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西域的两大盆地结构都不算完整。包括大部分边缘，被高大山脉完美包裹的塔里木盆地也是一样，在东也与河西走廊相接处未能封口。至于准噶尔盆地，同样也在东南角留出了缺口。只不过这个缺口处所面对的，却是更为广袤的戈壁地带，以至于它在历史上，并没有承担重要的战略通道作用（对华夏文明来说）。而我们上一节所说的另一个风口，也正是这样一个缺口。如果要为其打上一个地理标签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三塘湖盆地”。 从大的地理结构来看，所谓“三塘湖盆地”就是天山山脉东端，与阿尔山脉东端之间所包夹的低地。就整个盆地区的地理结构、环境来看，几乎可以说的上是哈密盆地的翻版。然而就二者的命运来说，却是有天壤之别。在我们现在的行政板图中，哈密盆地北沿的“哈密市”，是包括哈密盆地、巴伊盆地、三塘湖盆地在内的“哈密地区”的地缘核心。而三塘湖盆地中所开发的绿洲——三塘湖乡、淖毛湖乡，在行政上只是隶属于巴里坤县、伊吾县的两个乡镇。 影响三塘湖盆地命运的，并不是它的地理环境。事实上位于天山北麓的三塘湖盆地，和哈密盆地一样，都是靠天山雪水在戈壁中点缀绿色。尤其是发源于伊吾谷地的“伊吾河”，其径流量和催生哈密绿洲的石城子河，也相差不多（年径流量，一个5000多万立方，一个7000多万立方）。这条向北流向三塘湖盆地东部的河流，加上其他从戈壁滩下向低地渗透的雪水之力，甚至在三塘湖盆地腹地的东部形成了一个湖泊“诺木湖”（也就是“淖毛湖”）。不过在西域游牧民族的概念中，“湖”所指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形态，而是以湿地的形态呈现的。三塘湖盆地内所所谓“湖”，也正是以湿地形式存在的。 只是你现在去找这片湿地的话，可能就会失望了。因为随着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过上世纪的囤田开发后，那些珍贵的水资源在滋养出能直接为人类所服务的经济作物后，就无力再为我们保持湿地的原始面貌了。现在的诺木湖已经变成了一个迁移不定，只有在洪水季节才会出现的湿地。而除了“淖毛湖”、“三塘湖”这类明显带着湿润气息的名称以外。而现在淖毛湖东分布的40多万亩的天然胡杨林，也是向世人证明这里并不是一片不毛之地。只不过，象西域很多胡杨林一样，这里的胡杨林地面上也已经不复水草交融的湿地状态。而是以“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的形态，展示出生态环境的变化。 其实无论是在哈密盆地还是三塘湖盆地，仅仅依靠天山雪水支撑的绿洲，在整个盆地中的比例都是很低的。两个盆地的大部分土地，都呈现为荒漠化的戈壁状态。其中哈密盆地的戈壁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哈顺戈壁”；而覆盖三塘湖盆地大部分土地的戈壁，则叫作“诺敏戈壁”。作为天山北麓最东端的地理单元，地表整体戈壁化的三塘湖盆地和哈密盆地一样，干旱少雨，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样的条件也使得，三塘湖盆地虽然没有巴伊盆地的草场规模，并为游牧民族所侧目，但经过农业开发后，却可以种植出和哈密盆地一样香甜的瓜果来。说起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现在哈密地区最为香甜的哈密瓜并非产自天山南麓的哈密，而是产自天山北麓的三塘湖、淖毛湖。当然，不管是三塘湖盆地，还是哈密盆地现在都统属于“哈密地区”。所以三塘湖所产的哈密瓜再甜也是在为“哈密”这个品牌贴金了。需要说明的是，哈密瓜也并非只有哈密才有了。西域很多地区（特别是哈密盆地的邻居吐鲁番盆地），都有适合它种植的环境。只是由于当年最初向中原政权（清）进贡此瓜的，为“哈密王”，此瓜才被贴上哈密的标签的。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去，既然三塘湖盆地的地理环境与哈密盆地非常相似。那么在古典时期他们应当都有机会，因农业开发而承载更多的人口，并提升自己的地缘地位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哈密盆地的农业开发以及今日的行政地位，并非始于近代。事实上在二千多年前，东汉帝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对哈密盆地进行农业开发了。公元73年，东汉帝国在巴里坤山南置“宜和都尉”移民囤田，以卫经哈密盆地的丝绸之路北道。可以说从那时起，哈密盆地就在对天山北麓的巴伊盆地、三塘湖盆地有了地缘优势。并成为巴伊盆地南北的地缘中心。 真正让哈密盆地脱颖而出，并在二千多年时间内持续进行农业开发的，是它的区位。我们后面会分析到，当经由焉耆盆地进入吐鲁番盆地，以及直接切入吐鲁番盆地的“楼兰道”，因罗布泊洼地环境恶化而受阻之后。环境相对“较好”的哈密盆地，就成为了进入天山南北麓的必经通道。具备了这样的枢纽地位之后，哈密盆地也就象吐鲁番盆地一样，成为了中原王朝渗透西域的战略要地了。至于处于游牧之地包围之中的三塘湖盆地，尽管进行农业开发能够增加它的人口承载力。但除非中原政权有能力以囤田的方式在巴伊盆地，才有可能向北进一步开发那些那戈壁中的原始绿洲。而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至多只会在“北天山”北麓稍事修整一下，就会扑向北天山南面，水草丰美的在南下巴里坤草原了（以及伊吾谷地的“乃楞格尔草原”）。 也许对于来自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来说，三塘湖盆地南线的这几处湿地，在他们南下巴伊盆地甚至天山南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中继点。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生存方式，注定了象三塘湖、淖毛湖这样的小规模绿洲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枢纽点。事实上象三塘湖乡的开发，仅仅始于清朝末年。在清政府不再封禁蒙古高原与中央之国其他板块之间的交流时，受益的并不仅仅是山西高原那些走西口的商人。那些以东疆地区为基地的商人，同样也开辟出了向北穿阿尔泰山进入蒙古高原的商道。位于三塘湖盆地西南部的一处有三片水草之地的绿洲（三塘湖），也因此而成为了东疆商人进入广袤戈壁地区的最后补给点，并最终在现有行政结构中，得到了“乡镇”一级的定位。 至于位于盆地东南的“淖毛湖”地区，开发的时间就更晚了。一直到红色政权，在整个西域寻找水资源相对充足的土地进行“耕战”形式的农业开发时，伊吾河下游才算有机会真正纳入政治家的视野。在此之前，区位上毫无优势、位置偏远的淖毛湖绿洲所起的作用，和澳大利亚当年在殖民体系中的边缘化地区类似。仅仅是哈密的统治者，用来流放犯人的所在。即使是在红色政权开始耕战西域之时，淖毛湖地区一开始的定位也是“劳改农场”。三塘湖盆地这样的地理单元，无论是历史还在现在，都算是一个很边缘的板块。之所以要花一定篇幅来解读它的地缘结构，主要是想说明“区位”这个因素在地缘结构中的作用。一个地区，是否有长久的潜力，耕地、化石等资源只是一方面。很多时候，区位才是决定一个板块命运的关键因素。地理环境几为翻板的三塘湖、哈密两板块，在历史和现实中迥异的命运，也正是“区位决定命运”的实例。记得曾经有不少朋友，指着地图上一大片肥沃的平原之地问我，为什么这一区域没有重要的城市。其实道理也在于此，就好像上海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它鱼米之乡的江南之地。如果不是得江、海交错之利，它现在的行政级别，很可能还是和在清朝一样，只是一个小康级别的县城罢了。 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自从有了工业技术以后，人类改变、利用自然资源的手段变得多样化了。无视耕地以及区位因素，仅凭某一资源而提升自己地缘位置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火爆一时的“鄂尔多斯”就是一例。靠着天赐煤矿资源所带来的财富，鄂尔多斯的房价甚至比肩过东南沿海。也许三塘湖盆地业已勘探出的大型煤田，以及丰富的风电资源也能够让这一板块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两地都有大型风电场，达坂城风电场据称还是亚洲最大）。只不过从地缘研究的角度看，资源并不是一个能在较长时间段，保持稳定的地缘因素。象踌躇满志的鄂尔多斯新城变成“鬼城”的现象，不会是开始，也不会是结束。如果100年甚至50年以后，有人在看过此贴之后，再在波斯湾边的沙漠里，看着一座座曾经因石油而辉煌过的 “鬼城”之时，应该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既然三塘湖盆地在中央之国渗透西域的进程中，几乎处在一个完全无视的边缘位置，那么这个板块这在板块，在蒙古高原与东天山南北的联系当中，是否又能发挥枢纽作用呢？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毕竟三塘湖盆地，本身就是由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包夹而成的。如果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试图翻越阿尔泰山进入东天山地区的话，那么三塘湖盆地应该就是必经之路了。毫无疑问的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无论试图从哪个方向进入东天山北麓，他们都必须在穿越大片的戈壁地带后，才可能在象三塘湖、淖毛湖这样的绿洲上稍作休整。当然，对于这些习惯坚苦环境的游牧民族来说，那些顽强在戈壁中生存的植被也同样可以为一定数量的牲畜提供饲料。只不过要想依靠它们，形成一个足以在草原竞争中立足的强大部落就很困难了。 前面也有朋友说了，在西域的相关附图上寻找绿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在东亚所形成的，固有的低地概念在此完全不适用。那些让很多朋友流口水的大片低地，很有可能就是戈壁、沙漠。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山对于游牧民族的意义要大于东亚的农耕民族。对于古典时期的东亚农耕民族来说，尽管形成冲积平原的水，最初是来源于山地。不过在实际生存中，他们只需要对流入低地的水资源加以疏导和利用就可以了。山地本身所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防御上。不过对于亚洲中部的部族来说，无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游牧民族，还是精耕于小块绿洲的农业小国，能够得到水资源的山地牧场以及山前绿洲、草原几乎就是他们可以选择的全部生存之地了。 既然和西域的大部分盆地区一样，三塘湖盆地的腹地更多的只是起到了屏障作用，那么盆地北部边缘那些隶属阿尔泰山脉的山地，才应该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渗透东天山地区的桥头堡了。以西域水资源“西多东少”的规律来看，越靠近西部，海拔越高的山地，水资源供给越好。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会在三塘湖盆地的西北角看到一个很有潜质成为这个桥头堡的高大山体——北塔山。至于这座体量并不太大的山体，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发挥刚才所推理出的地缘作用，我们明天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