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与萨特的恩恩怨怨

该书是关于阿尔贝·加缪的首部传记，也是公认的经典，被誉为“加缪传记中极受欢迎的一部”（《纽约时报》）。法语原著初版于 1978 年，近 40 年来多次再版，已被译成十几种文字。

长期旅居巴黎的美国传记作家洛特曼采用英美人撰写传记的严谨方法，努力贴近加缪的生活，向读者揭示了一个在阿尔及利亚贫民区长大，却通过不懈的努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的成长历程、创作历程、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

萨特、波伏瓦与加缪形成了小圈子

有一天在巴黎，加缪与一对伴侣手挽手到达了“战斗”组织的开会现场，这对伴侣显然是用化名来作自我介绍的。不久之后，组织的一位领导者在去剧院时发现，加缪邀请参会的这对伴侣正是萨特和波伏瓦。我们现在可以从波伏瓦的作品中找到关于阿尔及利亚裔的加缪在追寻他人认可的过程中一些珍贵的见证材料。

尽管巴黎还处在德军的占领下，萨特的戏剧《苍蝇》已经在巴黎的一家大剧院上演了。鉴于经常性的断电，萨特和戏剧导演要求首演要放在下午时段。萨特在戏剧上演时正在大厅检票处附近，这时一位棕发的年轻人上前来自我介绍，他叫阿尔贝·加缪。

萨特当时觉得加缪很热情。后来，在文学精英钟爱的花神咖啡馆内，萨特第二次与加缪见面，并把他介绍给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波伏瓦后来回忆道，他们一起谈论了不少书，但对话内容迅速转向了戏剧。萨特提起了他最近创作的一部剧本，并说要安排戏剧上演，问加缪是否愿意扮演剧中的主角？他是否愿意担任戏剧的导演？答案是肯定的。加缪的回复引发了萨特和波伏瓦的好感和热情。

他喜欢成功，波伏瓦如是论断。他喜欢出名而且不会躲躲闪闪，但是他也不会把自己太当回事。“他朴实、快乐……他拥有一种魅力，来源于漫不经心和热情似火的完美结合，这使得加缪永远不会落入俗套。他尤其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当全身心投入到他的事业、乐趣和友谊时，又会对那些人或事带有超脱感的微笑”。

从此，萨特、波伏瓦与加缪形成了小圈子。他们会在加缪或萨特（波伏瓦）家中聚会，再或者去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小饭店。波伏瓦家里能坐下八个人，她在《势所必然》中记叙了那里举行过的许多次无节制的晚会，晚会上杯盘狼藉，人们甚至可以看到加缪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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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很多人已经开始盘算德国撤军了，是时候考虑《战斗报》改头换面，抛弃原先“地下报纸”身份的出版事宜了。与此同时，加缪也越来越深地参加到地下抵抗的活动中，但这并没耽误他着手写作一本书、一部战后出版的非常成功的小说——《鼠疫》。

1944 年 7 月，在占领时期的最后几周，“战斗”组织的一名成员被捕，他想办法传消息让同伴知晓，他被迫向敌人供出了几个成员的名字。加缪建议萨特和波伏瓦搬到安全的地带居住，他们同意了。这对伴侣甚至离开首都去外省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想错过德国军队败退和盟军到达的历史性时刻，又回到了巴黎。萨特和波伏瓦与加缪不久又在花神咖啡馆的露台上重聚，喝上了杜松子酒调制的鸡尾酒。他们一起见证了敌人的撤退和拯救者的到来。加缪一分钟也没有耽误，他径直穿过巴黎，来到了报社所在的街区，开始准备《战斗报》的发行工作。萨特与加缪相约在编辑部见面，波伏瓦也随萨特而来。

战后第一期日报出版的日子到了，当时德国军队还没有撤出巴黎（时间是 1944 年 8 月 21日）。

从一开始加缪就担当《战斗报》的总编辑和头版社论作者，探讨刚刚获得解放的法国所需要关注的重大事宜。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记录使历史的这一刻永远被人铭记。她回忆道，自己的男友让-保罗·萨特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地下组织“战斗”的活动，但实际上在加缪的影响下也参与其中，因而萨特和波伏瓦那天会与加缪相约在编辑部见面。加缪那会儿还在办公室里领导着《战斗报》。开始时大街上还显得十分安静，但是，等萨特和波伏瓦到达靠近河畔的地方，他们听到了周围的枪声，两人开始跑步前进，在过桥的时候蹲下身子躲避子弹，最终到达了一个安全的街区。在进入日报所在地（雷奥米尔路 100 号）大楼时，他们在楼梯上碰到了手持冲锋枪的巴黎青年。“整栋大楼从上到下一片混乱，但人人脸上都写着莫大的欣喜”，加缪“高兴极了。他让萨特写一篇最近几天事态进展的报道……”

德国军队撤退后的几个月，加缪全力投入《战斗报》的工作，同时萨特创建了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现代》。开始时萨特和波伏瓦与加缪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因此，加缪还把萨特派到美国，让他的报道发表在《战斗报》上。他对萨特圈子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关照。

作为伽利玛出版社的编辑，加缪会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出版书籍。

他与萨特圈子的距离之近让人想象他本人是否也是“存在主义者”，“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加缪在一次采访中宣称：“我和萨特看到我们俩的姓名被并列在一起，总感到惊讶不已，我们甚至考虑哪天在报上刊登一则启事，声明我们俩毫无共同之处，并且拒绝担保各自可能欠下的债务。”

他解释道，如果说萨特是一名存在主义者，那他发表的唯一一部关于哲学思考的作品《西西弗神话》就恰恰是走向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对立面。1946 年冬在纽约，在一场午餐会上，有人问到萨特他法国同事的情况。“加缪？嗯，他是我的朋友，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文笔优雅，但并不能说他是天才。”萨特又接着补充道：“然而，现在在法国确实有一位文学天才，他叫让·热内，他的写作风格像极了笛卡儿。”

从此之后，两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萨特和加缪断交已成定局

1940 年代末，加缪放下了手中长长短短的写作手稿，开始致力于一项重要的工作，为了能提出更加正当、人性化的抗争原则供世人参考，加缪需要仔细研究除了抗争这一方式之外的其他选项。工作的最终成果是一本 378 页厚的著作《反抗者》，加缪把它交给最熟悉的出版商伽利出版社付梓。1951 年末，作品面世。

作品一俟出版就得到了传统报社媒体的热情赞颂——《世界报》和《费加罗报》的评论把它看作当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萨特的追随者们却对其另眼相看。

1951 年 8 月，萨特主编的刊物《现代》刊登《反抗者》中的一章《尼采和虚无主义》。《反抗者》出版后，它就成了隔周举行的刊物编委会的谈论焦点。通常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出面控制会议进程，她这样宣布：“别忘了，我们应该分析加缪的这部作品。”杂志的编辑当然都读过这部作品，但是没有一个人打算写书评。

最后，萨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予评论并非好事；评论得不好也是对作品的玷污。”他责成《现代》杂志后来的主管弗朗西斯·让松写书评，补充说，“措辞要最严厉，但至少要做到彬彬有礼。”

1952 年 4 月的一天，正当让松为《现代》埋头撰写评论加缪的文章时，萨特和波伏瓦在圣絮尔皮斯广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遇到了加缪。加缪嘲笑一些反对他作品的意见，压根没想到眼前的朋友会有不同看法。萨特很窘迫，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不久之后，在距伽利玛出版社一步之遥、读者作者时常聚首的皇桥酒吧，萨特提醒加缪，《现代》的评论将是“颇有保留的”，甚至可能是严厉的。加缪显得惊讶，很不愉快。据波伏瓦称，虽然让松答应不伤和气，但初稿的措辞十分严厉，萨特再三劝说，他总算同意修改措辞最强烈的几条评论，减缓语气。

1952 年 5 月的那一期《现代》，由让松撰写的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的评论发表了，这篇人们等候多时的文章长达 26 页。

他充分肯定加缪的“声音充满人性并充满真正的痛苦”，但认为这种声音陷入了“一种‘革命’的伪历史的伪哲学中”。他这样总结道：

《反抗者》首先是一部失败的巨作。正因为如此，神话也就诞生了。我们在此恳请加缪顶住诱惑，重新找回个人的风格——对我们来说，他的作品由此才显得不可替代。

毫无疑问，让松发表在萨特主办的刊物上的评论文章出乎加缪的意料，他感到震惊、痛苦。当时，加缪的反应如同失意的情人，很显然，他遭到一次意外的打击。他应该回击吗？让松的批评令他如此沮丧以致无法工作；他对女友说自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当他终于写完答复弗朗西斯·让松的文章时，他又不知道该不该寄出去了。

后来有一天，西蒙娜·德·波伏瓦发觉萨特心情恶劣，因为他刚收到加缪的回击文章。他对让松宣布：“不管怎样，我将予以回击。您要是愿意，也可以这么做。”

加缪的信发表在《现代》杂志 1952 年 8 月号上。这封信占了 17 页的篇幅，而萨特的答复长达 20 页，让松也写了一篇洋洋洒洒 30 页的文章。加缪的信是这样开头的：

负责人先生：

贵刊以嘲讽的标题发表评论我的文章，我以此为契机，就该文表现出来的思维方法和态度略作评论，仅供读者评判。

萨特在同期发表的答复中，马上采用带有个人色彩的语气：

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将感到惋惜。今天您中断友谊，或许是因为它到了该中断的时候。

许多事情使我们接近，很少事情让我们分开。但这个很少也已经够多了，友谊本身也变得专制起来。要么完全一致，要么分道扬镳……很不幸，您蓄意指责我，语气又如此尖刻，我无法体面地保持沉默。

于是我要回答，不带任何愤怒，但却是与您相识以来第一次不留情面的回答。卑微的满足和软弱交织在一起，总让我没勇气把真相对您和盘托出。结果您滋长一种死气沉沉的偏激，它掩盖您内心的困苦，您还美其名曰地中海人的尺度。这个话，别人或迟或早会对您说，还不如让我来说吧。

萨特最后总结说，《现代》杂志的大门始终对加缪敞开，但萨特将不再回击，他希望以沉默来结束他们之间的论战。

8 月号的《现代》杂志自然成为一个焦点,各大报刊纷纷作连篇累牍的转载。巴黎的精英人物几乎都表了态，大家普遍认为这一事件对加缪的打击更大些。在《现代》对《反抗者》的疑义提出之后，其他一些杂志也觉得有必要就作品的质量来攻击加缪。“巴黎是一片丛林。”加缪在他的手记中写道：“可怜的野兽遍地都是……那些受过革命精神洗礼的新贵和正义的伪君子。萨特，不忠之人。”

可以看到，加缪通过向萨特及其追随者们发起挑战，开启了一个新的十年——也是他人生中最后十年的旅程。

但在加缪去世后的第二天，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发文悼念：

他是 20 世纪反历史潮流的伦理主义流派继承人，他的作品或许是所有法国文人中最具原创性的。他那倔强的、狭隘的、单纯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未必明智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非常大胆的表态，难道不是吗？萨特，这位看似与加缪不共戴天的大人物，是在公开向加缪赔礼道歉吗？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文汇报》

2018 年/2 月/12 日/第 W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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