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 — 霍去病的“特种兵”

很显然，汉武帝非常看好这位少年将军，他甚至亲下诏书将霍去病派至卫青军中。而卫青也给了霍去病一个特权，那就是亲自挑选军中最为强壮善战的战士。最终的事实也证明了，皇帝和大将军都没有看错人，霍去病与他挑选的八百骑兵，在两出定襄的战事中，发挥了惊人的战力。一共斩首、俘虏了二千零二十八人（汉朝对军功计算要求极严，数字是很可信的）。要知道，卫青所部超过十万汉军，在两战中的斩获总数也不过两万级。霍去病以仅占全军数量，不到百分之一的骑兵，其获得了全军的十之一斩获，绝对足以震惊汉、匈两军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霍去病的这一次成功，也验证了一个军事定律：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以单兵素质来看，霍去病在全军中遴选出来的这八百骑，绝对算得上那个时代的“特种兵”了，拥有以一当十的战力也属正常。然而就一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来说，最重要的是领导者的作风。相信看过《亮剑》的朋友，对剧中李云龙总结的一段话都会有印象：“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从此，无论这支部队换了多少茬人，它的灵魂仍在。”　　一位将领亲手调教出来的部队，在交给其他人带之后，到底能够多大程度继承之前的风格，其实是存在变数的。如果继任者是前任亲手挑选，或者本部队竞争出来的，风格延续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不过，最起码霍去病在世的时候，其强烈的个人风格还是能够影响到他所率领的汉军的。　　与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原则，重视后勤的一般将领不同，霍去病在战术运用上的最大特点，就是“轻骑”。他所率领的部队，并不会去考虑后勤问题，而是“取食于敌”。这种战法，实际和项羽的“破釜沉舟”之策如出一辙。相当于把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战胜对手之后，才能获得补给。也就是说，对于霍去病所率领的部队来说，要么战败身死，要么立功。象汉军中经常出现的，因为迷路错失战机，无功而返的情况，是不允许出现的（那样回不到驻地，就得饿死了）。　　以匈奴人的特点来说，即使霍去病的部队，没有搜索到畜群，仅仅依靠在对战中，斩获对方的战士，他的部队也能够从敌人身上获得补给。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自己就得适应匈奴人的生活方式。不过，这本身并不成为问题。汉帝国为了反击匈奴所做的那些战略准备，给霍去病提供了成功的基础。最起码他有足够的基数，来选择最好、最能适应草原生活的战士和最好的马。　　事实上，霍去病所率领的战士中，本身就有很多降汉匈奴人的成份。没有比匈奴人，更加熟悉匈奴人的了。这些匈奴人不仅能够帮助霍去病的部队，更快适应快速、机动的草原生活，也能让他更容易发现对手的踪迹。在后来的战争生涯中，“以匈制匈”也成为了霍去病成功的一大法宝。　　正是有了这些准备，霍去病在跟随卫青大军出征时，并没有按部就班的随之扫荡草原，而是在发现敌踪后，脱离大部队，咬住对手，孤军追击了数百里，并大胜而归。如果在上一阶段，卫青攻击右贤王庭时，霍去病前往参战的话，也许右贤王就没有那么好命逃出生天了。　　我们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决定大势的是那些战略层面的因素。然而在微观历史中，如果把合适的人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他的出世是有可能加快历史进程的。霍去病的出现，毫无疑问的让汉武帝看到了，加速结束对匈战争的希望。正是因为霍去病的在漠南之战第二阶段的出色表现。汉武帝除了封赏其为“冠军侯”以外，更是将他的领军数量增加至了万骑。也就是说，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在汉军中已经不再是被当作一支特种部队的将领来使用了，而是成长为了一位可以独挡一面的将军。　　公元前122年6月，也就是霍去病横空出世的第二后，匈奴人又一次南下对汉朝边境进行的袭扰，而这次的目标则是上谷郡。鉴于在二个阶段的漠南之战中，匈奴右翼和单于本部都受到了重大打击。执行这次侵扰任务的应该是左贤王部。然而此时的汉帝国，对于这种周期性，抢了就走的犯边之举，已经没有太大兴趣针锋相对了。在匈奴单于听取赵信意见，放弃漠南草原的经营之后，汉帝国的边郡压力暂时被减弱了。这种时候，一直没有成为汉匈博弈主战场的“河西走廊”开始进入帝国的战争计划之中。　　让汉武帝决心出击匈奴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张骞回来了（公元前126年），他所带回来的关于匈奴、西域的详细情报，也让帝国13年前所模糊定立“断匈奴右臂”战略，有机会成为现实。当阴山正面战场之敌从漠南战略撤退后，一场完全属于霍去病的“河西之战”，也被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