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藏区】邱婧 |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的母语困境 ——以彝族诗歌为例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5辑

本文作者邱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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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st.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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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庭望在《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里提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书写十分兴盛，他如是描述这一文学现象：“从自发到自觉；从以民间诗歌为主到作家诗为主；作家诗从零散到形成诗人群体；产生作家诗的民族从少数到绝大多数，诗歌作品灿若群星。”具体而言，在近数十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大潮中，母语写作、汉语写作、双语写作各自呈现着不同的风貌，然而，鉴于诗人掌握母语的环境有所改变，随着时间的推进，用汉语创作诗歌的诗人在整体少数民族诗人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一

母语在全球化语境下的逐渐消逝，始终是萦绕在少数族裔文学创作者心头的一种痛感。以彝族诗歌为例，如果对彝族当代诗歌选集进行观察，不难看出，诗人们关于母语的忧虑越来越显而易见。传统乡村社会遭受了工业化、全球化和现代社会洪流的冲击，而诗人们在此敏锐地观察到了母语和汉语之间的矛盾性。俄狄小丰的诗歌《汉字进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如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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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鱼贯而入/冲破寨子古老的篱笆墙/淹没寨子/载自异域的水生物和陌生的垃圾/漂浮在上面/汉字   纷纷爬上岸/首先占领我们的舌头/再顺势进入我们的体内/争噬五脏/等到饭饱酒足/便涂脂抹粉/从我们的口齿间转世/成为山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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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小丰，是一位凉山彝族诗人，他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现在政府部门工作，兼任地方作家协会主席。2001年出版诗集《城市布谷鸟》，2002-2009年写成长篇小说《祖辈如虎》，堪称一位多产的作家。我在以往的诗歌研究中曾提到，作为一位汉族研究者，读到这首诗歌的时候首先是震撼，并在此后就这首诗中“异化”的汉字采访过作者俄狄小丰。他坦承主流民族语言的强势使得本族语言处于弱势并慢慢被遗忘，书面语言习得者匮乏，口语在乡村流通，而随着进入城市的彝族人增多，彝语的口语也日渐式微——这正是俄狄小丰本人的创作意图。

越来越多的彝族诗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事实上，切入对作家以及母语想象的观察，可以发现这个对母语既伤感又疏离的文化现象并非孤立存在。绝大多数有关民族学的论著，都会涉及到语言问题。除了研究者们所熟知的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有哈钦森的《文化动力学》。哈钦森提及爱尔兰人是否将本民族文字纳入基础教育的争论；霍布斯鲍姆也《民族和民族主义》中提到威尔士人对待双语的暧昧态度，“他们认识到会说英语对威尔士人的生涯来说有多重要，特别是在应付与英格兰人的通商需要时。但这种认识却无损他们对自己古老传统的依恋。即使是那些已经接受古老语言终将消失的人们，他们对古老传统的依恋依然十分强烈。”

既然诗人对于母语消失的焦虑如此严重，我们可以通过俄狄小丰的另一首诗来更进一步考察彝族知识分子对母语的想象和诉求，如他的《毕阿史拉则》：

“象形的经文迄今还在森林里流放/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原形已改头换面/只有山风/依旧呼着你的名字在我们中间游离/……后来   我从右到左在经行中探寻你的住所/后来   那阵意外的风千年如约地接送我们死去的魂灵/后来   那阵风把我们吹散到四面八方/后来   我是一片写满经文的树叶随风飘零/后来   再后来是你所不知道的城市与乡村，人物与对话”

这首诗与《汉字进山》有着同样的创作意图。《毕阿史拉则》讲到彝文的消逝，恰好与上首诗歌对汉字的控诉暗合。因此，在解读这首诗的时候，或许不能过多地看到诗人的非理性的一面，或是过多地考虑到语言流通与社会选择的真实，作为研究者，还需要站在他者的角度去理解一个族群为自己文化传统消逝而感到的失落与痛心。如彝族诗人们的哺育者“象形的经文”实际上已经成为流放者，和日常生活却越来越远，当彝族人纷纷走出大山的时候，独独留下了经文在森林中。其后，“我”重新寻访经文，“接送我们死去的魂灵”意指在葬礼上经文依然为彝人们超度，但是，它毕竟离这个族群越来越远了，不断博物馆化并且无法逆转。

青年诗人阿克鸠射，和俄狄小丰同样关注日渐消逝的彝族语言文字，他采取了和俄狄小丰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如他在叙事中大量使用母语来置换汉语中的一些词语，如“城市”“乡村”等等，从而造成语言的杂糅。

他在《彝语》里这样写道：

“我们可以失去金钱  强健的体魄/ 甚至可以暂别家园 /唯一不能丧失维系彝人的母语 /彝语是父亲的精血/ 是母亲的乳汁/ 是竹简上的玛姆和勒俄 /是羊皮上的尔比和克智 /是彝族的血脉和心跳 /此刻我对彝语的认识愈发的深刻/ 彝语是我心尖上滚烫的泥土 /其中已渗入圣贤的精髓 /和先辈的热血 /背着彝文行走 /需要挺直的脊梁骨 /守护着彝文的光芒 /需要随时准备用碧血和丹心 /溅红罪恶的刀口 ”

显而易见，他对于彝语使用现状的态度比俄狄小丰更加不平静。“刀口”“碧血”等词语触目惊心地镶嵌在他的诗中。尤其是在诗歌的开头，阿克鸠射还这样写道：“这让我想起都德的《最后一课》/ 法语在顽童小弗朗茨的心中 /还没有形成最后的铁或者碑石 /而对于他的老师来说 /法语已成为嵌入肉体的弹头 /和精神的血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激情写作形态在彝族青年诗人和近年来的彝族诗歌中不在少数。然而，工业化社会注入了这种矛盾——这是一种无法斡旋亦不可逆转的矛盾和伤痛——学习汉语便于谋生的现实与彝语作为彝族人精神内核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

我曾在研究中提出，在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止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属于彝族当代诗歌建构的时期，此时彝族诗人的创作受到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话语”和“解放话语”的高度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彝族汉语诗歌进入第二个阶段，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人开始将本族群的文化传统与新诗的体裁相结合，族裔意识开始觉醒，引领了彝族汉语诗歌的创作热潮。 新世纪以来，彝族诗歌的多元化写作渐渐呈现。那么，在这场关于母语的论争中，割裂之痛实际上是彝族诗歌多元化表达的方式之一。我们需要注意阿克鸠射诗歌中的族群意识，“暂别家园”有着一种暧昧的寓意：这不仅仅是离开乡村谋求生计或者教育的意味，还代表着人类学意义上的迁移或消解，即“家园”的消失。以往的封闭的彝族家支社会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苍凉破落的乡村、留守的儿童、病痛等无法视而不见的问题。因此他呼吁要“守护彝文的光芒”，然而，“语言”本身无法承载这个青年诗人所有的诉求，他依然在绝望中寻找闪耀着光芒的古老的彝族社会文化。

阿卓务林对母语的诠释亦有一番特色，他在《母语》中如是写道：

“我可以学着说一两种外语/但让我运用自如，曲直有余的/终究还是舌尖一样灵活的母语/就好比你劳驾你的左手，或右手/故乡的母语，那土气的方言啊/是我冲散心中烦恼的音乐/是我治疗陈年顽症的良药/只要听见它，心海/便会毫无预兆地涨潮/啊，假如我的咳嗽被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母语，让他重重地感冒/我又该怎样安慰自己的喉咙”

这位诗人将母语视为一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从而生发抒情，“母语”是美好而温情的，能够治愈、抚慰、平静内心，而诗歌末尾的几句又颇有现代主义色彩，很容易联想到希尼所谓“被管辖的舌头”，母语和汉语之间的异质性由此展现。

由此可见，彝族诗人们关于母语的痛心和焦虑的书写，不在少数，他们游走在抒情诗和写实的边界，而另外一些彝族诗人，则为更为忧伤的社会现实勾勒出了一幅幅白描，即打工诗歌和关于彝族乡村和城市的写实诗歌。

二

或许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学关于母语的叙述中寻找答案。拉马贾尼在《杂糅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歌》中，提到了由于种种原因和方式丧失母语的诗人在写作中所作的无形抗争：“杂糅诗学是一个庞大的充满生气的诗学体系，即英语诗学与长期被大英帝国占领的非洲、印度、加勒比和其他非殖民地的诗学的杂糅。后殖民诗人戏剧性地勾勒英文诗学的轮廓，并灌输以本土的隐喻、韵律、克里奥尔语、流派。”他同时举例，印度诗人拉马努金借用了泰米尔文学中的隐喻压缩并将其置于英语写作中。牙买加诗人路易斯·班尼特借用了大量牙买加克里奥尔语中的音素、单词，譬如“boonoonoonoos”来取代“可爱”，或者用“boogooyagga”来取代“无价值的”，乌干达诗人埃克特从阿克里歌谣中改编了图像式的成语、意象、修辞手法等等，他摒弃了拉维努语言的粗糙并创造了英语诗学中史无前例的语言，如“和蜜蜂的阴茎一样燥热”“残暴如同蝎子的刺”“像水牛黄蜂的刺一样致命”这样的修辞。

与此同时，后殖民诗人精湛地重塑了殖民者的文学语言形式。渥雷·索因卡将有回响的伊丽莎白式英语嫁接到约鲁巴语法和神话中去。德里克·沃尔科特将希腊的菲罗克忒忒斯化为有后殖民冲突寓意的人物形象。还有，洛娜古迪森将西方温柔的女性形象（比如佩内洛普和美人鱼）改编到加勒比的历史地理学中，通过这些大杂烩，他们构建了一个多重的世界，后殖民诗人将西方本土化，将本族英语化，然后丰富了英语诗歌的世界版图。

诚然，少数族裔母语的淡化和消逝，有着不同的方式和原因，对于彝族诗人而言，彝语的符号化和博物馆化更让人忧伤。工业化社会对乡村社会的冲击，使得彝族人不得不渐渐远离自己的母语。俄狄小丰曾经写过：

“我是个游离人，抓不住母亲离去的衣襟，也靠不近现实的港口。当我用生硬不熟的母语和族人交流时，我感到多么的悲伤，我想我该完全融入到我所思所想的一切中，但我已经失去寻找切入口的能力；而当我用汉语书写时，我的悲伤更是无比的强烈，因为我竟如此热爱汉语，感到它是引我走向思想平原的道路，却也远离了生养我的那片森林。”

马子秋在《忧伤的母语》中，他写道：

“三十年前/我骑着一根竹子/赤脚从草地上跑来/母亲舒展黝黑的笑容/张开双手迎接我/说:嗨！俺惹妞（彝语：我的小儿子）/三十年后/儿子骑着玩具车/从柏油路上飞驰而来/妻子舒展粉白的笑容/张开双手迎接他/说：乖！宝贝儿/一种语言的遗失/不过是两代人之间的距离/仿佛化为油路的草地/消失在时代的狞笑声中/竹子奔向祖先/玩具车开向未来/在这悬崖的断口之下/时光却疾步如飞而去/一种古老的声音/也漂在岁月的河面上/向下流去”

马子秋通过两代人的生命经验的差异展示了汉语替代母语的时间性，直白地表现了“我”小时候和“我”儿子小时候，母亲分别对他们的称呼有所不同。这恰恰是很多彝族人共有的生命体验，母语的传承在这一时期的断裂，“古老的声音”却“向下流去”，离开日常生活的使用范畴。那一句“俺惹妞”是彝族最为传统、常用、温情的语言，但是学者姚新勇指出，“乖，宝贝儿”也未必就是汉族通常的语言，而是一个舶来的词汇。或许这样的分析有些过于敏感（抑或过于汉族中心主义），然而这首诗所代表的“哀怨”情绪却不仅仅存在于马子秋一个人身上，在许多个彝族诗人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在第二章中，曾经着重分析过俄狄小丰的《汉字进山》和阿克鸠射的《彝语》两首诗，诗中表述了母语和汉语之间的紧张关系，书写较为直接而尖锐。

2017年｜夏

然而，在彝族诗歌收集的过程中，我曾经遇到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却难以斡旋的话语困境。例如,在青年诗人阿克鸠射的诗歌——《我看见一群赶错列车的彝人》中，他如是写道：

“夜幕降临的时刻/ 在一个叫拉布恶咒的火车站/ 我看见一群来自远山/ 操着阿都方言母语的族人/ 老人年轻人男人女人/ 在赶一列开往成都尔库的782次列车 /我的父老乡亲/ 兄弟姐妹 /你们为何要远走高飞 /抛弃生你养你的故土 ”。

诗歌末尾的两句，沉重而又悲怆，这首诗歌内部蕴含了丰富的话语指涉：乡村的人涌入城市务工，彝族人离乡，语言不通，对汉字的陌生……然而他们为什么还是要离开故土、远走高飞呢？答案很简单，生存使得他们不得不离开大山。当这样的人们回到家乡时，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吉布鹰升在《打工回来的彝人》中写道：

“过彝年时／我目赌了来来往往的打工者／提着大包小包／操着方言尾巴的普通话／拥挤着车站／如果这不是在凉山／如果不是他们彼此偶尔用彝语交流／我绝不会想到这是我的族人／他们一年的奔波　劳苦　　冒险／和离乡的惆怅／使我沉重／而现在／他们回家的欣喜和候车的焦虑／使我好像也是他们的一员／彝族年后／他们又涌向大江南北／在故乡的日子为什么那么短暂与匆忙／好像来不及一句问候／祝福他们／可是说起来为什么忧郁”

尽管，从表面上看，以上这两首诗完整地组成了“离乡——还乡”的二元模式，但是与汉族地区简单的“乡土——城市”模式有所不同的是，这样的二元模式因族裔问题变得尤为复杂。在彝族知识分子看来，首先，外出务工不仅仅是离乡，而是投入汉族地区的大型城市，“城市（彝语：尔库）”这个地理概念在彝族传统之中是并不具备的，彝族文化的鲜明特征就是山地文化，并无城市一说，而当代社会，彝族乡村里大量人口的流动和离开，直接导致山地文明陷入迅速消逝的危险境地；其次，母语的消逝和丧失极大刺痛了知识分子们的心，从“来自远山，操着阿都方言母语”到“操着方言尾巴的普通话”，“如果不是他们彼此偶尔用彝语交流，我绝不会想到这是我的族人”，并不需要太久的时间，母语将会滑向消逝的深渊。

知识分子显然尤其担心这两点能够完全摧毁族裔文化的现实困境，然而，一个矛盾就是，保卫语言和文化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才是必要和紧迫的？知识分子在对待母语问题上的态度是否过于苛刻？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大转型期，乡土社会遭到了极大的冲击，原有的生产方式消失殆尽，工业化的洪流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量农村人进入城市打工，而这样的情形不仅仅发生在知识分子们所焦虑的彝族地区，还发生在绝大部分汉族地区。也就是说，彝族民众首要的生存问题需要通过外出务工来解决，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离乡势必造成语言文化的丧失。生存还是留守自己的母语？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在阿克鸠射的诗歌末尾，他呼吁道：“你们为何要远走高飞，抛弃生你养你的故土”，也未免是一句饱含知识分子天真理想的空话了。

当然，少数族裔语言的消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都正在或者已经经历的事情。在哈钦森的《文化动力学》里提到，1909年爱尔兰的国家会议上，两位领导人就爱尔兰民族的界说产生分歧，其中一位领导人是希特，盖尔党的领袖。他是民俗学家和诗人，后来从事政治宣传，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爱尔兰的盖尔传统复兴，而盖尔传统现仅存于爱尔兰西部的乡村。另一位领导人是德灵顿，他40多年来致力于爱尔兰议会从不列颠独立的斗争，为爱尔兰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寻求一席之地。两人的分歧在于爱尔兰语在爱尔兰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尤其是这门语言是否被强制纳入国家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德灵顿虽然对爱尔兰语心有戚戚，但不主张纳入考试，对他而言，一个民族完整的表征是民族自治政府，反之，希特是爱尔兰民族自治的支持者，他认为爱尔兰语是古代盖尔文明的生命线，是对历史族群的合理主张，他希望将爱尔兰语纳入高考。

三

2007年，彝族的主要文化网站之一——彝族人网的论坛上出现这样一则消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各区县的高考一般不考彝文，只有报考彝学专业的学生才可以申请加试彝文，尽管政策是这样，但很多中学由于不重视或者人力不足，并不会举行彝文考试，在填报名卡的时候，即使有学生要求加试彝文，当地学校也未必组织考试。然而，2007年，一位网名叫“忧伤的小鹰”（本名马黑林布）的高中生打算报考彝文方向的专业，于是向学校要求加试彝文，在他不懈地奔走、呼吁之后，峨边彝族自治县的当年高考同意为有需要的学生加试彝文。同年10月，已经成了彝族大学生的马黑林布和其他同学创办了“中国彝族网” ，网站延续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彝族的知识分子们一再呼吁对母语的挽留和保存，但是两种彝文的存在却时常导致不同地区的彝族人各抒己见，甚至有时会以此争辩。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四川省委决定，对原有的古代延续下来的彝文进行整理规范，并引入现代标点符号等新成分，确立了彝语拼音，从而制定了四川彝文“规范方案”。1980年，《彝文规范方案》被批准实施。经过民族语言工作者30多年的大力的推行，在凉山地区，已经实现稳定的中小学的“规范”彝文（俗称新彝文）的基础教学。凉山彝族自治州现从事双语教育教学工作的专职教师有953人。凉山州彝文教材编译室也先后编译出版了880多种7500万册各类中小学彝文教材、教参、教辅及部分中师彝语文教材。 

在新彝文推行之前，只有毕摩和少数人才识字，这样的历史原因决定了凉山地区的彝族人对新彝文的接受毫无障碍，再加上双语教育的有效推行，从而基本实现了凉山彝族人对新彝文的认同。恰恰相反，云南和贵州的彝族地区由于较早（明清时期）就接受了中央政府的统治，例如，云南省峨山县（属于彝语南部方言区），彝语南部方言区人口约120万人，内部语音较为统一，在明清时期曾经形成过相对繁荣的彝文文化圈，清朝乾隆年间在今红河州建水县（临安府）创办过毕摩会考制度，涉及到红河、玉溪、普洱等地州市，而且民间彝文文献数量多，种类齐全，内容丰富。因此，上世纪七十年代发明于四川的“规范彝文”（新彝文），到了彝族古代典籍保存最多的云南和贵州地区，却遇到了推广的困境。究其原因有三。

其一，在网上论坛不难发现，云南和贵州的彝族人常常质疑新彝文是否能纳入本民族的文字之列。也就是说，他们质疑的是“再造”的文字的血统问题。关于新彝文的看法都很多种，其中云南、贵州的知识分子最不能接受的是将古老彝文中的象形文字改为音节文字（并加注音）的再造，标点也是老彝文中所不具备的。其二，在彝族漫长的历史中，彝文在三大彝族各地读音不一，凉山地区内部的区县基本可以实现母语交流，而云南的彝族各区县则很难实现这一点，更不要说和凉山地区的语音差异了。新彝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根据凉山地区彝族发音加以改造的，其中的音节文字和编排的注音有些并不适合云南和贵州彝族地区使用，因为口语和书面文字的信息无法对应。其三，书写发展程度的不一，字体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彝文书写在贵州和凉山差异在明清时期就存在了，明代时贵州彝族人开始接触到毛笔等书写工具，于是彝文书法应运而生，而后开始在贵州和云南东北部彝区兴起，明朝中央政府对彝文的保护也做出很大贡献。而凉山的书写工具发达程度不够，多为自然工具以及鹅毛笔等，所以书法并不流行，还是以符号的原初形式存在，后来的新彝文也是根据凉山地区的彝族文字研究再造的，因此加大了与贵州、云南古彝文的差距。云南、贵州的彝族人自然不太容易接受。

颇有意味的是，尽管现在新老彝文的使用和掌握在各省区不统一，然而，在前文中所探讨的知识分子对于统一、整合历史记忆，重构民族共同体的诉求，却直接导致“提出统一三省区彝族文字”的建议频频出现。甚至这个争议本身也是因“重构”的诉求而发生的。可见，知识分子们急切地需要语言统一，来化解作为“彝民族共同体”的尴尬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得出，彝族知识分子内部对待母语的态度具有异质性和暧昧性，既有尖锐、深刻的表达，也有甜蜜的回忆和忧伤。尽管关于彝族诗人之于母语困境的观察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关于母语的讨论、忧伤和阵痛还在彝族诗人群中不断浮现和绵延。

夏 日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