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 理性认识中国的后发展时代与风险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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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西泽研究院院长 赵建 教授
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592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48篇原创文章。

无论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逻辑，还是疫情加速的大变局，都预示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发展时代与风险型社会。

词汇的创造绝非话语的重复建设和浪费，而是要企图表达一种全新的状态，若非如此就无法完整呈现。后发展意味着发展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的速度台阶式下移自然不可避免，但更重要的是发展的重心，由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进入解决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阶段。风险型社会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的种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需要强调一点，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充满风险的社会，要想风险清零是没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现实中我们也看到，最近十年，经济增速的逐级下行，人口增长率的快速降低，各部门债务的轮番扩张，以及基层治理缺陷在数字时代被放大而引发的一轮轮舆情浪潮。人们已经摆脱了基本的经济贫困，但是在追求更公平、法治、安全、自由的社会诉求中，对行政治理的要求更高了，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大了。故此，我们看到疫情以来发生的各种事件，在数字世界放大传播后，引起一轮又一轮的社会热浪。很显然，中心化的治理模式，让官方缺乏足够的能力和机制去应对复杂问题。然而，地方基层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和遮盖，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而是将矛盾在深层不断的累积。这样的结果就是，社会矛盾将在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发生根本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一轮制度变迁。

风险型社会需要分布式的可控性的风险和矛盾“撒气阀”，西方发达国家经历过各种社会动荡的阶段，也懂得分布式的撒气阀的重要性，以免将小问题累积成难以挽回的大问题。对中国当下来说，风险型社会的形成并非是危机和末日，而是社会系统演进升级的一种表现，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逐渐减速，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暂时性问题。如亨廷顿所言，变迁中的社会是风险最大的，极度贫困或极度发达风险都不那么大。尤其是人们开始变富裕以后，可能重新变穷引发的焦虑和不安会异常严重。因此，只有客观、理性、平和的面对这些问题，让整个社会大众都有机会看到并参与到对这些问题的治理中，才能逐渐走出后发展时代和风险型社会的困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辩证法。真正的自信就是实事求是、直面问题。

尤其是，突如其来又久久不能散去的疫情，正在加速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定义当前的中国为后发展时代，并不意味着不发展，而是一种更高质量的发展。官方定义的高质量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更高档次的标准，那就是经济发展之外的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如果说经济发展解决的是贫困型社会，那么唯有通过政治发展，才能解决风险型社会的恶化和塌陷。一个更富裕，更发达的中国，也意味着更多元，更复杂。我们必须要一套更加现代多元的制度设计，一批更加专业现代的治理人才，才能更好的应对好今天这个复杂的局面。

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社会发展还比较陌生。亨廷顿与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对政治发展与政治衰退进行了理论建构。与经济发展可以表现为GDP和就业的增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等具体指标相类似，政治发展也应该有一定的衡量标准。从现象看，应该是政治清明、稳定，法治环境不断完善，法律等基础制度供给能力强；高层和谐，存在竞争但是公开、透明、公正，尤其是权力交接平稳有序；地方治理水平、官员素质水平等不断提高，社会大众的评价越来越好，整个政治生态充满活力并充满希望等等。

而从内部的设计角度，政治发展一般来说意味着更大范围的政治参与，更加合理的政治竞争，以及更加有效的政治可控性，这是孔飞力在论述现代国家起源时所提到的三个标准。然而他担心，对一个转型变迁中的国家来说，这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即更大范围的参与和竞争，降低政治可控性。福山似乎曾经否定过自己的历史终结观，以一种动态的学术眼光观察到了美国的政治衰退问题。他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民主政治因为沾染上否决政治、金钱政治的习气而变得越来越腐朽，越来越缺乏效率。他似乎建议从提升法治、吏治的角度来促进政治发展。我认为，福山所提到的政治衰退，并非是美国政治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而是其经济发展比如两极分化和产业结构的异化，社会发展比如长时期开放激进的移民带来的文化多元对支撑其原生政治制度的冲击等，这些经济、社会问题对政治发展的制约和侵蚀。很显然，没有任何系统是可以不改革、不与时俱进的。

这说明，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是“三位一体”，和谐推进的，三个体系的进化相互动态依赖。其中一个的发展进程出现问题，都会对其他两个造成拖累；相反，就会形成支撑和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一度形成了经济增长、政治包容、社会进步的三元共同发展局面。但相对来说，经济发展更加迅速，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很快进入相对发达阶段（后发展时代），大量中产阶层涌现，社会大众收入得到较大改善。与之相比，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导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一些风险慢慢出现。有必要重申的是，这些问题和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既没有必要否定，也没必要掩饰。一个专业、清醒的治理团队对此应该有客观的认识。引领改革开放的邓公及其团队，恰恰就是具有这样的素养。

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对中国当前的后发展时代与风险型社会有一个理性清醒的认识，也就能够找到下一个一百年需要努力的方向：想方设法推动政治和社会发展。很显然，最近几年高层意识到了这一点，先后提出了法治中国，以解决法律制度不完善的问题；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以解决后发展时代的动力不足问题；提出了高质量发展，以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扭曲、债务膨胀与能耗过大等问题；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推动更高水平的法治和吏治建设。而社会发展是一个内生过程，对于顶层设计者来说需要做的是在制定总体行事原则的基础上，为社会多元参与提供更多的空间和自由度。很显然，数字世界和线上社会对此做的更多，但空间和多元性似乎仍然不足。社会发展滞后的后果，在疫情防控期间表现出来，那就是基层社区的组织能力。社区本质上不属于政府，是一种自治组织。相信疫情后这方面会有更大的发展。

总而言之，随着后发展时代经济增速下滑暴露的种种问题，随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社会各方面呈现的越来越多，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会成为未来的时代主题。其中呈现的新挑战和新机会，则需要换一种范式来应对和挖掘。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图片来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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