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藏区】李骞 刘启涛 | 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的民族认同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5辑
本文作者李骞教授
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民族诗坛，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的崛起是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它的崛起一方面得益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潮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当代文艺思潮中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进行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们都一致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支撑起了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的精神世界，不仅让他们在创作上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质，也使得他们在诗歌创作的道路走得更远。
从很大程度上说，当代民族文学的崛起缘于民族作家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全新认知。对于许多民族作家来说，身份认知首先意味的就是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并以独特的眼光去打量世界，进而找到一种与自己民族身份相契合的话语方式去表达自己。诗人吉狄马加曾经这样说过：“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在很多时候都在经历着痛苦的选择，这种选择说穿了，就是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话语环境的多元性把这种“选择”的契机置于了每个作家的面前，那么对民族身份的认知则又把民族作家们引向了一处新的创作领地。只是在当代复杂多变的语境中，“位置”一词已经不再可能会拥有它以往的清晰度和明确性，民族作家的“选择”也就不再仅仅意味着“寻找”，这个“寻找”的过程，更多的时候也指向了一种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坚守。
诗人吉狄马加
就大凉山彝族诗歌发展的整体流变而言，如果说以吴琪拉达为代表的第一代诗人打破了传统诗歌的五言体模式，那么吉狄马加的拓荒性意义，就在于他唤醒了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深刻认知。他在自己的创作谈中也这样说过：
“我写诗，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彝族，我的母亲也是彝族。他们都是支呷阿鲁的子孙。”
支呷阿鲁不只是彝族史诗中的传奇式的英雄，也更是大凉山彝人的精神之父。诗人的这句话里不只是在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也道出了民族文化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其实，对于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的每一位成员来说，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全新认知始终都是一根重要的“白金丝”。“支呷阿鲁的子孙”就像是一句咒语，激发了他们的诗性思考
无论是对于吉狄马加的个人创作生涯，还是对于当代大凉山彝族诗歌的整体创作来说，《自画像》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里程碑式的经典意义。它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了：“啊，世界，请听我回答/ 我—是—彝—人”。这一呐喊声中不仅涵盖了诗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认同，也浸透了那种大爱至痛的深厚民族情感。在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中，吉狄马加的代表性不只是因为他能站在艺术和文化的制高点上去审视世界，更多的还是源于他对自己“彝人”身份的理解和认同。他把“我是彝人”的声音带入了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的精神世界，并赋予这个艺术世界以浓郁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原生态气息。
对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来说，民族身份的认知决不只是一种标榜，而是始发于诗人情感世界深处的那种艺术本能。他们在创作上也没有任何理论意义上的身份界定，而是将这种意识充分融入到了具体的艺术实践当中。比如倮伍拉且，就成功地把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知与内心的浪漫情感进行了有机地调和，他很少会直接向读者表白自己的民族身份，但是从他那清新飘逸的诗行中，我们处处都能够感受彝人特有的气质和品格。从他的《绕山的游云》《大自然与我们》到《诗歌图腾》，无一不是在向我们展示当代大凉山彝人的情感世界。倮伍拉且的诗带给人的是清新明快的自然美，其中也洋溢着富有生态气息的诗情画意。
诗人倮伍拉且
霁虹的诗很多时候也有这种浪漫气质，但是他更多的还是像个彝民族的“忧郁的孩子”，比如在他的《火葬地》《冬天的太阳》《风吹过》《为一杯酒歌唱》和《一匹远去的马》等诗中，淡淡的忧伤中都含带了对自己民族身份的那份执着。再像牧莎斯加也是怀着一颗热切的心去歌唱民族的，他的组诗《神话与历史》《火绒草啊，火绒草》和《布什瓦黑岩画》等诗都很有代表性，从中也都可以见出他那深刻的民族情感，以及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深刻认识。
彝族传统史诗认为，人类起源于雪，因而在大凉山彝族诗歌的艺术世界里，对民族身份的认识也体现于他们对雪的歌颂上。因而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诗人都或多或少地歌唱过雪，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苏越尔。正如他在诗中所写，
“雪花雪白地飘来/ 白孩子想起回家的路/ 被鲜花阻塞/ 白孩子背靠水的深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集《白孩子》是阿苏越尔的艺术情感和民族情感的菁华，体现了他对民族身份的独特认知。不过，在阿苏越尔的“白雪情节”里，诗人的个人情感始终处在支配性的位置上，对民族身份的认知诗意化地融入到了其中。正如他在《盼雪》一诗中是这样写的：“我就是那个/ 只有雪下到门口/ 才欢笑的彝人”。而马热拉哈就很不一样了，《雪族系列》（组诗）开篇的题记就是这样写的：“雪是人类和动物之母/ 雪在天空一直看护着我们”。像他的《第一场红雪》《雪》《先辈在雪花之上舞蹈》等，都带有明显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印记。到了阿黑约夫的《雪族》又是另一种特色，如他在《雪声》中所写：“雪落进大河无言/ 雪铺在石上无语/ 雪飘在炊烟顶上毫无知觉/ 音乐的飘带裹着想象/ 万籁无声夜阑无颜。”如果说阿苏越尔所向往的是那种浪漫的诗意情怀，马热拉哈寻求的是祖先的足迹，那么阿黑约夫则更迷恋于动人的雪中世界。克惹晓夫似乎比他们都多了一种感伤，他《明天的雪》（组诗）的副标题就是，“谨以此诗祭奠那篇半空中就已死去的雪花”，每首诗中都充满了那种深沉的忧伤。虽然诗人们对“雪”的书写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显然怀着一种共同的种执着，在这种情感的背后涵盖的显然就诗人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深刻认同。
与上述诗人相比，巴莫曲布嫫和阿库乌雾这两位学者型的诗人就显得有些特别了。深厚的学术修养以及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了解，也使得他们的诗带有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更多的是深入到历史和文化当中去体认，诗意化的想象与历史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巴莫曲布嫫对原始民俗文化、民族传统文学和历史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她的诗以《图案的原始》最具代表性，神秘的历史现场感和厚重的原始文化气息，是她诗歌的一大特征，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对自己民族身份的深刻认同。阿库乌雾有着和巴莫曲布嫫相似的背景，不过他的诗偏重于现实生活中的民俗文化表现，像《百褶裙》《背景》《老人之死》《巫光》及《最后的火种》等，都表现出了他那深刻的民族认同。
诗人巴莫曲布嫫
对民族身份的深刻认知是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当代民族文学得以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们在具体的创作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都表现出了一种共同的执着。在他们进行创作的时候，“彝人”身份起到了支配性的作用，从而也使他们的诗歌表现出一致的特色。
对于民族作家们来说，民族认同往往要具备两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其一是全新的民族视角，其二是深厚的历史意识。如果说身份的认知为民族作家提供了新的民族视角，那么深厚的历史意识，则意味着要深入到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建立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著名诗人和评论家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曾这样说过，任何人想要在二十五岁以后继续写诗，历史意识差不多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来说，这一说法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历史意识不仅是他们艺术灵感的源泉，也是他们诗歌创作的灵魂，最终也构成了他们特有的民族认同。他们以诗的方式描绘着祖先的足迹，又在这种历史的想象中吟哦出内心深处的赤子情怀。他们中的很多诗人都是在民族历史的感怀中开始了对缪斯的膜拜，又于民族历史的追述中在诗歌艺术的道路上成熟起来。深厚的历史情感构成了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创作的重要维度，这种情感也支撑起了他们诗歌的历史意识和特有的民族观念。
彝族是一个古老且富有诗性艺术的民族，它不但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也有着丰富的诗歌艺术资源。在大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生活当中，诗歌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哲学、宗教、天文等各种彝文典籍基本上都是以诗的形式的记载的。在大凉山彝族民间广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不学尔比尔吉，不会说话。”可以说，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大凉山彝族社会都洋溢着一种诗意化的情调。为此，诗人倮伍拉且曾这样说过：“大凉山，一个诗意盎然的现实存在。”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积淀，诗歌已经成为了彝族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这种诗的传统不仅影响了大凉山彝族的情感世界，也形成了他们思考世界和追述历史的独特方式。在彝族文化历史上，多才多艺的彝族先人们创作了《查姆》《梅葛》《勒俄特伊》和《阿细的先基》四部著名的民族史诗。这些创世史诗不仅表现了彝族祖先对人类诞生和民族起源的神秘想象，也直接为后来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精神上的引导。当代大凉山彝族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诗人们在创作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元素。
彝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仅是一处丰富的艺术宝藏，它也是当代大凉山的彝族诗人们的精神家园。诗人们的心灵跋涉从这里出发，他们的诗意情怀也从这里找到了寄托。在进行创作的时候，诗人们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历史想象的世界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历史既不抽象也不遥远，而是一种看得见甚至能够与之交流的客体。因而，他们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也常常表现出那种与历史进行对话的赤诚。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个人的情感和民族的情感，现实的思考和历史的缅怀，于他们的诗歌中水乳交融般地糅合在了一起。
在《自画像》一诗中，吉狄马加有这样深情的歌唱：
“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 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 我痛苦的名字/ 往往美丽的名字/ 那是一个纺线的女人/ 千百年来孕育着的/ 一首属于男人的诗。”
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历史常常像是一个充满着智慧的老人，他静静地聆听着诗人的倾诉。而诗人此时则更像一个情感炽热而内心赤诚的孩子，总有着诉说不尽的真情。作为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的杰出代表，吉狄马加的诗歌无疑为这个群体的诗歌创作开启了一道大门。从倮伍拉且、阿库乌雾、阿苏越尔、霁虹、巴莫曲布嫫到牧莎斯加等人的诗中，我们都可以领会到那种对话历史的深情。
其实，对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来说，对话历史并不是意味着与历史站在对等的位置上，去打量历史乃至审视历史。而是通过内心的虔诚告白去寻找到一种亲近历史的方式，这里面也包含了诗人们深刻的民族认同。正如吉狄马加在《孩子与猎人的背》一诗中所写的那样，
“别人说我的背影/ 很像你的背影/ 其实我只想跟着你/ 像森林忠实于土地/ 我憎恨/ 那来自黑夜的/ 后人对前人的背叛。”
诗人在是诗中常将自己幻想为孩子，显然“孩子”身份不仅意味着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同时也表达了那种强烈的历史归属感。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对民族历史的这种深刻认同，不仅把读者引领到了当代大凉山彝族同胞的精神世界，它也构成了民族诗歌书写的内在维度。
在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的创作当中，历史的记忆也总是萦绕于诗神的足迹，这使得当代大凉山彝族诗歌往往显示出历史和文化的厚重。面对当代社会的复杂语境，民族作家的历史情结也注定要被渲染上一种悲沉的色调。学者诗人阿库乌雾在《部落的记忆》一诗中这样写道：
《部落的记忆》
“雷击的古松腐朽前久久的站立/ 在一部衰竭的史诗里/ 我死命地吮吸最后的残血/ 那是怎样的残血呵/ 不是黑色不是白色/ 更不是红色”。
阿库乌雾
“雷击的古松”“衰竭的史诗”构成的是一道惨烈的风景，它意味着当代语境中的文化沦落的悲壮，诗人的“死命地吮吸”则是在表达了一种对民族历史的那种沉重而深刻的认同。同样的情绪在霁虹的诗歌《崇拜英雄的人》中里也有所流露，诗中写了一个骑马的人要到支格阿龙出生的地方，而诗的末尾却是这样写的：“我知道/ 这个崇拜英雄的骑手/ 永远找不到他要去的地方/ 但是他会得到这块土地上/ 所有的人/ 对他真诚的祝福”。虽然整首诗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娓娓道来，但是一股文化的悲怆也随之铺展开来。这两首诗中的基调是沉郁的，它们也最集中地反映出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面对民族历史的复杂情感。
当代大凉山彝族诗歌中蕴含着一种特有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既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归属感，也有对当前复杂语境的现实思考，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民族认同的重要特色。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大凉山彝族诗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置身于悠久的历史文化面前。无论是对日常情感的抒发，还是对民族文化的守望，他们执着地追寻着历史的足迹，这种独特的历史意识也支撑起了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深刻的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它是源于以某种特有文化观念为基础的共同体意识。对于当代民族作家来说，文化认同首先意味的就是要摈弃传统的眼光，与主流文化审慎地保持适当的距离，深入到民族文化和民俗生活当中去汲取创作资源，从而树立起崇高的使命意识和特有的文化情结，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表现。
就主流文化的影响范围而言，大凉山区可以说是一个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偏远地带，因而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也能够对当地人们的生活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这也就为诗人们独特的文化认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吉狄马加曾经这样说过：“任何一个土著民族的诗人，其实都具备着一个更为强大的精神和文化背景，我们的作品更能表现和反映出‘文明’和‘社会’严重错位带来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冲突。”这里所谓的“更为强大的精神和文化背景”，归根结底地说，也就是“土著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可以说，这种特有的文化认同是当代大凉山彝族诗风形成的重要条件。作为彝民族最为杰出的儿子，吉狄马加的每一首诗歌几乎都是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吉狄马加不仅对主流文学有着广泛的了解，对民族文化有着更为强烈的归属感。他的诗歌里有神秘的毕摩、勇敢的猎人和美丽的女郎，也有壮烈的斗牛、展翅的雄鹰和高贵的岩羊，也有深沉的土地、巍峨的大山和恬静的河流等等。无论是为本民族的深情赞歌，还是为人类生存境遇的悲鸣，吉狄马加诗歌中的这一切都表现了来自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谈起自己的创作时，吉狄马加曾这样说过：“我写诗，是因为我的部族的祭司给我讲述了彝人历史，掌故、风俗、人情、天文和地理。”而这个“讲述”的过程从社会学意义来看则是一种濡化的过程，它是一个社会中各种文化形式得以传承的最为普遍的形式。文化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确保文化适当地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这一传递过程就被称为濡化，个人通过这个过成称为社会成员，而且濡化是从个人一出生就开始的。”对于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们来说，文化并不只是来自于浩瀚的文字世界，更多的是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从念念有词的毕摩到日常生活的节日庆典，文化始终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这些也都为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灵感。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们都非常注重从民族文化当中汲取养分。可以说，我们从他们的诗歌中很难看到新时期以来主流诗潮对他们的影响，也很难看到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冲击。评论家耿占春在论述吉狄马加的诗歌时曾经这样说道：“吉狄马加诗篇的叙述性不只是在90年代当代诗歌的叙述性语境中产生，而更多地是来自彝族史诗、谣曲和经文传统。”其实，对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的每一为成员来说，他们的创作几乎都是建立在对彝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之上的，很少会表现出新时期以来的审美激变带给诗歌的影响。
作为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的杰出代表，吉狄马加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这个群体创作的整体特征。他们的诗歌中充满了各种民族学意义上的神秘想象，以及对英雄的顶礼膜拜。从他们诗歌的形式到内容，都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倮伍拉且的诗里有着浓厚的歌谣气息，阿库乌雾诗中带有大量的民族文化学元素，巴莫曲布嫫的诗里充满了对神话史诗的想象，马德清的诗里有对大凉山民间生活的真实表现，等等。从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的整体创作来看，民族认同更多地还是体现在来自现实生活的民俗文化的影响。在这方面最具特色的有倮伍拉且、霁虹、石万聪、克惹晓夫等人，他们的诗歌里不仅洋溢着饱满洒脱的诗意情怀，也表现了民间社会的那种世俗化的温情。从盛大的民俗节日、婚丧嫁娶，一直写到普通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诗歌都涵盖了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图。
对于许多民族作家来说，文化上的认同在很多时候也体现为作家对于民族文化的那种使命感。就像吉狄马加所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民族的作家有权利和责任，在自己的文学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性。”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们所以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怀有一种自觉的使命意识。在诗歌《被埋葬的词》中，吉狄马加这样写道：
“我要寻找/ 那些被埋葬的词/ 它是一个山地民族/ 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 那些最隐蔽的符号”。
在诗歌创作当中，吉狄马加很多时候都像是位执着的民族文化的考古学者，他总是不断在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处，去发现它的真实面貌。然而，后工业文明带给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之下，诗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使命意识往往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在创作中有时也会流露出对于民族传统文化遗失的焦虑，比如倮伍拉且在诗歌《遗失的词》中是这样写的：
“这个圆圆的地球/ 有一些声音已经遗失/ 遗失的还有一些/ 珍贵的词// 那些词哟/ 日夜撞击我们胸膛/ 如果想要吐出/ 就会遗失在口腔”。
在这首诗中，诗人不仅表现了民族文化遗失的危机，也达了对本民族文化的那种强烈认同。使命意识渗透到每位诗人的创作当中，无论是吉狄马加的博大、还是倮伍拉且的清新、阿库乌雾的神秘、巴莫曲布嫫的古奥、阿苏越尔的浪漫、以及霁虹的感伤，无不蕴藏着那种强烈的使命意识。
在当代大凉山彝族诗歌中，使命意识不仅促使诗人们以持久的热情去表现彝民族的深厚文化，以及当代大凉山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让他们带着这种使命意识去关注其他土著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就像吉狄马加在《献给土著民族的颂歌》中所说的那样：“歌颂你/ 就是歌颂土地/ 就是歌颂土地上的河流/以及那些数不清的属于人类的居所”。再像他的《玫瑰祖母》和《印第安人的古柯》，我们可以从中明显感觉到，诗人的民族认同是以一种博大坚实的文化认同为基础的，这就是对人类普遍生存价值的坚守。再有发星的《傩词·神像——致中国东北鄂伦春人》和《傩词·死亡——致爱斯基摩人》等诗中，诗人也是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认知，从而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视野，表达了对于其他民族的深刻关注。无疑，这也为当代民族文学新的突破提供了路径。在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中，把这种使命意识发挥到极致的还是吉狄马加，他的诗歌不仅深刻地表现了彝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能够以更为博大的胸襟去照亮整个世界。从他的诗歌《回望二十世纪》《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我承认，我爱这座城市》《献给这个世界的河流》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关怀。
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的民族认同，表现在他们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中。他们正是怀着这样一颗热烈的赤子之心，带着饱满的深情在诗歌艺术道路上跋涉。这个群体中的很多诗人都有着广博的精神世界，因而他们的民族认同完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视野，并开始对其他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报以深刻的关注。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群的崛起正是以独特的民族认同为基础的，这种民族认同也让大凉山彝族诗人群体具备了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并在当代诗坛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从创作的数量来说还是从创作的质量来说，他们的创作在当代诗坛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