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爱情神话》:后女性主义时代的一枝带刺玫瑰
新作评议
作者:秦喜清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22年第2期
秦喜清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新年伊始,新冠疫情尚未远去,《爱情神话》这部风格独特的低成本影片意外地搅动了观众的情绪,引来评者的热议,成为开年最引人注目的中国电影。暖色调的画面搭配咖啡的浓香和富于节奏感的音乐插曲,提供了视听觉的审美愉悦。适度夸张的喜剧手法、都市生活的细致铺陈、情绪与心理的细腻描写、浓厚生活氛围的营造,让影片活色生香,趣味盎然。上海里弄的老派房屋、梧桐树下窄窄的人行道、路边的咖啡店、街角的修鞋摊,再加上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营造出鲜明的海上风情,让人们再次领略沉寂已久的上海电影的风采。几个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女在追逐与拒绝、放荡与内省、现实与幻想的情爱矩阵中,暗自寻觅,在体面优雅中释放难以明言的情欲。人物言谈既幽默生动又率直大胆,让影片犹如带刺的玫瑰,既充满魅惑,又挑逗和刺激观者的神经。作为一名90后女性电影人,编导邵艺辉以疏离而敏锐的观察、准确而生动的笔触,刻画了一幅既时尚洋派又烟火气十足的海派生活画卷。影片踏着时代的节奏,跳出了通常爱情片惯用的戏剧化叙事和男欢女爱的模式,在平静的日常生活流动中,写出男女情感的波浪,特别是被生活锤打的中年男女尚未干枯的爱情,展示出新一代女性导演对当下两性关系新颖而独特的认知与把握。
一
《爱情神话》以白老师追爱、筹办个人画展为叙事主线,且有死党老乌和修鞋匠两个男性角色助阵加持,实际上,由于围绕在白老师身边的三位女性个性突出,戏份重,语言犀利,反而给观众留下了“三个女人一台戏”的强烈印象。三个都是有故事的上海女人:漂亮、温柔、干练的职业女性李小姐,风情万种、有钱有闲的台商老婆格洛瑞亚,精明务实的前妻蓓蓓。三个女性的人物设置曾经成就过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比如最著名的《三个摩登女性》(1933)、《女人》(1934)、《丽人行》(1949)。这些影片都通过三个女性人物不同的生活选择和际遇,表现多舛的命运和世道的不公;通过女性人物的不同身份,展现出中国社会的阶层区隔和矛盾。女性的身体和命运成为社会批判的手段,表达社会理想的载体。近些年,这样的人物设置又开始出现在女性电影中,比如《找到你》(2018)原本也是想通过三个妈妈不同的生活选择,表现母亲无法摆脱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矛盾的困境,只是成片时,那个被丈夫抛弃的全职妈妈的戏份被大幅删减,最后变成了女律师和保姆的双人戏。由此可见,三人行的设置是表现女性多样生活状态的一个便利手段。在《爱情神话》里,白老师作为人物关系的纽结,把三个不同的女性联结在一起,让她们组成了一幅熟女情爱的三联画。
但是,在叙事风格上,《爱情神话》与前述提及的影片迥然不同,它另辟蹊径,基本放弃了外部动作和戏剧冲突的架构,转而用线索编织的叙事手法。就像吉尔·德勒兹在论述动作-影像时所说的那样,它是“从动作到动作,情境逐渐显现、变化,最终变得清晰或保留自己的神秘感”。(1)比如,白老师第一次造访李小姐家的戏就是如此。它从白老师购物开始,在街边商铺跟老街坊搭讪聊天,然后来到儿子经营的咖啡店买咖啡,一连串的动作似乎在展示白老师的日常生活的状态。随着他的走动,充满烟火气的上海生活情境渐次展开,直至最后他来到永康路158号,李小姐的家,整个动作段落的意义才豁然明朗。影片之所以有自然随性之感,就是因为叙事的结构被埋在生活流之中,随着做饭、喝咖啡、接送孩子、修鞋跟等等琐碎的日常动作,像滚雪球一样积累、展开。适当的音乐则起到了连缀转场的作用,使影像的转换更加流畅,同时赋予全片一种诗意的调性。
《爱情神话》剧照
叙事上草蛇灰线,台词上密集睿智,这的确不是中国电影常见的风格形态,正像很多评者所说,它颇有伍迪·艾伦电影的神韵,也能让人联想到像“爱在”三部曲那样的话痨电影。密集的台词、语言的狂欢与隐藏在词语背后的力比多,构成了暗潮涌动的情感张力。其实,这正抓住了恋爱的精髓。这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用方言的魅力捕获观众,让观众以恋人絮语倾听者的身份,想象性地参与银幕上的交谈,体验爱情追逐中的潮起潮落。
当然,这更是一部返回到女性自身的电影。它不像《三个摩登女性》《女人》《丽人行》那样,在叙事表层讲述女人的遭遇,叙事深层则指向社会和伦理批判。《爱情神话》选择扁平化处理的方式,呈现了一幅匀质的中产生活画面。即使街边的修鞋匠都有自己的coffee time,虽然也偶尔流露出现实的粗粝。李小姐住处的狭仄、紧张的母女关系,但对这些不那么光亮的现实,影片点到为止,并不做实在的展开。在此调性的调配下,它将所有的笔墨都集中于情感问题的展现。白老师表达爱意时的踌躇、李小姐接受爱情时的犹豫、格洛瑞亚狂放做派掩饰的复杂内心,以及蓓蓓强势而务实的情感要求,都生动地展现在观者面前。特别是三个女人齐聚白家的这场重头戏,她们伶牙俐齿,侃侃而谈,从性的暗喻到对流行鸡汤格言的揶揄,自我、独立的女性形象跃然于银幕之上。与影片中的男性形象相比,三位女性的表现更加生动出彩,明显占据了全片的上风。影片中,李小姐和格洛瑞亚对男导演镜头下的女性形象大发论议,更使这部爱情影片散发出浓厚的女性主义味道。
二
很难说《爱情神话》是一部传统意义的女性主义电影,因为它并不触及两性平等女性权利等社会议题,也不着眼于对父权的批判,而是更多地聚焦于两性情感关系的探讨,特别是女性情感的选择,所表达的观念和倾向其实带有后女性主义的腔调。
我们知道,女性主义起源于西方女性对政治社会权利的诉求。从18世纪末的《女权宣言》《女权辩护》到19世纪女权运动的初兴,从20世纪初蓬勃高涨的妇女参政权运动再到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第二波女性主义,从社会实践到文化批判,女性主义重塑了西方社会文化的形态与面貌。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方面,女性主义借助于大众媒体的宣传越来越普及,几乎成为一种常识性的标签,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它也受到后现代思想、差异化思维的冲击,在后殖民和酷儿理论登场后显露出影响力的衰微。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西方女性远离甚至敌视经典的女性主义,正像英国学者安吉拉·麦克罗比所说,后女性主义既面对保守价值观的反弹,同时也意味着解放议程转向家庭、性和亲属关系的自由与选择。她们要建立一套新的性意义体系,它是非政治性的,以女性同意、平等、参与和快感为基础。(2)由此,以年轻一代女性为主体的后女性主义者更关注她们在个人生活领域选择的自由和多样性。
自20世纪8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至今,女性主义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影响日渐深入。另一方面,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和消费社会的发展,中国女性特别是大都市女性,开始获得更多的经济自由和更大的生活空间,直接导致两性关系的变化,也为后女性主义的渗透与传播提供了契机。21世纪出现的“小妞电影”已显示出后女性主义的端倪。《爱情神话》充斥着影片的性别角色话语,明确表明对女性主义的认知。不过,影片并不以“主义”自居,更没有按照女性主义的立场约束自身,而是着力于呈现女人自然的生活,尤其是性爱关系中的状态。
显然,三位女性性格、气质和生活追求不在一个频道上。她们个性鲜明,各有特点,自然,不咄咄逼人,不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姿态,不抗拒与异性的交往,不抗拒女人味的装扮与服饰。格洛瑞亚的风骚、李小姐的“嗲”,都表明她们坦然接纳自己的女人身份。同时,她们又不被动,表现出明显的主动选择意识,尤其是在个体的、私密的两性关系中对自由选择的坚守。三位女性都采取主动的姿态处理男女情感关系。作为熟女,她们深谙两性之道,十分谨慎地躲避着欲望他者的位置,警惕顺从和被征服的可能。李小姐一露面便置身于一场欲望与拒绝的戏剧张力中。这几乎是全片两性关系的隐喻。一夜情之后,她悄然退场。凭借这个退场,她保留着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选择的权利,又是保证她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前提。夜深人静时,李小姐望着窗外抽烟,短暂的面对自我的时刻,暗示出她内心的迟疑、思考、纠结与挣扎。答应白老师的求爱,有可能意味着自由选择权利的让渡,也许这才是李小姐再三犹豫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样,性格豪放的格洛瑞亚的“野猫”人格设定,也凸显出她不受约束、躲避羁绊的生活态度,用她的话说就是“有钱有闲,老公失踪”,缺席的丈夫成为她自由生活的象征。前妻蓓蓓则摆脱了离婚怨妇的形象,她强势、洒脱,强行洗白自己的出轨行为,为自己犯了男人都犯的错误而受到惩罚鸣冤叫屈。三个女人用“剩菜”“大锅饭”等隐喻调侃与白老师的关系时,大胆的性暗示颠倒性地把白老师置于欲望对象的位置上,而她们则在调侃的嘻笑中享受着自由和主动的快感。这样的颠覆手法既是影片喜感的来源,也是影片立场的一种表达。
《爱情神话》剧照
细究的话可以看出,她们的这种主动性并不表现为批判性,而只是表现为她们追求的生活状态,一种不受束缚的解放状态。三个女性轮流用“女人这辈子,没有······是不完整的”句式造句的情节,正是这种解放状态的最好注脚。这个句式来自时下社会中流行的鸡汤文,其隐含的功能是定义女性角色,对女性做出规定性要求,完成对女性的规训和束缚。这里,她们用嘲笑的方式表明她们对任何规定性的拒绝,对固定性别角色的拒绝。这也正是受解构思想影响的后女性主义的要义所在,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如果稳定的性别概念不再是女性主义政治的基本前提,我们现在也许可以期待某种新的女性主义政治来挑战性别和身份的物化,这种政治把可变的身份建构当一个方法上和规范上的先决条件——如果不是一个政治目标的话。”(3)
影片中,白老师的儿子白鸽和他女朋友洋洋的“性别倒错”,也与这种解放的生活状态相呼应。他们在妆容、服饰、外表等个人形象特征上明显不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固定模式,洋洋大大咧咧,被老乌说成像个男孩子,而白鸽修眉、化妆、护肤,但他们异性恋的性取向又化解了这种外表倒错的颠覆性,把它们转化为个人生活趣味的多样选择。有趣的是,影片在结尾时,每个人都接过白鸽递过来的护手霜,接受这个有着解放意味的油膏的滋润。
问题是,当固定的性别概念受到冲击,男女双方都坚持各自的主体位置时,两性的爱情又如何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后女性主义的语境中,影片引出自己的主题——爱情神话。
三
《爱情神话》借用了费里尼执导的电影Fellini-Satyricon(1969)的中译片名,它来自老乌的爱情故事。影片结尾时,大家在追思老乌的聚会上集体观看碟片,这使得这个情节变成一个双关语:既是祭奠逝去的老友,也是祭奠一去不返的爱情。本指望看到爱情故事的男男女女,被费里尼支离破碎的情节弄得兴味全无,在投影仪光线的闪动中,木讷失落,意兴阑珊,最后在上海点心的慰藉下,似乎才走出憋闷的气氛。这个结尾似乎在暗示,在当下的社会中,爱情其实早已变成神话,成为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玫瑰色幻想。
《爱情神话》剧照
如果说经典的银幕爱情“是两个完人像磁石般相互吸引,不仅是为了他们彼此,也是为了我们对真爱的所有希望和想象”,(4)那么《爱情神话》基本上走出了这种和谐的两情相悦式的经典爱情模式。在这部影片中,爱情被演绎成男女情感的错位。只有错位中的一丝光亮暗示了苟延残喘的爱情。白老师对李小姐的追求近乎单恋,观众可以从他改微信、写诗、发朋友圈、修高跟鞋、修电灯等各种动作,读出一个中年男人荷尔蒙的悸动,但热情的追求很少在李小姐这里获得积极的回应。表面上风流倜傥的老乌用他与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的艳遇故事,煽情地描摹出他那一代人的青春浪漫想象。显然,这个爱情令人嘘吁,只不过它完全属于一个中年男人的幻想。或许他在用这个荒诞的爱情奇遇祭奠一段曾经的刻骨铭心,而回到影片中的当下,他的情感并不投射向任何一位女性。李小姐的美丽、格洛瑞亚的风情可能会引起他片刻的心动,但爱在别处显然是他的宿命。像哲学家一样的修鞋匠,也像很多哲学家一样保持着单身,他指导着别人的爱情,享受着自己的孤独。反观李小姐、格洛瑞亚、蓓蓓,也是如此,她们的爱欲投射不是指向不明就是空无着落。从剧情发展看,《爱情神话》里的爱情非常寡淡,甚至在后半部,男女之爱几乎被同性情谊取而代之:被拒爱的白老师和老乌发生冲突,也由此把叙事引向本片的主题。因此,在这篇貌似温情的爱情神话里,实际看到的是六个单身男女,在面积不大的上海五源路老街区,守着各自的一小片天地。在主体意识觉醒的时代,浪漫的爱情正在变成遥远的期待,正像影片末尾李小姐发出的邀约。
显然,在《爱情神话》里,生活大于爱情,影片最用力的地方还是魔都男女的生活情态,格局不大,但轻巧自然,大量流行话题和流行语的引用,勾起观众的共鸣。上海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而方言圈外的观众则在上海生活的烟火气中感受到当下生活的前行。其实,在一个个体化、单身化越来越普及的都市生活时代,除了爱情,还有人生需要经营。也许这正是爱情不多的《爱情神话》让人感到适度、亲切的原因。
结语
莫莉·哈斯克尔在描写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电影工业时曾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对待女性就像它在《一个国家的诞生》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对待黑人那样:不是迎面踢上一脚就是冷眼相待。因此,女性电影只能在电影工业之外、在独立电影中生存。(5)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沧海桑田,女性电影正在从边缘走到聚光灯下,在21世纪以来的世界主流影坛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电影人。从工业的角度上,这的确是女性主义电影发展取得的成果,也是中国女电影人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待女性电影人携带她们对生活的观察,讲述不一样的故事,在《爱情神话》之后写出更多的女性电影传奇。
注释:
(1)[法]吉尔·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 254页。
(2)Angela Macrobbie, Post-Femi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Nov. 200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Angela-Mcrobbie-2/publication/27225228_Post-Feminism_and_Popular_Culture/links/02e7e53628f915974a000000/Post-Feminism-and-Popular-Culture.pdf.
(3)[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版,第7页。
(4)Molly Haskell, From Reverence to Rape: the Treatment of Women in the Mov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second edition), p380.
(5)同(4),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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