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广 王娇 |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以晨光文学丛书为例
本文原刊于《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本文二作：硕士研究生王娇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6.9—1953.5）无疑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最著名的私营出版公司之一。依托文人情谊与走名家路线，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众多名家名作，特别是高水准的晨光文学丛书，彰显品牌效应。其中一些长篇小说如《围城》《寒夜》《女兵自传》《四世同堂》等已成为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在新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的兴建与现代
长篇小说的出版选择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诞生于一个编辑（赵家璧）与一个作家（老舍）“以诚相见”的合作。为使出版公司能正常运转并盈利，走名家路线出版文学名著就成为晨光出版公司的首要策略。赵家璧说：“不闯向社会去找在读者中有权威的作家，编辑工作势必面临失败之一途”。晨光文学丛书就是晨光出版公司最先依此树立的一块金字招牌。由于赵家璧的人脉与老舍、巴金、钱锺书、师陀、李广田、王西彦、谢冰莹等大家的支持，在短短三年内，晨光文学丛书共出版20部长篇小说，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出版社之一。
依靠名人效应推动市场需求，稳站业界，这既得益于赵家璧良友时期与作家建立的深厚友谊，也得益于其认真负责的出版经验所赢得的好口碑。晨光公司首发新书即老舍的《惶惑》《偷生》与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其实，老舍的作品早在赵家璧为良友回迁上海所作的出版计划中，离渝之前，赵家璧与老舍签订了约稿合同，即老舍已在重庆《扫荡报》和《世界日报》刊载的《惶惑》《偷生》将来由良友公司出版，三部六卷的《四世同堂》可以分别先出单行本列入丛书，老舍也在1946年11月初版的《四世同堂》后记中交代了版权从良友转至晨光的情况。巴金与赵家璧情谊深厚，三十年代的“爱情的三部曲”精装本便是赵家璧所策划。作为最支持赵家璧出版事业的老友，巴金把刊载在《文艺复兴》上的《第四病室》和《寒夜》交给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出版。其后，赵家璧又通过巴金约到了师陀的《结婚》，通过陈西禾约到了钱锺书的《围城》，晨光出版公司的牌子“一下就立起来了”。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结婚》书影
在出版策略方面，晨光出版公司前期采取出版名家新书、后期出版名家旧著为主的出版方略，有效地保障了晨光文学丛书的活力与读者群及公司的经济利益。考察1946年至1949年间晨光公司出版的晨光文学丛书，1946—1947年间所出长篇如《寒夜》《围城》《结婚》《引力》等都是名家新著，之后再版的《猫城记》《村野恋人》《大江》《离婚》《女兵自传》《二马》《赵子曰》《老张的哲学》等多是“由作者收回版权交晨光重印”的。这些作品出版后销售不错，短短三年期间均多次再版，使晨光出版公司迅速站立了起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赵家璧顾念文人情谊；另一方面，随着政治时局的变化，上海的出版环境时松时紧，经济环境也越来越恶劣，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出版名人名作，是获得经济效益以维持公司后期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的唯一有效方式。
在文体上，晨光文学丛书力求多样化，也使丛书的风格更显丰富性。纵观晨光文学丛书，既有书信体（《结婚》）、日记体（《第四病室》），又有自传体（《女兵自传》《引力》）、寓言体（《猫城记》）等多种叙述文体，充分体现了赵家璧对作家的尊重与信任。如寓言体《猫城记》在作家自己看来“是本失败的作品”，即使在1947年晨光出版改订本时，作家在新序中依然认为它“那么软，（出版）于心未安”，但赵家璧并不这样认为，毅然纳入丛书予以出版。《结婚》的作者花两年时间从身边取材完成的创作，十分契合上海当时由通货膨胀连带的投机、高利贷谋财等行为，称得上是一部高度反映现实的作品。作者“抱着试一试的思想，托朋友交给赵家璧同志”，赵家璧独具慧眼，书未初版前即刊登预告，将这部书信体长篇小说纳入晨光文学丛书第9种出版。至于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的出版，已成为现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载入史册。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四病室》书影
晨光出版公司诞生在历史的剧变期，是文化人与出版家真诚合作的历史见证。赵家璧果断地走名家路线出版晨光文学丛书，前期采取力推名家新作以立足，后期以再版名家旧著以展现文人情谊的出版策略，有效保证了特殊时期出版公司的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两得。丰富多样的小说文体，也体现了赵家璧对作家的充分尊重与信任。
二、晨光文学丛书的传播策略
为做好晨光文学丛书的发行工作，晨光出版公司在装帧设计、广告、运营与传播等方面既承续了良友的特点，也破旧立新，形成了鲜明的“晨光特色”。
（一）统一封面设计，元素搭配和谐雅致，彰显晨光特色。仿良友文学丛书，赵家璧设计的晨光文学丛书一律平装，整个封面包含四部分：文字、图画、商标、配色。文字由丛书名、作品名、作者名组成，书名两倍于丛书名，书名或横排或竖排，字体鲜明醒目，大体按照上中下的顺序排列，简约大方。图画方面，在封面右下方，或刊出作者照片、肖像，如晨光初版《惶惑》封面照是老舍的一张儒雅照片，《偷生》为作者头部素描肖像；《女兵自传》封面图片是作者从幼年到成家的四个人生阶段的四张照片；或采用与作品内容相关联的木刻作品，以图画形式烘托内容，如《大江》封面是一艘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江面图；《围城》封面图是画家丁聪以简练流利的线条勾勒的一对背对背的男女半身肖像，其主题不言而喻。商标则专门请了美术家庞熏琹设计，仿唐朝砖刻上的一副鸡图所设计的“金鸡报晓”的图标印在每一本丛书上，一个正圆内一腿直立、一腿微曲的雄鸡充满斗志，既喻示新的开始，又象征出版公司蓬勃向上的气象。总体配色上以白为底色，封面上下色彩大体统一，整体色彩搭配和谐雅致，晨光特色鲜明。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8年版《大江》书影
（二）以大量的插图生成图文并茂的阅读场，强化故事情节，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1940年代，插图已十分流行，晨光出版公司也适时地在所出作品中插入与情节相关的木刻插图，提高了作品的传播效果。《大江》的每一章都以一页与相关章节内容紧密联系的插图开始，别具一格。例如，第二章第28页为一男子一手拿竹刀一手扼住鹿迅速割下鹿茸的场景，这正是第二章铁岭割鹿茸的形象再现，显示出铁岭力大而勇猛。第三章则是铁岭被反日分子无意救出的画面，表现了事物的偶然性。不过，《引力》虽不是每章一图，但特选的插图与特定的文字相配更显张力。如第29页有这样一段叙述：
她居然抱了孩子攀上了桌子，桓弟俯下身子来拉她，并且兴奋地说：
“快看，咱们的旗子！”
也不顾桌子椅子的颤抖，也不顾孩子的重量，更不顾外面枪声的紧张，她攀上去了，她攀住桓弟的肩膀，她的脸紧贴在窗上，可是在桓弟和她的脸中间，还给小孩的脸留了一个空间，她们三对眼睛向外注视，向高处注视。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正在高高的城角上飘摇着。映着朝阳，颜色鲜明极了，“母亲，母亲，我很久没有看见你了！……”她心里像闪电一样这样念了句。她的眼泪在眼框中充满了，她看一看桓弟，仿佛要对他说一句什么重要的话，可是看看他眼睛的湿润，也就无话可说，她竭力使孩子也注视那旗，那鲜红的旋风，而孩子也居然看见了，孩子的脸上有一瞬间的微笑。
而30页后的插图正是画家陈烟桥为这段文字的所做的形象展现。它生动地展现了梦华、孩子、桓弟三人看见国旗后的激动之情，也将人物的爱国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过目不忘。
《引力》书内插图
（三）集中而固化的广告策略。相较于良友时期广告内容的商业化与互联性广告，晨光文学丛书的广告也兼具其特征，只是在刊发刊物上更为集中而固定化。良友图书公司的广告一般刊登在销量广、读者群大的报刊上，如《良友画报》《人间世》《文季月刊》《申报》等，晨光的广告主要分布在两处：一为丛书书后的图书广告，如在晨光文学丛书出齐30种后，就在《猫城记》《赵子曰》《火葬》《引力》等书后就列出了丛书1—30种的作者、书名、体裁、定价和页码，有的尾页还会标明“作者其他著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发行”字样，以及对该作者相关作品的介绍。这种与良友相类似的联推式广告更像是一个“作家专栏”，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一为当时的大型文艺刊物，如《文艺复兴》《观察》等。1947年8月《观察》第3卷第1期封底既有《大江》《结婚》《村野恋人》的单篇简介，也有以“改订本”的身份刊出此前已出版丛书的广告，非常醒目。如，1948年9月25日《观察》第5卷第5期的封底版面为晨光出版公司版画集与丛书的广告，共220mm*150mm尺寸，其中87mm*150mm的版面用以宣传晨光文学丛书。1947年5月1日，《文艺复兴》第3卷第3期200mm*150mm尺寸的封底版面中以130mm*150mm的中心版面刊登已出或即将出的《惶惑》《偷生》《第四病室》《寒夜》《结婚》《村野恋人》《围城》的详细广告，就连尚未完成的《饥荒》也在同期给出了预告。相较于分散的简短广告，集中而整体性板块化的广告可给读者以完整的图书信息，也让读者有了更为清晰的购买意向与阅读导向。
《观察》1948年第5卷第5期封底晨光出版公司广告
（四）以宣传名家声名与阅读效果的方式招徕读者。晨光文学丛书都是名家名作，赵家璧当然要做足名家文章。《文艺复兴》1947年第3期封底关于《寒夜》中的广告词这样说：“这是作者最近脱稿的长篇小说，曾在上海《文艺复兴》连续刊载，极得读者的好评。作者用朴素无华的笔，写湘桂战争高潮时，重庆山城中几个渺小人物的平凡故事。虽然没有壮烈的牺牲，热闹的场面，却吐露了平凡人的愿望，痛苦和哀愁。爱读巴金作品的人，这部近作不能错过。”以新作身份开篇，转入刊载效果，承接简短作品内容介绍和点评，以巴金之名作结，颇具宣传效果。同期尚未出版的《结婚》预告也是如此：“这部长篇小说，曾连续刊载于上海文汇报上，读者一致推崇，单行本发行权已由本公司获得。已开始排印，短期内即可出版。作者过去曾用“芦焚”笔名写过许多散文和小说，抗战后期和胜利后，著有《果园城记》及《夜店》等，销行极广。本书是作者最近脱笔的二十万字长篇小说。”借助“芦焚”的名气与刊载效果为作品的出版预热，不失为一种良策。对于创作而言，钱锺书之前虽不能称为名家，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一经刊出即洛阳纸贵，于是晨光为其撰写了这样的广告词同期刊出：“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开篇直叙刊载效果，强调读者的良性反馈，进而对整个文本进行审美性点评，最后呼应开篇，再次强调刊载后的接受效果，短短百来字，积极呼应同步发行的单行本，可谓事半功倍。
《文艺复兴》1947年第3卷第3期封底晨光出版公司广告
（五）实施差异化的营销方案。在传播运营模式上，晨光出版公司针对爱好者、一般读者和外地同行商户等不同的接受群体采取了不同的营销方案：对于爱好者，晨光出版公司设立晨光读书会，许诺会员享受诸如八折优惠、获赠新书、购书免邮、提前获取新书目录等专享服务，读书会的广告与丛书新作同步刊登在期刊《文艺复兴》同一期的封底，相辅相成；对于一般读者，晨光出版公司主要采取了优惠促销的方案，在《观察》期刊封底220mm*150mm的版面尺寸中以15mm*150mm的尺寸刊登促销广告，按照不同的购买情况实行差别化优惠，封底剩余版面则为晨光出版公司的版画集广告与丛书整体概况；对于同行商户采取批发外售的方案，给予批发商免邮且享受折扣的待遇。这些灵活机动的营销方案，为晨光文学丛书走向市场提供了便利。
三、倾斜的接受样态
由于晨光出版公司成立较晚，加之时代的巨变，晨光文学丛书的接受呈现出较为特殊的情况。除《围城》与《四世同堂》外，其它作品均少有人顾及，倾斜性明显。
先谈《围城》的接受。1944年，钱锺书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围城》，一年后被老友柯灵得知，于是，1945年10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世纪风》“编者·作者·读者”栏中就有了这样的消息：“钱锺书先生近方创作长篇小说《围城》，已经成其十之六七。”不久，李健吾在《文艺复兴》“编余”中表达了发表《围城》的欣喜之情：“可喜的是从第二期起，我们有荣誉连续刊载两部风格不同然而造诣相同的长篇小说，弥补我们的遗憾和读者的怨望。李广田先生的诗和散文，有口皆碑，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仕林，他们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6月，仅看了前三章的邹琪就在《小说世界》1946年第3期《佳作推荐》里对《围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长篇小说往往不容半途读起，但《文艺复兴》里面的《围城》，至少是一个例外。作者钱锺书散文写得字字珠玑，这些东西搬在小说里还是一样灿烂可爱。这并不是说他喜欢掉书袋。他把书本给融化了，像草一样吃了下去，挤出来的奶还是有书卷气的。读《围城》，仿佛读狄更司同时代的萨克莱；拿中国小说来比，第六期的那一部份很像儒林外史。即使前面的没有看，你还是爱看这一部份。看了这一部份，你就想看前面，等着后面。故事并不紧张，它是写出来让你慢慢看的。”作者只看了前三章就充分肯定小说的文辞“灿烂可爱”，作品的风格有书卷气而非掉书袋，有萨克莱的风格，讽刺手法像《儒林外史》，情节舒缓但悬念感强，还是颇具慧眼。之后，林海（郑朝宗）发表《〈围城〉与“Tom Jones”》一文，详细地比较了《围城》和《汤姆·琼斯传》的不同之处，同时提出了“学人小说”的读法拓展了接受者的视野。他说：“钱锺书和菲尔丁至少有两点相同：第一，他们都是天生的讽刺家或幽默家，揭发虚伪和嘲笑愚昧是他们最擅长的同时也最愿意干的事情；第二，他们都不是妙手空空的作家，肚子里有的是书卷，同时又都不赞成‘别材非学’的主张，所以连做小说也还要掉些书袋。这两点，前者决定内容，后者决定外表，他们作品的‘质’与‘形’可由此推知了。”“《围城》和《汤姆·琼斯传》同样的是以幽默讽刺的笔调来写的，这笔调浸透全书，成了一种不可须臾离的原质；偶然一离，读者立刻便有异样之感。而也就在这里，这两位作家稍微有些不同。菲尔丁虽好讽刺，却并不悲观。他不喜欢板起脸孔来教训，但有时也说正经话。因此，每逢他转换口气，总是从‘幽默’改为‘正经’。钱先生则是个彻底的悲观家，‘讽刺’之外，惟有‘感伤’，这情形从两书的结局处看得最清楚。”“以体裁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所谓恶汉体的小说（The Picaresque novel）。……比较起来，还是《围城》接近人生。”而钱锺书和菲尔丁的根本相通之处在于：“这两位小说家有个共同的信念，便是题材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处理这题材的手腕。”至于技巧，明比和描写文是这两部作品大部分的血肉和生命。“他们的互异之点，那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汤姆·琼斯传》中的事实多于议论；《围城》刚刚相反，议论多于事实。这分别是植根于两位作家生活经验广狭的不同。菲尔丁的经验比较丰富，所以他的作品虽也一样的以‘批评人生’为主要目的，却多少总带点‘表现人生’的倾向，尽量把来自多方面的事实填塞进去。钱先生所见的人生似乎不多，于是他更珍惜这仅有的一点点经验，要把它蒸熟、煮烂，用诗人的神经来感觉它，用哲学家的头脑来思索它。其结果，事实不能仅仅是事实，而必须配上一连串的议论。这议论由三方面表达出来：作者的解释、人物的对话、主人翁的自我分析。说到这里，不由的令人想出一个新的名词：‘学人之小说。’”这一视野之后得到了众多接受者的认同。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围城》书影
当然，并非所有的接受者都看好《围城》。方典（王元化）就将《围城》视为“香粉铺”，因为“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这里没有可以使你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和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霉雨下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唐湜指出小说的结构如“一般散沙”。更有甚者认为：“钱锺书的《围城》，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而无咎（巴人）干脆否定了小说的立意与人物的价值。他说：“如果说，围城是一册以恋爱为主题的小说，那么，我们还可以加添注释道，恋爱正是新儒林外史人物的新课程，它和旧儒林外史颠倒于学而优则仕的闱墨中人的描写，划出了新旧时代的两个风貌，作者以方鸿渐为中心，而展开了恋爱的攻防战。”而且作者以“单纯的生物学观点，作了他的罗盘针，一切以恋爱为艺术的主要主题的作者都是这样，他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段阶级斗争意义，我们作者这一罗盘针是需要改造了。” 正当接受者欲就《围城》的文本价值展开进一步交锋时，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钱锺书与他的《围城》随之沉入地下，《围城》的接受也陷入沉寂。
再说《四世同堂》的接受。小说刚一出版，木白就发表文章认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幅在敌人底凶暴到了极点的压迫和侵略下面，中国人民对于民族危机感到愤激，苦闷，同时又忍受着生活底不安和痛苦的真实的画面。”“作者对每个人物性格的刻画是极其深刻的，语气的生动和描写的细腻，更显示出作者特有的风格。”随后，堵世初认为，《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北平风物精致的描写；其次是对北平文化准确的看法；再次是塑造了几个典型的北平市民人物形象。这些看法虽浅，但也说出了一点门道。较为深入的是宗鲁，他在《大公报》发文指出：“老舍这部《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就题材方面说，已是过去了的时代的记录，但在主题的思想内容上考察起来，那主人公祁瑞宣的在伦理的家庭责任观念和革命的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由之而起的惶惑以及腼腆偷生的苦闷等等，在革命形势从民族革命推展到民主革命为主要任务的现阶段，那种祁瑞宣式的人物底思想性格，仍不失为中国目前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主要对象。”“因此，老舍这部创作，可以作为中国革命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底意识形态的剖示和刻画，这和高尔基的《四十年代》描写俄国革命前夜的知识分子底心理动态，有着相似的创作意图。”“在第一部《惶惑》中，作者通过了祁瑞宣这一人物的形象，示现着中间层的小市民对于革命实践的限制性，在这部《偷生》中，作者更以细致尖锐而绚烂的笔，描绘了苟安在沦陷区的偷生者群底各式各样的姿态。”“作者对祁瑞宣这一人物有同情的叙述，也有严正的谴责，用欲擒故纵的战术用理性的解剖刀，来使主人公的性格——知识份子的双重性格，浮雕似的明显，突出。同时把祁瑞宣精神上的严肃的痛苦，来陪衬出陈野求的堕落，老二的懦怯，大赤包蓝东阳等的荒淫无耻。这在表面上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读者通过了这一系列的意识的批判过程，更可以明白：在革命的要求下，是没有推诿和犹豫或是超然的理由可说的。所谓‘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他还认为：“如果我们认定‘瑞宣纯粹的是个民国的人’，是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代表，那末，祁瑞宣的惶惑、偷生，却正是把中间层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临阵脱逃的懦弱，动摇及其自身阶层的向两极端分化的轨迹显示了。”“本书中场景的转换，作者数数以北平底风习的细腻的描写来开始，使小说带着浓厚的乡土感。把小市民层在异族人暴力侵凌之下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底渴想，珍爱，强烈地表达是老舍小说所具风格底特点之一。”而且“老舍本来想把祁老人这一家族作为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的反映这一愿望是失败的。祁瑞宣的形象，却是唱出了困乏于封建经济狭隘的伦理观念的重负下的小资产阶级渐趋没落的哀歌。”见解深刻，至今仍有启示意义。此外，乃凡、黎理等也发表了有自己见解的看法，也表达了作者对老舍的祝贺与期待。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版《偷生》（上下册）书影
当然，其它一些作品如《引力》《寒夜》《村野恋人》等也引起了部分读者的关注，但整体而言，还是较为孤寂，而其中的一些批评意见——针对《围城》的否定性视点，实际上也是左翼思潮下的一种表演，除了暂时赚取部分人的眼球外，实无可取之处。
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村野恋人》书影
总之，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依托文人情谊与走名家路线，出版高水准的晨光文学丛书，彰显出鲜明的品牌效应，成为上世纪40年代后期最著名的私营出版公司之一。其成功的经验在于：在出版策略方面，晨光出版公司前期采取出版名家新书、后期出版名家旧著为主的出版方略，有效地保障了晨光文学丛书的活力与读者群以及出版公司的经济效益。同时，充分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力求文体多样化，使丛书的风格更显丰富性。在装帧设计、广告、运营等方面，晨光出版公司既承续了良友的特点，也破旧立新，形成了鲜明的“晨光特色”，即：统一封面设计，元素搭配和谐雅致，彰显晨光特色；以大量的插图生成图文并茂的阅读场，强化故事情节，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集中固化的广告策略；以宣传名家声名与阅读效果的方式以招徕读者以及实施差异化的营销方案等，效果显著。虽然在接受上，由于晨光出版公司成立较晚，加之时代的巨变使晨光文学丛书的接受呈现出明显的倾斜性，但晨光出版公司在出版、传播新文学经典方面，成绩卓著、特色鲜明，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汲取。
本文又见《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第六章第一节（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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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