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广 熊艋 | 国统区的现代长篇小说生产与传播接受——以重庆、桂林为中心
本文原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本文一作：陈思广教授
本文二作：硕士研究生熊艋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不久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武汉、广州也先后失守。受战局影响，众多文学工作者纷纷内迁，并最终在国统区形成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两大文化集散地。抗战初期，文学作品以简洁明了、宣传性和鼓动性强的短、平、快文学为主，长篇创作一度被搁置。抗战中后期，随着作家生活与创作的相对稳定，长篇小说重新成为广受欢迎的文体样式，甚至“写长篇好像也成了一时的风尚”，巴金、沙汀、老舍、靳以、茅盾、王西彦、端木蕻良、姚雪垠等作家就创作了《火》《憩园》《淘金记》《火葬》《前夕》《霜叶红似二月花》《村野恋人》《大江》《春暖花开的时候》等长篇力作。文艺工作者在两地的聚集促进了文艺期刊的繁荣，《时与潮文艺》《文艺先锋》《文艺杂志》《青年文艺》等大量的文艺期刊应运而生，《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大公报》（桂林版）《广西日报》《救亡日报》《扫荡报》等报纸的文艺副刊也热闹非凡，为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提供了互惠共赢的交流平台，使国统区的长篇小说创作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一、“陪都”重庆：“两报一刊”与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作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都城，重庆不仅是国统区的行政中心，也是战时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心。因作家云集，长篇小说创作自然成绩显著，出版总量占整个国统区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重庆的报刊出版发行也相当繁荣。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先后出版的报纸有130 多种，杂志有600 多种，经国民图书审查处注册审批的出版发行机构共404 家，还有诸多未登记注册而出版的单位，共600 多家，出书8000 余种，出版期刊近2000种。 在这数目众多的报刊中，“两报一刊”——《新华日报》《国民公报》与《时与潮文艺》可称为代表，它们是重庆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的重要平台。
战时重庆，没有警报的间隙在防空洞口透气的人群
互动争鸣与批判规训——《新华日报》
1942 年9 月18 日，《新华日报•新华副刊》创刊。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纸，《新华日报》除刊登长篇小说的出版信息外，还以《新华副刊》为主阵地刊载长篇小说的评论文字，为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提供互动争鸣的交流平台。为广泛听取读者声音，《新华副刊》特意设立“从读者中来”栏目，向读者征稿。编者曾在该栏目寄语道：“每一个读者在读过了一本作品后，都是希望把自己的意见让作家和其他读者知道的吧；每一个作家也都是希望能知道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究竟得到了怎样的反应吧。——我们希望，在读者和作家双方的支持下更多地刊出这类的文章。” 这一编辑理念即是希望该刊可以成为读者分享交流的平台以及作者了解作品传播接受情况的窗口，成为读者与读者、读者与作者间共同交流的场所。围绕这一互动交流的主张以及争鸣讨论的宗旨，《新华日报》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呈现出如下特点：
《新华日报》1944年7 月24 日第4版一角
1. 互动与争鸣。这在对《霜叶红似二月花》的解读以及评论者与作者对《风砂之恋》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44 年1 月3 日，《新华日报》第4 版刊载了埃篮的《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作者对作品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解读，认为该作是“一部大创作的开始”。同年9 月4 日第4 版“从读者中来”栏目又刊登了田春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读后》，从作品主题、人物塑造、民族形式的创造等方面对作品作了更为全面的探讨。两篇书评在时间上虽然间隔较久，但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呼应。1944年7 月24 日，《新华日报》又同时刊载了朱涛的《风砂之恋》（一）和石怀池的《风砂之恋》（二），对碧野的长篇《风砂之恋》进行了探讨。朱涛认为，作者对于劳苦人民的描写“大半是把他们当作‘背景’的一部分来写的，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人物’来写”，“该让这些人和那苦斗的一群发生更直接更密切更多方面的关系”。 石怀池认为，“作者在能够决定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的塑造人物方面的努力不够”，且“整个小说的布局还是不够谨严的”，“显出不自然和太注重偶然性的痕迹”他还在同一版面名为《戎马恋》的文章中，指出《风砂之恋》“是一部多少带有抒情意味的智识份子的绯色恋爱事”。朱涛强调作家与人物描写的距离，石怀池则对长篇小说的艺术性提出了要求。一周后即7 月31 日，《新华日报》第4 版则刊发了碧野的回应文章《〈风砂之恋〉作者对于批评者的答复》，将《风砂之恋》的互动扩展到了评论者与作者之间。他说，在让知识分子与劳苦人民发生更密切的关系这一方面，“我并没有疏忽，只是在原稿上写到这一方面的地方，被检去了将近两万字”。对于石怀池提出的该作是一部恋爱故事的看法，他辩解道：“抗战期间青年知识份子在投身于集团的生活中，这种情形是层出不穷的，为什么我们一定故意要避免写这一点呢？而问题是在写这些青年知识份子的恋爱故事是出于低级的色情情调，还是对于主题的表现上有所帮助。何况《风砂之恋》并不是一部十足的恋爱小说。”另外，碧野还针对朱涛和石怀池提出的关于作品的人物安排等方面的批评做了解释和说明，以创作者的身份对批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述了自己的创作观点和立场。刊登碧野的答复文章表明，《新华日报》不仅是读者间的交流平台，还是评论者和作者间互动的平台。这场关于《风砂之恋》的讨论使小说的传播接受打破了常规的单向性传播接受模式，呈现出双向对话的互动模式。无论是评论者或是普通读者，都是作为小说的接受者在发声，在论争的过程中，作者参与讨论使得作品的传播接受打破了“作品•读者”的单向关系，进入到“作品•读者•作者”的多向关系中。以作品为基础和对象，以《新华日报》为平台和桥梁，作者和读者、评论者有了互动和交流，并因之构建起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的交互性场域，使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得以向更广和更深度扩展。
战时重庆，一名男青年在餐馆吃火锅
2. 批判与规训。这在由《间谍夫人》引发的关于“色情”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4 年3 月，重庆作家书屋出版荆有麟的长篇小说《间谍夫人》，同年10 月9 日，《新华日报》第4 版“从读者中来”栏目刊出微程的《在“色情”以上》一文，认为该作“一面想在‘间谍’的名义下写离奇曲折的故事，一面想在‘夫人’的名义下作色情的描写”，并指出其“用意是更在‘离奇’和‘色情’以上的”，“我们绝不能容许在抗战的名义下贩卖色情和奇情，更不能容许在抗战的名义下给人民的敌人粉饰、宣扬。”10 月16 日，《新华日报》又刊出《从读者中来——〈在色情以上〉一文的反响》，围绕作品的“色情”问题展开了批判。王梅汀认为“它播弄着‘间谍’的离奇和无耻的‘夫人’的色情”，“这是超过‘色情’以上的犯罪！是文艺战线上一个危险的事实”。彭青仁则进一步指出：“为什么在‘放宽尺度’的宣传下只是让这些淫猥的出版物流害于社会呢？难道这些书‘与抗战有关’么？难道这些书是教育青年的‘范本’么？”11 月2日，第2 版再刊署名万声的《向出版家作家进一言》一文，认为出版界为了贪图利润设法印制“色情”的书籍来赚钱，而“靠卖文吃饭的写作界”也在这种需求之下写作或翻译类似的作品来迎合读者胃口，言辞激烈。万声强调：“负有推进文化，教育人民的责任的出版界与著作界，对于书籍的出版与写作翻译，救（就）不能不特别注意了。”在文末，他还向作家和出版界发出倡议，倡导他们“多多写作印造一些能够改变人民精神上的麻痹状态，振奋人心，洗涤污臭，促成文化进步的展开的书籍；马上停止写作印出色情和宣传法西斯毒素的书籍，挽救国家民族的劫运”。对《间谍夫人》的批判由此扩大到整个出版界和创作界。其实，《间谍夫人》被视为抗战时期“色情文学”的代表而遭到各界强烈批判的作品全文，并无过分露骨的“色情”描写，情节内容更谈不上“淫猥”，将之视为“法西斯的毒菌”“麻痹人民的玛咖白面”，实属牵强附会，《新华日报》对于其“色情”的批判也确有误读和机械教条之嫌。《新华日报》充分利用报纸副刊时效性强、信息反馈迅捷、互动性强的特点，以批判、规训为目的刊发一系列批判右翼作家的文章，充分体现了其作为机关报对于长篇传播接受情况的掌控和规训作用，而刊载的署名万声的倡议实际上也代表了《新华日报》对长篇作品宣传教化功用的强调。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16日第4版所刊《从读者中来——〈在色情以上〉一文的反响》
聚焦抗战与阐释审美——《国民公报》之《文学副页》
重庆《国民公报》于1943 年6 月27 日创立副刊《文学副页》，该副刊刊载了相当数量的长篇评介以及作品序言后记等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名为“抗战以来长篇创作选读”的系列评介。这些均出自公羊谷梁笔下的评介文章，篇幅短小精悍，观点独到准确，反映出《国民公报》副刊《文学副页》在长篇的传播中以抗战为出发点，以文本的文学性为考察评价标准的接受导向。
在《文学副页》的发刊词中，编者指明了副刊刊载文章的基本原则： “凡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都极表欢迎。但请注意者。所谓反映抗战，并非专指前线战争而言，它的广泛的意义，可以申而言之，乃是凡反映民族现实生活者，都属之。”遵循这一选题原则，“抗战以来长篇创作选读”评介的作品在内容题材等方面几乎都与抗战密切相关。如《动摇》《地下》《沃野》《春雷》《第二年代》《鸭嘴涝》等。诚然，反映抗战并非不要文学性。从《文学副页》所刊之文看，长篇小说的文学性始终是论者一项重要的文学指标。如评价《第二年代》时，文章认为：“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是新闻性的，到了今天，我们更需要有综合性的历史性著作出现。《第二年代》，可以说，是代表一种时代的趋势的作品。”但在肯定作品历史性的同时，也提到“历史纪录就要相当忠实于历史，这样一来，作者为了‘真’，有时候便不免疏忽了故事性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出文学作品要“使历史性与艺术性同兼并在”。在对陈瘦竹《春雷》的评析中，文章对作者“由于下意识的鼓动来作‘宣传’”而忠于所谓的“事实”的创作表示了怀疑，认为“这是不是合于艺术品的条件呢，作者在写作时候显然没有顾虑到”，所以，“这是历史，不是小说”。文学作品与历史的差异正在于其所蕴含的艺术性，而小说显然是在历史基础上还必须具有艺术性的作品。当然，长篇小说的文学性包括长篇小说的艺术性。在《文学副页》所刊的系列评介中，都非常注重作品对长篇小说艺术发展上的贡献与意义，并针对该特点表达作为读者的期待和意见。如在评介《前夕》时，从以“家”为题材的新文学作品中对比和梳理其意义；在谈到《鸭嘴涝》和《伙伴们》时，肯定作品的地方口语和区域色彩等。这些评价从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性着眼，肯定小说在不同方面的贡献与价值，充分体现了《文学副页》对文学艺术性本身的关注。此外，《文学副页》也十分看重长篇小说的思想性及其深刻性。如谈及《激流》的影响时提出：“一本作品中没有思想，便没有了骨髓。一个伟大作家的思想，便是他的作品的全部，探寻愈深，收获便愈大。”而马宁《动摇》的不足就在于“作者把面铺张得很广，但是深刻便成了问题”。可见，虽然是对抗战题材的作品进行传播接受，但《文学副页》所注重的接受视阈却并不局限于抗战，而是站在高于“抗战”的审视角度，理性地将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聚焦于长篇小说的文学性这一本质上来，关注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深刻性以及长篇创作发展的问题，既看到了文学的时代性，同时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文学作品提出了内在的要求和阅读期待，在促进和推动长篇小说传播的同时，也在阐释自身关于长篇小说接受的美学理念。
1943年12月19日《国民公报·文学副页》一角
与《新华日报》不同的是，作为一份民营报纸，《国民公报》对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不同于前者对思想意识的引导和政治倾向的强调，而是从文学性出发，将对作品的关注从外在的社会影响和教导功效转向内在的文学审美性的艺术构建，强调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和文学艺术价值，显示了《国民公报》对文学审美本性的追求。
即时与客观——《时与潮文艺》
1943 年3 月15 日，《时与潮文艺》创刊于重庆沙坪坝。不同于报纸副刊，《时与潮文艺》作为专业的文艺期刊，对长篇的关注面更广、关注度更高、关注内容也更有深度，对长篇小说的传播也更为专业化、系统化。在三年的发展历程中，《时与潮文艺》在长篇小说传播接受上形成了刊载、报道、评论三位一体的传播模式，即：即时客观地为长篇刊载、长篇创作出版动态报道以及长篇作品评论提供全方位、链条式的传播接受信息，也因之成为国统区颇有影响的文艺平台之一。
《时与潮文艺》创刊号再版封面
在模式上，《时与潮文艺》形成了既有长篇的刊载，也有关于长篇生产创作、出版以及销售等情况的即时、详细的动态报道，以及设有书评专刊对部分长篇进行专业的评价和介绍的集刊载、报道、评论三位于一体的传播接受模式。在长篇刊载方面，《时与潮文艺》曾于1943 年第2 卷第1—3 期连载姚雪垠《五月的鲜花》（《新生颂》之一部），于1943 年第2卷第4 期刊载田涛《地层》，于1944 年第3 卷第4 期刊载徐盈《学兵记》。在长篇消息报道方面，《时与潮文艺》每一期“艺文情报”栏目都会对艺坛、文坛最新的动态做即时、全面的介绍，这其中包含了众多的关于长篇小说的生产创作、出版连载、销售传播等方面的动态。以1944 年3月15 日《时与潮文艺》第3 卷第2 期为例，“艺文情报”刊载的关于长篇的消息包括：“本月十七日渝市作家举行茶会纪念老作家舒舍予（老舍）创作生活廿周年，氏新作长篇小说《火葬》已完稿”；“田涛已赴渝南岸江苏联中任教。其长篇《沃土》已开始写作”；“徐盈正写以学生从军为题材之《学兵记》长篇”；“王余杞著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编入建中文艺丛书之一，在渝出版”；“以东亚战争为背景之小说尚有《香岛烟云》与《南洋风雨》两种，在桂椰风出版社出版”。类似关于长篇的动态消息几乎每一期都有报道，这种长篇生产与传播接受动态的即时报道对扩大长篇的知晓度和培养更广大的读者群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除了长篇刊载与相关报道之外，在长篇小说的评论方面，《时与潮文艺》自1944 年第3 卷第1 期起还增设了《书评副刊》，该刊在文学评论家李长之的主持之下一直坚持对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作品进行品评介绍。两年间共对十三部长篇小说进行了评介。具体情况如下表：
这些书评大部分出自主编李长之笔下，字数多在千字以上，且在每一篇书评前面，对作品的作者、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数、价格等基本信息都做了介绍，这些细节无疑也对作品的传播产生了促进作用。从长篇的刊载到长篇生产创作以及传播接受动态的报道，再到长篇的专业评价，《时与潮文艺》对于长篇小说形成了多样化传播方式结合、多角度接受情况反映的立体动态模式。不仅刊载、报道、评论三者兼具，而且三者之间还形成了有机的链条式关联互动。长篇刊载前会在动态栏目做相应的预告或报道，而《书评副刊》所评介作品的相关创作出版消息在动态栏目也都有所报道，三者相互呼应，对长篇的传播接受起到了连环促进的作用。例如：对于姚雪垠《新生颂》的连载就曾在1 卷3 期“艺文情报”栏目进行过报道和预告：“姚雪垠已完成长篇《新生颂》，将由《时与潮文艺》刊载一部份。”随即出版的2 卷1—3 期便连续刊载了其中的一部《五月的鲜花》。同样，3 卷2 期报道：“徐盈正写以学生从军为题材之《学兵记》长篇”，3 卷4 期便刊载了《学兵记》的一部分。《地层》刊载之后，3 卷6 期还对其出版进行了后续报道：“田涛之长篇《地层》，已由东方书店出版。”而且，《书评副刊》评介的长篇，绝大部分在“艺文情报”中皆有报道和介绍，甚至有从作品的生产创作到出版的跟踪报道。以《肥沃的土地》和《风砂之恋》为例，2卷4 期报道称：“碧野近整理两部长篇，《肥沃的土地》，由桂林三户图书社出版，《风砂之恋》，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4 卷1 期的《书评副刊》上对《肥沃的土地》《风砂之恋》两部长篇都有书评刊载。刊载和动态报道、动态报道和书评相互关联、相交互动，形成了《时与潮文艺》对长篇作品的链条式关联传播与接受反映模式，它所生成的多维交互的独特传播场域是其他报纸副刊所不能比拟的。
李长之先生（1910—1978）
除模式上刊载、报道、评论三位一体关联促进外，《时与潮文艺》在推动长篇传播接受的过程中还体现出即时、客观的特点。首先是即时性。《时与潮文艺》紧跟长篇生产创作的动态，注重信息的即时传播，及时将最新、最前沿的消息在“艺文情报”栏目进行报道传播，对长篇作品的评论也是如此。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书评副刊》有一半的长篇评论文章刊发时间距作品出版只有三至六个月，对于巴金《憩园》的评介更是作品出版次月立即刊发。在作品还保持着相当市场热度的时候刊发评论文章助阵，这种即时性的新作热评策略对促进长篇的传播接受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是客观性。出于文艺刊物专业的理念与追求，《时与潮文艺》在长篇的传播接受中始终秉持着客观的立场和原则，这一点在书评上的体现尤为突出。所有的书评都遵从文学性的考量标准，从作品的艺术价值出发进行客观评价，评论者在肯定作品可称道之处的同时还会客观地指出作品的不足。例如，在对靳以的《前夕》进行评价时，作者直言：“这部书在大体上却要算失败了。最明显的是，它的质与它的量不相符”，并指出作品 “沉闷而不茁实，详尽而不刻画，有些呆板，缺少跳动与活泼，也缺少力量”。公正而有见地。在《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二部）的书评中，作者毫不顾忌地谈及了包括背景设置、人物塑造、主旨表达等方面多达六点的不足。即便在评论巴金的《憩园》时，作者也并不避讳，客观指出作品的缺陷在于“它的内容犹如它的笔调，太轻易，太流畅，有些滑过的光景。缺的是曲折，是深，是含蓄”。可谓一针见血。真正做到了《书评副刊》每一期的《稿约》中所说的：“指责不必顾忌，但须发自同情。称誉也不必避免，但是不阿私。”足见评论者客观公正的评价原则和文学性的纯粹考量标准。值得一提的是，《书评副刊》所评论过的大部分长篇作品在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文学历史的淘炼之后都被证明是在抗战期间较有价值、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作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时与潮文艺》所秉持的纯粹、公正的传播立场和评介态度以及敏锐的文学感受力。《新华日报》《国民公报》与《时与潮文艺》因其不同的办刊理念和刊物性质在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使长篇的传播接受呈现出多样化形态。《新华日报》强调互动争鸣、批判规训；《国民公报》虽聚焦抗战但又注重审美；而《时与潮文艺》则集刊载、报道、评论三位于一体，同时又以即时性与客观性见长。它们各有特色又互相补充，共同促进了长篇小说在重庆的传播接受。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版《憩园》书影
二、“文化城”桂林：作品刊载、座谈与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如果说陪都重庆是国统区的文化中心，那么桂林就是国统区当之无愧的“文化重镇”。战时桂林，文人荟萃、群贤毕至，文艺队伍蔚为壮观。相应的，出版业也蓬勃发展，众多报刊竞相问世，众多力作先后出版。从1938 年10 月武汉沦陷至1944 年9 月最后一批文艺工作者撤离桂林，巴金、茅盾、司马文森、熊佛西、王鲁彦、端木蕻良、骆宾基、艾芜、于逢、易巩、马宁、王西彦等多位作家曾在桂林居住并进行长篇小说创作，桂林的报刊也多以连载的方式积极推动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林文艺界为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所举行的座谈会则不仅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产生了作品接受的新维度，也为我们展现了战时桂林长篇传播接受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1944年，桂林保卫战照片
长篇刊载与作品的传播接受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出版业迅猛发展，文艺刊物层出不穷，当时的桂林“共出版发行各类杂志二百多种，其中文艺期刊将近一半，纯文学期刊三十六种，综合性文艺期刊五十二种。报纸也从原来只此一家的《广西日报》，猛增到二十一家”。文化工作者入桂后，诸多文艺杂志在桂林创刊、复刊，1940 年11 月1 日《自由中国》在桂林复刊，随之《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月刊》《文学报》《文学创作》《青年文艺》《人世间》《文学杂志》《当代文艺》等文艺期刊相继在桂林创刊。同时勃兴的还有报纸副刊，《大公报》（桂林版）《广西日报》《救亡日报》《扫荡报》等纷纷设置副刊，积极刊载文艺文章。这些文艺报刊的繁荣为长篇小说提供了广阔的传播平台，许多抗战期间的长篇力作，诸如艾芜的《故乡》《山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骆宾基的《人与土地》《幼年》，熊佛西的《铁花》，孙陵的《大风雪》，司马文森的《雨季》等都曾因在报刊上连载而得以推广传播。具体刊载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负责文艺报刊的主持人、主编几乎都是在文艺界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甚至如《文艺杂志》（主编王鲁彦）、《文艺生活》（主编司马文森）、《文学创作》（主编熊佛西）、《自由中国》（主编孙陵）、《人世间》（主编凤子、周钢鸣）等刊物的主编自身就是作家，他们可以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刊载自己的作品。即便主编本身不是作家，他们通常也与长篇的创作者们有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情感，因而主编与作者实际围绕文艺刊物组成了同人群体，这些同人刊物能够掌握最新的长篇创作动态，及时有效地整合、利用已有长篇资源。通过长篇刊载的方式，长篇小说的相关信息也因之得以广泛的传播。当然，长篇刊载的主要平台为文艺期刊，报纸副刊因其版面限制和读者群体的阅读趣味等原因刊载的长篇作品则相对较少。但是，受战时出版条件限制以及国民政府查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文艺期刊的持续性都不佳，《文学报》《当代文艺》更是出刊几期便被迫停刊，因而刊载的长篇很少有一以贯之连载完结的，多数作品都只刊载了部分章节，缺乏连贯性。即便如此，文艺期刊依然是长篇的重要传播媒介，对长篇作品的传播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艺杂志》第3卷第1期封面
通过报刊连载的这种方式扩展了长篇小说传播的途径，对扩大小说接受群体，促进长篇作品传播接受的大众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司马文森的《雨季》在连载时就引起了不错的反响，1946 年《文艺生活》光复版第八号曾介绍了《雨季》受读者喜爱的情况：“当作者，初次将它在《文艺生活》连载时，曾得到不少男女读者的亲切来信，有远至绥远及内蒙的，对这个作品中不幸的然而新生了的女主角表示着他们的关切和同情，有的甚至于问及是否实有其事，他们愿意和她做朋友。” 1943 年9 月该作品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后，大受欢迎，“第一第二版万余部出版不及半年，即销售一空”。熊佛西的《铁苗》在《大公报》长达半年的连载也为其单行本的出版和销售奠定了良好的读者基础，该作“在桂林出版时销路甚佳，大受读者欢迎”。可见长篇连载不仅是一种传播方式，更是一种宣传推广方式，可以为单行本的传播接受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桂林文献出版社1943年版《雨季》书影
这些先期刊载的长篇小说中，不乏上乘之作，也因此得到接受者较高的评价。如《幼年》，人物刻画生动清晰，描写细腻、细致入微，且“文字朴素，明快，行文流利而不轻飘，清淡而有色彩”，因而被认为“写的虽是一些平凡的家庭琐事，然而却是一本很值得推荐，十分精美的作品”。《淘金记》也因其富有意义的主题，生动的语言和深刻的内容广受好评，被认为是一部值得推荐的“难得的力作”。甚至在李长之看来，《淘金记》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叫人不满”“至于人物，我们不能说某某特别出色了，可说全然精彩”，还称赞道：“《淘金记》者，却是我们仅见的乡土文学中之最上乘收获了。”如此高的赞誉在批评家李长之笔下实属少见，可见批评者对于《淘金记》的认可程度之高。《春暖花开的时候》虽然存在“背景太快乐……太不能强调出战时的景色和情绪”，“没看出所写的这些革命青年在战争中有多么大分量”等方面的不足，但跳动活泼的文章氛围和个性明晰的人物形象仍可见作者的“用力求好”，依然获得了接受者的肯定。马宁的两部长篇“字里行间洋溢着奔放的热情和战斗的意志，尤其符合青年们的脾胃；就是懦怯消沉的人，读后精神也会振奋起来”，特别是《无名英雄传》中所描写的“那种亲爱精诚的精神，那种艰苦而愉快的态度，那种活泼而严肃的作风，那种爱好学习自求进步的倾向”，尤其令人兴奋，广受青年读者的喜爱。而且因其深入浅出的写法、生动活泼的文字和质朴风趣的语言而被称为是可以引起“对于白话文与新文学的理解和爱好”的优秀白话文学作品。《伙伴们》对珠江三角洲上“捞家”生活的实录，“忠实地记录了中华儿女一部分的生活群像”，被认为是“闪闪发光的灿烂作品”，是“写作者心血之所积汇”。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淘金记》书影
当然，对于少数作品的不足批评者也予以指出，如认为《伙伴们》“ 拉得太长”，人物对话不能突显个性、结构存在缺陷等。展现了“农民们生活的史诗”的作品《春天》，则因文中过多方音的使用“把读者对象限制住了，而减低作品的普遍性”，一定程度上对作品的传播接受制造了障碍。尽管如此，这些作品还是在桂林受到了读者的普遍关注，也因此在桂林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霜叶红似二月花》专题座谈会与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1943 年5 月，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由桂林华华出版社出版。由于茅盾的特殊地位，桂林文化界格外重视，决定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祝贺茅盾这部力作的出版。1943 年10 月20 日，桂林《自学》杂志社和《广西日报》读者俱乐部联合举办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的座谈会。巴金、艾芜、田汉、司马文森、端木蕻良、周钢鸣、孟超、灵珠、韩北屏、孙怀琮、林焕平、胡仲持、黄药眠、安娥、洪遒等知名作家、出版人参与了这次座谈会。之后，座谈记录及摘记在《自学》杂志和《广西日报》读者俱乐部分别刊载。为一部长篇小说专门举行一次座谈会，而且与会者均是当时桂林文艺界知名作家和出版人，这在桂林还是第一次，对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传播接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 作品销量大为增加。座谈会记录者称，举行此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对茅盾先生的劳作表示一点敬意，为了诱导读者的阅读兴趣”，实际上，这次座谈会对诱导读者阅读兴趣、推动作品的广泛传播也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仅就《霜叶红似二月花》会后的销售及再版情况就可以得到印证。据称，“《二月花》初版三千册，很快销完，书店于1944 年5 月印了第二版……胜利后，孙先生将书店迁到上海，首先重排《二月花》，用进口白报纸精印，于1946 年7 月印了沪一版，到1949 年4 月上海解放前夕，短短三年时间，已经印到沪七版了。”《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桂林再版后，当时《时与潮文艺》的“艺文情报”也报道称：“茅盾之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已再版发售，订价一百元，较前昂贵一倍，但购者仍甚踊跃。”《霜叶红似二月花》出版后销路甚佳，且购者踊跃、一版再版，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这可看作是这次高规格的座谈会后的余响。
桂林华华书店1943初版本《霜叶红似二月花》书影
2. 开启了《霜叶红似二月花》接受的新视野并形成了有效的接受环链。在这次座谈会上，诸多名家对《霜叶红似二月花》的主题、创作手法以及结构布局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后来的接受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关于作品的主题，周钢鸣认为“是写新旧之间的斗争”，茅盾先生从“新旧的对立来看他的题材”。关于作品的中国化问题，孟超认为：“记得本书还没有印单行本时，就有人说是像《红楼梦》，我看是已经走出了《红楼梦》，而且是提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在今天，我们都在向中国化路上走去时，这本书是一个新的方式的贡献。”在与外国作品的比较分析上，灵珠感觉“《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第一部好比《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清晨’时期”，同时又将之与《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作比，认为其描写组织严密且笔下气魄不小。这些视野开启了文本接受的新视野，为后来者生成有效的接受环链打开了通道。例如，在作品的“中国化”方面，田春在评价时也谈到了该书是“充分的表现出了‘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一本‘民族形式’的创作”。田玉也承认“就创作的技术来说，从这本小说里，可以看出中国化的痕迹，在中国旧小说中常见的词句，一些为广大的读者群所熟悉的传统的好处，在这本小说里已经有很好的运用。”莫洛也表示“这是一本中国化的痕迹小说，以家庭的细故反映主题”，同时谈到“本书内容，中心的主题是写新旧之间的斗争”。在作品与国外小说的比较方面，田玉指出：“就作者的气魄来说，他的企图确实相当大，这《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第一部，仿佛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一部《清晨》。”他还认为从作品的布置上看“实可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相提并论”。这些视野虽然没有大的拓进，但显然是对座谈会各视野的进一步呼应，生成了《霜叶红似二月花》接受的有效环链，其价值应予以充分的肯定。诚然，像《霜叶红似二月花》这样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传播文本只是个案，但却引领了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的新潮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在之后（1946 年后）大为推广，成为一种颇为常见又行之有效的传播方式，为长篇小说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小结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国统区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虽受战争局势的影响，但并未因此衰颓或停滞，以重庆和桂林两大文化集散地为中心，国统区的长篇小说生产形成了形态有异的传播接受格局：陪都重庆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两大报纸副刊及《时与潮文艺》文艺期刊为平台，或进行读者与作者间的互动交流，或集刊载、报道、评论三位于一体，形成了既互动争鸣又批判规训、既聚焦抗战又阐释审美、既即时又客观的三类不同的战时长篇小说传播接受样态；文化城桂林以《文艺杂志》《大公报》等报刊为代表，通过连载长篇小说或者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引领传播接受的新潮流，效果显著，开启了《霜叶红似二月花》接受的新视野并形成了有效的接受环链，而座谈会方式，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在之后（1946 年后）大为推广，成为一种颇为常见又行之有效的传播方略，为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可以说，重庆与桂林两地各有特色又互相补充的传播接受格局，是国统区现代长篇小说转型历程中的重要一页。
本文又见《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第五章第一节（有改动）：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书影（京东、当当等网站有售）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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