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耀教授在韩国医师协会2014年学术年会上的演讲非常有幸能有这个机会与各位交流医学问题。我看过贵国古代医学著作家许俊先生（1539～1615）编纂的《东医宝鉴》，世宗御编和世祖御校的《医方类聚》，和郑敬先编写的《医林撮要》。我发现，它们都是以中医经典著作为基础，有些甚至是直接摘取我国某些中医经典著作，编写出来的。我发现，是许俊，最早把古代朝鲜半岛的医学叫东医。他这样命名的背景是，在中国有南医和北医，而朝鲜处在中国的东边，所以朝鲜半岛的医就是东医。这个命名暗示了中医和东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我看来，东医就是中医的仿制品，而且仿真度很高。因为仿制，有些方面仿制得逼真一些，有些方面仿制得则不那么逼真。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医也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有关东医问题，我没有做太多的准备。今天，我想与各位交流一下作为东医的母本的中医问题。希望它对各位有所启发。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在向国际社会拓展市场的过程中，中医还经常标榜自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还不被国际社会了解的传统医学，正是这种传统医学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他们彻底地错了。野山羊一年一胎，一胎生一只。老虎一年一胎，一胎生两到五只。野山羊的平均期望寿命只有10岁，而老虎的平均期望寿命有25岁。在生存竞争关系中，从来都是老虎吃野山羊，而不是野山羊吃老虎。可是，现在明显是野山羊比老虎多。难道说这是野山羊的医学比老虎的医学先进吗？野山羊没有医学可以繁衍，难道中国人没有中医就繁衍不起来了吗？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连皇亲国戚罹患疾病也经常得不到有效的看护和治疗。据此，我们怎么可以说中医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有效的健康保证呢？我不知道贵国古代是怎样判断东医的社会作用的。在我国，中医是一直不受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信任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实至今还被色彩斑斓的头巾掩盖着。我曾经多次尝试着掀开这块掩盖中医的面纱，揭露和批评中医的愚昧、迷信和野蛮。但都不能在我们中国公开发表，只能通过网络途径私下传播。我现在很像当年传教的耶稣。我批评中医的言论，包括我对中医历史真相的揭露，很受外邦人重视，却经常受到本邦人的排挤和打压。1830年，中国的解剖学之父王清任（1678－1831年）写了一部《医林改错》。他批评中医典籍对人体生理、解剖和病理所做出的猜想“处处自相矛盾”。他说，以这样的认识基础行医，就好比一个瞎子骑了一匹瞎马在悬崖上行走，是非常危险的。他坚信，在医学获得重大进步之后，一定会有不少中国人起来批评中医。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西方医学理论和方法传入了中国。由此，中医在中国遭遇了更加激烈的批判。其中，中国最有名的教育家吴汝伦（1840－1903）曾经用“贲育”（顶天立地的巨人）和“童子”（刚出生的婴儿）比喻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差异。他对他的学生说，与西医相比，所有中医典籍全都可以烧掉。1879年，鉴于中医与巫术之间的同源关系，加上中医药在治病和保健方面实际上的无能和有害，俞樾先生（1821－1907）发表《废医论》，号召中国人起来，像废除巫术那样废除中医，以避免中国人对中医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并通过这些幻想制造社会混乱。19世纪末叶，中国人民对中医的严厉批判，以及西方医学思想和方法的大规模涌入，激发起中国在进入20世纪以后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废除中医运动。第一次是1914年，政府拒绝在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设置中医药专业，认为这样将破坏整个国家的医疗和防疫体系建设。第二次是1929年，政府卫生委员会反对给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禁止创办中医药大学或举办中医药培训，禁止出版中医药刊物和书籍，以期用40年左右的时间消灭中医。第三次是以我本人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为开端而激发起来的有关中医药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我和王澄先生发起了一个签名运动，建议政府改变现有的医疗体制，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使之成为在政府的科学指导和监管下由民间使用的补充医学或选择医学。这个诉求曾经获得247位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的支持。这场讨论唤起了中国人对中医药的觉醒，并还原了一些与中医药有关的历史真相。为中医做辩护的人，一直假借至今还缺乏证据的黄帝和神农的名义来标榜中医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实际的情形却是，中国最早出现大致可以说得过去的“病”字和“疾”字是在公元前13世纪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当中。用一个人躺在床上出汗造出了一个“病”字。用箭射中了一个人的身体造出了一个“疾”字。汉语中的“医”字最初是指装箭的皮囊，并不具有医学或医术的含义。在后来的演变中，这个字被改造成了“翳”。它表示在箭囊中露出了箭的羽毛。《国语·齐语》记载的“兵不解翳（医）”，意思是士兵佩带着装满了箭的箭囊，随时准备打仗。现在的中国人把医学的医写成“医”。这只是取了它的发音而做出的。许多中国人错误地认为，这个字是从“醫”字简化而来的。其实不然。“医”出现得比“醫”早许多年。后者曾经是一个可被独立使用的汉字，只是它的最初含义至今还不能十分确定。东汉时期的汉语语言学家许慎（约公元58年一147年）认为，这个字的会意解释是一个手持长矛利剑全副武装的士兵，腰间別了一壶酒的那种凶恶姿态。公元后50年，汉文帝时期的王育（生卒年月不详）将这个字解释为一种酒的名称。清朝末年，俞樾先生认为，这个字没有具体的含义。大约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兼有巫术和医学特点的“毉”字。这个字的上半部分是它的发音，下半部分则明确指明了它的巫术特点。现代汉语的“医”字，实际上是从这个基于巫术的“毉”字简化而来的，只不过中间还经历了“医”“醫”“毉”的相互混用而已。西汉学者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后23年）曾以《周官经》为底本整理出了一部《周礼》。中国学者研究周朝的官僚体制的时候一直使用这本书。这本书记载的“医师”相当于今天的内科医生；“食医”相当于今天的营养技师；“疾医”相当于今天的创伤科医生；“疡医”相当于今天的皮肤科医生。遗憾的是，作者所记载的历史离开他所处的时代有800多年。在现有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与这些记载相关的支持证据，甚至还没有发现中国在此之前的确有过一本《周官经》的历史记录。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医学史最早的文献，只有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5部医书，和从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那部《脉书》，是真实的。它们的存续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9年左右。其余的中医经典全都涉嫌伪造。这一事实，早在18世纪就被一些中国学者注意到了。1939年，中国文献学家张心澄收集整理了他以前的历代文献学家对这些伪造经典的鉴定成果，出版了《伪书通考》一书。其中，被鉴定为全伪的古代医学典籍，包括《黄帝内经》、《脉诀》、《难经》在内，共计有11部；另有《伤寒论》被鉴定为“部分伪造”。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批准了政府提交的申请，将1339年胡古林书堂出版的《黄帝内经》列入了世界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目录。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的版籍是真实的；它的内容则是伪造的。并且，它也不象政府在申请文本中所表述的那样，《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实际的情形是，那些为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申请报告的中医药学者们，也未必真知道《黄帝内经》究竟说了些什么！《黄帝内经》最初是作为一本书的目录，被中国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载入《汉书·艺文志》的。在同一本历史书中，班固还记载了一批最有可能与《黄帝内经》出版同时代的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的事迹。在这些知识分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中，完全没有《黄帝内经》的影子。甚至在这以后的400多年时间里，也找不出曾经有人读过《黄帝内经》的细小线索。但是，这个结论最有可能遭遇两个证据的反驳。一个证据是《伤寒论》，另一个证据是《针灸甲乙经》。在这两本书当中，他们都提到了与《黄帝内经》相关的内容。但是，《伤寒论》连同它的《序言》都涉嫌伪造。而且，伪造《伤寒论》的作者也伪造了《伤寒论·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作者提到的“撰用《素问》九卷”，已经被鉴定为一种跨时代的伪造。其证据是，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首次出现“素问”只见于公元636年出版的《隋书·经籍志》。《伤寒论·序言》提到的这个“《素问》九卷”如果是真实的，则它应当在此前的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然而，直到现在，历史学家还没有从这一段历史的文献中发现与“《素问》九卷”相关的任何证据。至于《针灸甲乙经》里边提到并且引述的《黄帝内经》的内容，我们只要指出，这本书曾经在11世纪进行了大面积的篡改，就已经足够了。《黄帝内经》冒用了黄帝的名字。这个结论已经不需要再做论证。事实上，黄帝的真实性至今也还没有得到证实。这位传说中的中国汉民族的先祖，被某些中国历史学家推定为出生在公元前2700年。如果他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则他应该会出现在这以后的历史文献中。遗憾的是，在这延续了2000多年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中，至今没有发现与黄帝有关的任何证据。在孔子、老子、孟子、管子等中国著名人物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也完全看不到这个人。只有一些伪造的古代文献谈到了黄帝，如《列子·黄帝》和《黄帝内传》。读者如果留意，应该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黄帝内经》开篇的第一句话与《史记》完全相同。这不能认为是《史记》抄袭了《黄帝内经》，而明显是《黄帝内经》抄袭了《史记》。而《史记》是公元前99年才出版的。因此，《黄帝内经》不可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一、《黄帝内经》的标题完全不符合战国时期的文风。战国时期，由于中国的文字体系还不完备，加上记录文字的载体（如甲骨、金属、竹简、木牍）还很昂贵，它迫使古中国人必须以最节俭的方式记录历史。所以，战国时期的文献，在标题的时候通常只用两个字，极少使用四个以上的汉字。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帝内经》完全不是这样。二、《黄帝内经》的用词不符合战国时期中国人的习惯。熟悉汉语语言史的学者知道，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在进行文书制作的时候，习惯于用单字名词，很少使用双字名词。比如，他们只会说“日”，偶尔也会说“阳”，但绝不会说“日头”或“太阳”。这种使用单字名词的习惯，还体现在当时的中国人不把单字名词联成一个组合名词使用。比如，“饮”是一个单字名词，“食”也是一个单字名字，战国时期的中国人绝不会把他们联成“饮食”来使用。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帝内经》却大量使用了双字名词。三、《黄帝内经》写出来的数字不符合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表达习惯。战国时期的中国人表达十位以上的数字，习惯于在数位字之间加“有”字。如果连同单位词一起表达，则在这个数字的前后都得加上这个单位词。比如，他们表达“八十一”的习惯是“八十有一”；表达“123人”的习惯是“人一百有二十有三人”。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没有一处是这样表达的。按照语言史的基本规律，后来人的语言表达可能会兼容前人的语言习惯，而前人的语言表达绝不可能兼容后来人的语言习惯。可是，在《黄帝内经》中却大量存在许多战国以后的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比如“平旦”“日中”是秦朝才有的；“岁甲子”是汉朝（公元前206—公元后220年）才有的，“寅时”则是晋代（265—420年）才有的。像“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其语言的现代化程度，少说也达到了唐朝的水平。以上事实表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黄帝内经》最有可能经过了多次篡改。并且，最近一个篡改《黄帝内经》的人至少应该是公元七世纪以后的唐朝人。事实上，《黄帝内经》作为一本书，而不只是一个书目，出现的确切年代是在隋朝（公元581年—618年）。当时，曾经有一个名叫全元起（生卒年代不详）的人为它做过注解。值得指出的是，经全元起注解过的《黄帝内经》只有8卷，缺了第7卷。这部缺了第7卷的8卷本《黄帝内经》一直流传到了12世纪。有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除流行了8卷本的《黄帝内经》之外，还有24卷本、18卷本、12卷本的《黄帝内经》在中国流传过。它向我们暗示，被全元起注解过的8卷本《黄帝内经》也可能是假的。我没有看到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目录那本元代刊刻的古林书堂本《黄帝内经》。据我所知，它是12卷本的《黄帝内经》。在这个12卷本的《黄帝内经》出版之前，北宋王朝还曾经出版过一部经校正医书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它有24卷。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我国市面上流行的《黄帝内经》，不是以上列举的任何一个版本。这样一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目录的那本《黄帝内经》的版本保存价值，就可想而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什么书列入世界记忆目录加以保护，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权力。但是，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学者，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全世界阐述以上实情。早在1879年，俞樾先生就曾经揭发中医说：“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俞樾认为，如果继续保守中医，必然陷入“欲益而反损也”，并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了对中医的系统讨伐。1922年，鲁迅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面对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的讨伐，中医不得不寻求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中医越是寻求科学化，中医的问题暴露得也就越充分。1930年，曾经极力主张中医科学化的陆渊雷发出一个感慨：中医如果继续科学化，中医会死去；中医如果拒绝科学化，中医恐怕也会死去。1950年代中期，中医突然走运。政府试图用它改造科学医学（西医），创建具有毛泽东思想特征的新医学。为此，政府在全国创办了50多所中医药大学和30多所中医药研究机构。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学士、硕士和博士，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副教授、教授和科学院院士。遗憾的是，这些披着科学外衣并戴着高级别学术头衔的人，极端蔑视科学，完全不遵守科学规范，甚至公开与科学唱对台戏。他们大言不惭地把中医吹捧为“东方科学”，批评基于实验和逻辑的“西方科学”属于“科学主义的科学”，而他们所从事的“东方科学”则是既不需要实验也不需要逻辑的“人文主义的科学”。众所周知，许多人类疾病具有自限性。它使得某些疾病可以获得“不药而亦愈者”的效果。这给中医生以最懒惰的方式建立理论、施展医术，并取得实际的“有效性”欺骗民众，创造了条件。中医生建立医学理论和施展医术的唯一方法，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医者意也”。这是一种直觉思维方法。它首先寻求一些看上去合理的思想框架，再依据这个思想框架做出一些自以为是的直觉判断。早期的中国智者曾经坚定地认为，天与人是共通的。以它作为形成直觉的思想框架，然后再把它用于对人体结构的推测，就有了这样的判断：“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六极，人有六府；天有八风，人有八节；天有九星，人有九窍；天有十二时，人有十二脉；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百六十五骨节。”做出这样的直觉判断，不需要解剖人体，更不需要对观察所得的现象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这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医生所标榜的“人文主义的科学”是一种懒惰的科学。此外，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的头顶是圆的并不是因为天是圆的；人的脚板是方的并不是因为地是方的。同样道理，并不会因为天有365度（一年365天）而使得人体的骨节也是365块。由此可见，他们的“人文主义科学”还是一种极其粗鄙而且荒谬的科学。事实上，除判断人体结构之外，中医倡导的一些用药原则、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也是用这种懒惰而且粗鄙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腹泻是因为肠胃过于潮湿，所以应该用具有吸潮特点的灶心土治疗腹泻；—— 中国人把一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其中的立春被认为是万物复苏的开始，据此，中医生认为，把立春那一天下的雨水收集起来，可以治疗不孕不育症。—— 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行走不稳和双手颤抖，中医认为这是患者“中风”了。由此，中医形成了一个治疗“中风”的熄风原则。什么东西可以熄风呢？中医生看见了蛇走得比风快，而蜈蚣可以制服蛇，因此，蜈蚣成了中医生治疗“中风”的首选良药。中医这样来建立他们的理论、诊断和治疗原则，明显是不可靠的。但是，由于人类疾病自身的自限性，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有时也能取得满意的效果。每当取得满意的疗效之后，中医生通常都不会去对这些疗效进行严格的排中分析和因果关系判断，而是在直觉思维框架下继续做一些荒谬的证明。假若一个人罹患了具有腹痛、腹泻、腹鸣、呕吐、厌食、消化不良等症状的疾病，一些中医生会推荐这位患者去服用保和丸。它由山楂、神麴、茯苓、半夏、陈皮、莱菔子、连翘组成。如果这个方剂取得了疗效，他们就会这样来证明它产生疗效的因果关系：“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山楂酸温收缩之性，能消油腻腥羶之食。神麴辛温蒸罯之物，能消酒食陈腐之积。菔子辛甘下气，而制面。麦芽咸温消谷而软坚。伤食必兼乎湿。茯苓补脾而渗湿。积久必郁为热。连翘散结而清热。半夏能温能燥，和胃而健脾。陈皮能降能升，调中而理气。”在这里，“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如果读者非要理解这句话，则他首先必需把握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陈述：一、腹痛、肠鸣、呕吐属于足太阴脾经疾病，而腹泻、消化不良属于足阳明胃经疾病。二、足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是两个具有不同循行路径的经络。三、有些药物只循行这两条路径发挥治疗作用。如果这些药物不能循行这些经络运动，就需要增加一些药引，把它们导入这些经络。这三个陈述都是经不起追问的。比如，有关第二个陈述的可靠性，不但至今毫无解剖学和物理学证据，而且中医生们自己还有不少分歧。事实上，他们描述出来的循行路径十分荒谬。我读过的一本中医药教科书是这样描述足太阴脾经的循行路径的：“它起源于足大趾内侧，经足踝前，上行八寸，……。”这里的“八寸”明显经不起推敲。毫无疑问，对于成年的大个子男人，八寸的相对距离较小；对于刚出生的婴儿，或小个子的妇女，八寸的相对距离较大。假若这样的经脉的确存在，不同体型和身高的人必定存在不同的绝对距离，而不可能都是“八寸”。中国古代没有断肢而能存活的例子。中医经典著作《难经》在第一难中假定了人体所有的经络都会聚于手腕。但是，在现代医学条件下，断肢的人完全可以继续成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人们不禁要问，曾经散布于他们的四肢并且会聚于手腕的经络和穴位还存在吗？如果他们伴随着断肢而被中断了，那么，中医生做出的有关经络和穴位的假定，还有什么意义呢？据我所知，这两个经络的描述都是源自《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查它的原文可知，凡被后人解释为“脚趾”的地方，原文全都是“手指”。可是，如果依照原文去勾画这些经络，必然出现循行轨迹上的混乱，使它们不能连成不间断的经络线条。可是，把“手指”改成“脚趾”之后，就已经严重地篡改原文了。所以，有关这两条经络的真实描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我历来不主张任何人去纠缠这样的糊涂账，尤其主张年轻人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看齐，反对他们把美好的青春年华浪费在这些无聊的糊涂账上面。最后，稍微有些药物代谢常识的人知道，吃进肚里的药物，经过胃和小肠的消化和吸收之后，会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其有效成分伴随着血液循环而分布全身，完全不存在药物只循着某些经络运行的可能。可是，中医生捏造的这个解释却告诉我们，药物是循着某些经络走的。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相信这种荒谬的解释！事实上，具有上述症状的疾病，如果还可以得到实验室检查的支持，应该不难诊断为肠炎。医学观察已经证实，许多肠炎可以在1到3天内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消除症状，并在一两周内获得全面康复。那些非经过药物帮助不能自愈的肠炎，不管它是那一类型的肠炎，都是不可能通过山楂收缩，神麴消积，莱菔子下气，茯苓补脾除湿，连翘散结清热，这样一些莫名其妙且毫无科学依据的方法治愈的。但是，中医生养成了一种对自己的“成功”进行荒谬证明的陋习。这种陋习并没有因为政府创办了中医药大学和中医药研究院而有丝毫的改变。政府卫生部批准了154家企业生产保和丸，但却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保和丸生产标准。虽然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保和丸配方，但是，同一个企业不同批次的保和丸没有统一的质量检验标准。这些企业，甚至经由政府卫生部批准的有关保和丸的使用说明，是毫无科学性可言的。比如，他们把保和丸的治疗功效写成“治疗神经性厌食症、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其中的神经性厌食症涉及神经系统疾病；慢性胃炎广泛涉及了胃组织病变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患者的自免疫功能问题；功能性消化不良，少说也有20种不同的病因。一种保和丸不可能同时对这些疾病都有效。此外，经政府卫生部批准列举的保和丸的禁忌范围，全都没有临床统计依据。他们所给出保和丸治病的药理解释，可提高胃蛋白酶活性，增加胰液分泌量，提高胰蛋白酶的浓度和分泌量，是依据现代生理学教材对保和丸的药理所做的附会性解释，没有任何实验和临床观察依据。鲁迅先生曾经把旧时代的中医评价为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在我看来，现代中医全都是有意的骗子。与旧中医直截了当地胡说八道不同的是，现代中医在行骗的时候，用许多似是而非的科学术语装扮起来了。我要顺便指出的一点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行骗的医骗子，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也具有更大的危害。中医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包袱。它不但一直妨碍着我国的医学进步，在我国制造社会混乱，而且还经常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医学灾难和社会混乱，浪费珍稀动植物资源。熟悉日本医学史的人知道，日本已经在19世纪末废除了皇汉医学。关注现实的人可能知道，欧盟通过严格执行《传统草药产品注册指令》，已经于2011年5月1日将进入欧洲20年的中草药扫地出门。在南非、英国、加拿大，曾经多次爆发来自民间的杯葛（boycott），以抗议中医滥用珍稀动植物资源。党去年召开的18大，也已经放弃了坚持了60年之久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伟大的宝库”“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的发展”等提法。伴随着医学及生理学的不断进步，中医中药走向灭亡将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可以阻挡或者改变这个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