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了解的人，在看到吞并南越之后的汉朝地图，也一定会关注到帝国的东南方向，有一片临海之地的存在，是那么的不和谐。这片事实上，已经完全被汉帝国所包围的土地，就是“闽越国”。关于闽越国的地缘结构，我们在秦帝国阶段，已经详细分析过了。假如你想对应现在的行政区划来了解这个古国，那么能够和闽越国划上等号的，就是“福建”省了。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福建是一个具有相当封闭性的板块，90%以上的土地为山地。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越人”，还是现在的福建人，缺少可供大规模开发的耕地，都是所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有面靠海洋这个地理优势，这个板块的地缘潜力，并不会比同样为山地覆盖，缺少大平原的“贵州”更大。 海洋所给予福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外交流的渠道，对于板块内诸亚板块的交流也至关重要。因为与两广丘陵被一条珠江水系串连起来不同，福建的水系是由多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共同组成的。这些独立水系在入海口处所形成的三角洲平原（主要有福州平原、蒲田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等），以及依附其上的福州、蒲田、泉州、漳州等沿海城市，无疑是福建的地缘重心。如果没有海路为将它们串连起来的话，彼此之间很难在两千多年前，就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对比我们上一节的分析对象——夜郎国，我们就会更清楚这一点了。虽然夜郎是贵州高原最大的王国，但并没有技术条件统一贵州全境。 从汉帝国的角度来说，征服象闽越、夜郎这样的山地之国，并不是很有价值。毕竟这些山地的人口、产出都十分有限，很难为帝国中央，提供太多额外的资源。而反过来，征服它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复杂的地形，和强悍的土著部落，无论是攻击行动本身，还是维持对被占领地的统治，都足以让帝国在经济和精力上面临一场恶梦（想想强大的美国，在阿富汗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东南、西南这些被华夏视为“蛮夷”的边缘板块，并没有足够的机动性和欲望，对中央之国构成威胁（游牧民族就不行了）。如果不是在国力达到顶峰，这种可征可不征之地，往往只需纳入朝贡体系就足以让帝国的统治者满意了。 对于闽越国来说，不幸的是，空前强大的秦帝国迅速崩溃后，更为强大和有生命力的汉帝国又诞生了。在吞并南越国之后，仅仅是出于让帝国轮廓更完整的理由，汉帝国也不可能允许闽越国再保持独立状态了。事实上，在征服南越之前，汉帝国就曾经有机会先行征服闽越。如果那样的话，从闽越出发，沿海路攻击番禺的汉军，就很有可能抢得头功了。毕竟这条线路，无论从距离还是运力来说，都是最经济的。 无论是先攻闽越，再取南越；还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百越王国的命运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按照板块划分，东南这片被合称为“东南丘陵”的沿海山地，应该最少还应该有建制一个独立王国的潜力。即除了福建沿海一带的“闽越”，以及两广丘陵的“南越”以外，浙江东南沿海的台州——台湾一带，还有一个有条件保持独立状态的“瓯越”板块。而由于越王族所控制的这片包括福建、浙南的沿海丘陵，也被称之为“东越”（与南越相对应）。那么在汉帝国准备在吞并南越后，顺势解决闽越之时，这个在东越之地二分天下有其一的“瓯越”王国，又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在汉帝国针对闽越的部署中，并不能看到针对瓯越的部署，这是因为早在四十年前，这个越人王国就已经消失了。公元前138年，也就是汉武帝继位后的第三年，闽越对瓯越（史称“东海国”）发动了战争，试图成为整个东越之主。而无力抵抗的瓯越族，只能向双方共的的宗主——汉帝国求助。对于闽越国这种善自用武力，试图改变东越之地政治版图的做法，帝国有足够的理由进行干涉，尤其是闽越国所面对的，是刚刚登上皇位，试图确立威信的汉武帝。因此，在瓯越国向帝国救援之后，帝国中央也迅速作出了反应。一场针对闽越国的战争，也拉开的序幕。 事实上，这并不是百越之地首次发生内部博弈。在汉帝国容忍整个东南丘陵地带，依照自己的方式组建王国成为外藩之后。这片百越之地就没有太平过。单从秦以前的地缘格局来看，南越之地的地缘结构，显然要复杂的多，也更难统一。 不过由于秦军的强势介入，南越板块反而一跃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统一体。反观东越之地，那些自认为都继承的勾践血统的王族子孙们，自退入浙闽丘陵之后，之间就争斗就没有停止过。这些越国王族之间到底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抑或曾经分裂成为过多少个互不隶属的王国，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依照历史的记载，以及浙闽丘陵的地理结构，闽越、瓯越两国应该是笑到最后的。事实上，闽、瓯两国，并不是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唯一的两个东越王国。在闽江、珠江流域之间，还存在两个特性明显，在中国的地方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闽南、潮汕板块。由于地理相连，又与自己所在大板块的核心有明显的地理分割。这两个拥有自己的独立水系，又共同介于两广丘陵与浙闽丘陵相汇处的亚板块，之间的地缘联系甚至会更高。以至于在民间讨论重新分割中国省级行政区的方案时，有将它们从各自省份中剥离出来，重组一个新省的提法。而其实，早在西汉之初，这一带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名叫“南海国”的东越王国。只不过，这个处在闽越、南越之间，地跨广东、福建，甚至延伸到江西境内的王国，注定是悲剧的命运。在汉帝国、南越国、闽越国的共同作用之下，总共只存在了三十年时间（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74年）。 历史记载，在灭亡南海国的战争中，汉帝国是发挥了主力作用的。无论是之前承认南海国，还是这次武力征服（理由是南海国反叛汉朝），都可以算得上是汉帝国对百越之地，政治格局的介入。对于位于宗主之位的汉帝国来说，总是需要用各种手段，来显示自己存在的。如果对南海国的小试牛刀取得了成功，那么汉帝国对征服整个百越之地的信心，就会增加许多。然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战术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战略上的扩张。因为当汉朝军队，在其他越人王国的帮助下，攻灭了南海国后，他们发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经营这片土地。在汉帝国还没有解决北方压力，并且内部存在因削藩而引发的矛盾时，代表帝国攻取南越国的“淮南王”，并不愿意将资源，浪费在这片高投入，低产出的山地上。 唯一有可能让失算的淮南王（他本来应该可以在胜利后，从扩张的地盘中获得稳定收益的）收加成本的方法，就是将南海国的人民内迁。前面我们也说了，在很多历史时期，因为战争的所带来的人口消耗等原因，中央之国并不缺少等待开发的耕地。无论从利于管理，还是让南海国民产生更多“剩余价值”的角度，将他们迁入赣江流域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至于南海国的土地，就只有留给闽越、南越两国去瓜分了。 这种放弃难以据守的土地，而将人口视为战利品强制迁移的做法，在古典时期是非常常见的。在我们所熟悉的三国故事中，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攻击不利后，就曾经把数以万计的魏地之民，尽数带回蜀国。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瓯越国的身上。只不过，那数以十万计的瓯越族人并不是作为“战利品”被迁入汉地，而是汉帝国以提供“避难所”的名义“请”进来的。 尽管摆在视登大宝的“汉武帝”面前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来自匈奴的威胁，但能够在与匈奴决战之前，通过对闽越国的战争来检验一下国力，以及自己的控制力，也未尝不是好事。为了保证这次出击能够成功。汉朝的军事家们之他提供了一条最可行的线路，即绕开那些复杂的山地，直接从海路南下，攻击闽越国沿海的重要据点，直至它的政治中心。从战术上说，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然而这支南征的汉军，最终却并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检验一下自己的海战能力。因为在他们到达闽越国之前，闽越国内部就已经发生了政变，并表示愿意听从帝国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军队就面临了两难的选择，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鼓作气拿下闽越国，完全将东南沿海纳入帝国版图；还是见好就收，重新接受闽越国的臣服呢？ 假如这时候，汉军在北方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那么帝国中央给这支南征汉军的命令，就很有可能是继续南下，以战争的方式将闽越国变成帝国的郡县。就好像当年韩信，对齐国所做的那样。问题是，此时的汉武帝，并非是因为对闽越国那片山地感兴趣，而发动的战争。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目的是通过这场外战，树立威信。因此在闽越国重新臣服之后，再耗费资源进行战争，就显得有些多余了。当然，汉军即已出征，总是要有些战果的。于是发生在南越国身上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瓯越国身上了（被迁往江淮之地）。理由就是，如果瓯越国不内迁的话，汉帝国很难保证，以后闽越国不会再次向北渗透。一边是虎视眈眈的，随时有可能再次发动战争的闽越国；另一边是能够保护自己，并提供大片耕地的汉帝国。瓯越族人选择的余地并不大。除非他们有认为自己有能力，在闽越族的攻击下保持独立状态。只是他们要是真有能力做到的话，就不用向帝国请求帮助了。 其实瓯越国之所以难以抵抗闽越的入侵，与汉帝国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与江东平原更为接近的瓯越，与汉帝国的关系要更近些。不过，这也意味着，它更容易被帝国所渗透。在闽越国通过瓜分南海国而在东越王国中做大时，作为瓯越板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州地区，却已经成为了汉帝国“会稽郡”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此消彼涨的情况下，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闽越国。只是这种所谓的胜利，更多的是建立在汉帝国无暇南顾的情况下。当帝国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并通过吞并“南越国”让闽越国成为一个孤岛时，它越地为王的梦想也就到头了。在瓯越国因无力抵御闽越的入侵，被迫内迁之后，闽越国很自然的占据了瓯越之地，成为了整个东越之主，并升级为“东越国”。只是当南越国灭亡之后，面临这样一个四面包围（包括海洋）的局面，东越国的灭亡也没有任何悬念了。公元前111年8月，南越国灭亡后仅仅半年时间，汉帝国便征发四路大军，发动了对闽越的战争。很显然，由会稽、南越两地，海、陆并进，攻击东越国的沿海据点，是能最快结束战争的线路。在汉军的强大压力之下，战争只持续了四个月时间（还包括准备时间），便以东越国的投降而告终。 在最终如何处置“东越国”的问题上，帝国并没有特别的创新。这块性价比超低的土地的征服，并不能给帝国带来特别的利益，除了将其国民内迁，以削弱土著居民的实力以外，帝国中央的统治者，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控制这片土地。这种做法，也同样适用到了南越国的处理上。而这种大规模内迁，并放弃经营（除了设置行政机构以外）的后果就是，一直到唐朝为止，整个东南沿海都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或者说生产力出现了倒退（生活条件自然也就很艰苦了）。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央之国只有强制把那些犯错的官员放逐至此，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当然，任何形式的人口迁移，都很难做到一网打尽，尤其是在东南沿海这样的丘陵地形中。对于帝国来说，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做到完美。重点在于贵族阶层，以及最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男性居民。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可以在东南沿海的，看到很多古越族所遗留下来的基因。 征服闽越国，并不是汉武帝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扩张战争。实力达到顶峰的汉帝国，在扩张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在重复秦帝国曾经的路线。既可占可不占的地方，都会去尝试占有。在今天看来，这些扩张行为，通常会被视为是一种有远见、为子孙后代谋利的行为。不过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却是会透支国力的。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能够掌握资源的统治者和精英阶层，总是会有意无意的加速一些事物的发展。只是这种加速，并不应该总是被归结为“大棋论”一类的战略布局罢了。 不管汉帝国最终扩张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多少胜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匈奴问题的解决，才是一切扩张得以发生的基础。所有这一切的扩张，都是在对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接下来的视线，又将回到北线，去看看在对百越之地的征服之前，中央之国的北方重心都发生了些什么。 当白登之围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解除后，汉匈之间出现了一段相对和平期。除了双方以生意人的做法，达成了“以和亲换和平”的交易以外，各自内部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是战略层面上的原因。就汉帝国来说，那些异姓、同姓诸侯们，此起彼伏的叛乱是一个问题；而经历长期战乱后，民众需要休养生息，国力需要时间恢复是更为严峻的问题。至于匈奴人，他们的问题也同样不会少。尽管在汉帝国眼中，“匈奴”似乎已经完全成为了北方威胁的代名词，但这个空前的游牧帝国，本身只是一个松散的结构。那些因为被征服，而成为匈奴一份子的游牧部落，同样有可能随着局势的变化，对匈奴王庭构成威胁。这使得匈奴单于和他的核心贵族阶层，并不能总是把目光锁定在农耕区这块肥肉上。 在评判现代中国的军力结构时，有句比较经典的总结：海军是中国人的钱，而陆军是中国人的命。这句话套用在匈奴身上，可以被改为“漠南是匈奴的钱，漠北是匈奴的命”。将经营的重心放在漠南，匈奴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放牧期更长的草场，还可以经常性的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但问题是，如果匈奴核心部落都放在漠南的话，漠北就很有可能被那些尚未完全臣服的被征服部落乘虚而入了。要是那样的话，匈奴人所丧失的，就很可能是草原的统治权了。 赚钱和保命，永远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至于匈奴人到底是侧重于经营漠北，还是更着力于南线扩张，就要视情况而定的。总得来说，时间越早，匈奴人越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稳定漠北上。反之，随着内部结构的稳定，匈奴人也会越来越有力量，发动在南线的大规模战争了。只是在怎么平衡，基于漠北在帝国结构中的核心位置，匈奴人也不可能把核心部落尽数放在漠南的。这一点，从匈奴人对蒙古高原左翼的经营上就可以看出。在这个方向，水草肥美，并最为接近农耕区的科尔泌草原，并没有成为匈奴左贤王部核心草场，而是被交给了东胡遗族“乌桓人”游牧。 在帝国内部尚未完全融合的情况下，匈奴人的重点要更加侧重漠北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也对河套平原的归属造成了一定影响。因为在白登之围之后，匈奴人并没有要求完全得到河套平原，而是坐视汉帝国将触角伸到河套平原，恢复了对前套平原东部，也就是赵、秦两代所划定的“云中郡”的统治。也就是说，汉匈双方并没有以更有可能达成地缘平衡的“管涔山”为界，而是在前套这样的平原地区保持接触。那么，匈奴人“允许”汉帝国渗透到前套平原，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做内部整合吗？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下一节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