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系列 — 崤之战

之前我们分析了，从大的背景来看，完成了临汾——运城盆地整合的晋国，能够在某一时期称霸中原，有其必然性。而晋文公成为霸主，则有一定偶然性。至于秦国，在取得渭河平原的主导权后（从晋国手中夺取河西之地），也必然会希望向中原扩张了。只不过相比晋文公来说，处心积虑，布局多年的秦穆公，看似更应该在他的任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尽管从大历史的背景看，某一位英雄人物的生死，并不会改变大的历史走向，但在微观的历史当中（也就是我们平时看的，注重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的确会造成一定影响。而晋文公的死，就直接影响了秦晋之间的关系。

　　晋文公是在公元前628年去世的，也就是说，他在霸主的位置上坐了4年就走了。尽管在我们看来，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晋国的整体实力到了。但就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对于这一点却是很难认清的。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对手出现权力更迭时，往往是最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对于秦穆公来说并不陌生，之前他已经数次运用这种机会，来干涉晋国的内政，并借此“取回”了河西之地。现在，秦国的兴趣点已经不再是晋国的君位传承了，能够借这个机会，入主中原，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才是秦穆公最想要的。

如果秦国想从晋国的手中夺取盟主之位，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与晋国开战，并取得胜利。在之前，和之后的春秋历史当中，每一位霸主的产生，都伴随着与其他大国的战争。问题是对于秦国来说，有两个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一是之前秦晋两国的关系一直是处于“秦晋之好”的状态的，如果在晋文公刚刚去世之时，就与之开战，有失道义。对于一个有志于成为诸侯领袖的君主来说，名誉还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即使是秦国偷袭晋国得手，也并不代表就能够称霸中原。因为由于地理格局的关系，其他几个大国对决的战场，都是在济水南北，一场大战的胜利，不仅能让主要对手退出争霸的舞台，更能让中原那些国家臣服。而秦晋之间如果发生战争，基本只会在河东、河西两地，并不会对中原乃至更远的边缘大国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即使取得了对晋战争的胜利，也还必须再入中原，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以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方案就是直接进入中原，寻找一个实力在自己之下的诸侯国开刀，以证明自己的实力。至于这个牺牲品是谁，相信看过《崤之战》一文的朋友都已经清楚了（以前的中学课本里有的，现在不知还有没有），就是曾经的小霸——郑国。

　　在晋、楚、齐等边缘大国的挤压下，先知先觉的郑国现在已经成为二流国家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郑国在大部分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在北面的晋国，与南面的楚国之间摇摆。在城濮之战前，郑国是依附于楚国的。而在城濮之战后，郑国自然选择了倒向晋国。不过郑国并未就此完全切断与楚国的关系。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楚国并未在城濮之战中伤及根本，或者说楚人随时有可能卷土再来。在这种情况下，情商一直很高的郑人，首鼠两端也就情有可原了。

对于郑国的这种态度，已经成为霸主的晋文公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晋国准备通过武力，让郑国明确自己的位置。现城濮之战一样，晋文公的“岳父”——秦穆公又一次的成为了联合对象。秦晋两军分两路向郑国发起攻击。这种联合军事行动也为郑人找到了生存的机会。就象《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每一次听到对手有新的盟军到，就哈哈大笑一样。这种因为利益而联合在一起的组合，的确也很容易因为利益而分道扬镳的。

　　郑国离间秦晋联盟的说词就是摆明三者之间的地缘关系。因为在城濮之战前（公元前635年），周王室曾经发生过一场内乱（当时为周襄王，其弟谋夺王位，王出逃）。对于东迁之后的王室来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而言可以考虑的是当年的“勤王四国”，即河北平原上的“卫国”；中原的“郑国”，山西高原中的晋国；与渭河平原上的秦国。如果从地理位置上看，卫国和郑国应该是能够最快给予支援的。不过卫国，这时候已经和邢国一道，被戎人驱逐至河济平原落户了，因此周襄王就近先逃到了郑国，然后向晋秦两国求缓。

　　最后的结果是，更具交通优势，也更有实力的晋国，抢在秦国之前，帮助周襄王复位成功。秦晋两国争着来做这件事，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累积政治资本，因为最先称霸的齐桓公，为盟主设定了一个政治标准，就是获得王室的认可。而晋国的这次勤王行动，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政治资本，更为重要的是获得了向河北平原渗透的权力。

　　无论是晋国主动要求，还是周王主动示好，晋国得到了阳樊、河内两地的封赏。前者位于奇太行山的边缘（河南济源市西南），原来是属于一个叫“樊国”的小国；而后者则指的是河北平原（黄河以北称之为“河内”，以南称之为“河外”），或者说主要就是当年封给卫国的殷商旧地。

　　王室作出这种决定，其实就象当年把歧山以东的土地封给秦国一样。因为当时的河北平原，已经是戎狄的天下了，之前拱卫洛阳盆地的卫、邢两国都已被迫迁至河济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让勤王四国中最具实力，地理上也接近的晋国去收拾烂摊子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虽然王室新封给晋国的土地更象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实际意义还是挺大的。至于究竟有什么意义，相信“奉（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曹丞相是最有发言权的。其实王室做出这种“赏赐”，很大可能是因为晋国的要求。毕竟去收拾河北平原上那些戎狄，比到中原去灭掉几个同宗的诸侯国政治风险更小。更何况从地理的角度看，晋国有很大机会征服山西高原上那些戎狄，让太行山两侧都成为晋国的势力范围。

　　当然，无论是山西高原上的戎狄，还是河北平原上的戎狄，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晋国要想真正完成它的“统一”大业，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技巧。最起码在晋文公余下的那几年，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了。不过晋国在名义上取得了河北平原的控制权，却让郑国离间秦晋双方的关系找到了突破口。我们都很熟悉战国时期秦人所采取的“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但对于郑国这样的二流国家来说，“远交”的策略是必须的；“近攻”的能力却未必有了。真正适合这类国家的战略是“远交近防”。就郑、秦、晋三国的地缘关系来说，郑人要防的就是已经将势力范围渗透至河北平原，与其一水之隔的晋国；而要交的则是势力范围尚未东出崤函通道的秦国。

　　最终虑及攻郑之战有可能为晋国做嫁衣裳的秦穆公，成为了郑国新的保护者，并派驻兵将帮助郑人驻守国都（新郑），至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当然是由郑人点明的。而他的“女婿”晋文公，暂时还不想捅破“秦晋之好”这层窗户纸，也就此退兵放弃了对郑国的攻击。秦国成为郑国的保护国，看似让秦国向中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相比于晋国可以通过控制河北平原向中原渗透；齐国可以透过河济平威慑中原；楚国可以占据淮河流域北入中原。单纯的和郑国结盟，并不能让中原诸国真正感觉到秦国的存在，因此也就无从谈起称霸中原了。因此在晋文公去世之后，秦穆公希望对郑国发起一次远征，以真实的在中原占据一块土地。支撑秦国这次冒险行动的动力，除了晋文公的去世这个“利好”消息以外，就是之前秦国帮助郑国驻守新郑的将领，已经取得了郑国的信任，能够成为秦军的内应。

　　如果单从“人”的角度看，秦穆公在竞争对手离世，且有内应接应的情况下，作出远征郑国的决定，应该说不能算是冲动之举。但问题是从地缘的角度看，这次行动实在太过冒险。一是秦军在经由崤函道东出中原时，必须经过晋国的控制区；二是行军路线过长，不仅要经由滑国这类的小国，还必须经由新郑北边的那些郑国城邑，才能到达新郑。在这种情况下，秦军即使不在行进中受到攻击，也很有可能过早的暴露出自己的军事意图。

　　很不幸的是，这两种最坏的情况都让秦军碰到了。至于秦军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军路线，这条行军路线又为何造成了秦军的这次远征，以失败而告终，要放在明天解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