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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系列 — 蒙古西征12 穆希之战（赛约河之战）
弧状的喀尔巴阡山脉一般依方位分为三部分，其中北部被称之为“西喀尔巴阡山脉” （大部位于斯洛伐克境内）；东侧为匈牙利草原、特兰西瓦尼亚高原提供庇护的，则是“东喀尔巴阡山脉”；南部与多瑙河下游平行，并帮特兰西瓦西亚高原围边的则是“南喀尔巴阡山脉”。总的来说，从基辅出发的蒙古大军要想进入匈牙利草原的话，有三个方向可以选择。
一是直接翻越与草原相对的东喀尔巴阡山脉，接入草原核心河流“蒂萨河”上游；
二是沿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西行，在山脉西端与“苏台德山脉”相接之处，穿“摩拉维亚门”，沿摩拉瓦河南下至“匈牙利门”（多瑙河与摩拉瓦河相交处峡谷），再沿多瑙河西行至匈牙利草原；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喀尔巴阡山脉有如一道天然长城，庇护着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同时亦存在很多可供通行的山口。如果放在东亚，中国人一定会依山势修筑一道长城，并在这些对接两侧河谷的山口之间构筑关隘。不过每个区域有每个区域的特点，同样以骑兵为主的匈牙利人，显然并不适合这种战术。就难度来说，西喀尔巴阡山脉东端（斯洛伐克东北部）是整个喀尔巴阡山脉最薄弱处，其高度、纵深均不到山脉其它部分的一半。在这段山体中有两个比较知名的山口：一个是海拔500米的杜克拉山口，另一个是海拔650米的武普库夫山口。
前者是整个喀尔巴阡山脉的最低点，后者则被认定为是西、东喀尔巴阡山脉的地理分割点。 公元1241年2月，拔都所率领的蒙军主力（6万人），决定直接翻越东喀尔巴阡山脉直取匈牙利草原；同时派出一支两万人的部队沿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西行策应。为了阻止蒙古大军翻越山口，在入侵危机到来之时，匈牙利人预先以木石将那些常用的山口堵塞。不过很显然，这样的措施最多只能延缓一下对手的行进速度罢了，派驻山口的部队能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及时向后方传递情报罢了。很快，拔都所统帅的蒙军主力便进入了蒂萨河的上游，并横穿匈牙利草原抵达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 尽管匈牙利草原的核心是位于草原中线的蒂萨河，但对于统辖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牙利王国来说，今天匈牙利首都、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会更适合成为王国的政治中心。
罗马帝国时期，整条多瑙河曾经长期承担帝国北方边界的重任。在中游地区，从布达佩斯至贝尔格莱德的这段南北向河道，同时也是农业区（开发前为森林地带）与草原游牧区的分割线。分割线的右岸为潘诺尼亚平原，左岸则为匈牙利草原。当然，草原与森林地带之间，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分割。让游牧民族在多瑙河之东占据优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地形。潘诺尼亚地区虽然被我们整体称之为平原，但其地形实则为平原、丘陵相间。相比之下，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草原就要平整的多了。这也意味着，更善长筑城防御的农业民族，在多瑙河以西会更有优势。 布达佩斯城的诞生就很好诠释了上述地理特点。这座城实际上由分列多瑙河的两座城所组成：一座是位于河西的“布达”城；另一座则是位于河东的“佩斯”城。其中布达城以丘陵地形为主，佩斯城则主要为平原。两城比较，丘陵广布的的布达城有着更强的防御力。当年罗马人在这潘诺尼亚的军事行政中心就在布达城，上帝之鞭阿提拉也曾经以此为都。在马扎尔人成为天主教的匈牙利王国之后，多瑙河东岸的开发便再无障碍了。匈牙利人选择将布达城作为自己首都的同时，也开始在其对岸定居，并最终形成佩斯城。 一直到1849年建成第一座链子桥之前，连接两座城市的都是繁忙穿梭于两地的渡船。桥梁的兴建大大促进了两座城市的融合，30年后两座城市正式合并成为了今天的布达佩斯，由于拓展空间更大，今天佩斯区的规模要远大于布达区。虽然在蒙古人入侵之时，两座城市还未正式合并，但这种共生关系却是一直存在的。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有，最为典型的就是隔汉水相望的襄（阳）、樊（城）两城了。1950年，两座相伴千年的古城合并而成新的“襄樊市”，只不过很大程度由于金庸老先生小说的助力，2010年又改名为“襄阳市”了，樊城这个标签则以下辖区的名义得以保留（说起来，布达佩斯最初倒也是叫“佩斯布达”的）。也许若干年后，香港和深圳也会以某种形式融合，只是不知到时候会叫什么名罢了。 在蒙古人抵达多瑙河畔时，匈牙利人倒并不十分惊慌。一方面是因为此时河水已经解冻，宽阔的多瑙河水成为阻挡蒙古人脚步的天险；另一方面游牧出生的匈牙利人，拥有全欧洲最好的骑兵。此时集结于布达-佩斯的兵力已经多达十万之数（大多数布防于佩斯城）。借助渡船，匈牙利人可以很方便的在两城之间调动兵力、物资，一旦佩斯城难以坚守，守军也可逐次渡河退入布达城。西征的蒙古人之所以会选择在冬季作战，正是为了规避渡河之难。只是四季轮转，该面对的总归要面对的。 在天时、地利、人和占尽的匈牙利人面前，蒙古大军并无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是对手离开布达-佩斯城，在草原上决战的话，胜利的天平就将向蒙古人一方倾斜了。在上一次西征歼灭罗斯联军的战役中（卡尔卡尔之战），蒙古人曾经在第聂伯河东岸面临相似的问题。当时蒙古人的做法，是在初战失利后佯装后撤，诱使对手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野战。这次面对匈牙利重兵打造的多瑙河防线，蒙古人仍然选择了同样的战术，并将主力驻扎于一条叫做“赛约河”的河流之北。最终被诱离出佩斯城的匈牙利大军，在匈牙利草原北部的赛约河畔“追赶”上了蒙古大军，并与之隔河对峙。
很多中文资料将赛约河认定为是“蒂萨河”，并将这场战役称之为“蒂萨河战役”。其实赛约河并非是蒂萨河，而是它右岸发源于西喀尔巴阡山脉南坡（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条支流，今天被称之为“斯拉纳河”(捷克语Slaná)。不过战役的地点位于赛约河下游（南岸），倒也的确与蒂萨河相距不远。由于战场所在地今天为一个叫做“穆希”（Muhi）的匈牙利小镇所有，因此匈牙利人也将这场决定匈牙利命运的战役称之为“穆希之战”。 分隔两军的赛约河面上建有一座桥梁，桥头也成为了匈牙利军队的防御重心。然而相比蒂萨河、多瑙河，赛约河的河道并不算宽，尤其较浅的上游部分还可涉水渡河。公元1241年4月11日，蒙古人开始发动进攻。蒙古人的计划是兵分三路，由拔都亲率中军攻桥以吸引匈牙利人的注意力，其余两路人马由上游和下游河口处，分别涉水、结筏渡河，绕到匈牙利军队的侧后方。东方人狡猾的战术，让习惯了欧洲式正面对决的匈牙利人，很快乱了阵脚。这场欧亚两洲最顶尖骑兵之间的对决，最终仍然以蒙古人的胜利而告终。 赛约河之战中，匈牙利人的损失据信达到了7万之巨，其余部随之退回了佩斯城。然而匈牙利骑兵的作战能力也是很强的，蒙古在这场战役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至于在是否还要追击匈牙利人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至于蒙古人到底会不会追，后面会解读到。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面“基督教之盾”遭遇了惨败。 决定一场战役成败的因素有很多。匈牙利人这次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战略层面。在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匈牙利王国的扩张在12世纪末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产生了欧洲“封建”各国都必定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王室与封建领主的权力之争。为了做大王权、约束地方贵族，此时的匈牙利王室更希望借助外来的力量来壮大自己的军力，之前条顿骑士团的引入，根本原因便是为此。 为了应对王室中央集权的企图，英国的贵族推出了自由大宪章（公元1215年），而匈牙利贵族也于几年之后（公元1222年）逼迫王室颁布了“金玺诏书”，以保护贵族的权力。虽然各国的类似文件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有一层意思却都是明确的，那就是：在合法权力得到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贵族有举兵反抗而不受惩处的权力。这种局面当然不是王室愿意看到的，当蒙古人再次来到欧洲之后，数以万计的钦察人也退入了匈牙利（不仅包括已经归信天主教的钦察人），以期躲避蒙古人的入侵，而匈牙利王室也期望这些游牧者能够帮助自己做大王权。 只是这些钦察人即没有帮到王室，也没有在后来的对蒙作战中发挥作用。在匈牙利贵族和民众的反对声中，王室必须作出选择：到底是靠这些“外人”（甚至是异教徒），还是匈牙利人自己来保家卫国。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要知道，以蒙古人之前在中亚、东欧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来看，这些游牧者在阵前倒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获知匈牙利人的决定之后（首领为匈牙利人所诱杀），钦察人向南退入了瓦拉几亚平原。此时有能力和意愿为匈牙利人提供支援的（并且不会激化内部矛盾），就只有少量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骑士了。 尽管在蒙古人的压力面前，内部矛盾重生的匈牙利人站在了王旗之下，但那些看似共同对敌的军队，即无法在战术层面有效协同，又不可避免的更注重保存自己的实力。如果战场优势在匈牙利人一边，这一问题倒不会凸显，但一旦形势不利，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就很可能会出现。当然，要把对手的心理逼过这个临界点，蒙古人首先要在战场上占得上风。 让匈牙利人感到大势已去，并向布达佩斯方向溃败的战术原因，不仅仅是蒙古人的两翼包抄战术。我们知道，蒙古人强大的机动能力，受益于他们那身材矮小但耐力极强的蒙古马。为了扩大进攻半径，蒙古战士最少会为自己准备两匹马（换乘）。在借助夜色发动渡河攻击时，蒙古人在这些备用马上绑上穿上衣服的草人，以虚张声势。想象一下，匈牙利人本以为自己的兵力远胜于对手，却突然发现对手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会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冲击。更加让人恐惧的，是蒙古人还随身携带了从宋人工匠手中得到的“火箭”。这些火器本身未必能给对手造成多大伤害，但用来引发混乱却是再好不过的了。 另外，除非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否则蒙古人并不会完全包围对手。要知道，把对手逼入绝境的话，自己那些虚张声势的伎俩便难起作用了。“围三阙一”、给敌军留出“生”路的方式，更有利于加速对手阵线的瓦解。而骑射能力出众的蒙古人，则可以在追击过程中，从容的消灭对手。事实上在欧洲日久的匈牙利人，虽然骑术和战斗力依旧出众，但在技术层面已经开始向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靠拢了。一方面，他们的装甲变得越来越厚重（虽然没到变态的铁罐头层面），开始追求骑兵正面的冲击力而不是机动力；另一方面，游牧民族所善长使用的弓箭，也逐渐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后，向穆斯林所学习到的“十字弓”技术。 当然，战争本来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蒙古人的这些战术特点，假以时日也会被欧洲人熟悉，并找到应对方法的。不过这些改进都需要时间，不管是匈牙利人还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蒙古人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才会停下他们的脚步。要知道，几乎与赛约河之战同时，北路蒙古军在中欧的波兰境内也进行了一场大会战。当年上帝之靴阿提拉席卷西欧的场景，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了。至于北线战场的结果如何，蒙古人西征的终点又在哪里，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