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务研究丨律师办理刑事控告业务探讨
一、刑事控告的特点
1、刑事控告很常见
现行《刑法》四百八十三条罪名，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律师在办理合同纠纷、借贷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公司企业有关纠纷以及执行案件等各类业务过程中，都会遇到刑民交叉的问题，因此，刑事控告业务触角极广。其中，刑事控告业务中最常见的就是诈骗类犯罪和职务类犯罪。
2、刑事控告有难度
刑事控告说容易很容易，说难也难。说容易，是因为刑事控告区别于一般的诉讼案件，需要经历搜集证据、申请立案、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保全执行等等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它也区别于一般的刑事辩护，需要会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阅卷、出具法律意见、出庭辩护等等一系列艰辛的工作。刑事控告更多的工作在于争取侦查机关启动调查，一旦成功启动以后，查明事实真相、调取案件证据的工作基本都由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完成，律师的工作量大大减轻，在这个层面来看刑事控告很容易。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没有争议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完全可以自行向侦查机关提起控告，侦查机关也没有理由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作用不大，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所以一般需要律师介入的案件，往往就是有争议，刑民边界较为模糊的案件，有的当事人来找到律师的时候，可能自己已经向侦查机关控告被拒绝过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律师办理刑事控告业务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3、刑事控告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刑法是处罚最严厉的法律，公检法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你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这句话很形象地表达了，刑罚处罚对于一个人，甚至对于一个家庭、多个家庭的影响之大，这是对于被控告人来说的，对于控告人来说，也同样关涉甚大，我们中国是人情社会，几千年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讲究“凡是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如果不是切身利益受损，一般不会轻易选择将曾经的“生意伙伴”、“员工”、“朋友”等等这些熟人送进监狱，所以，律师一旦代理了刑事控告业务，也就承担了帮当事人争取重大利益的责任。
4、刑事控告很有效
大部分律师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办理民事诉讼案件很难，一是举证难，很多当事人法律意识薄弱，不注意保存证据，导致发生争议时，拿不出有利证据，最后因举证不能而败诉；二是执行难，赢了一纸判决，执行不到财产；三是时间长，一个诉讼，短则几月，长则几年，耗费了当事人和代理律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效果还未必好。而刑事侦查手段则像一剂猛药，时间短、见效快，公权力一旦介入，很多难题在短时间内也许就能迎刃而解。因此，很多当事人也深谙此道，知道通过民事诉讼手段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会有意识地提起刑事控告。
二、控告前的准备工作
1、厘清法律关系，迅速识别罪名
一般来说，需要律师参与的刑事控告，要么是涉及重大利益，要么关系错综复杂，通俗点说，就是当事人他觉得自己搞不定了，所以才会请律师。那么，律师能否在与当事人简短的接触交流中，迅速厘清法律关系，并且在大脑中检索出可能涉及的刑法罪名，并精准匹配，这个就非常考验律师的法律功底和实务经验了，“刑事控告”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律师对某个法律问题或者某个罪名有多深的见解，它更需要的是如何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非法律人士”的当事人来说，权益遭到侵害后，他大多是凭着朴素的情感和是非观看待问题的，当然，他在找我们之前，可能已经有过咨询或者自己学习了解过了，但他所了解的可能是凌乱的、碎片式的信息，这就需要我们律师在接待的过程中，帮助他迅速理顺相关的法律关系，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确实涉及刑事犯罪，涉及哪种罪名？或者哪几种罪名？应该如何选择罪名？如果提起刑事控告，可能会有何种走向？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等，分析的专业性是决定他是否信任并委托我们办理该业务的重要因素。
2、反复拷问当事人，排除合理怀疑
大家在接案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很多当事人在与律师交流过程中，并不会告知全部真相，我分析这里面有多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因为他不懂，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他只说他关心的，这就需要律师去发问、去引导；另一种可能是他不信任律师，不敢将全部情况一一相告；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只是到律师这套个话、探个底；当然，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是利益相关人，罗翔老师在《刑法学讲义》这本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人们很容易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加不着边际的价值”，他的角色导致他提供的信息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偏向自己，挑对自己有利的话说。
我们作为律师，是为客户服务的，要为客户排忧解难，刑事控告不同于审查证据和论述事实，它作为一种诉讼手段，天然就带有目标性，所以一定会带有主张，所以我们没必要过于中立，因为这是司法机关的义务，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必要的客观和理性，不能为了接案而盲目迎合当事人。如果我们不去深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厘清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提起控告时，不仅不能说服侦查机关，在被办案人员问到具体细节或者提出质疑时，特别是一些明显违背商业规则、交易习惯和正常人思维模式的情况，因不能作出合理解答而导致控告被驳回，反而会陷入尴尬境地，既显得不专业，还可能被当事人诟病。
3、准备控告材料、凸显律师价值
有的律师带着当事人到公安机关控告，就带张嘴，一份书面的《刑事控告书》都没有，我认为这不妥，一是因为《刑事控告书》是对案件事实的整理归纳，方便侦查机关了解客观事实和法律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律师工作的具象化，避免有些案件立案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事人事后就认为律师就陪着报了个案，没起啥作用。
对于刑辩律师而言，法律意见就是律师的脸面，俗话说：“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一个律师的专业水准如何，往往从他的法律意见就可窥探大概。而刑事控告材料相比与一般的法律意见来说，难度更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在刑事辩护过程中，律师提的法律意见有的被采纳，有的不被采纳，即使有些意见不被采纳，对案件的性质和方向不大会有立竿见影的影响，只是大小多少的问题，而控告材料能否说服侦查机关，这决定了是否能够启动侦查程序，启动不了就等于失败，这是有和无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准备控告材料呢？本人以近期代理的一起刑事控告案件为例，跟大家进行分享：
我们代理的是一家化工品贸易企业，与浙江一家石油贸易公司签订了《油品购销合同》，约定由我方代理的化工品贸易企业向浙江公司采购500吨柴油，合同签订之日支付30%定金，下计划前支付全部货款，浙江公司须在约定日期交付全部货物。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我方企业支付了定金，并在反复与对方确认“有货”、“已下计划”、“船已靠码头准备卸货”的承诺后，我方支付了全部货款，但我方前往指定仓库提货时才知道，该仓库并无货物，经过反复交涉，对方仅返还了部分零头，剩余300万元货款拒不退还。
我们了解到，在我们代理该案之前，该企业负责人已经自行向公安机关提起过控告，公安机关判断为合同纠纷，即使有嫌疑，管辖也有问题，建议走民事诉讼途径或者向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控告，故未予受理。我们审阅了控告材料，并细致询问了情况后，认为前次控告准备极不充分，未能说服公安机关并不奇怪。主要问题：
（1）刑事控告书仅一页半，且逻辑混乱、表述不清，存在多处错误，其中正文第二行就出现致命错误，完全照搬合同上写的合同签订地：苏州市，既然合同签订地和履行地（交货地）都不在控告地公安机关辖区，控告地公安认为无管辖权也合情合理。我们经过询问经办人，得知该合同系对方提供的格式文本，合同签订地并不在苏州，实际是采取了网上扫描双签方式，我方签订地点就在本公司，也就是控告地公安机关，我方汇款地也在控告地所在银行，控告地公安机关完全有管辖权！另外，从该篇刑事控告书表达的内容来看，未能详细阐述认为是合同诈骗的理由，确实十分像是合同纠纷。
（2）所提供的微信截屏等书证也是零零散散，证明目的不明。譬如：对方出具的还款承诺书，这个作为证据提供不知是想证明什么？还款承诺在民事诉讼中可以起到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作用，但是在刑事控告中可能会成为排除诈骗故意的重要因素。
我们经过细致询问和梳理分析，并告知了当事人刑事控告的相关风险后，当事人仍然决定要刑事控告，我们随即开展了如下工作：
（1）重新起草了刑事控告书，首先在控告书中，明确了管辖权的问题，另外围绕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对该案进行了详细阐述，将对方在微信聊天中的虚假承诺一一摘录，说明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本就界限不清，难以区分，而公安机关办理的合同诈骗案件中，成案率也较低，其中最难以证明的就是主观故意和履约能力：
①针对履约能力问题，我们提出，对方浙江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名下的其他企业有多个被执行案件，说明已债务缠身，欠缺履约能力。
②针对主观故意问题，我们经过研判，发现对方浙江公司曾于2019年与舟山一家公司交易过程中，被舟山公司骗取了大额货款，民事诉讼后经过几次执行均未能执行到资产，手段与本案如出一辙，我们有理由相信，浙江公司在陷入经济困境的情况下，如法炮制舟山公司的行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我们在控告书上写道：“我们客观、审慎地认为，该公司并非一成立便以诈骗钱财为主要目的，起初也是希望通过合法经营赚取利润的，在经营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导致经营困难后才萌生的非法占有的故意”。这种即能清楚表达观点，又不刻意“带节奏”的表述方式获得了侦查机关的认可。
③针对社会危害性，我们提出，该行为不仅损害我公司合法权益，更损害了交易安全，严重破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如果不加以惩处，必会有更多单位和个人效防，特别是在当前波诡云谲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企业经营本就举步维艰，这种行为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极大，值得刑罚处罚。
（2）调整部分证据，并按照不同证明目的重新排列，制作证据目录清单。去掉了《还款承诺书》，我们认为该承诺是“缓兵之计”，是对方在被我方告知将要采取法律行动时，应急之下出具的，不是对方真实意思表达，实际上也确实无履行承诺的意思和能力。
（3）将我方掌握的其他线索，以及我方认为该案需要调取的重点证据进行了整理，制作《取证线索及建议》，以供公安机关取证参考，减轻其工作负担。当我们重新提起控告，递交控告材料后，公安机关经过审核，认可我方观点，同意受理调查。
4、选定合适的控告部门
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管辖权，另一个是便于沟通。毫无疑问，有管辖权是侦查机关受理案件的前提，在几个侦查机关都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就涉及到选择向哪个部门控告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律师就要帮助当事人作出分析和判断，判断的依据我认为主要是哪个侦查机关管辖更利于案件的办理？与哪个侦查机关沟通更加便捷、顺畅？哪个侦查机关办案效率相对更高等等。
5、明确告知风险
前些年，本人还在公安工作时，就办理过这样一起案件，控告人是一家生产消防泡沫液的企业，注册了自己的商标，行业内较有名气，被控告人也是当地一家生产消防泡沫液的企业，在销售过程中冒用了控告人的商标，控告人以假冒注册商标向公安部门提出控告，公安经过调查发现，被控告人的生产工艺、使用的商标标贴等均来自于控告单位内部，这是一起典型的“内外勾结型”案例，最终控告单位的一名销售经理和一名业务员也被刑事拘留，最后被追究刑事责任，那名销售经理还是控告人的女婿，业务员也是跟着控告人十多年的老员工，掌握公司很多的商业机密，这起案件最后两败俱伤，控告单位的利益也严重受损，真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国家机器一旦转动，就不可能轻易停下，刑事调查过程中会有各种情况出现，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我们律师在与当事人分析案情时，应当向其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风险，即使当事人对你有所隐瞒，但他一定会对你提示的风险进行评估，这样的话，即使将来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他也不会责怪律师。
三、刑事控告后的走向
因为现实中刑事控告直接面向的绝大多数都是公安机关，我们就以公安机关为例，公安机关接受控告，与接受报案、举报等形式相同，首先会就 “有无管辖权”、“是否达到立案追诉标准”、“有无犯罪事实发生”三个方面作出一个预判，然后一般会给出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1、直接立案
根据《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这类案件一般是符合立案条件、争议不大的案件。
2、受案初查
“初查”是公安机关内部对于立案前审查程序的一种叫法，对于普通刑事案件，法律、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初查期限作出明确规定，我们江苏省内的操作规范是最长审查期限30日。对于经侦部门管辖的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在七日以内决定是否立案；重大、疑难、复杂线索，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特别重大、疑难、复杂或者跨区域性的线索，经上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期限可以再延长三十日。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最长需在60天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
初查期间，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受到一定限制，可以采取询问、查询、勘验、鉴定和调取证据材料等措施，但不能采取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我们律师仍不能轻视这个阶段的重要性，一方面很多案件往往在初查阶段就已取得效果，被控告人迫于侦查机关调查的压力，极有可能会主动妥协，或与控告人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即使最终因为对行为性质的认识等问题未能立案，初查期间侦查机关调取的证据也可以为后期民事诉讼所用。因此初查期间，律师与办案人保持良性沟通就显得极为重要。
3、不予受理
很多人会把不予受理理解为不予立案，实际上这是两个概念，不予立案是经过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会给控告人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而不予受理，是在接受控告时，侦查机关初步判断系经济纠纷，以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为由，口头告知不予受理，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通常不会制作笔录，也不会提供书面的告知书。虽然《刑诉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都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扭送、报案、控告、举报或者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的，都应当立即接受，问明情况，并制作笔录。但在现实中，受到公安机关的绩效考核、工作强度，接案人员的责任心、法律素养、判断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公安机关对可能涉及犯罪，但口头告知不予受理的情况大量存在。然而换个角度来看，也正是有这类现实情况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律师在刑事控告业务中拥有存在的价值。
4、受理后移送管辖
对于执法相对比较规范的地区，一般不会直接拒绝报案人、控告人和举报人，A地公安机关按照规定先进行立案审查，发现管辖权所在地为B地，或者B地公安管辖更为适宜，就将案件移送给B地公安机关。但这类案件容易因管辖争议出现管辖真空状态，譬如A地已将案件移送，B地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或者认为A地也有管辖权而拒不接收。
5、不予立案
公安机关经过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书面通知控告人。这类情况一般会出现在立案审查结束后，极少有案件可以当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因为公安机关内部对于不予立案有着严格的审批程序，受案单位经过调查，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并形成书面意见，所在单位负责人同意后，报送法制部门审核，再报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后才能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也就是说，初查也需要一个复杂的调查程序，这也就是为何会出现前面提到的当事人控告时不予受理的情况，因为接案部门根据经验判断此案不构成犯罪，或者难以成案，一旦受理就可能耗费本就紧张的警力和办案经费。因此，律师只有了解了这背后的逻辑，才能在办理控告业务中做到心中有数、操之有度。
四、侦查人员析案思路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律师与侦查机关虽不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律师若能对侦查人员的思考路径了如指掌，办理刑事控告业务就能够有的放矢、胜券在握。我们以合同诈骗和职务侵占这两个最常见的控告罪名为例，谈一下侦查人员的析案思路：
（一）合同诈骗罪
1、是否属于我单位管辖？
2、是否达到立案追诉标准（2万以上）？有无超过追诉时效？
3、合同主体是否虚构或冒用？主体是公司的，公司是否是新成立的？是否是第一次交易？该公司与他人有无实际交易？
4、合同内容是否存在？有无履行的可能？
5、被控告人签订合同时的财务状况，有无履约能力？是否存在以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诱骗当事人继续签订、履行合同的情况？
6、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7、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虚构、隐瞒等诈骗行为？有无进行虚假担保？交易价格是否明显高于市场价？交易标的物是否具有基础功能和使用价值？（区别于一般的价格纠纷和质量瑕疵）
8、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挥霍、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
举例评析：还是前面我们举例的那个柴油贸易案件，我方当事人第一次控告时，除了管辖权的问题，侦查人员的分析思路为：对方浙江公司系真实主体，也并非新成立，有过真实经营，收到货款后也无逃匿行为，即使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欺骗、隐瞒的行为，也仅仅是商业欺诈的问题，不涉及刑事犯罪。故我方第二次控告时，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一论证，让侦查人员内心确信，该案有合同诈骗的嫌疑。
（二）职务侵占罪
1、是否属于我单位管辖？
2、是否达到立案追诉标准（现已调整为3万，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22年4月29日联合发布修订后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有无超过追诉时效？
3、被控告人身份？有无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记录等可以证明主体身份的材料。（主体身份）
4、被控告人具体工作职责、内容以及涉案财物正常流转程序？（职务便利）
5、涉案财物的权属、占有关系？（本单位财产）
6、涉案财物的当前状态？（非法占有）
7、被控告人与本单位有无经济纠葛？（排除合理怀疑）
8、涉案财物及控告单位账面的后续处置情况。（侵占or挪用）
举例评析：前不久，有一家服装企业负责人甲来咨询，2014年起该企业在安徽合肥一商场内租了一个门店经营定制服装，该门店由乙负责经营管理，除租金外，门店员工工资等日常经营费用、人事安排等均由乙负责，门店收入由商场收款后统一结算至公司账户。甲称当初与乙约定合作经营该门店，前期投入由公司负责，乙以服装裁量技术出资，利润对半平分，但多年来从未对过账，也未分过红，近期甲从门店某员工处获得乙个人私自收取经营款的数据，金额达300余万，甲认为乙的行为系职务侵占，欲提起控告。我们分析后认为部分事实不符合常理，甲有所隐瞒，且根据事实情况不建议其选择刑事控告，理由为：（1）乙与公司系合作经营关系，并非雇佣关系，乙未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未到公司上过班，也未领取过工资，犯罪主体不适格；（2）甲乙约定不明，甲自称与乙口头约定利润五五分成，但乙未必认可，且多年来从未结算分红，双方利益纠葛不清，公司实际损失不明；（3）甲未参与该门店的经营，其从员工处获取的乙私自收款的证据真实性存疑；（4）目前我们掌握信息不全面，刑事控告可能存在不可控的风险。
五、疑点捕捉和取证技巧
除了前面提到的合同诈骗、职务侵占等常见类型以外，刑事控告业务也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政策导向等因素影响，出现阶段性类型化案件多发、频发的趋势。近年来，为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侵犯知识产权、恶意逃废债务等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破坏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的犯罪行为受到重点打击。据了解，近两年来，周边地区多个公安部门均成立了打击恶意逃废债工作专班，对该类案件开展专项打击，侦破了一批典型案件，而这类案件呈现隐蔽性、复杂性、多变性等特点，这给我们律师代理这类刑事控告业务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接下来，我结合一起虚假诉讼案和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来聊一聊律师办理这类案件如何进行疑点捕捉和线索搜集。
1、赵某、周某等人虚假诉讼案
A公司因债台高筑，濒临破产，负责人赵某为公司多笔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保住自己名下的一套别墅，赵某找到多年好友，B公司负责人周某寻求帮助，周某遂找来B公司法务蒋某、会计单某商议，后找到2014年赵某以个人和A公司名义向周某借款150万的转账记录，该笔借款实际为周某从其控制的C公司将150万元转至会计单某账户，再由单某将150万元打入A公司，后A公司分8次归还至会计单某账户，单某又分批将资金归还C公司，实际该笔借款已经归还。该案由法务蒋某制作虚假抵押借款协议、对账单等书证，赵某和单某在虚假借款协议和对账单上签字后，由蒋某委托律师至法院起诉赵某及A公司，致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并据此查封了赵某别墅，导致A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该案由债权人委托律师向检察机关提起控告，检察机关经过调查认为存在虚假诉讼嫌疑，移送公安，后赵某、周某、蒋某、单某四人均被起诉至法院。此案的成功控告给了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紧盯疑点，尽职调查
作为律师，我们的调查权很有限，无法直接调取银行交易明细，来证明该借贷关系不存在或者已经结束，即使拿到交易明细，也未必能完整还原事实真相，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紧盯疑点不放，多渠道搜集线索。本案的最大疑点在于，单某作为该笔诉讼的原告（债权人），有无出借150万元的能力？经过外围调查，发现单某系B公司会计，根据民政救助信息显示：其丈夫串病，婆婆70多岁，女儿上大学，家庭仅其一人工作，生活困难而申请民政临时救助。这样一个人如何有出借150万元的经济能力？该疑点足以引起侦查机关的合理怀疑。
（2）事出有因，必有逻辑
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其行为必有目的，也必定会有内在逻辑。既然单某没有借款能力，那么谁有这个借款能力？为何要以单某名义出借？实际借款人与单某是什么关系？这些疑问，都指向一个人，单某的老板，也就是A公司的负责人周某，进一步检索发现，周某实际控制的多家企业与赵某和赵某的A公司在法院的多个诉讼中互为担保企业，显而易见，赵某与周某关系非同一般！实际借款人极有可能为周某，周某有借款能力，也有借款动机。
（3）合理质疑，释放真相
如果借款人确实是周某，那么是否有可能该笔150万元一直未归还呢？答案是：不符合常理！该笔借款发生于2014年，距离案发2021年已经时隔7年，在这7年中，赵某和周某，以及二人控制的公司形成多笔担保业务，那么密切的两家企业，不太可能会没有任何资金往来，在多年前的欠款尚未归还的情况下，还继续提供担保，也不符合常理，足以让人产生怀疑，只要侦查机关开展调查，必定可以还原真相！
2、孙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
《圣经传道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很多事情总是不断地在重复，我们也因此能够总结规律、触类旁通，譬如我们近期即将启动的一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控告案例就是如此。
我们的当事人赵某自2009年起陆续向被控告人孙某出借资金，截至2019年，孙某结欠赵某本息合计700余万元，赵某多次催讨，孙某以无偿还能力为由拒不归还，赵某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生效后，孙某仍旧不履行，且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资产，孙某经营的Y服装公司也已涉及多起诉讼，孙某早已成了多个案件的被执行人，厂房土地也已被法院拍卖给了另一家R服装公司，但据当事人了解，孙某的儿子仍在R服装公司经营管理，那么Y服装公司与R服装公司是什么关系呢？
（1）偷梁换柱？江山易主？
虽然从法律关系上看，Y服装公司原来的土地和厂房已经被R纱业公司买下，已经与孙某以及Y服装公司没有关系，但当事人获得的线索不会是空穴来风，我们决定前往一探究竟，我们以客户的名义与公司门卫、货车司机以及周边邻居进行接触、闲聊，得到了一致的回答，R服装公司的老板仍是孙某父子，只是换了个名称。另外，我们通过企查查发现，R服装公司成立于2011年，法定代表人为张某，股东为谭某和张某两人，据了解，谭、张二人均是Y服装公司的普通员工，都是多年前从苏北老家到江阴打工时开始跟随孙某的老员工，两个家庭也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不可能有能力以3200余万元的价格购买厂房和土地，只要追查其资金来源，必定能查出孙某隐匿财产的事实。
（2）巡线追踪，拨开谜雾
我们在向当事人赵某了解案情时，赵某提到一个线索，多年前，孙某曾提出他在某地有一套别墅，可以抵给赵某，但因为该别墅系贷款购买，且当时市值较低，赵某拒绝了，那孙某说的那套别墅现在何处呢？已经出售了？或是还债了？还是藏在其他人名下呢？我们立即查询了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员工谭某、张某的房产信息，发现谭某名下除了一套100平米左右的住宅房外，确实还有一套近400平米的别墅，所在位置以及贷款情况与多年前孙某说的完全吻合，前面已经说过，凭谭某的家庭收入不可能在多年前就有购买别墅的经济能力，该套别墅显然就是孙某隐匿在谭某名下的。
根据上述两个线索，孙某有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重大嫌疑！
我们通过上述两个案例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就是我们律师在办理刑事控告业务中，不单单是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整理、分类，还要仔细分析当事人所说的每一个可疑线索，并尽可能进行落地查证，这样不仅能提高我们控告业务的成功率，也为侦查机关取证提供了方向，而我们律师在刑事控告业务中的价值也得以彰显。
六、刑事控告的注意事项
1、客观分析、有理有据
刑法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它具有谦抑性，刑事侦查权一旦被滥用，势必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执法公信力。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应当帮助当事人理性分析案件，提出恰当的处置方案，对于一些明显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不要为了达成自身目的轻易的建议当事人采取刑事控告的手段，这样会徒增侦查机关的工作负担，浪费有限的公共资源。对于一些确有犯罪嫌疑的案件，也要据理力争，在全面、细致、客观地递交控告材料的同时，还可以检索同类情况的有罪判例一并递交，这样就能做到有理有据。
2、理性对待、保持克制
遇到接案部门个别工作人员粗暴拒绝的情况，不要立即产生抵触情绪，从而与接案人员产生言语上的冲突，现实中，有个别律师容易情绪化，或者本就对公职人员带有偏见，一旦自己的主张被驳回，就形成对立状态。我认为，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应当充分展现专业、理性的良好素质，我们的使命是定分止争，不是矛盾制造！对于不予受理的情况，可以向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督察部门以及上级机关申诉；对于不予立案，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复核，或者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总之，律师要做合理、合法维护权益的表率！
3、良性沟通、信息通畅
当事人提起刑事控告，目的不仅仅要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责任，更多地是希望挽回经济损失，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因此，对于已经立案侦查的控告案件，律师不能“双脱手”，与办案人和控告人均要保持良性沟通，充当好办案机关和控告人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及时掌握案件进展，另一方面传递控告人的诉求，必要时还要为办案机关提供法律支撑，以期达到最佳的效果。
对于权利，不可不用，不可滥用。律师在刑事控告中的价值是引导当事人知晓权利、正确行使、纾困止损。
刑事控告是一门学问，用的好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本人能力、水平所限，无法更好地诠释，只求抛砖引玉！
律 师 简 介
曹科明律师
专职律师
业务领域：刑事法律服务（特别擅长经济犯罪、涉税犯罪辩护）、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知识产权业务、财税并购重组业务
曹科明律师在公安经侦、派出所等一线执法办案部门工作十一年，办理各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治安案件千余件，其中主办或参办省部级交办案件，涉国企、上市公司等重特大案件三十余起，曾荣获江苏省纪委个人三等功一次；荣获市政府、公安局三等功、嘉奖等荣誉十余次。
江苏联盛律师事务所
总部：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69-2号（华东饭店西侧）
电话：（025）83286688/83286699
南京办公室：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16号联创大厦B座7层
电话：（025）84215293
无锡：无锡市滨湖区隐秀路800号上海中心城开国际西塔12楼
电话：（0510）8888 0007
泰州：泰州市高新区海陵南路179号华诚大厦写字楼A塔21、22层
电话：(0523)86885330
江阴：江阴市长江路777号恒天东方广场1号楼22-23楼
电话：（0510）86289355
上海：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398弄虹桥阿里中心3号楼6楼
电话：（021）58460986
南通：南通市人民中路219号尚东国际5号楼10层
电话：（0513）55085230
靖江：靖江市人民南路德禧隆商业街1号楼3楼
电话：（0523）84837133
宜兴：宜兴市解放东路886号东氿大厦20楼
电话：（0510）81738111
宿迁：宿迁市湖滨新区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保险小镇）知新楼5层
电话：（0527）82991660
淮安：淮安市清江浦区金融中心B5座8楼
电话：（0517）83807799
注：原“法舟刑事辩护中心”已变更为“联盛刑事研究”；加入太湖畔刑事实务交流群请后台留言：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