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都怪蒙古的风毁我大辽宁

由于双方在不同的区域独立发展，因此“原始东夷”与“原始西羌”在生产力方面也一定会有差别的。就目前所发现的情况看，东部的发展程度显然要比西部更高。我们知道“玉”和“龙”是中华文明的两大象征。而两样东西基本可以确定是源于东部。在前面所确定的三个“原始东夷”聚落区中，处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处在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是已知的两大玉文化集中区。
　　就时间上来说，辽河流域的文明史无疑是最长的。在西辽河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距今已经有5—6000年了，而“良渚文化”比之要晚上将近一千年。因此现在史学界也有一个观点，即中华文明的源头并非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上，而是在辽西地区。
　　如果说是否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尚属于一个争论话题的话。那么将辽西地区定位为东亚地区的几个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却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如果将古中国核心区定位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将古人天下的概念完全扩张到几个边缘地区。我们会发生，辽西地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枢纽地区。
　　图：辽西战略位置示意图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辽西地区不止一次的成为几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从它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出，辽西地区正好被夹在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东北平原（渔猎民族）、华北平原（农耕民族）、朝鲜半岛（农猎民族）中间。而这几个地理单元上的族群（特别是前三个族群）长期以来就是东亚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谁如果占据了辽西地区，谁就很有可能占据主动。

之所以要现在分析辽西地区，并非是要详细解读它在后世所发挥的地缘作用。而是因为在这里虽然较早的诞生的原始文明，但却在距今约5000年的时候让出了文明中心的位置。在随后的原始文明史中，山东半岛的那片丘陵地区，成为了东部族群的中心地。
　　为什么最早拥有文明的辽西地区，会最终没落是考古学家感兴趣的话题。一般的解释是因为原始农业是采用轮耕的方式，这种烧一块种一块的耕种方式，对植被的破坏力很大。因此辽西，特别是西西辽河地区的环境被破坏，以至于部分地区沙漠化（现在已经是科尔沁沙地了）。这种情况下，人类自然要寻找更为适合的生存环境了。
　　不过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原始文明中，各个地区所采取的农业方式基本是一样的，烧荒种地现象并非只是在西辽河地区存在。事实上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你仍然可以在西南地区见到这种原始的农业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西辽河地区所处的位置，我们知道蒙古高原是东亚恶劣气候的发源地。在东北平原中北部，由于有着大兴安岭做为屏障，因此并不会受到蒙古高原上风沙的影响。而在辽西地区，恰巧处在南北向的大兴安岭和东西向的燕山山脉中间的接口之处。地理上的接近使得蒙古高原上的风沙可以轻而易举的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因此西辽河地区的黄金期不能长久也就可以理解了。
　　受到蒙古高原恶劣气候直接影响的并不只是辽西地区，最起码我们可以经常的听到北京又起沙尘暴一类的新闻。尽管气象学家们还在研究这一恶劣气候的形成原因，并希望就此找出解决办法。但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在此相交，不能为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提供足够的屏障，却是事情的根源所在。

在“原始东夷”的三个聚落区中，辽河流域已经因为气候的原因，在5000年前没落了。而处在长江以南的环太湖流域，由于长江的阻隔，暂时还不会与黄土高原上的族群发生地缘冲突。这使得他们得以相对独立的发展自己的文化，直到4000年前才又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
　　山东半岛对于“原始东夷”来说，无疑是最具有地缘优势的。处在另两个亲缘文明的中间是一个因素。丘陵地形也是它能够形成稳定文明的重要因素。尽管在古典时期，大片的冲击平原是农耕民族所不懈追求的生存之地。但在原始文明初期，由于人类治理水患的能力有限，高地与平原地区的结合部才是最佳的选择。
　　当原始东夷在山东半岛的丘陵地带边缘形成稳定的文明之后，很自然的选择是向华北平原拓展生存空间。尽管这一地区有大片土地被水浸泡而被沼泽、湖泊所覆盖。但在那个扇形冲击面的西部，靠近黄土高原的的地区，还是很适合人类生存的。
　　不过，“原始东夷”们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族群。在黄土高原的“原始西羌”们也正有意走下高原，争夺这片同样被黄土覆盖的土地。只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先完成内部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