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我的姐姐》：女性议题的戏剧化表达
新作评议
作者：蒲剑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1年第5期
《我的姐姐》上映以来，在收获意外高票房的同时，也在各种自媒体上掀起舆论热潮，引发两极分化的评论。观众的评论大多数围绕“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扶弟魔”等社会议题展开，折射了影片选材的社会性和当下性。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影院经历了关闭、有限开放到基本全面开放，每个档期出现的高票房电影，不完全是纯粹的娱乐消费所致，而是因为与社会大众心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振。2021年春节档影片《你好！李焕英》票房超越《唐人街探案3》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的姐姐》提供了这一创作现象的又一样本，值得研究。
一、暧昧的女性主义立场
《我的姐姐》的故事源自2013年天涯网上的一篇帖子。该帖子的作者是一位姐姐，在她21岁大学在读的时候，父母突然离世，留下两岁的弟弟和两套房产。帖子的结局是：姐姐力排众亲戚的劝阻，将弟弟送人抚养，(1)并独占了房产。帖子招致大量跟帖，形成不大不小的网络事件。帖子的故事能打动编导并且让她们有搬上银幕的冲动，首先应该是人物的处境。无论如何，这样的人设都是很好的故事开端。
天涯网跟帖的讨论聚焦在姐姐该不该扶养弟弟和独占房产。很多网友不吝使用恶毒语言批判姐姐天良尽失，也有部分网友赞同姐姐的做法，认为姐姐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同为女性的电影编剧和导演，则是希望将故事的议题转向对中国文化中潜藏数千年的“男尊女卑”观念的批判，强调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后现代女权主义。
影片的主体人物是两代女性形象。以姑妈为代表的、母一代的传统女性，是纯粹的“扶弟魔”，强调“长姐为母”的世训，认为姐姐安然扶养弟弟安子恒责无旁贷；以安然为代表的子一代女性，则强调独立自我，有追求自由的权利。围绕弟弟的抚养问题产生的各种冲突，本质上是在探讨子一代的安然是否要遵循传承母一代姑妈身上的千年道统——女性对男性无条件的付出和遵从。有意思的是，影片设置的直系血缘关系均是姐弟关系，即：安然/安子恒、姑妈/安然父亲、安然母亲/舅舅武东风、姑妈女儿/姑妈儿子。姑妈对弟弟（安然父亲）无条件地付出，即便小时候母亲（安然的奶奶）偷偷给儿子（安然父亲）切西瓜吃被她发现，也无任何委屈和怨言，用“我是姐姐，从生下来就是，一直都是”来安慰自己，寻求心理平衡。诸如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供养考上中专的弟弟，尽心帮弟弟抚养女儿安然等等，姑妈对安然父亲所做的一切，何止是“长姐为母”？安然的母亲如何对待舅舅武东风，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武东风游手好闲、整日沉湎于麻将，甚至向外甥女索要钱财的行为，也可以推知——武东风小时候肯定是被无边宠溺。因此，长辈们要求安然扶养弟弟安子恒就顺理成章了。安然的反抗不是对某一个人的反抗，是对前辈价值观、伦理观的反抗。因而，安然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Z世代”的集体呐喊。
为生二胎，父亲谎称安然患有小儿麻痹，对穿裙子跳舞而露馅的安然进行暴打；弟弟降生以后，全家福中没有安然的身影······安然自立自强，与家里断了一切来往。编导如此设计安然前史的目的，是为安然拒绝扶养弟弟提供充足的逻辑依据。但笔者认为，安然排斥弟弟，根本上是排斥扭曲的“香火”观。对为了生儿子不顾惜妻子生命、执意将妻子转院生产的家属，安然绝望地喊出了“你都生了两个女儿了，为什么还要生啊？儿子就那么好吗？······你们这是谋杀！”身处21世纪，有人还为了生养儿子可以牺牲妻子为代价，而妻子又如此心甘情愿，不知是对人的嘲讽，还是对时代的嘲讽？编导的铺排，引发公共场域的围观讨论，自然不会意外。
《我的姐姐》剧照
为了凸显编导的女性主义立场，影片故意丑化了安然身边的男性角色。安然说“我只吃过爸爸的笋子炒肉”，辅之以安然爸爸在阳台上对安然暴打的画面，以及为了让安然早挣钱、留在身边照顾家人而偷改安然高考志愿的做法，留给观众的是一位粗暴、自私、重男轻女的父亲形象；舅舅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是个连亲生女儿都嫌弃的渣男；姑父偷看安然洗澡，表哥将安然当作练拳的沙包；男朋友赵明懦弱、胆怯，始终不敢跟父母表达与安然一同考研去北京的想法。这种简单的男性人物设置，都是为了彰显姑妈无私奉献的伟大以及安然拒绝重蹈姑妈人生轨迹的合法性。但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编导的女性主义立场突然变得暧昧。听完姑妈的人生诉说之后，安然在告别时向姑妈鞠了一躬——这个设计很突兀，但可以理解为安然与家人走向和解的开始。安然到寺庙给父母和弟弟捐了祈福的蜡烛，又来到墓前向父母倾诉，说自己之所以努力生活，是希望爸爸妈妈说一句“自己的女儿还不错”。编导赋予安然的不是完全的女性独立人格，最终还是屈从于父权的认可。观众争议最多的是结尾：安然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带着弟弟离开了领养家庭，最后两人在绿茵草坪上相拥而泣。争论的焦点是安然是否放弃了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回归到传统的“姐姐”角色？有人读解为——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强调的是安然对弟弟情感上的接纳。在笔者看来，这种俗套的结尾设计是编导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对自身预设立场的怀疑，印证了编导的局限和无能为力。
二、戏剧化的情节设定
与真实自然的表演
编剧和导演的戏剧专业背景，让整部影片处于明显的假定性设计中。影片开始的车祸现场，警察核实安然的身份，特别强调——是因为事故司机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安然，所以才把她叫到现场。这样的处理流程是否合理，让人心存怀疑。编导想要的是安然面对车祸时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暗示安然与父母之间复杂的关系。
《我的姐姐》剧照
整部影片按照安然拒绝扶养弟弟——希望弟弟被领养——与弟弟逐渐相互接纳——弟弟主动要求被领养——安然拒绝签协议这样一条故事线来铺陈情节，展现了安然与弟弟安子恒、姑妈、舅舅、男友以及表姐、陈医生、疑似肇事司机钟勇等周围人物的关系。人物设计采用扁平化的策略，将个人特点发挥到极致。如任劳任怨的姑妈永远都是在为别人忙绿；嗜赌成性的舅舅永远都离不开麻将桌；唯唯诺诺的男友始终不敢告诉父母考研的打算，以及脾气火爆的表姐、一脸内疚同情的钟勇。
戏剧化的假定让影片诸多情节显得生硬且不合理。如为什么父母生了安然，奶奶居然把身在莫斯科的姑妈叫回来照顾孩子？安然读大学时父母才有的二胎弟弟，为什么要把安然自小寄养在姑妈家？安然从读大学起就没用家里一分钱，是她故意不要还是父母不给？如果按照影片提供的信息，成人的安然多年与父母、弟弟没有来往，没有感情可言，她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何必与众亲属长辈讨论弟弟的抚养问题呢？仅仅姑妈一句“长姐如母”，安然就要背负她可以不承担的道义责任吗？影片反复强调安然的人生目标是考研究生到北京，把北京简单地等同于“自由”“成功”的符号，仿佛到了北京，安然就能摆脱重男轻女的家庭关系，成为一名临床医生，过上幸福的生活？最无法理解的是，从赵明家出来的那场戏，弟弟突然跑上来抱住安然叫“妈妈”。设计这场戏的用意何在？是舅舅的恶作剧？还是弟弟不愿意姐姐扔下他出嫁？安然一句尴尬的台词“不，我不是他······”，就结束了这场戏。有孩子当面叫儿子的女友“妈妈”，赵明的父母难道没有态度吗？与这场戏相关的处理，后续再未提及，连一句台词也没有。弟弟的转变也匪夷所思。虽然儿童戏中，给孩子设计超越其年龄的行为和台词，让孩子承担更多的委屈和艰难是一种煽情技巧，但在本片中，这种设计过于明显，甚至露骨。如弟弟半夜爬在窗台上背“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不要太着急”，不太可能是一个孩童的行为和言语。台词交代弟弟六岁，银幕上的弟弟从个头神态判断根本到不了六岁，导演在访谈中也提到小演员只有四岁半。影片为了增加一点喜剧噱头，设计了安然与各种希望领养的家庭和人士在咖啡厅见面的戏，整个段落与全片风格完全不搭调，非常违和。
不过，演员真实自然的情感流露打动了观众，让观众忽略了情节的缺陷；细节的处理也挽救了这部电影，让假定性变得不那么虚假。
童星出道的张子枫，在《我的姐姐》之前，大多是出演中学生一类的少女角色。接演安然一角时，张子枫只有十八岁，尚未跨进大学校门，社会阅历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安然是一个经受过内心创伤，性格坚毅，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的女孩子。角色的内心世界很丰富，也很复杂。一个没有接受过系统表演训练的演员如果不能用表演技巧和方法来完成角色塑造，那么，只能依赖她本身的气质与悟性。张子枫身材不高，长相平凡，瘦削的脸上有一种内敛坚定的气质，可以说与安然的状态很接近。那些需要释放的情感戏才是张子枫的挑战，如安然深夜独坐在地上看着父母的遗像，喃喃自语——不知道爸爸有心脏病，打算下班后给爸爸回电话的段落；与男友分手后在天台上哽咽地唱着“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的处理；姑妈说“姑妈没把你带好，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哈”时，安然一边流泪一边埋头吃西瓜的设计；在坟墓前对父母的最后告白······这些感情戏需要恰到好处的表现，过火则不真实，情绪不到位则难以感染观众。张子枫的表演具备了很强的控制力，为影片贡献了不少泪点。
饰演姑妈的朱媛媛，继2020年底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妈妈一角之后，再次带给观众惊喜。《我的姐姐》中的姑妈，好像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她把照顾家人和照顾安然姐弟当作生活的全部，当作信仰一般坚守。朱媛媛的表演，将行为、动作设计成一种不假思索的惯性，如怒气冲冲的她跑到咖啡厅，劈头盖脸将水泼在安然身上，给安然看被人发到网上的视频，斥责安然；安然离开后，她又毫不犹豫地将安然点的咖啡倒进自己的保温杯中，还不忘喝完残留在杯沿上的最后一点咖啡。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完成了对一个心直口快的底层妇女的刻画。再如，安然在医院门口被孕妇家属死死抱着，姑妈到来后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拉开孕妇家属，说出了“再不放开弄死你”的狠话。回到家中，姑妈给安然切西瓜，先将最甜的瓜心瓤用勺舀出来递给安然，才把剩下的切块留给自己吃，然后说出了让观众回味的台词——“其实，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朱媛媛的表演可以说滴水不漏，浑然天成。
《我的姐姐》剧照
肖央继《误杀》之后，在《我的姐姐》中的表演再上台阶。肖央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的是广告导演，因个人兴趣，毕业后做歌手、电影导演和演员。在《误杀》之前，肖央主要出演夸张的喜剧。《误杀》中的父亲形象，首次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在《我的姐姐》中，肖央饰演的舅舅，松弛自然，不留痕迹。最后一场与安然在墓地对话的戏，舅舅一改之前的油嘴滑舌，用一种调侃的口吻，道出了“幸好，人这一辈子只用死一次，多死几遍真的遭不住(受不了)哦”的人生无奈。舅舅虽然是个失败者、“渣男”，但他真实自然；他虽鸡贼贪赌，但自知愧对女儿，不忘给女儿的婚礼送去红包。安然说出“有时候觉得吧，舅舅更像我爸爸，也不是觉得，是希望”，是安然内心对温情的渴望，对舅舅的认可，而舅舅自嘲地笑笑，说了一句“说这些······走了”，然后消失在雨中······这样的处理饶有兴味。
导演要求角色说成都话，甚至夹杂一些土话俚语，让人物更真实，更接地气；安然普通话和成都话混着说，很符合当今年轻人的语言特点。影片大量采用手持摄影，营造了在场感和生活氛围，也冲抵了叙事的戏剧性和假定性，是影片的又一亮点。
三、消费逻辑中的现实题材创作
《我的姐姐》不一定是优秀的电影作品，但应该是一部现象级作品。近些年，一些触及社会问题的影片，如《亲爱的》《找到你》《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等，都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我的姐姐》也在其列。但是，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无论如何，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之复活。家庭解体了吗？那么人们便歌颂家庭。孩子们再也不是孩子了？那么人们便将童年神圣化。老人们很孤独、被离弃？人们就一致对老人表示同情。”(2)这些影片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或者是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是用和谐的亲情战胜困境，唯独缺少对现实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我的姐姐》尤为明显。虽然创作者的女性立场非常鲜明，但“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批判的目的应该是能引起大众的反思，找到根除的路径，而不能止于煽情。影片中姐姐安然面临的其实是两个困境：一是长期受到父母的伤害，父母突然离世，要不要原谅父母？二是年幼的弟弟需要抚养，成为她考研走向新生活的障碍，怎么办？无论她做什么样的选择，都只能说明她的态度/立场，并不能触及陈规陋习的根本。扶养弟弟的问题，错不在弟弟，安然不能用对弟弟的伤害来报复父母。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成年兄长、姐姐对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有扶养的义务。影片中对弟弟这个角色的处理，也具有明显的鲍德里亚式的消费逻辑。至于电影中的鸡汤台词“我是姐姐，从生下来就是，一直都是”“人生太短，大家都很忙”“你等等我不行吗/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姐姐，我只有你了”“无私奉献是需要天赋的，我没有这种天赋，我有什么错”被网友们津津乐道，成为电影消费的又一卖点。
电影追求票房没有错，但现实题材的电影不能简单地通过消解现实来娱乐观众，这是一个创作伦理问题。选择现实题材创作的编导，应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也有挑战现实的智慧。
蒲剑，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1)文中使用了“抚养”“扶养”两个词，意思是一样的，但在法律上，长辈对晚辈用“抚养”，同辈之间用“扶养”。本文视语境使用。
(2)[法]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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