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682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40篇原创文章。
金融危机救助与地震、飓风和洪灾等一样，也存在一个最佳黄金窗口期。因为市场主体与人的生命一样，短时间内如果不能得到流动性补血，也会成批死亡——破产：既包括企业法律意义上的破产，也包括投资者会计意义上的破产，以及信心的普遍崩溃。
因此当以流动性干涸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危机爆发时，宏观管理部门必须在短时间内采取紧急应对举措，否则局势会变的更加困难和不确定，从而付出更高的政策应对成本。
如果市场主体已经大批破产死亡，再出台流动性救助政策，可能也会无济于事了。对宏观管理部门来说，如何在战略定力与紧急救助之间保持平衡，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今年3月美监管部门48小时内救助硅谷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将原本一场金融海啸消灭于无形之中。毕竟美国在金融救灾这方面，已经久病成医了。
现代经济体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物质条件越来越充裕，各种商品和服务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活动和循环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越来越高，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总循环体系的主导，体现出了一定的脆弱性。
因此我们看到，在发达经济体进化到现代经济之后，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金融不稳定性的问题体现的越来越明显，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大型金融危机。危机和动荡几乎成为现代经济的新常态。
与此同时，各国管理和应对金融不稳定性的能力也在进化。对待现代经济中的金融风险，不应该也无法做到像工农社会那样绝对清零，只能不断提高管理者的宏观调控和系统性风险应对能力，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是用问题的眼光看待发展。
中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高速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伟大成就，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历程。同样不可避免的，中国在进入准发达社会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矛盾的积累和风险的暴露，不稳定性问题也越来越大。底线思维，极限应对，危机管理，已经成为考验中国现代金融监管者的主要命题。
最近一年来，全球经济周期和货币周期叠加进入下行期，各国经济在货币大刺激后开始乏力，美元暴力加息在全球制造“钱荒”，利率-汇率carry套利加速资本从新兴国家流出。再加上俄乌冲突、地缘紧张、国际贸易秩序重构等种种大变局，让中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压力和考验。
在这种大环境下，包括H股在内的大中华区资本市场正在经受巨大的波动，房地产依然在动态下探，地方债违约压力仍旧很大，人民币汇率也在经受巨大的考验。整个大类资产高度板结在一起，形势非常严峻复杂。
另一方面，从稳定房地产市场“三支箭”到搞活资本市场“四支箭”，从鼓励民营经济一揽子方案到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政策不可谓不给力，可以说是近似饱和攻击。但是市场似乎依然不买账，股市、房市、汇率依然很弱。原因何在？
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大环境没有改变，虽然美联储9月暂停加息，但是继续缩表950亿美元，而且表态依然鹰派十足，资本从新兴市场外流的格局依然持续。另一方面，国内从高速度到高质量转型处于阵痛之中，发展的底层逻辑还处于从发展到安全的转换中，各种长期不确定性因素在加剧，让原本“惊弓之鸟”的投资者“杯弓蛇影”，对各种消息放大负面解读，市场笼罩在情绪面的阴影之中。
各种负面消息成为冲击股市的主要变量
面对这种局势，管理部门应该加大政策剂量，在战略定力与危机管理中应该向后者倾斜。当然不能说是已经错过了救助的最佳黄金窗口期，但是的确也出现了一些企业破产和投资者信心崩溃的现象，对此应该加以警惕。有必要及时拿出真金白银稳定市场，防范企业大面积破产和增强投资者信心。
我们相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还在，专注于勤劳致富的劳动人民数量依然庞大，保持韧性的基础没有问题。但是也不能对当前股票、房地产、地方债、汇率等不断暴露的金融风险掉以轻心。尤其是不能错过金融救灾的黄金窗口期，否则后面需要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代价也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