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穷人”的消费美学与身份焦虑
近些年来，消费社会的景观和话语在各种媒体上得以大量生产，许多电视广告、流行杂志、时尚电影等都在不遗余力地为人打造一个消费社会的幻城，它不仅以其光鲜诱人的外表，而且以一整套颇能抚慰人心的生活哲学吁请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加入。
对于我们来说，消费社会究竟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现实，还是一个镜花水月般的幻象？
当许多人还在为这一问题犹疑不决时，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穷人”——已经以其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率先取得了消费社会合格成员的资格。
所谓“新穷人”，是当前都市里一群年轻白领的自我身份定位，从存款上看，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穷人，有些人甚至经常靠信用卡借贷来维持生活；但从进账上看，他们又收入不菲，完全不同于旧式的拮据度日的穷人。
也就是说，他们挣钱不少，但花得更多，为追求新潮的生活方式和时尚的消费品而不惜将自己沦为“穷人”，是消费社会最称职、最卖力的成员。
“新穷人”不仅选择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父辈的生活方式，而且完全改写了“穷人”旧有的社会分层含义，赋予其一种新的颇具波西米亚感的美学意味。
那么，“新穷人 ”为何如此热衷于消费？透过他们洋洋自得的消费美学，我们能够探察到怎样的关于消费社会的深层讯息呢？
从一个特定角度讲，所谓消费社会，就是一个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关注超过对其实用价值关注的社会。
而所谓符号价值，也就是指一件商品对个人身份的标识作用和修辞意义。
因而，我们可以说，消费社会中一些人对符号化商品的饥渴症，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是紧密相连的。
职是之故，虽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一视同仁地向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发出了询唤，但是，对于那些拥有稳固的社会身份，且他们自己对此有明确认知的阶层和群体来说，他们几乎不受其影响，如上层和底层。
相反，对于那些社会地位正处于模棱两可的不定状态的中间阶层来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尤为巨大，他们的消费欲望也表现得尤为强烈。
根据布尔迪厄的分析，“基本的生存状况的差异产生了'奢侈的趣味与必需品的趣味之间的一个基本对立'，也产生了其经济状况允许其追求身份差异的行动者与不能有这种奢侈的行动者之间的对立”（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P190）。
“新穷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处于中间阶层，因而，与下等阶层的置身事外不同，他们更容易被吸引到这场身份区隔的游戏中，并成为其中最为活跃的分子。
这是因为：
一方面，“新穷人”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使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去避免与社会下等阶层相认同；
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足够的资源去培育上等阶层的生活方式。
这种不尴不尬的社会处境使他们热衷于（也只能够）依靠零星地采撷一些符号化的商品，来完成个人社会身份的区隔和认同。
“新穷人”的身份焦虑既与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他们自我身份想象的破产所导致。
一方面，“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
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正如拉斯奇所分析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状况一样，“有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穿着西装革履去上班而被委婉动听地称为中产阶级，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已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很多白领工人的工作并不比蓝领工人的工作更需要技术，而且所得报酬也不如蓝领工人。这些工作既不能给人以身份，又不能给人以安全”（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76）。
如果说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见证了白领阶层的衰落，那么，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同样的趋势也正在启动，“新穷人”的身份认同也开始遭遇同样的无奈和失落：曾经，对白领生活的华丽想象流行一时，现如今，它却早已坠落于现实的冷硬地面之上。
对此，我们可以认为，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虚假矫情和电视剧《蜗居》的真实沉重之间的对比，恰如其分地丈量出了白领的身份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一方面是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期待和幻觉，另一方面是堕入下层社会的无情趋势，面对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消费恰逢其时地出现了。
它不仅安慰人们“穿什么就是什么”，告诉人们个人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还为人提供了一整套具有结构差异性的符号化商品，任人选择，身兼两职地扮演起心灵按摩师和解围之神的双重角色。因而，消费受到“新穷人”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消费真的有此神力，能够帮助“新穷人”溯流而上，成功泅渡到上一个社会阶层吗？
对此，鲍德里亚的回答可谓一针见血，他说，“有时候，物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既定社会阶层上升了的地位，物是对这一上升地位的积极指认；而有的时候则相反，物成为了对那些无法变动的个人或者群体的一种补偿，他们对于试图变化的希望破灭了，于是物通过一种装饰、人为的变动来指认这一点”（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P28）。
不幸的是，对于“新穷人”来说，情况显然属于后者。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社会地位升迁的期望破灭了，消费无力改变这一现实，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心理慰藉而已。
为了弥合自我身份期待和无情现实之间的巨大沟壑，“新穷人”噬“物”如命，通过盗用本属于上一个社会阶层的各种消费品，来装点自己那不如人意的生活；通过营造一种上等阶层生活的氛围，来满足自己那不堪一击的骄傲。
因而，在他们以随性惬意相标榜的消费美学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刚成长起来的社会群体对自我身份的深重焦虑和不安。
那么，“新穷人”为何如此执着于通过对各种消费品的占有来经营个人身份呢？
在我们看来，这首先与我们当前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密切相关。许多理论家都已指出，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社会率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管怎样命名这一时期，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降低，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的重要性的提升。
如果说在一个工业社会中，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正是取决于他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一个后工业社会或曰消费社会中，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和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每一种工作都只需要很少的技能，每一个人的工作实际上都不过是劳动力的单纯消耗，在生产领域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具有显明的身份差别。于是，当代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就逐渐由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消费成为彰显个人身份的主要手段。
很多人都认为，一个人的身份不是无可选择地取决于他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消费活动随意进行建构的产物。这不仅提升了消费的重要性，而且还使越来越多的人将自我身份与自己呈现于他人的形象相等同。
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声言消费社会的来临仍为时尚早，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正在发生，“新穷人”的身份认同基础也由工作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对于他们来说，消费越来越不是一种以实用性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而是一种表达自我身份的文化行为和修饰自我形象的审美行为。
由于“新穷人”的身份认同基础由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且越来越把个人身份等同于自我呈现于他人的形象，所以，他们的身份焦虑也就必然滋生出对消费的过旺需求，以及对自我形象的过度关注。
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将当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他人导向”，在他看来，“他人导向”意味着过分重视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过分在意自己呈现于他人的形象。因而，这种人终日生活在他人注视的假想之中，对自我形象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
如果说内在导向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生产活动之中，那么，他人导向者则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个人形象的打理亦即消费活动之中。我们认为，“新穷人”对各种消费品永不餍足的追求，也与这一转变密切相关。由于他人而非物质环境已经成为一个人获得肯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在“新穷人”那里，传统的在人类与物质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各种美德（如吃苦耐劳、进取心等）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相反，如何打理出一个可人的自我形象越来越成为他们的核心关切。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它不仅承诺为这一自我形象打理的系统工程提供各种原料，而且还为之提供了周到的建议和方案。
无独有偶，拉斯奇也注意到了当代人对自我形象的过分关注，以及对消费的神奇力量的迷信，但是从他的论述角度看，这是当代社会自恋主义文化兴起的必然后果。
他提出，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处于一种相互隔离和对抗的状态，这种社会条件不仅使自恋性格取代弗洛伊德时代的歇斯底里性格成为当代人主要的心理病态类型，而且还倾向于培养出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自恋因素，从而在社会中营造出一种自恋主义文化。这种自恋主义文化促成了消费主义的形成，因为，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自恋者都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对自我和社会的前途都不抱任何希望，这种前途无望感的后果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对各种消费品和感官体验的末日狂欢般的饕餮享受。
正如拉斯奇所说，“在一个前程日益黯淡的时代，新教的美德已不再能振奋人心。通货膨胀削弱了投资和储蓄，广告减少了人们对负债的恐惧，并鼓励消费者先买后付。未来既然已经变得充满威胁、不可捉摸，那只有傻瓜才不会及时行乐”（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59-60）。
及时行乐、不关心未来也正是“新穷人”的群体特征之一，从这一角度看，在他们享乐主义生活态度的明快色调背后，我们似乎也可以发现一些悲观主义的沉重底色。颇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越来越多的“新穷人”选择成为“丁克”，这一现象既反映出他们对自我的过分关注，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自我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对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繁衍下去的普遍怀疑。
因为“新穷人”的享乐主义有一层抹不去的悲观主义底色，所以，他们对自我的形象也十分挑剔和苛刻，与纳西斯迷恋于自己水中的倒影大相径庭，这种自恋者总是忧心忡忡地审视自己的形象。
“为了使他为自己设计的过去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新自恋者凝视自己影子时的目光与其说像是在自我欣赏，还不如说像是在毫不留情地搜寻自己身上的瑕疵、倦怠的痕迹和衰败的迹象”（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102）。
虽然这种对自我的新的不满形式完全是由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一手炮制的，但它们确实已经内化为很多人真实的生存体验，并为不断花样翻新的消费品准备了市场。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深谙诱惑的技巧，它永远不会让人满足于自己的现在所有，而总是自信满满地告诉人们，你的生活是有所欠缺的，而弥补这一欠缺的方法又是简单易行、触手可及的，即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件消费品。
然而，它又通过不断给人制造出各种新的不幸感、对自我的不满感和厌恶感，使最终的满足变成一个不断被延迟、始终未兑现的承诺。
在它的蛊惑下，很多人疲惫而无望地紧跟其后，一些人甚至不惜去挨刀整形。
毫无疑问，“新穷人”也是一个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俘获的群体，他们不仅照单全收了它所制造的各种不满形式，而且盲目信赖消费的神奇力量，认为消费不仅能够治愈这种种不幸、化解这种种不满，而且还能够为人带来自己随心所欲的身份，以及一种审美化的生活。
然而，消费真的能够化解“新穷人”的身份焦虑，并为他们带来一种轻松惬意的审美化生活吗？对此，我们深表怀疑。
如前所述，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符号消费的社会，而众所周知的是，符号的价值只有在彼此之间的差异中才能得到体现，因而，消费社会也是一个以差异性的生产和消费为标志的社会。
许多西方理论家都已指出，消费社会中人们对差异性的追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一个本来专属于上等阶层的符号被越来越多的人占有后，它就会自行贬值，于是，上等阶层为了恢复原有的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就会去追求新的能够标示自我独特身份的符号，而这一新的符号同样也逃不过因被下等阶层僭用而逐渐贬值的命运。
因而，消费领域的竞争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犬兔相逐的游戏，它既不断给人以兴奋，也让人疲惫不堪。由于“新穷人”加入了这场竞争，却又不像上等阶层那样拥有雄厚的资本可以轻松应对，所以，他们注定要在时尚潮流的拖拽下疲惫地奔跑。
在这一漫无终点的你追我赶的竞争中，虽然“新穷人”也时常能体验到一种满足感，但这种满足却总是如此短暂，以至于转瞬间就会为新的不满形式所冲散。消费的魔力与其说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满足，不如说它为人营造了一种自由的幻觉。
这不仅表现在，在挑选消费品时一个人仿佛拥有君主般的权力，而且还表现在，在消费活动中，一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可更改的坚固性仿佛已经彻底融化，以致于可以任由人的拿捏和塑型。
然而，人们常常忘记了，这种消费快感的代价却是日益紧张和繁重的工作，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在消费社会中，收入、购买奢侈品和超工作量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就意味着，“新穷人”消费的自由与工作的不自由是互相推进的，他们日益膨胀的消费胃口只能通过越来越繁重的工作来埋单，只不过，消费社会乐于向人展示的是“新穷人”在消费市场上的欢畅，而倾向于掩盖的则是他们在写字楼里的倦怠。
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新穷人”在工作中越来越感到疲惫和乏味，才使他们更愿意通过消费来寻求心理补偿，他们不停地购物、旅游、娱乐，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消费，固执地寄望于在消费的帮助下找回工作中所缺失的意义和乐趣，而这注定是一场无望的泅渡。
因为，人的消费以及其他各种闲暇活动与工作之间具有一种深层的一致性，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彼此对立的。
大卫·理斯曼说，“贬低工作而强调闲暇使人们感到极为空虚，不知所措。闲暇本身不能决定工作的好坏，但工作的不顺却可以使闲暇失去乐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工作有意义，闲暇才变得有意义”（大卫·里斯曼等：《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序言P33）。
看来，在工作状况得不到改善，甚至还越来越恶化的前提下，“新穷人”所迷恋的消费也不会显示出任何神奇的力量，它既不能化解他们的身份焦虑，也不能抵消或补偿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不幸。相反，消费品越来越加速更新换代所带动的只能是“新穷人”越来越加快的工作节奏，反之亦然，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或许只能寄望于消费主义的消歇，以及工作和闲暇之间界限的最终消失。
作者： 陈国战
来源：中国经济学人（ID：economis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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