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夏商周并非承继关系，而是共存于世，只是看谁当了老大

关于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能够想当然的用后世的传承关系来套。这三个符号代表的更多的是三个族群，而不是三个朝代。如果从族群的角度来定义的话，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或者说三个族群都是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的。所谓朝代只不过是指谁取得了“共主”的地位。
　　当然这三代与之前的部落联盟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最显著的特征是，谁如果想成为黄土高原——华北-江淮平原——山东丘陵的领导者，谁就必须占据“中原核心地带”。这也成为后世诸古典王朝确立正统地位的标志，如果放弃了这一地区，那只能成为偏安的小朝廷。

关于商、周二族最初的位置，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的。后者是信史的创立者，因此仅仅依靠史料已经足够确立他的位置了。如果按照本贴的划分，周族最初的位置则是在渭河平原的西侧，也就是西部族群的祖地所在。
　　而“商”族最初的根据地，则需要借助现代的考古发现了。好在中原地区大批商代遗址的发现，使得有些足够的对比对象来找寻“先商”的足迹。
　　在入主中原之前，商族主要生存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之上。当然这里所说的黄河指的是“禹贡黄河”，也就是大禹所引导而成的那条黄河故道。
　　附：夏商周三代地缘关系示意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找寻一下“先商”的遗址，大致就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南北一线，向东不会跨过“禹贡黄河”。
　　有一种说法是商族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明”有着亲缘关系（也就是本贴所说的三个“原始东夷”根据地之一）。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这是符合陆地的迁移路线的。不管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商族属于“原始东夷”系统是可以肯定的。因此也有认为其是来自东方的族群。其实从位置上看，“夏”族的这次威协更应被看做来自北方。

从地理位置来看，“夏”所占据的中原核心区固然是处在中心地位，似乎天然就有统治四方的地缘优势。但也很容易受到来自四方的攻击。
　　东面的威协来自传统的对手——山东丘陵地带的“原始东夷”部族。这一地区的挑战早在“夏”族确立共主地位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最终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夏”族得以保住了领导权。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原因是，受到大禹治水的影响，处在黄淮——江淮平原的“夷”族并没有参与到这次挑战之中。即使他们保持中立，“夏”族也可以从其他的西部族群那里得到支持。此消彼涨，来自东方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就可以理解了（这里所论述的过程，都可以在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大家可以自行查找）

南方也可能存在挑战，但无论是生活在黄淮——江淮平原上的族群是属于东部还是西部系统，都处在黄河的控制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处在大禹治水的余威之下。并没有决心和力量发起真正的挑战。何况夏族所控制的核心区南部已为西部族群所控制，东部族群更多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夏族”在南部有者足够的缓冲区（在打败来自山东半岛的那次挑战中，也正是依靠这些亲缘族群的支持才得以“复国”。具体可搜索“少康复国”）

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西部的黄土高原是中原地区的最大威协。威协主要来自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区——渭河平原。事实上这一地区也的确有力量入主中原，之前黄帝族已经做到了。不过对于留在渭河平原上的炎黄后裔来说，现在占据中原的是同族兄弟，渭河平原对于“夏”族来说，更多的是可以依靠的后援基地。当然，渭河平原的地缘优势依然存在，只是要等到“异族”占据中原之后才会体现出来。

关于商族为什么能够取得对“夏”战争的胜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中国历史的轮回来看，每一个所谓“朝代”都有他的周期，古典时期一般在2、300年左右。而三代的时间则要长一些。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很多“专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有从政治角度的，有从文化角度的，有从军事角度的。。。黄仁宇先生则是从经济角度来解读的。从这些角度来解读都有自己的道理，也大都能自圆其说。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
　　不过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并非是这些朝代更替的内因有那些。而是为什么最终取得胜利的会是“他”。就象我们在古典时期所能看到的那样，尽管我们的教育中无限抬高所谓“农民起义”的力量及正义性，但我们最终却发现，王朝的终结者往往是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
　　在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是，究竟是谁能够抓住这种历史机遇。亦或是当这种历史机遇出现之时，你有没有足够的地缘基础来支持你将要进行的挑战。

商族能够最终入主中原，首先要得益于他的地理位置。之前曾经分析过，太行山东侧，燕山以南地区是黄泛区的死角。黄河走南线所造成的危害远甚于走北线，这主要是淮河以北地区河网纵横，黄河一旦泛滥，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而在太行山东侧的商族则不用有这样的担忧，即使黄河出现泛滥，更大的可能也是依地势和流向，向东入海，并不会对处于河西岸的商族造成影响。这使得他们能够稳定的生存下去，并最终壮大自己的力量。
　　而“夏”虽然通过引导“禹贡黄河”而成为黄淮乃至江淮平原的共主。但这条走北线的黄河也事实上增加了商族与黄河以南地区交流的难度。因此商族可以说并不存在于“夏”的控制范围之中。
　　商族能够最终渡过黄河，并取代夏族成为中原的主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技术优势。“夏”之所以不为西方所承认，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原地区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期”。而商族正是以青铜器闻名于世的。商族很有可能是率先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尽管我们非常希望东亚地区能够独立获得很多技术上的突破，并以此而影响世界。但事实上在古典时期之前，很多技术的确是在西亚地区率先获得突破的，青铜就是一例。
　　商族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路径很有可能是向北进入辽河流域，再向西经过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那个缺口进入蒙古高原，然后通过蒙古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最终从西亚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这条路线最初在人类走出非洲向东亚迁徙时使用过，在后世的东西方交流中也一直保持畅通（只不过多为游牧民族所用）。
　　当然，在这里做这个推断，并不是说商族直接经由这条路线到西亚取得了冶炼青铜的技术。事实上这更有可能是通过沿途族群的接力而传播至华北平原的。
　　关于青铜的起源，国内的“专家”更倾向于中国境内独立起源的观点。当然这类“专家”更希望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在中国找到相应的独立起源证据，甚至包括足球。能够支持这种观点的是在一些新石器遗址中偶有发现的铜片，或青铜小刀一类的“铜制品”（最早的是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不过这种孤例的存在，我更愿意相信是成品而不是青铜冶炼技术通过类似的路线传入东亚地区。
　　不管青铜冶炼技术是否由西亚传入，商族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技术的掌握所造就的军事优势，不亚于3000多年以后，欧洲人由冷兵器时代全面进入火器时代。后者依靠这种优势所取得的不对称力量，打破了地缘固有的平衡，并以此而急速扩张自己的地缘纵深。（在技术不再被垄断之后，旧有的地缘优势才会重新体现出来）

如果说夏以前的历史主要是东西两在族群在互相缠斗的话，那么“夏”的意义就在于建立了中原的地缘中心位置。即从那以后，谁想成为北至燕山，南至长江，西到黄土高原，东到山东丘陵的共主的话，那就必须占据中原，并以此来号令天下。这个“天下”的概念也就是后来“中国”的概念。当然，他的范围也是一直在扩张的。
　　中原做为权力中心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就是凡是在此确定政治地位的民族，都不自觉的将自己确立为中心民族，而将四周边缘地区的民族视为低一等的民族。在周以后这一点尤甚，想成为“中国”主人的人甚至还要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
　　对于商族来说，入主中原后当然会受夏的影响，虽还至于被完全同化，却也已经和山东丘陵——黄淮平原——江淮平原的所谓“夷”族发生战争了。虽然他们同被归入“夷”族。
　　我们并不应该为此感到奇怪，东西族群只是根据双方所处的位置以及文化所做的划分，并非意味着他们之间就一定是铁板一块，就象炎黄二族也同样发生过冲突一样。
　　相对于“禹贡黄河”以南的“夷”族来说（山东丘陵——黄淮、江淮平原）。商族与之的联系会更少，或者说相对于山东丘陵的位置来说，他们更象是边缘部族。这样一个在“原始东夷”中处于边缘位置的部族取得了共主地位，原先臣服于夏的那些东部族群不服也是情有可缘的。同样的事情在3000年以后也发生了，尽管朝鲜半岛上的某些人认为了“满族”同源。但当满族入主中原后，他们却宁愿承认明为中华正朔。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孤立，如果一定要解释，用“宁赠外邦，不予家奴”这种心理来解读，可能是最恰当的。
　　商征东夷的地缘意义主要在于，商与夏的影响力覆盖范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黄河以北作为商族的故地，无论“夏”的影响力当年有没有至此，现在都可以被归入同一地缘圈了。至于以渭河平原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从后来的周族的兴起过程来看，已经奉商为共主是确认无疑的了。
　　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谁占据了中原之地，谁就将成为众矢之的。正如夏要面临商的威协一样，商族也要面临同样的挑战。而这一次的挑战来自于传统优势地区（相对于中原）——黄土高原。而发起挑战的族群就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那些拥有无数天兵天将支持的“周”。
　　当然，在《封神演义》里，大商也有很多仙精妖怪支持的。只不过在小说中，无论死活，无论仙妖，都殊途同归的在封神台上封了神。而事实上“周”也的确让东西两在族群真正完成了融合，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华夏”族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