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圈养大熊猫的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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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萌”，撒娇，与饲养员“秀恩爱”……在很多大熊猫“粉丝”的心目中，圈养大熊猫总是可爱的、吉祥物一般的存在。事实上，这些“滚滚”可是功臣，为保护野生大熊猫种群作出重要贡献呢。
攻克“三难” 做好准备
我国人工圈养大熊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3年。那一年，北京动物园首次从野外引入两只大熊猫并对其进行人工饲养。1963年，首例人工繁殖的大熊猫幼仔出生，从此拉开了大熊猫人工饲养繁殖的序幕。
初期，大熊猫人工繁育工作困难重重，圈养雌性大熊猫能正常发情、受孕、产仔的仅有24%，具有自然交配能力的雄性大熊猫只占10%。1963年—2000年，圈养出生幼仔中，能存活到半岁以上的个体仅占43.75%。
出于公众教育的需要，许多在建、初建的动物园需要从野外获取有限的大熊猫个体。同时，为有效保护大熊猫这一濒危物种，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严格限制从野外获取大熊猫个体。不过，随着大熊猫人工繁育技术的提高，“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三难问题得到攻克，圈养大熊猫逐步承担起科普宣教的任务，并基本实现了圈养大熊猫种群自我维持和稳定增长。
2000年—2006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幼仔成活率连续7年达到100%。截至2016年底，全国圈养大熊猫数量共计471只，其中，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有232只。
现在，补充进入圈养种群的野生个体，都不再是特意捕捉而来，而是野外救护的大熊猫中留下的老弱病残个体。大部分治愈后的个体经专家综合评估后放归野外。
探索放归之路 补充野外种群
有了能自我维持的圈养大熊猫种群并非是大熊猫饲养机构的根本目的。既然是要保护这一物种，最终仍然要回到野生大熊猫中去。
目前，大熊猫野生种群栖息地破碎化严重，即使在栖息地保护和恢复上加大力度，一些孤立小种群仅靠自身依然难以避免灭亡风险。而放归加入新的大熊猫个体是保护小种群长期存续的最有效手段。
对于数量少、种群破碎的野生大熊猫来说，增加异地放归个体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工作，起不到从整体上提升野生数量的作用，持续增长的圈养大熊猫种群却能提供充足的放归个体。将圈养繁殖个体放归到野生种群中去，能比较快速地补充野生种群的数量，提升基因多样性程度和种群竞争力，从而降低野生种群的灭绝风险，达到保护这一物种的最终目的。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从2012年起陆续将“淘淘” 等6只经过野化培训的圈养大熊猫放归到小相岭山系的石棉县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除1只死亡外，其余5只均生存良好。根据佩戴的GPS项圈收集的位置和活动数据，以及采食场调查的结果，还有跟踪监测的情况分析，它们在野外进食、寻找水源、寻找卧穴、躲避敌害、判断方向等，都表现出正常的行为，同时能根据具体环境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对策来适应。
在食物方面，它们的放归地只有石棉玉山竹和丰实箭竹，在往高海拔移动的过程中它们发现了峨热竹并很快适应。在扩展领地到了低海拔的擦罗乡时，“张想”被发现采食过金竹、芦苇，在碰到牦牛、毛冠鹿尸体的时候，它们也会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骨头。又如躲避敌害方面，从放归起，这些放出去的圈养个体便开始主动回避人类，监测人员很难看到它们。根据项圈数据，我们了解到“华娇”在探索领地期间遇到上山挖药的村民便往熟悉的领域返回。“华妍”在疑似被另一动物追赶的时候，从麻麻地跑到大洪山兜了一个大圈子又返回麻麻地区域。
生存只是第一步，要融入当地野生种群还需要时间考验，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基因交流的成功，毕竟现在只有2012年放归的“淘淘”和2013年放归的“张想”刚刚步入成年。但是从一些资料来看，它们在行为上已经有一些表现。
2016年7月，“淘淘”被跟踪人员目击到追逐另一只大熊猫上树随后相继离开，当时“淘淘”GPS项圈脱落，根据现场采回的粪便DNA确定了它的身份。今年2月26日，四川凉山冕宁县冶勒自然保护区野外安装的红外自感应相机拍摄到了“张想”。在野外独立生活了3年多的时间，“张想”从栗子坪保护区的公益海放归地移动到了冶勒保护区，在小相岭两个相对独立的小种群间实现了迁移。画面中的“张想”在仔细地嗅闻环境中的气味，相机拍摄时间临近野生大熊猫发情季节，可以猜测在发情期，“张想”会像野生大熊猫一样，用嗅味标记来进行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还有参与今年繁殖的可能。
由于大熊猫的珍贵，不能一次性放归成百上千的个体。在这起步阶段，每年都只是尝试着放归一只、两只。但是，不能因为此时数量少就忽视这股力量，现在的每一步都在积累经验，等圈养大熊猫放归技术成熟的时候，在仅有几只、十几只野生大熊猫的区域一次放归多只，那对小种群的作用就将非常明显。
科研宣教需要圈养大熊猫
多数人对大熊猫的印象还停留在“国宝”“吃竹子”等肤浅层面上，对大熊猫的相关知识和保护现状知之甚少。城市的人们也许会觉得野生大熊猫保护与自己离得太远，靠山而居的村民可能会觉得建立自然保护区影响了自己的经济来源。
野生动物保护离不开社会公众参与。大熊猫保护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只靠建立足够多的保护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人去研究野生大熊猫种群、个体特征，需要有人了解大熊猫疾病方面的知识，需要有人去宣传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等。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卧龙、雅安和都江堰3个基地开展公众教育，根据不同年龄的人群，制定不一样的公众教育项目，受到大中院校和社会团体的欢迎。在都江堰基地特别制作了“熊猫大讲堂”节目，主要对研究中心内部工作人员讲解大熊猫的知识和各种轶事，取得了良好反响。
野生大熊猫仅分布在四川、甘肃和陕西3个省的六大山系，要想看到或是研究这些家伙可没那么容易，但是圈养却能为此提供便利条件。除了专门饲养大熊猫的机构，国内外许多有条件的动物园和动物饲养单位纷纷开展大熊猫科研合作与公众教育交流，让大熊猫这一形象为更多人所知。
大熊猫出省、出国往往受到“粉丝”们的热烈关注。不过，科普展出只是交流合作的一个很小的方面。特别是在国际上，除到动物园展出之外，国内的大型饲养机构与许多研究机构、保护组织等建立了国际科研合作机制，通过项目资助、合作研究、技术支持等方式加强大熊猫科学研究，并为大熊猫保护事业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自1996年以来，一直与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进行大熊猫行为生态、繁殖生理和饲养管理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可见，圈养大熊猫绝非是独立于野生大熊猫保护之外的事情，相反，对野生大熊猫的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图据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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