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高概念、奇观共情与身份焦虑——评《拆弹专家2》

新作评议

作者：刘帆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1年第2期

系列电影，是成熟电影工业体系及其商业逻辑基于“价值充分开掘”和“经济保守”原则的选择。“在大众视觉文化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的今天，系列的观念已逐渐取代或囊括类型。”^（1）深受泛商业文化和影视工业体制浸淫的香港影人深谙此道，一部香港电影史遍布系列片：《警察故事》系列、《赌神》系列、《无间道》系列、《叶问》系列······而《拆弹专家2》上映以来获得的市场/评论高度肯定，以及普罗大众面对世界恐怖主义常态化/散点化的焦虑，都会成为这个系列电影续写的助推器。

《拆弹专家2》在内地超过10亿元并稳步增长的票房，以及豆瓣稳定的7.9高分，都成为其成功的注解。这种成功主要源于影片的奇观呈现、焦虑抚慰和共情抒写达成的圆融与自洽，以及高概念叙事中难得的思辨呈现与个体意识表达。

一、高概念与奇观共情

片长1小时55分30秒、共2928个镜头的《拆弹专家2》，其故事主线是：拆弹专家潘乘风因一次排爆被炸断左腿，努力复健想回归却被警队高层弃用，转而仇视社会和体制，成为恐怖组织——复生会的骨干，在自己实施的一次恐袭中，他被炸失忆，其在警队的前女友庞玲趁机给他输入记忆，让潘以为他是在执行卧底任务，尔后潘却发现被骗，经此重构了性情和价值观的他，最后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炸毁了载有核弹的港铁，阻止了复生会核爆香港国际机场的恐怖袭击。影片的故事核可以简化为：拆弹专家被炸断腿后为警队弃用，变身为制造炸弹的恐怖分子，因再次遭遇爆炸而失忆，重置性情和价值观，重新找回自我，阻止核爆恐袭。从故事核到故事梗概，可以发现，影片主题/价值判断清晰、集中、凝练。如果以一个句子可以表达的“主控思想”来概括，便是一个关于“正义战胜了邪恶，因为英雄找回了自我并以牺牲来自我救赎”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或者说“母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里完成了12项“不可能的任务”而得以自我救赎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以及我国南朝时期《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2）的故事（事实上，《拆弹专家2》的导演邱礼涛也明确表示过，影片的主要“概念”就来自这个典故）。

“警队拆弹专家”变“恐袭炸弹专家”，尔后又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救赎自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戏剧感极强、悲剧色彩浓厚的超级概念。正如罗伯特·麦基告诫我们的，“你越是围绕一个明确的思想来巧妙地构建你的故事，观众在你影片中所能发现的意义就会越多”。^（3）“正义战胜邪恶”“英雄的迷失与回归”“英雄的牺牲与自我救赎”，这些概念/价值判断既是普适和恒久的，又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和叙事可能，并且相对集中，亦对应了贾斯汀·怀特对高概念电影的定义，“一种具有高度市场价值的叙事形式”。这些“概念”，既回应了观众对英雄叙事的欲望，又抚慰了当代人面对世界恐怖主义图景的焦虑。这种回应和抚慰，建构起“高度市场价值”的底座。

《拆弹专家2》剧照

但在晚近的高概念电影、超级IP电影或系列电影，如《变形金刚》系列、《速度与激情》系列、“漫威电影”系列中，视听奇观被无限放大，“场面电影”出现了。“影片的创作围绕几个有创意的场面，而不是集中在故事上。场面电影旨在呈现的不是视觉化的故事，而是场面，用场面直观地刺激观众的眼球，制造炫目与震撼的感官愉悦”。^（4）这无疑是当下主流电影观众低龄化及其视听经验养成漫画化/游戏化的结果。在这样的影片中，故事、人物、情感、场面被割裂，简单粗暴的视听刺激多过心理/情感审美，割裂的场面奇观带来的是精神的空洞和情感的麻木。而《拆弹专家2》则是将故事、场面和情感进行了有效缝合，形成三者的圆融和自洽，暗合了德勒兹所谓“运动影像”（movement image）的理念，“影像是为叙事服务的，这其中的观众体验的是电影向叙事解决的结尾的‘运动’”。^（5）

就叙事线而言，影片采用了经典的内/外双声部冲突设置：外部冲突，即港警拆弹部队EOD（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与复生会恐怖分子之间的冲突；内部冲突，即刘德华饰演的潘乘风失忆后面对自己身份焦虑和价值判断的矛盾与冲突。外部冲突，整部影片通过四场拆弹戏（包括最后一场引爆式拆弹）和六场重点爆炸戏来呈现；内部冲突，则贯穿影片始终。如果说爆炸戏和拆弹戏是影片的血肉，那么潘乘风性情迁变、身份迷失与复归，则是影片的骨架。特别是潘乘风身份指认的两次反转，“黑化”后“复白”，这既是叙事上的高概念“炫技”，具有在此类影片中相当“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和强烈的戏剧冲突，更贡献了可供“征候式读解”的、深刻的身份迷失和身份认同议题。

进一步地，是奇观场面的共情抒写。仅举三例。潘乘风在楼里被炸，是为解救微波炉里的小猫，这呈现了他对弱小生命的怜惜和同情，甚至在更泛化的层面诠释了“以生命拯救生命”的理念。奇观的场面与悲悯的情感体验在此建立了有效勾连。复生会狙击手一枪接一枪地狙击协助董卓文排爆的队友以及董卓文自己，这一场面，类似《战狼》里的“围尸打援”，场面的惨烈与观众心理的震撼同频共振，让人将“救人是不是一定要牺牲自己”这句话从口号变为内心的诘问。最后，是潘乘风的自爆与自赎。“回不了头”的潘乘风以炸桥方式，与载着核弹的港铁同归于尽。在爆炸前的那一刻，庞玲向潘乘风告别，“记住，我叫庞玲”。这个感染力极强的临终赠言，与接踵而至的青马大桥被炸、列车中核弹被引爆的场面和奇观，形成了场面与情感的共融，悲壮感与悲剧性审美体验得以发生。

二、反转快感与身份焦虑

早在三十余年前，《当代电影》杂志社组织的“娱乐片主体论”讨论热潮中，郑洞天曾经谈及“娱乐片”的几个层次：“第一是，纯娱乐功能，感官刺激；再往上一个层次，就是有人物了；更高一个层次，是娱悦功能中涉及到一些浅显的社会性或人道主义主题，象友谊、和平、爱情、人和人应互相信任等。”^（6）从《拆弹专家2》来看，在炸遍香港的感官刺激、血肉丰满的英雄人物、社会性主题/议题（依托于暗网和社交媒体的新型恐怖主义与全球反恐形势、“后福岛时代”核恐惧、对“用完即弃”的社会呐喊）之外，再上一层，在反转叙事的基础上，更深刻却又幽暗地探讨与表达了在记忆“擦抹”下身份迷失/游走的焦虑。

在《拆弹专家2》的开篇，潘乘风是一个业务能力和精神境界俱佳的拆弹专家。珠宝店小女孩和居家被绑夫妻的两场拆弹戏，凝练而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由于排爆被炸断左腿，虽努力复健仍不能回归EOD，“用完即弃”的满腔愤怒让潘乘风变成复生会的恐怖分子。从“拆弹专家”变为“置弹专家”，他的身份和形象首次“反转”。在脑部受创以后，其“陈述性记忆”失缺，忘了“我是谁？”随后又被植入新的部分记忆，使潘认为：自己是警方的卧底，酒店泳池的爆炸案，他是去排爆的。这是其身份迷失后的二次“反转”。很快，他自己发现，庞玲在说谎，自己就是制造了多起恐袭、造成数十人死伤的恐怖分子，一度游移回复生会中“暴雪”这一身份（他将可追踪手表放进密封袋中，切断警方的监听）。直到他目睹了狙击手（复生会成员）的一场个人恐袭表演（虐杀两位警官）后心痛至极，价值体系重塑，重新戴起手表，潘最终确认回归“拆弹专家”的本心和本位。

《拆弹专家2》剧照

可以看出，潘乘风大的身份反转就是两次，但在回归正义形象的第二次反转中，其实又嵌置了两次“小反转”。首次大反转，基于“用完即弃”的怨恨和愤怒；第二次反转的原因在于他之前的“陈述性”记忆缺失了，同时失去的是仇恨和愤怒，于是性情大变，且为恐怖分子的“杀人表演”震怒，进而复归正义。而其间的小反转也有足够的理由，即潘发现庞玲领他去的房间并不是自己的房子，他被欺骗了，确认自己根本不是警方的卧底。

于是，这种在“期待视野”左右但又有足够逻辑自洽的反转叙事，给观众带来了突破预期的快感。

与此同时，潘乘风的身份迷失、滑动和游弋及其“残侠”形象，映射出多重身份焦虑。潘乘风的首次身份焦虑出现在断腿以后。他尽力复健，盼望体测，渴望回归，根基于对“拆弹专家”这一身份的执念。这种焦虑尔后演化为愤怒，然后以爆恐的形式“还之以愤怒”。在他失忆后，“我是谁？”的焦虑出现了。潘的这种焦虑在被部分“记忆植入”后升格为迷失与恐慌，而庞玲（倪妮饰）的那句“信我你就是警察，不相信我你就是恐怖分子”则加剧了这种恐慌。在这一部分，潘的部分记忆被“擦抹”后又被“改写”。这是两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擦抹”这一德里达提出的概念，被斯皮瓦克翻译为英文的“under erasure”,指“处于一种游动状态，或者说处于既要被擦除，但又还没有被擦除的张力之中。就像我们用手去擦黑板上写下的文字，既已被抹去，但又留有可以辨认的痕迹”。^（7）潘乘风的这一状态就是因头部受创后，过往记忆乃至人格被“擦抹”，陷入似是而非、晦暗不明的状态。另一个是记忆重写/植入。这是一个有趣的隐喻，也呼应了我们对未来“赛博格”（Cyborg，电子人）的预设和想象，即在电子人的设计中，“提出一种新的信息观念，把信息视为某种无形的实体，可以在以碳元素为基础的有机部件和以硅元素为基础的电子部件之间相互流动，从而使碳和硅就像在同一个系统中运行”。^（8）

潘乘风关于“Who am I”（我是谁）的这种身份迷失与迷思，也烛照了相当长时期特别是“后九七”以来香港影人和香港电影的疑虑和困惑。无论是既往的商业大片《我是谁》《无间道》，还是晚近的文艺电影《金都》，这种无根感、漂泊感、身份坐标的游离感，始终是他们及作品中幽暗而隐秘的存在。形成对照的是，“从战后到6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约有200多万的内地人南迁香港，使香港人口猛增到300多万。香港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生存栖息地，而心中的依托还是厚重的内地，这种强烈的中原情结使他们虽处身于殖民地的香港都市，但却有着强烈而朴素的爱国意识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意识”。^（9）抗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80年代，彼时香港电影，尤其是邵氏作品中遍布中国题材、中国故事与中式美学风格。随着上一代移民的老去和逝去，香港的中生代和新生代的祖国意识和身份坐标在相当程度上被割裂了。

还有一种焦虑可由潘乘风的“残侠”形象来透视。“残侠”这种形象，如盲侠、独臂侠、跛侠、醉侠，在《独臂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功夫》等香港影视作品中比比皆是。其表现逻辑是，部分身体功能的残障，会使得身体的另外功能被放大，并以此进行神话性书写。《拆弹专家2》中的潘乘风，断腿后装了义肢，但无论跑、跳还是整体身体的协调性比健全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体能测试超过了警方要求，并从医院一路打斗突围，逃脱警方追捕。这一残侠形象，似乎亦幽暗地成为了该片导演邱礼涛的某种镜像。邱礼涛被称为香港电影界的“跛豪”（其患小儿麻痹，左腿有残疾）。在片场如战场，需要反应敏捷、行动迅速有力的香港电影圈，邱礼涛克服了自身身体缺陷，三十余年来拍摄了一百余部电影，是出了名的高产和高效型导演，操盘的影片从《人肉叉烧包》《伊波拉病毒》这类B级片一路走高至《扫毒》系列、《拆弹专家》系列这样的A级制作。相信借潘乘风这个形象，邱礼涛有很多话不言自明，他过往的身体焦虑也得以通过自己创造的作品和形象来纾解。

刘帆，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

释

（1）[美 ]吉尔·内尔姆斯主编《电影研究导论》，李小刚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年版，第 150页。 

（2）周处年少时蛮横强悍，横行乡里，与蛟龙和猛虎并称“三横”（即三害），周处杀死了其他两害之后才发现，还有一害就是他自己。 

（3）[美 ]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37页。 

（4）葛颖《带果仁的巧克力——论“大众电影”的形态》，载陈犀禾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02页。 

（5）同（1），第 15页。 

（6）宋崇、郑洞天等《对话娱乐片》，《当代电影》1987年第 2期。 

（7）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7年版，第 9页。 

（8）[美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3页。 

（9）赵卫防《华语电影：历史、现状与互动》，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年版，第 104页。

编辑：赵腾飞

校对：赵嘉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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