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匈奴人明显进入战略反击阶段，并连续取得了三场胜利的话，远征漠北并不会成为汉武帝的选项的。在此之前的几次试探性远征（包括李陵这次），都是在浚稽山一带就折返回程的。相比耗资巨大的远征，帝国实际上更愿意把钱花在修筑从罗布泊——阴北草原的“外长城”上。以汉、匈双方的地缘特点，以及后来的发展来看，将军事重心放在外长城上，也的确更为稳妥。 问题是，自赵破奴两万汉军尽没匈奴之后的几年间，汉帝国已经连续在三场战役遭遇失败了，损失的精锐汉军亦将近五万。反观匈奴方面损失的兵力，至多也就2万余人。而之前由卫青、霍去病所领军的五大战役，汉军的损失合计也不过六万多，匈奴方面被斩杀、迫降的则达到二十一万之巨。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确很需要再用一场准备充分的大战，来挽回面子了。 现在的话，再想组织一场远征漠北的战役，汉军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机动兵力上的不足了。要知道，刚才所说的将近五万人，仅仅是这一阶段对战匈奴的损失，而两次远征大宛，李广利为帝国败掉的军力，更达到十万之数。事实上，早在赵破奴军全军覆没之后，帝国内部对于是否要第二次远征大宛，就存在不同意见。主流意见认为，应该把为大宛之役所准备的二十多万兵力（六万主力骑兵，十八万用于转运补给的步兵）调回，专力对付匈奴。 不管汉武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象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一样），执意要将足以用来远征漠北的兵力，耗费在了天山南北是否正确。兵力的问题，俨然已经成为了首先需要消除的障碍。为此，帝国发布了最严厉的征兵令，除了征集志愿从军的勇敢之士以外，同时还将法律上有义务服兵役的人员（所谓“七科谪”，即：犯了罪的官吏、杀人犯、上门女婿、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做过商人的人、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尽数征入军中。 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兵役法则是当年的秦国原创的，汉帝国不过是萧规曹随罢了。类似的命令，在第二次远征大宛之役中也发布过。不过当时这些被强制征入的兵员，所担负的是转运粮草的后勤工作。这一次的话，他们则应该被编入了一线作战部队（当然，只能做步兵了）。 不管怎么说，对于以农为本，人口众多的中央之国来说，人力终究不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机动能力。说起来，自公元前104年8月，赵破奴出塞接应左大都尉起，至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止，汉军倒也算打了五“大”战役。与卫霍二人所组织的五大战役相比，兵力的的得失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五场战役所损失的战马、畜力几乎不能从对手那里得到补充。有鉴于此，汉军的第二次漠北之战所组织的二十一万一线兵力中，只有七万骑兵。 公元前97年2月，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第二次漠北之战终于拉开了序幕，由于两军最终的决战地点，在东单于庭所处的“余吾水”（图拉河），为了以示区别，我们也可以将第二次漠北之战，称之为“余吾水之战”。有了第一次漠北之战的作战经验，第二次漠北之战的出击路线，汉军在选择出击线路上并没有大费周章。只不过，这一次汉武帝心目中，既能打仗，又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外戚，就只有李广利一人了。因此，汉军中大半的兵力都被调归了李广利。除了由他亲领从朔方郡（后套方向）出塞的六万骑兵、七万步兵之外，还有从居延塞方向出塞的，路博德所率领的一万步兵（主要为弩手）。 很显然，李广利的出击线路，是复制了当年的卫青部。至于路博德部与之会合的地点，应该就是在浚稽山了。问题是，七万骑兵中，有六万都调给了这位皇亲国戚，其他将领要想复制霍去病的成功，就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最终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出雁门负责从左路出击公孙敖，所率领的一万骑兵、三万步兵，在与左贤王部的对战中落败而归。 公孙敖的落败，固然与兵力较少有关。不过有李陵以五千步兵力敌匈奴八万骑兵的战例在前，也难免会让人假设，如果统率这四万汉军的是李陵的话，是否有机会在匈奴左翼复制霍去病的辉煌。当然，李陵军的战力本身，也并非一般汉军所能比的。除了李氏家族在领军方面的经验，以及数年训练、磨合之外，俱为同出一地的“荆楚之士”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如果汉军中不得不紧急补充了诸多新兵（特别是来源繁杂的，不得不参战的“七科谪”），战力的确会受到很大影响。 除了负责西部军的李广利（包括与之会合的路博德部）、东路军的公孙敖以外，汉军的二十一万兵力中，还有三万兵力是从阴山山脉中部的五原出塞的。这支完全由步兵所组成的军团，本身的战役方向并不明确，从方位上看，其出塞路线应该是复制当年李广的线路。很不幸的是，二者的结果也是一样，都是未碰到匈奴人便无功而返了。 事实上，汉武帝应该也没指望这中路出击的三万步兵有大的作为，“游击”于戈壁南部寻找战机会，很可能就是这支部队的战役任务（领军者为“游击”将军韩说）。也就是说，选择让他们从中路出击，更多是摆出一种全线出击的架势，毕竟戈壁腹地虽然荒凉，但也难保拥有极强机动力的匈奴人，会从此方位出击或者迂回至汉军后方。 现在看起来，唯一有机会进入漠北草原，并与匈奴主力决战的，就只有李广利所统率的十四万汉军主力了。不出意外的话，汉匈两军的决战战场，应该还是在燕南山麓。不过这一次，匈奴单于所率领的主力部队，却并没有在燕然山一带以待汉军，而是东移至了肯特山麓的余吾水。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战役的结果又如何，我们再接着分析。虽然李陵已经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汉军步兵军团的战力，但以步军远涉漠北，机动性不足始终是最大的障碍。第一次漠北之战，各率五万骑兵出战的卫青、霍去病，选择了在漠北入春的五月出塞。而这一次，汉军则不得不选择在二月就开始向漠北移动了。 很显然，因为汉军的行动迟缓，匈奴方面有了更多的时间搜集情报、调整兵力。在汉军主力明显从自己的右翼袭来之时，匈奴方面所做的相应调整，就是将主力调至肯特山前的余吾水。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汉军主力如果想与之决战的话，就不得不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补给。 匈奴单于亲领的这支主力，兵力共计十万，相比之下汉军在人数上看起来要更有优势些（六万骑兵，八万步兵），不过匈奴胜在骑兵数量多，地形熟悉上。最终双方在缠斗十余日之后，匈奴方面向漠北草原深处退却，而李广利部在余吾水周边搜索一番，无所收获后也班师回朝。 说到这里，正好回应一下之前有朋友提到的，关于“瀚海”方面的异议。按之前很多史家的观点，是认为汉史之中所指的瀚海，应该是一个大湖，而漠北草原唯一符合这个要求的，就只有贝加尔湖了。因此霍去病所登临、饮马的瀚海当为后来在苏武传中，被称之为“北海”的贝加尔湖。不过，由于后世瀚海一词亦明确指向大漠戈壁（加之在汉史中，贝加尔湖又明确记录为“北海”），所以霍去病到底有没有去过贝加尔湖，成为了一件疑案。 之所以采信了后一种说法，除了上述原因，以及地缘推导、判断出二军决战之地，当在肯特山南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史书所记载的霍去病部出击距离，是在二千余里。而如果霍去病想喝上贝加尔湖的水的话，那路程至少在三千里。虽说古人在数字记录上，多有虚指，但一般而言总归是夸大其词的。在汉武帝为霍去病之功，大书特书时，并找不出理由压缩这个数字（对卫青倒有可能）。当然，也许霍去病真的带领部分精骑，一路追杀到了贝加尔湖，毕竟这个无所顾忌的少年将军，看起来什么事都做的出来。即使仅仅是出于象征意义，他也有可能甩开大部队，特意跑到贝加尔湖去喝口水（看他封禅狼居胥山、姑衍山就知道了）。 顺便倒也可以说说 “瀚海”的第三种可能解释。在蒙古高原诸板块当中，色楞格河流域的优势在于，除了雨水、高山雪水补给之外，其大部分水源来自于丰沛的地下水（泉水）。这使得支流众多的色楞格河流域，能做到终年不断流。如果这一年的降水特别多，那么春季（阳历四——五月）冰雪消融、夏季普降暴雨之时，河水就有可能暴涨，并漫出河床淹没草原牧场。霍去病出征漠北正是漠北春、夏之季，如果那一年正有洪灾的话，那么这个由肯特山、杭爱山、萨彦岭等山脉围就的浅盆腹地，就将呈现出一派水草交融的沼国景象。在这种情况下，霍去病所描述的“瀚海”，就很有可能指向的是肯特山前的草原地带了。 不管瀚海所指向的，是贝加尔湖、戈壁，还是被洪水淹没的色楞河流域腹地，都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汉、匈决战地的判断。至于李广利本人，就算霍去病真的曾经，跑到贝加尔湖去示过威，这种非常规做法也不是他所能仿效的。因此在匈奴方面向北退却之后，汉军也随之后撤。 史家并没有为我们记载下，余吾水之战以及东路军的战损，不过以李广利过往的战绩来参考的话，汉军在人员、物资方面的损失并不会比匈奴方面的少。也就是说，余吾水之战只能算是打了个平手了。当然，帝国家大业大，就是以二换一，看起来比匈奴人恢复能力强。遥想白登之围，匈奴集结40万大军包围汉军的盛况，已是不复当年之勇了。 虽说收获没有第一次漠北之战大，但再一次深入漠北，对匈奴还是起到了一定威慑作用的。以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匈奴人获胜的话，那么信心大增的他们，接下来一定会侵扰帝国边境。在收降李陵的次年（前98年秋），匈奴就曾经南下攻掠过雁门郡的边市。而在余吾水之战后，匈奴方面过了六年（前91年），才又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秋季盛宴（攻上谷、五原）。 对于匈奴方面重又展开的攻势，汉武帝并不一定要再一次发起大规模战役的，毕竟打一场大战的成本很高。从战略的角度看，倒不如据守住外长城防线，并同时断绝匈奴向塔里木盆地绿洲征税的可能，匈奴方面就完全被框死在“草原”之上了。时间一长，一个无法帮助部族获得额外补给的游牧帝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虽然上述战略能够帮助汉帝国耗死匈奴，但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汉武帝还是更愿意主动出击，直接在战场上消耗匈奴的有生力量。而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临了，因为刚刚在秋季，南下上谷、五原打草谷的匈奴人，在回到漠北之后，很快就要面临一场严酷的冬季雪灾了。 匈奴人遭受雪灾的信息，从他们次年春季（2月），不得不再次南下，攻击酒泉、五原两郡就可以看出。不过，与匈奴博弈日久的汉帝国，应该不用等到开春，就能够探知匈奴的国力被天灾削弱了。正因为如此，在急于补损的匈奴人南下之后，帝国很快便集结好了十四万兵力，又一次兵分三路，向匈奴境内发起攻击了。这一战，也成为了汉武帝时期的最后一场大战。至于结果过程、结果如何，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