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牛人

诺贝尔文学奖不仅荣誉高而且奖金丰厚，对各国作家的吸引力非常之大，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缺席拒绝领取这个奖。这两个牛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

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是迄今为止唯一自觉、自愿且发自内心拒绝诺贝尔奖的人，因为他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也可以说，萨特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用金钱和荣誉难以收买的人。而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后一直受到苏联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获奖两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帕斯捷尔纳克曾发信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

萨特

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

萨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恭顺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剧，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迫害，并对反种族歧视的普通人民的觉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剧体现了他主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1961年，萨特重写了已经搁置七、八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

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没有——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

萨特还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它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自己所做的，它就是它本身的最好的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好!”

萨特就这样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下面是萨特拒领诺贝尔奖的声明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对音乐造诣很深，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与父母过从甚密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09年。他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夏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后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

帕斯捷尔纳克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激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

其时，苏联驻瑞典使信发言人声明，帕斯特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须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

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作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涌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作了许多不将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特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此外，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

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畔性出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坏有敌意的政治行动”。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

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

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29日发出另一电报给瑞典皇家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拉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

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依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一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依还将帕斯捷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糟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

迫于种种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11月S日《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始斯待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好给这种解释以口实，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

此后，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两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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