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经济复苏，5.5%的成色和底色

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66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24篇原创文章。

疫后复苏元年，半年答卷交出。中国经济复苏的成色到底如何？

5.5%，到底是高是低，是好是坏。我觉得没那么坏，也没那么好。

没那么坏，是我看到中国的内循环已经启动，“资产周转率”开始提高了。我四处出差调研，高铁上人满为患，必须提前两天订票就是个例子。这在过去三年和今年第一季度是没遇到的。也就是，中国过去多年大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规模经济和经营杠杆的优势已经开始体现。“国计”的优势，开始向“民生”传导。

淄博烧烤、贵州村超，是内循环的典型例子。可持续性和能否在全国普及尚且不说，至少，这是从中国经济这片土地上内生“生长”出来的。当人们坐着高铁，从四面八方奔向淄博和榕江；人们通过数字传播平台，在全国各地观看村超和烧烤盛况的时候，恰就是国计和民生的充分结合。这个现象，我在《淄博烧烤，贵州村超，中国经济的希望正冉冉升起》一文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没那么好，是有效需求不足，政策冲击的后遗症，疤痕效应造成的社会心理问题等依然存在。基层人民的利益关切，基层部门的正常运转，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信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等重大问题，要解决似乎还需要时间。尤其是人们对政策和制度的长期预期不稳，成为压抑民间和外企长期投资的重大制约。这些问题的发酵，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现象：宏微观背离。

我们个体对经济温度的感知，只能从微观角度和具体日常生活中体验。这与从算大账、算政治账的角度，从总量和宏观的角度感知是不一样的。这就形成了宏微观背离导致的“温差”。

这个宏微观体感温差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也普遍存在。因此，现代经济学努力追寻的方向之一，就是“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毕竟，宏观和总量再好，人民作为个体如果感受不到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也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该抛弃所谓的“宏观大义”（比如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债等言论），去追求实实在在的人的尊严和幸福。

经济复苏的成色，必须和只能让人民来评价，用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等微观个体的效用指标来评价。这些指标，当前在传统的统计数据库里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寻找一些已经存在的，可间接衡量的宏观指标来替代。比如失业率、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利润、消费者信心、民间投资，以及断供房、法拍房数量、恶性案件发生率等一系列民生指标。

我们看到这些体现民生的数据，这半年表现可能并不好。尤其是青年失业率，私营企业利润与民间投资，消费者信心，写字楼空置率、恶性案件和自杀率等，在这半年都有变差的迹象。虽然不是那么严重，没有影响到大局，但是也应该需要引起注意。

从宏观上，客观来说，在对内没有依靠房地产，对外没有依靠净出口的不利形势下，而且在没有制造通胀的前提下，依然实现了5.5%的半年GDP增速，实属不易，符合所谓“高质量增长”的标准。毕竟一个后发展时代的大国经济体，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也不应该再“大起大落”的发展。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特殊的时间段，能稳定下来就是成绩。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就是从轰轰烈烈、跌宕起伏，走向从容淡定、平静理性的过程。德鲁克说，一个平静、没有大事发生的企业才是管理最好的企业。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样的国家以北欧诸国为榜样，因此在政治学里有个说法叫“走向丹麦”。

然而，在充满矛盾和结构失衡的“跑道”上软着陆谈何容易。中国这么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很严重，还是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用发展中经济体现代化国家的姿态来面对国内外的各种问题。说到底，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底色，坚持给市场和民营企业以制度信心，坚持拥抱人类文明的主流趋势（法治、民主、自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经济才会真正的复苏。此时，5.5%到底是高是低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和制度的价值与尊严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