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谈 | 西方哲学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
江怡：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西方哲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包括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情况，特别是中国哲学家在研究西方哲学时值得吸取的经验、现存的问题、以及将来在研究西方哲学时应当注意的方面等。大家的意见对西方哲学研究可能会有启发作用。我先谈一个事实，就是这次参加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我有一个感觉，既然是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应该是由国际上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来参加，参加者的范围应该是很广的，不能仅仅是中国人而应有更多的外国人或西方人参加。可是这次会议95%以上都是中国人，当然有一部分是海外的华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西方人。而这些西方人有一部分又不是专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而是从事汉学研究的。当然这里客观的原因可能是会议的组织者、会议的规模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也反映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国际上到底有什么地位。反观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我觉得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远比中国哲学在西方的研究要多得多。这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再想一下，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在哪些方面，至少我们认为是真正地触到了脉搏上，是真正地把握到了西方哲学的精神吗?这是值得怀疑的。这包括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解，观念的阐述，甚至包括对西方哲学概念术语的翻译。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重新来思考。
牟博：首先我要说明，我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两个词，把“哲学”与“中国”和“西方”联系起来，仅仅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使用。这些哲学观念，在历史上是由一些西方哲学家或中国哲学家提出来的。而作为哲学活动本身在中国和在西方是否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这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哲学在西方还不是主流哲学，英美国家的主流一直是分析哲学。我用分析哲学是在广义上理解的，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经过英国经验论和康德，一直到当代的狭义的分析哲学，也就是分析哲学传统。现在有两个误解，一个是“什么是分析哲学”，人们的理解对此很狭窄，比如维也纳学派、早期的罗素、维特根斯坦等等，而对分析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不太熟悉。还有一个误解，比如现在大家经常说，“中道”和“西器”如何结合。这里的预设是把分析哲学当作“器”，实际上分析哲学传统本身并不局限于器，也是“西道”。所以应当说的是“中道”和“西道”怎么结合，不能把分析哲学仅仅当作是工具性的。分析传统首先比较重要的是它的指导方针，它的看问题的方法论角度(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及其某些方法论指导原则(methodological guiding principles)，用我的术语就是“get in principle dimension”。另一方面才是它的一些工具性的东西，而之所以有这种西器也是来实现(implement)它的西道的。
记者：能不能请你回顾总结过去的一百年，也就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初步研究的过程?
牟博：我有一个看法，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分析哲学的传统都被宣判了好几次死刑，都说已经后现代、后分析了，但分析哲学还是当代的哲学主流。国内经常强调中国哲学不可说，强调西方哲学可说、具有可传达性(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bility)。实际上不仅仅是可传达性问题，而是涉及到哲学的本质。什么叫哲学?哲学的本质特点之一是它的反思精神，要“open to criticism”，达到一种反思进步(reflective progress)。如果那个东西不可说，言外之意就是别人没法批评。如果我们理解哲学作为一种“open to criticism”，强调一种反思进步的话，那么就要强调这种可交流性、可批判性，以达到反思进步。还有，大家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无论庄子、老子，强调他们有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两千年前可能是有些观念老子不可说，之所以不可说，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比如说两千年前他的概念和解释性的资源还不够，所以不得不用一些自相矛盾的方式来表达。但是两千年以后特别20世纪以来，当代哲学传统已经提供了很多概念和解释性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很多本来我们认为不可说或必须自相矛盾地表达的东西，实际上可以用非矛盾的方式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样的表达方式有很多，比如当代语言哲学中区分了直接指称词和描述词。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英文普遍的翻译是“The Dao that can be expressed in language is not genuine Dao.”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就不是真道。实际上这是两句话，郭店楚简上是“道可道也，非常道也”，“也”字表明这是两个陈述句。道可以道，道出来的东西不是常道，但不是与道无关系。按我的理解是，“The Dao can be reached in language, but the Dao that has been characterizedin language is not identical, or does not exhaust, the eternal Dao”，它实际表达的是有限的观点和无限的观点；另一方面道可以说出来，可以说出来的语言手段有很多。比如“道”这个词本身就是直接指称词，老子八十章都是用“道”达到指称的。道并不是不可言传的，但同时老子又强调无限观点。任何在有限的时间以有限语言说出来的东西本身都没有穷尽那个常道。
记者：请谈谈你们对国内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方式有什么看法。
韩林合：现在看解放前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也很难说他们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他们主要做的是翻译，但翻译也不像我们以前想的那么好。这里有理解程度的问题，当初他们刚接触西方哲学，接触的时间并不长，尤其在翻译方面，主要取决于理解力。外语再好，哲学上不理解也不行。他们在研究方面做的工作是非常少的，写的东西基本上是介绍性的文字。这是老一代学者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培养出来的学者中有极少数对西方哲学做了比较好的研究。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年轻学者做的工作和预期的要求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包括介绍的准确性、规范性等各个方面都有问题。我以为理想的状态是要达到能够阅读国外的杂志，不一定必须和国外的学者对话，但至少我们之间能够对话，而且要有共同的规范和标准。但是现在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内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喜欢大的题目，基本上不做论证。现在年轻学者要做的就是努力向西方的标准靠拢，向他们学，按他们的方式来做哲学。因为哲学按照其本义毕竟是西方的东西。
牟博：国内对西方哲学的评价，有两点我印象很深。一方面是作很大、很宏观的评价；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句子，就是用辩证法来评价：应当既要这个，又要那个；你不应该只注意这个，忽略那个。这变成一个俗套了。分析哲学注意的是“being aspect”，也就是说分析传统强调抓住事物稳定的、相对有限定的、不变的方面，但不应该一概而论地批评它不注意“becoming aspect”。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是理智健全的，都认为既有“becoming aspect”，也有“being aspect”。但由于各种原因，由于他们的训练背景，由于他们的兴趣，由于手头研究工作的目的或者是看问题的角度，注重“being aspect”，但采取这种看问题的方法论角度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错误的方法论指导原则(methodological guiding principle)。
江怡：哲学不是一个总括的学问。哲学家是就事物的某一个方面来做研究，而不是就事物的整体来研究。这体现出哲学研究的一种态度，甚至包括了对哲学本身的一种理解。它不是“科学之科学”(science of science)，而只是一种科学或一个学科。
牟博：将来的趋势是“世界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这样的词是历史性的，某一个观念历史性地由中国哲学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历史性地由西方哲学家提出了。但这些观点本身都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江怡：中国哲学家在研究哲学问题时，通常认为自己提出的是中国哲学的问题，而西方哲学家提出的是西方哲学的问题。但对西方哲学家来说，他们认为他们提出的是全人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哲学里也可以找到答案。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家受视野的限制，产生了一种视野的局域性。当然这与历史有关，与英美的文化在世界占有主流地位有关。
江怡：目前西方哲学在国内大学的教学情况如何?
韩林合：国内西方哲学的教学水平总体来说不高，但是正向好的方向发展。现在有些学校哲学系学生选读的面已经非常宽了，有各种各样的专题课。教学很接近西方，像我们上课是很少的几个人，以讨论问题为主。按这种趋势发展，再有10年左右时间，能够培养出一批比较专的人才，他们接触的就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牟博：应该鼓励学生向国外的学术刊物投稿。如果要写出一篇高水平的文章，必须要经过批评。因为很多这方面的专家是外国人，不懂中文，要获得批评就要用英语写作。国外对投搞会有两个专家实行盲审，而且对退稿会提出详细的批评意见。
韩林合：这可以分两步走，我们可以先实行国际通用的规范，在国内刊物或者学术讨论的范围内树立起这样的一种规范，从规范再走向世界。
江怡：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能作到这一步，说明你的哲学是经得起考验的，真正是作为一种哲学问题来提出的。这种规范如果在中国能够建立的话，将会对中国的哲学研究本身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学术刊物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质量，同时也是对学科本身的一种推动。
记者：现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牟博：西方的主流哲学有很多学科，有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等，每个都有它的具体的问题。比如比较哲学，我们目前讨论分析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不同哲学应当如何相互学习，用哲学上有趣的方式对共同的哲学事业做出贡献。因为各科都不同，所以很难说有一致关注的热点。
江怡：在西方对哲学的研究和国内的研究不一样。西方的哲学研究是很具体的，限于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很难有一个大的气候，比如大家共同研究某一个问题，或者形成某一种趋势、热潮。恰恰是这种比较平稳的、冷静的研究和对个别问题的思考形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为什么说它的分析的传统保持到今天并且是主流呢?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研究自己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每个哲学家都可能关心到的，但他是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关心这些问题。比如说戴维森提出真理问题，他提出了真理概念以后，大家都在谈真的问题，形成了一套真理理论。这真理理论是每个哲学家都在研究的，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真理观。但是国内最近几年西方哲学研究的情况也在变化，没有出现过去那种一窝蜂的情况。大家也在比较冷静地做自己的研究工作，比较扎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也有一些比较受关注的问题，主要可能还是法国哲学，其中又特别注意勒维纳斯。这是过去研究比较少的。勒维纳斯去世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他的重要性。他跟现象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另外他跟宗教、犹太教的关系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因而我们国内的法国哲学研究中对勒维纳斯的研究成为重点。勒维纳斯在当代哲学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引起关注的人物。在英美哲学中，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大家共同重视的人物。只有一个就是维特根斯坦。
牟博：维特根斯坦有一些问题是经典的问题，比如私人语言问题，都是哲学上的基础问题。比如戴维森关于不同语言文化体之间是否可翻译的问题，涉及到比较哲学不同传统之间、一些不同的概念系统之间能否相互学习的问题。在这些哲学基础问题上，不同的哲学传统之间可以相互学习。
江怡：还有可能会引起注意和争论的问题就是关于形而上学的问题。形而上学的研究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对本体论的研究也是限于过去的、老的对本体论的认识，而不是放在对“being”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随着我们的概念逐渐转变，一些哲学家在“being”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正在真正改变人们过去的认识。不管是“在”、“存在”还是“是”，不管这个概念用哪一个，看来人们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过去是较少注意的。
牟博：国外的形而上学研究不光是“being”的问题，有很多其他很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因果问题就是很重要的，还有自由意志问题、时间问题，等等。“being”是本体论问题，但本体论问题只是形而上学问题中的一个。形而上学领域里的自由意志问题、因果问题在国外讨论得很热，你如果问有什么热点问题，我可以说就是这方面。因为这是直接和伦理学、和社会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国外确实有这个趋向，就是对社会、人类问题更加关注。分析哲学也关注这样的问题，但他更强调规范，强调论证。我觉得国内应该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
江怡：在研究思路上，我们和西方还很不一样。我们喜欢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就是研究哲学应该学哲学史。的确，哲学史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只有通过学习哲学史才能真正地进入哲学或者进行哲学思维，但是哲学史只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知识，而哲学本身不是一个知识体系。我们要考虑的是问题，我们要抓住问题，形成对问题的一种解答、一种批评、一种论证。通过这种方式来训练哲学思维，而不是通过学习哲学史来学习哲学知识。这二者是不一样的。
牟博：关于怎么研究中国哲学，这也有不同路子。比如说文史哲不做区分地做研究，这是一条路子。把西方哲学上有趣的东西适当地抽象，看它对中国哲学有什么贡献，也是一条路子。这些不同路子，我觉得都可以走。没有一种绝对的、最卓越的(par excellence)角度和方法论。
谈话记录由李剑整理，并经谈话者本人审阅
原文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1期，第2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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