成了整整一代人的情感和精神依托。
与那些交织着青春、理想、挣扎、幻灭、希望的诗歌相比，眼前的食指老了：头发白了，腰弯了，步子慢了。时间显现出它残酷的一面，它能让一个人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同样，它也能让生命的火苗渐渐变得微弱。诗人老了，但是那些诗歌依然年轻，而这足以让诗人感到宽慰。
1968年，文革第三年，整个中国一片嘈杂。无论对于渴望过上好日子的民众，还是对中国文学来说，前景都异常黯淡;但是在“东风劲吹红旗飘”的绝对语境中，横空出世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让人们在困境中得到了些许安慰，看到了些许希望。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很难想象，在那个语言贫乏、情感缺失的时代，还有人能写出这样美丽而感人的句子。
“当时我把这首诗带给贺敬之看。贺敬之的评语是：在30年代它是一首好诗。”食指说言下之意，它是不合时宜的;再往深里说，你不该写这样的诗。
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可以说冒犯了那个时代。《相信未来》的广泛流传，惊动了当时的“文化旗手”江青。“江青认为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在江青看来，食指是一个灰色诗人，她下令对食指进行调查。“幸好我的《鱼儿三部曲》流传不广，否则肯定会被打成反革命。”谈起往事，食指仍然心有余悸。
《鱼儿三部曲》是食指1967年的作品，这部描述青年人失落、彷徨的长诗，意味深长地对文革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文革年代，思想被禁锢，但是食指的诗歌还是以手抄和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遍大江南北，《相信未来》让处在迷惘和挣扎中的青年看到了希望。但是在食指看来，它并不是一首乐观之诗，它传达的是一种无奈。“有关这首诗的产生和传播，也存在误解。”食指希望能够通过快报的报道，对此加以厘清。
食指的好友李恒久曾撰文回忆说，他是《相信未来》的第一个听众，“1968年初春的一个早上，我和郭路生在北海见面，我有幸作为第一个听众听他背诵了《相信未来》。”实际上第一个听众另有其人——《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的儿子曲磊磊。而《相信未来》也是一首命题诗歌。
文革前，北京有好几个文学沙龙。年轻人聚在一起，阅读“禁书”、探讨艺术、创作作品。新中国国徽的设计者张仃的儿子张郎郎曾经发起过名为“太阳纵队”的文学组织，结果被发现，张郎郎被通缉。“太阳纵队”一些成员和食指是朋友。“当时他们聚在一起，就一个萝卜，但彼此也会用装了酒的大瓷缸碰一下，说上一句：相信未来。”食指说大家很郁闷，张郎郎逃跑前，在李东白的一个本子上，写了歪歪斜斜的四个字：相信未来。
食指说他非常受刺激，就想以此为题写首诗。“一直没动笔，直到有一天看到一张照片。”那是曲磊磊翻拍的一张外国照片，照片上是一串紫葡萄和一个虚化的女子头像。“我看到后，感觉一下子被激活了，觉得可以写了。”食指一口气写出《相信未来》，并且背诵给曲磊磊听。“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这个句子，就是由照片引发出来的。
“《相信未来》与乐观主义无关，那时，无奈是一种更真实的感受。”食指表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绝望。
食指的诗流传大江南北。这对食指来说是幸事，但也带来一些麻烦。“因为中途传抄太频繁，很多句子已不是我原来的了。”食指拿《相信未来》举例，“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一句中的“露水”应该是“泪水”;而“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里的“凝霜”应该是“凝露”。食指希望能恢复“原貌”。而读者的一些“错误”也有“正确”的时候。最典型的要数《相信未来》的第一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一些流传的版本把“我的炉台”演变成了“历史的炉台”。“读者写得比我好，更加大气。”食指认为。
很长一段时间，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被看做是中国新诗潮的源头，但是在今天，食指的诗被认为影响并推动了新诗潮的产生和发展。
食指这样描述他和北岛的第一次见面：1978年的一天，北岛、芒克约我见面，我有事耽搁了，就自己去找他们。他们决定在《今天》第二期上发我的诗。那也是我第一次用“食指”这个笔名。
“他不怎么说话，他外号叫老木头嘛。”食指说北岛挂着善解人意的笑容。
有人举例说北岛受食指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北岛著名的“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的句式明显受食指《命运》一诗中“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的影响。对此，食指不愿评论，“各写各的，很难说谁受谁影响。”
(文章来源：龙虎网)
10， 梁晓声：知青生活是我的写作命题
梁晓声
从《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年轮》，他的作品都曾引起过轰动。 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坛，梁晓声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知青文学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位作家。如今，他蜗居在北京语言大学中做学问。生活中儒雅、谦和的他，谈起当下的时代与文学，激昂中不乏忧患。日前，身在北京的梁晓声与记者在电话中长谈了近年的心路历程。
“我是有两个家乡的人，哈尔滨是我的家乡，山东荣成也是我的家乡。山东是家族生根的地方。我是这棵树上一枚飘落在东北的种子。”
记者：您的原籍山东省荣城温泉寨村，而您父亲在少年时期跟随乡亲们闯关东定居哈尔滨，心目中有“两个家乡”?
梁晓声：很遗憾，我一直没回到过山东荣成老家，所以我的意识中，我是有两个故乡的人。我在哈尔滨出生，那里是我的家。而父母是闯关东那一代的山东人，对山东的情感也很深厚，毕竟山东是我父辈走出来的地方，是家族生根的地方。
记者：在北京语言大学当老师都教授哪些课程?感受如何?
梁晓声：我现在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中文创作与欣赏、散文写作、文学影视评论等课程。我在教学中试图将评论延伸到大文化的概念，比如评论网络文化现象。中文系教学有个尴尬，它不是教授你如何写作的，某种意义上说，出的是文学批评家，可没那么多单位提供这样的职位。写好评论是中文系学生能力的底线，否则就白学了。我不主张只评论小说，美术、歌曲、话剧这些都可以评论，希望学生们成为广义上的评论者。
记者：很多外地的大学、机构请您去讲座，但是您很少去，出于怎样的考虑?
梁晓声：大多数是不愿意去。因为对于文艺、文化的主张是很个人的，我如果专门讲文学创作，必须面对把它当成专业的人讲授才值得。而真正冲着文学来的人，恐怕是十分之二三，最后往往变成了泛谈，会谈到时尚、网络文化之类。也不喜欢辩论，面对观众时，要面对很多人的反问，你辩论也不是，辩驳也不是，变成了一个秀场。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由写东西的人变成“说话”的人，那是突破我的底线的。我不只是老师，还是创作者，要有更多时间思考。
“我的一生像连环画，底色温暖。我会把写知青生活作为一个命题继续写下去。”
记者：您也曾向现代都市题材靠拢，做出了多样化的尝试，但提起您的写作，大多数人还是会定位为“知青文学”。
梁晓声：把我的写作定位在“知青文学”，是先入为主的印象，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残留的印象。每当我出了新书，别人着眼点是我又写了一个“知青题材”，而我的着眼点是“知青时代”。最近为山东台写了电视剧《知青》，因为通过年轻演员表现那个特殊年代的影视作品很少，我感到忧虑。你们这一代对于那个年代几乎一无所知，我会把写知青生活作为一个命题写下去。
记者：著名文学评论家张颐武这样评价您：二十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我们改变得太多太多，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这“慷慨陈词”的内涵是什么?
梁晓声：慷慨陈词，这大概是说我的有些作品，如《发言权》写知识分子发言后人生的沉浮，呈现了社会转型期的一些问题。有的人觉得我没脾气，还有人觉得我脾气大，那要看是对什么事。以前我常爱对官员发脾气，在某些场合变成了另外的样子。因为要抓住那样的机会强烈的表达自己的声音，才能触动他们，有所改观。而在生活中，没什么发脾气的必要。
记者：您曾撰文说：“人生也是可以比做一块画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画布，其上所展现的情形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人的一生充满了泼墨式的，大写意式的浪漫，或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看他们的人生画布，好比看连环画。”那您的人生画布是怎样的?
梁晓声：是连环画吧，不是现代漫画，而是传统的工笔。
我是城市里的穷孩子，儿时父亲常年在外，哥哥生病，家庭居住条件也不好，自己赶上了自然灾害和下乡。但在这个画布上，底色是“温暖”。处在那种环境下，点滴的温暖我都记忆深刻，最后记住的全是他人对我的好。正因为此，我的作品也很少刻意描述人性的恶，文学的功用，对我而言，并非批评人性中恶的那种。我的笔调在于时代如何扭曲人性，并不是去用放大镜，睁大眼去看人性恶到了什么程度。
“我还有堂吉诃德式的对社会发言的热情，如果说有愿望，那就是成为一个中国的，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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