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荷兰援军及荷清联盟的宿命

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兆斌  毛毛

从收到消息到舰队出发，荷兰人仅仅花费了十天时间。驰援台湾的舰队总计有十艘船，其中大半为战舰，士兵数量则为700余人。虽然这个兵力，只达到其在东印度群岛战略机动力量的一半，但仓促之间能做到这点已属不易。至于能不能救援成功，谁也没有把握。只不过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丢失台湾这个战略要点的责任，是谁也不愿意承担的。

俗语说“麻杆打狼两头怕”，明郑方面同样担心荷兰方面的增援，否则也就不会选择在西南季风开启之季攻台了。当8月12日，荷兰舰队出现在明郑军队视线中时，他们对明郑大军造成的心理压力，并不亚于104天前，睡眼惺忪的荷兰人，看到郑成功兵临城下时的心情。对于明郑方面来说，一个不利的因素在于，他们的大部分兵力当下正在台南各地屯垦，以解决粮食问题。真正部署于大员、鹿耳门水道一线的军队，只有2000余人，驻守于赤嵌城的兵力亦不过300余人。

在热兰遮城守备坚固的情况下，明郑分别屯垦的做法在战略上并没有错误。毕竟在一场持久战中，笑到最后的总是更能解决后勤压力的一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外援的话，热兰遮城就算再坚固，也有出城投降的一天。问题是，荷兰人的外援迅速的到达了。如果荷兰人的援军，能够象当日郑成功那么有效率，抢在明郑大军从各处回援之前，拿下赤嵌城并且控制两条关键水道，那么形势战争的胜负天平，势必向荷兰方面倾斜。

然而大员水道糟糕的航道状况，大大阻碍了荷兰舰队的行动。这条在低潮期只有一米多深的水道，无法帮助远道而来的荷兰舰队快速进入台江内海，以至于用来补给热兰遮城的火药和粮食，都只能先用小船转运至大员岛。等待于大员水道外侧的荷兰舰队，需要象郑成功那样的运气（如果那真是运气的话），才能够顺利进入台江内海。然而风水并没有轮流转， “运气”这次并没有站在荷兰人这边。在等待水位上升的过程中，台风来临了。在强大风浪的作用下，不仅大船难以通过狭长的大员水道，甚至连小船转运物资行动也不得不中止。

如果说“运气”只是垂青郑成功，本身也是不公平的。对于海上谋生者来说，几乎是没有可能完全避开恶劣气象影响的。以明郑为例，在3年前的第二次北伐行动中，就因为突遇台风而一次性损失了8000多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台风季横跨每年的5-12月份，7、8月则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与荷兰人这次的遭遇一样，郑军的那次重大损失，也是在台风高峰期。当然，虽然人力控制不了气象活动，但还是可以通过对规律的摸索，来增加成功机率。象郑成功选择在西南季风骤起，台风季又将来未来，且同时有天文大潮的4月30日攻台，就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唯一算漏的是，西南季风并没有阻止荷兰援军的到来。

按月份统计的1897年-2001年台风发生总次数

资料来源：www.cwb.gov.tw

在大员水道难以通行的情况下，荷兰人并没有尝试在鹿耳门水道突破。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条水道在明郑水师的控制之下，在没有己方城堡火力支援的情况下，突破的机率只会更低；另一方面，更是因为鹿耳门航道的通行条件并不比大员水道更好，并且荷兰人完全不熟悉鹿耳门水道的状况。要知道，真正能够提供船只通行的水道，并不象水面看到的那样宽阔。如果没有熟悉情况的领航员带路，强行突破几乎是死路一条。事实上，三个多月前明郑主力战船在鹿耳门水道的通行，也是在事先探查清水道地形，并有三艘小船领航的情况下做到的。而荷兰人在30多年前能够进入台江内海并成功登陆，同样受益于熟悉当地情况的中国人领航。

由于巴达维亚处于赤道无风区的范围，长期驻守于此，并以菲律宾以南东印度群岛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荷兰增援舰队，与身处中国海域的明郑水师引比，要更缺乏应对台风的经验。恶劣气象迫使荷兰舰队急于找到一个避风港，以避免遭遇灭顶之灾。在无法进入台江内海的情况下，近在咫尺的澎湖列岛成为了最好的选择。虽然在攻台过程中，郑成功已经先行在澎湖列岛留驻军队，但明郑军队并无法覆盖这个由64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在其主力已经前往台湾的情况下，荷兰舰队亦有信心击败郑成功在澎湖的守军。

最终驻守澎湖的明郑军队，并没有尝试阻击荷兰舰队（很显然这是做不到的）。荷兰人在澎湖修整了三周时间，于9月初重返台湾。利用这段时间，郑成功及时调整了部署，将主力调集回了赤嵌城及台江水域，同时加固防御工事、整肃军备。荷兰人面临的另一个坏消息是：在舰队驶往澎湖避风的过程中，恶劣的气象还是对他们造成了一定损失。一艘荷兰舰船被风吹向距鹿耳门水道之北，约20公里的海岸处搁浅，并被明郑守军俘获。这一意外，不仅导致郑成功第一时间获知，荷兰舰队将前往澎湖避风的情况，更暴露了荷兰援军的实力。

荷兰援军的数量，让明郑方面松了一口气。700多名士兵加上十艘船，并不能改变实力的天平。更何况因为台风的关系，这支生力军失去了奇袭的机会。其实荷兰人同样意识到了自身的实力有所欠缺。以至于在开战之时，将原本不在战斗序列的十余艘小船投入到一线，以期用火攻和接舷战的方式，消灭对手的战船（同时大船在后面炮火支援）。悲剧的是，前面我们也说过，这种乱中取胜的战法，对付讲究船坚炮利的英国舰队，也算的上是一种扬长避短战术，但中国人看起来却更善长此技。因此在开战之后，荷兰人的海上肉搏战术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

1661年9月16日，大员海战正式打响。此战荷兰舰队的战术目的有二：一是消灭停泊于大员水道东南侧的数十艘明郑战船（其中大船十余艘）；二是与热兰遮城守军配合，消灭城下的明郑军队（数量约为1500人）。只是基于我们前面的解读，荷兰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仅仅在第一天的战斗中，荷兰人就付出了了两船主力战舰、3艘小船，以及100多名士兵阵亡的代价。尽管中国人的伤亡可能更大些，但这种损失对荷兰人来说，显然是完全无法承受的。

 不过，荷兰人在单舰火力以及城堡防御上的优势，使得明郑方面亦很难快速结束战争。此后，除了小规模的偷袭活动，双方再没有发生大规模海战。饱受粮草问题始终困扰的郑成功大军，仍然不得不分兵于台湾各种屯垦及征集粮草，并应对由此引发的反抗活动（主要是原住民）。至于同样无力扭转战局的荷兰人，期望就只能落在新的援军身上了。如果巴达维亚当局决定倾力救援台湾的话，他们应该会在紧急启航的援军出征之后，再派出第二舰队驰援的。

来源：福建省历史地图集

然而东印度公司高层实际并没有这么做，在17世纪中叶，荷兰人在南洋的霸权，还远远达不到稳定的程度。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迫使亚齐、巨港、柔佛、望加锡等地区的马来苏丹国臣服。以地缘位置来说，台湾岛在只能算是东亚贸易的一个节点，而马六甲一线，则是太平洋与印度洋贸易的枢纽。与其赌上全部军力去和强大的中国人，争夺经济价值已经萎缩的台湾岛，倒不如把军力放在维护从香料群岛至马六甲海峡的势力范围上。

在第二批增援舰队遥遥无期的状态下，荷属台湾可能的外援，就只有在中国东南沿海与明郑缠斗的清廷了。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感知到危险即将到来之时，焦虑的荷台当局似乎应该主动去联络清廷。然而荷兰人实际并没有在战前做这种努力。之所以会无视这一战略盟友，很大程度源自于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惧。与其说西方人眼中的 “黄祸”，包含整个亚洲民族，倒不如说这一被匈奴人、蒙古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强化的概念，源自于亚洲草原。当然，如果从地缘属性角度细分的话，满洲人并不属于游牧体系，而应该归属于渔猎民族。

德皇威廉二世炮制的宣传画《黄祸》

不过无论是对于欧洲人，还是中央之国的农民来说，这种划分都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只知道一批又一批的马上民族，从那片遥远的荒蛮之地而来，入侵自己美丽的家园。在中原王朝以“夷狄”之类的蔑称，来概括这些北方民族时，欧洲人则将这些从东方而来亚洲马上民族统称为“鞑靼人”。相比野蛮的鞑靼人，荷兰人更愿意相信富足、文明，并且能够生产美丽丝绸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已经熟悉了西方贸易规则的东南海商们。实际上，并不止于荷兰人这么想，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同样是这样认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明朝与清朝的战争中，葡萄牙人曾经不遗余力的支持前者。甚至在身处云贵的南明政权即将覆灭时，还愿意提供支援。

当然，一旦鞑靼人最终确定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荷兰、葡萄牙，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仍然是会尽力适应这个新合作对象的，就象他们同样不忌讳，与那些苏丹们合作一样。问题是在尘埃落定之前，荷兰人还是希望能够与他们认可的贸易对象——郑成功和平解决争端。为此，荷兰人甚至提出每年十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对方放弃攻台的打算。如果这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这个方案并非没有被接受的可能。只是在明郑急需台湾岛作为大后方存在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钱能解决的了。

寄希望于与明郑维持合作关系，使得荷台当局没有认真思考过与清廷建立联盟的可能性。不过联盟可能性的存在，就在于这是件于双方都有利的事。虽然荷兰方面出于陌生感，没有向清廷发出示好的信号，但在台江战事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刻，清廷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主动抛出了橄榄枝（1661年11月初），希望合作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接到来信的荷兰人，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决定抓住这最后一丝机会。前来增援的荷兰舰队，则承担了前往福建联络的任务。

然而荷兰人实际对这次联盟并不抱希望，这点从荷兰人浪费了那么多宝贵时间，才作出回应便可以看出。尤其对于完全不熟悉中国政局的荷兰增援舰队司令来说，更加不相信战局能够在清军的帮助下扭转。以至于在舰队出发后不久，这位承载最后希望的使节便决定独自返回巴达维亚（舰队则不得不返回大员），此后热兰遮城再没有派出新的信使。对潜在合作者的陌生感，是荷兰人放弃努力的主要原因。直接向荷兰人寄信表达合作诚意的，是清廷在福建的主政者——两位在关外便已降清的汉八旗官员（靖南王耿继茂、闽浙总督李率泰）。即使不考虑他们已经成为鞑靼人一员的身份，仅仅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地缘背景，已使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取信于荷兰人了。

此前在与明朝政府的交往过程中，西方诸国已经深刻感受到，相比那些身处帝国北方的官员，出身于东南沿海的本地官员，在处理对外合作的问题上，要务实灵活的多。从清廷角度，无论是与西洋诸国进行外交往来，还是以战争方式打击明郑，最好的办法都是启用熟悉东南沿海地缘环境的本土官员。20多年后，源出明郑的施琅成为清军攻陷台湾的主帅便是最好的例证。以这次与荷兰人的合作来说，满洲人最好的代表其实应该是已经降清的郑芝龙。毕竟早在荷兰人登陆台湾之前，这位郑氏海上帝国的建立者，便凭借他的语言和组织天赋，与荷兰人建立良好关系了。

除了彼此间的熟悉度以外，另一个让荷兰人能够相信郑芝龙的原因，是郑成功向荷兰人索取台湾的理由，在于这是其父亲先一步开拓的土地。在郑成功看来，台湾只是郑芝龙暂借给荷兰人使用的。而荷兰人则认为，他们当日与郑芝龙签订的合作条约中，并没有此类意思表达。假定郑芝龙代表清廷出面谈判，以承认荷兰对台湾主权为前提谋求合作的话，那么精于计算的荷兰人，是有很大可能相信对方合作诚意的。

然而虽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当时已几乎已经尽数清军所有，但以郑成功为核心的反抗力量，仍然活跃于东南沿海。此前的历次战争中，出现过多次战败投降清军，其后又复叛的案例。甚至连施琅这位最后的平台者，亦是两度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和归附者之间，需要时间来建立互信关系。至于郑芝龙本人，在清朝福建当局的信使出发后不久（1661年11月24日），便被失去耐心的清廷诛杀。而此时的荷兰人，甚至还在激烈讨论要不要寄希望于这一联盟。

清廷在明郑与荷兰人开战半年之久，才向荷兰人发出建立联盟的信号，实际也证明了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征服者，对与这些跨海而来的西洋人打交道，同样充满着疑虑。与其说郑芝龙的死，是因为清廷没有意识到，他有可能在争取外援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倒不如说对海洋感到陌生的满洲人，更希望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认知下，郑芝龙的政治作用，就只剩下招降他那位忠于前朝的继承者了。一旦意识到，郑成功无法被说服的话，那么郑芝龙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彼此间缺乏信任的基础，使得潜在的荷清联盟，刚刚有点征兆便胎死腹中。至此，荷属台湾在战略上的失败，已是无可逆转了。至于这最后的时刻是如何到来的，明郑统治台湾之后，又对环中国海的地缘政治生态造成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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