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张灏先生近日在美国旧金山离世，享年86岁。张灏专长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思想史，著作颇丰，亦在海内外获得许多荣誉。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收到讣告后深感惊讶，亦撰文悼念，一方面回忆两人间的交往趣事，此外也与我们一道回溯张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人生经历。文|王汎森 来源|联经思想空间 点击文末即可查看网页原文 四月廿二日上班途中，突然收到余师母从美国打来的电话，我仓促接起，师母说：‘张先生过去了。’因为车子刚开进隧道，有点慌乱，我忙问：‘哪位张先生？’我之所以没有马上想到是张灏先生，主要是因为今年二月在“国家图书馆”线上捐书典礼中看到张先生时，觉得他的状况还不错，所以完全没想到两个月后，张先生便故去了。 过去两年多，我经常想起《圣经》〈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他们总是联手而来：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新冠病毒、乌俄战争、疫区封禁的饥馑，还有死亡。余英时老师、张灏先生的故逝，都来得令人惊愕万分。因为疫情，我与他们两位久不通问，然后某天醒来突然发现死亡骑士的身影居然悄悄出现在他们身边。 张先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大师，他的著作具在，大家可以参看。仓促之间，我只能在此先谈谈我与张先生的几次会遇。 一 仔细回想，我初见张灏先生正好是四十年前，也就是在1982年夏天，我尾随中国时报栖兰山庄会议的成员一路从台北台大会馆附近坐车到宜兰栖兰山庄。记得游览车在北海公路上行驶，然后在一处风景点停泊休息，我听到余英时老师盛赞这条公路的美，一如加州的卡迈尔公路（所以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一游卡迈尔公路）。当人们纷纷从洗手间出来时，我主动上前向张灏先生请教了一个问题，当时年方四十五岁的张先生侃侃而谈。我记得余先生开玩笑地说：‘张灏又在吹牛了！’然后两人相视大笑。 在整整四十年的时间中，张先生与我同在一地的机会很少，但是值得写的东西应该很多，现在因为时间及手头材料不齐，只能先写几件个人印象深刻的事。 张先生很少写信，可是在我们初识几年中，我好像收到过他几封信。第一封信，大约是在1983年春他回我的信，详细内容我不记得了，其中有一段是希望我精读Max Weber的几本书，记忆最深的是《宗教社会学》，张先生信末用了读完上述诸书后‘自然入港’四个字。 当时台湾刮起一阵韦伯热，许多韦伯的英译都有盗印本，而我在这股热潮中如饥似渴地读了所有能到手的韦伯著作，但《宗教社会学》（英文本）却是陌生的。所以，我曾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军官宿舍，每天晚上就着一盏黄灯阅读《宗教社会学》。对我而言，这本书相当晦涩困难，将近一百天才看完。如今，书中的论点大多不复记忆了。 另一封信大概是在1985年，我将新出版的《章太炎思想》寄请张先生指正。想不到，张先生居然来了一封信祝贺。张先生非常大度，在他第二本英文书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1890-1911一书中，曾多次引用《章太炎思想》一书的论点，使我受宠若惊。 在栖兰山庄之会后的几年间，张先生好像一直被Chinese Intellectualsin Crisis这本书稿牢牢纠缠住，拖了七、八年，迟迟未能完稿付印。张夫人警告他，如果不将这本书作一个了断，将要如何如何！ 我感觉张先生早期关心梁启超及近代中国文明的过渡等问题，而在这个阶段，则相当关心历史人物的生命气质、生命意义、存在感受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我记得张先生告诉我，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一书的副标，原来是想用beyond wealth and power，表示他不认为近代中国的转型一切都是在追求‘富’与‘强’——这是史华慈成名作《严复》一书的英文标题：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同时也有生命意义，存在感受方面的激烈冲突。不过后来张先生还是把副标题换成了‘寻求意义与秩序’。 生命的存在与意义关怀除了表现在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risis之外，也表现在《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一书，并有一部份扩散到‘幽黯意识与民主传统’的讨论，‘幽黯意识’一文首次发表便是在1982年栖兰山庄那次会议中。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联经，1988）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 - 1911 (SMC Publishing, 1987) 二 1987年，我到美国读书。在美国留学期间，因为课程非常紧凑，所以我只在1991年第一次到美国中西部。翻查当时残留的一个笔记本，我是在那年六月二日坐灰狗巴士（也是唯一一次）到匹兹堡先拜访许倬云先生及老友叶匡时，接着丘为君驾车载我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Columbus）。晚上九时出发，十二点才到。如今，我还清楚记得车子奔驰于平坦且一望无际的中西部公路上的情景。张先生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三十年，这是我唯一一次到他在哥伦布市的家。 那一次拜访，我们匆匆谈了我的博士论文。张先生西方思想史的造诣非常深厚，我们的谈论很快集中在实证主义对近代中国思想家的影响，以及它如何改变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维的问题。 在这一次短暂拜访张宅的过程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房子的壁纸是淡蓝色的，还有玻璃屋式的大书房；匆匆一瞥，最显眼的是一大套用旧了的四部丛刊。我记得张先生当天在一个餐厅设宴招待，席中他还说过“泡面的味道真是过瘾啊！”多年后，我在台北一个餐宴中引用这句话时，女主人相当不快地说：“王汎森，我请你吃这么丰盛的菜，你居然大说泡面。” 张先生是位没有架子的人。我回国后在史语所工作时，张先生每次来台参加院士会议时，总会设法到我的研究室坐坐，看看我正在读什么书，并随便聊几句。 1999年，我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一个学期，由于张先生当时也正在香港科大任教，所以我们在香港清水湾曾经有两、三次盘桓。谈话中，我觉得张先生当时的学术关怀主要是‘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当时张先生因为心脏手术，所以只能吃无油无盐极为无味的食物。由于来往交通费时，所以每次总是来去匆匆。印象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谈及近代激烈思想的线索，张先生一再指出谭嗣同、李大钊这一思路的关键性。二是张先生希望与我合写‘近代思想的转型时代’。另外还有一件趣事。有一次晚饭之后，张先生突然表示，听说你学过跆拳道，能否演示一下，我当即在他客厅踢了一阵。张先生很快便抓住重点：“你惯使右脚！” 三 2019年8月28日，张灏夫人病逝，我与内人决定趁去美国开会时，前往Reston探望张先生。当年9月23日傍晚，我们终于从普林斯顿一路摸到Reston。这也是与张先生最后一次的长谈。从9月24、25日，我们都是早上十一点多去张府，然后一直谈到吃完晚饭才离开，中间（24日）还在傍晚时一起去了Lake Ann游逛多时。 这次谈论，主要是张先生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张先生早年求学时期的趣事，以及张先生藏书将来的归宿，此外还有三点：一、他说，他们一家是1949年到台湾，在台湾读书十年，1959年到美国读书，然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三十年，退休后到香港科技大学担任八年讲座教授，从香港回到美国之后，在Reston待了十四年。二、张先生说他到美国读书之后，醉心于理论，到处听课，深受RobertBellah影响。他特别提到Robert Bellah是他当时求知的一个线索。在哈佛，他深受那一代活跃的几位学者影响：Parsons、Robert Bellah、Shmuel Eisenstadt、Clifford Geertz（经Robert Bellah介绍）。张先生说，他的导师史华慈对他到处听课有赞同也有保留。余先生曾经告诉我，张灏先生学生时代总是往哈佛的威廉詹姆斯大楼（社会科学）跑，有一次他问张先生，‘你干嘛老往那里钻？’张先生回答说：‘这个我不管了！’三、在这一次谈话中还提及他的父亲张庆桢教授／立法委员。张先生说，他父亲是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法学博士。由于在学时间太短，所以他们心中对此常有怀疑。有一年，张先生与姊姊一起给西北大学写信，要求确认父亲的学位，张先生非常逗趣地告诉我，没想到答覆是确定的。 Robert Bellah Shmuel Eisenstadt 除了上述之外，我们当然还谈到许多往事，还有一、两个学术问题，尤其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试着梳理‘清代统治的不安定层’的问题。这一次谈论，虽然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但张先生也发表了一番意见。 张先生是殷海光的得意门生，但为人却很有古意。张先生是名父之子，自幼生活优渥，父亲对独子寄望特深，所以经常带他到处向长辈请教，其中包括程沧波。程沧波负文名，当时请教的范围主要是古文，所以张先生能背古文，而且古文已经化成他血肉的一部分，日常谈话之间，‘尔公尔侯’之类的句子经常脱口而出。有时又杂以武侠小说中的‘拳法乱了’之类的话。 张先生认为人与人交往，最好的境界是‘相视一笑，莫逆于心’。所以不为时空所限，也不必拘泥于繁文缛节。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个人深受张先生的支持与照拂，到了不知如何言谢的地步。有几年，我受困于某种病苦。张先生非常注意此事，在院士会议期间，急着找相关院士请教药方，其情其景，如今仍然历历在目。 张先生欣赏的生命气质是方重而带有矫矫之气。他几度告诉我，他不喜欢秀丽的书风，偏爱方、硬，带有碑味的书法，这其实也反映在他写的硬笔字上。张先生连感叹都有古典味。2019年秋天那三日，也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张先生反覆说：‘劝君不能老！’‘俱往矣！’尤其是‘俱往矣’一句，反覆再三，令人怅然。诗人里尔克说：我与我的身体有神秘的契约，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神秘的契约可以维持多久。张先生的骤逝，令人‘大悲无言’，思之惨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