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档案】阿来 | 文化的转移与语言的多样性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的演讲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6辑
本文作者阿来老师
今天的话题主要是讲，汉语言文学如何包容别的民族文学，或者是别的文化因素。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广泛发生。回顾文学史，其实这样的情况早就出现过。比如说读到汉代古诗的时候，就有“敕勒川，阴山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就是今天已经消失的鲜卑人的歌曲。就我们知道的，唐代的王室就有某些鲜卑人的血统。
品
读
但是我今天不太想纵观文学史或者是谈我的感受。我想讲另外一个使中国语言发生变化的例子。我想讲一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印度和尚。这个印度和尚后来是一个深刻影响了汉语言的大翻译家，他的名字叫鸠摩罗什。今天中国很多佛教徒念的汉语佛经，其中有相当多最基本的佛经是由鸠摩罗什翻译定稿的。比如说佛教徒一定会念《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一定还会念《无量寿佛经》，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阿弥陀佛经》，还有唐代的时候王维最喜欢的，也是唐代诗人最喜欢的《维摩诘所说经》——所以王维把他的字号叫作摩诘，就是跟这个经卷有关系。
鸠摩罗什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说，佛教徒或其他宗教中那些传教的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世界主义者，或者说国际主义者。鸠摩罗什的父母是印度人，但他出生在西域的一个小国——龟兹，时间大概跟魏晋南北朝那段时期相当，就是公元三百多年到四百年这样一个时期。为什么西域会有那么多小的国家呢？因为那个时候西域大量的地方是戈壁和沙漠，人类只能居住在从天山的雪水所灌溉的一块一块的绿洲里头。所以那个时候的西域，差不多每一块绿洲就会有一个城市、一些农田，形成一个小小的国家，比如龟兹、楼兰、渠勒、于阗、哈密。
鸠摩罗什长到几岁以后就返回印度，应该说是在印度海拔最高的地方——克什米尔学习佛教。他回来就成为一个高僧了。那个时候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大分裂的状态。在我们这一带叫东晋，北方有一个氐族人的政权叫前秦，前秦的皇帝叫苻坚。
这个时候的鸠摩罗什二十出头，很年轻。但是他的名声居然就通过那时不统一的中国，越过新疆的沙漠，越过玉门关，经过凉州、瓜州、沙洲（就是河西走廊），一直传到了长安。这也是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我看过梁启超先生的考证，说是东汉末期就有人开始翻译短篇的佛经，叫“四十二章经”，但是《四十二章经》不是完整的佛经，而是佛经当中的一些片断。
苻坚大概是觉得这个国家需要不一样的信仰，居然为了把一个人弄到身边来传播教法，派了几万大军远征龟兹。我们知道历史上大量的战争是要掠夺资源开疆拓土，但这次苻坚派出一个叫作吕光的大将带了五六万兵马，穿过河西走廊，越过西域的沙漠，到达龟兹，目的只有一个：不为疆土，不为金银财宝，不为美女，就是去抢一个和尚。
苻坚就给吕光下了一个命令说，你把这个人给我带回来，这是唯一的目的。这大概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吕光真的很快势如破竹地就把龟兹拿下了，一路带着鸠摩罗什返回。返回时走河西走廊，第一站就是凉州。大家知道唐诗里面有《凉州词》，凉州其实就是今天甘肃省的武威市。进入河西走廊，翻过乌鞘岭，就是武威。走到武威的时候，前秦已经没有了——学历史的就知道有一个淝水之战，苻坚大概比较轻敌，中了计，用80万人对东晋的8万人马，最后80万全军覆灭了。
这场战争在汉语里留下一些痕迹。我们经常说的成语“草木皆兵”“投鞭断流”，就是淝水之战留下来的一种语言记忆。吕光刚刚走到凉州，派自己出去打仗抢和尚的皇帝已经倒台了。那怎么办呢？他自己就不走了，就在凉州自立了一个小政权，叫西凉，自己在当地当期皇帝来了。历史上有很多个凉国，比如前凉、后凉，他立的国是一个小国叫西凉。
这个时候，鸠摩罗什就面临一个大的问题。苻坚在的时候，吕光不折不扣地执行苻坚的命令把这个人抢回来，但是一直并不理解要去抢一个和尚回来干什么。他自己大概是一个比较大老粗的人。而且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宗教。因为宗教总是跟一些仪轨、戒律有关系，所以他就觉得一个和尚肯定有很多戒律，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个事情不能做，那个事情不能做，其中最大的戒就是色戒。他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尤其是色戒。他想，这个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规矩给你破掉。他打下龟兹的时候，顺便就把龟兹的公主也抢来了，然后一路押着。本来他准备回去献给苻坚，哪知道苻坚因为淝水兵败，已经被自己的部下姚苌给杀掉了。
吕光觉得鸠摩罗什这个外国和尚很聪明、有文化，而自己是大老粗、计谋不足，那鸠摩罗什最好的出路就是给自己当军师。他经常因为统治这个小国问鸠摩罗什一些问题，鸠摩罗什经常也能给他出一些好的主意。但如果让鸠摩罗什死心塌地地成为他的高级幕僚的话，一定要把他的色戒破掉，并且不再当和尚了。吕光没有想让鸠摩罗什弘扬佛法，天天晚上把他跟龟兹公主关在一起。终于有一天鸠摩罗什把持不住，破了戒。所以鸠摩罗什就在武威这个小小的地方待了十多年，平常给皇帝吕光出谋划策，打一点小仗，出去抢一点牛马。
这无疑是对鸠摩罗什的巨大的浪费。当然这个情况没有持续很久，大概二十来年。这个时候在长安的另一个皇帝，后秦的皇帝姚兴又想起来，当年我们这儿曾经派出去过人去抢一个和尚，怎么这个和尚还没有回来？一问才知道，吕光都在武威自己当皇帝了，姚兴说，这不行。所以后秦又派兵，又为了一个和尚而发兵凉州，把小小的后凉灭掉了。灭掉后凉的目的之一，当然是扩大疆土，但更重要的是把鸠摩罗什迎回长安。后秦将鸠摩罗什迎回长安后很快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作室”，那个时候叫道场。组织道场干什么呢？翻译佛经。
鸠摩罗什在长安的道场开始翻译佛经，译了几十年。姚兴这个人信佛。鸠摩罗什佛经翻译得好(因为之前也不断有人在翻译，有中国的和尚在翻译，外国来的和尚也在翻译佛经。但是就翻译佛经的质量来讲，可能到今天为止还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数量多，而且质量最高)，数量多，质量高。皇帝就想，这个人太聪明了，这个种子很好、基因很好，如果这个人幡然悔悟，重新当和尚，穿上袈裟，又要戒色，那他一死，他的基因就没有了。不行。皇帝就又给他配女人，而且不是配一个，是配几个。鸠摩罗什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再翻译佛经。佛教徒是要守戒律的，戒律里头经常说“三藏”。“三藏”是什么呢？佛教文字典籍有三种：一种叫作经，一种叫作律，一种叫作论，合称“三藏”。
第一藏，经。经是释迦牟尼的语录，就像《论语》是孔子讲的一样，释迦牟尼的弟子们记录的释迦牟尼曾经讲法的东西，叫作“经”。
第二藏，论。后世的高僧大德读了这些经以后，接受佛教的哲学思维，对这种思维的再阐释就是论。就好比后来的朱熹、王阳明，他们写的书就应该叫作“论”。当然这可能是不太恰当的比方。
第三藏，律。律就是讲规矩、讲戒律。佛教的戒律很复杂，一个普通的在家人要信佛教，最起码、最简单的是要守五条戒律：不要乱说话，叫作“不妄语”；不要吃刺激性的东西，首先是不饮酒，其次不吃对味觉有太大刺激的东西，拒绝对身体有过强的刺激；等等。如果是出家当沙弥，就要守八个沙弥戒，一步一步往上，一些高僧如果要守菩萨戒，他的戒律会有三百六十多条，就有很多很详细的规定，这叫作“律”。
鸠摩罗什翻译的就是“经”，今天汉语里头的佛经他翻译了很多，所以皇帝要给他很多女人，把他的基因留下来。但历史没有记载过他的基因是不是通过女人留下来了。他知道社会上对他有很多诟病：一方面崇拜他的才华，颂扬他传播佛教的功德；另一方面，尤其是佛教界不满他这种被迫不守戒律的行为。他临圆寂之前，给弟子说过一句话，如果别的高僧大德做出了像我这么伟大功绩的话，那么死的时候通身都可以化为舍利。舍利是没有破戒的人才有的。他说，我因为没有守色戒，所以身体不可能化成舍利。但是我有一个地方有大功德——翻译。从一种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这是口舌之德，所以我的舌头会化成舍利，因为我有在两种语言之间互相翻译的功德。果然，传说他圆寂以后，他的舌头化成了舍利。
后来有人把他这些舍利送回当年吕光让他破戒的武威。今天武威市里还有一个高塔，叫鸠摩罗什塔。据说，这个塔下就是他的舌舍利。
我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经常要求助于辞典，好像所有的语言，每一个词、每一个概念都有一个对应的表达。如果语言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翻译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不会有文化的转换：一种语言跟另外一种语言只是发音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完全可以对译，这样的翻译就没有价值了。
鸠摩罗什要开始翻译佛经的时候，觉得没有办法下手，因为佛经里头有一些概念(佛教首先是一门哲学，如果说中国有一点哲学的萌芽，那当然是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了，也许还要加上后来比较宗教化的道家)，在汉语里找不到对应的词来表达。比如说他译的《心经》里头有很著名的两句话，也许大家都听过：“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香声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其中的“色”与我们今天“色”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翻译佛经之前，中国的古典文献《诗经》《楚辞》《汉乐府》，这些先秦的表达里头有没有“色”，有没有“空”？肯定有“色”这个字，也有“空”这个字，但是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使用了这两个字，表达客观存在跟主观意象之间的关系。这是两个已经有的字，但在此表达的是全新的意义。以前“空”就是空，坛子里没有米叫作空，水缸里没有水叫作空，是很具体的。“色”是什么呢？目遇之而成色，眼睛看见的叫作色。那个花是红的，这个花是白的，树叶是绿的；昨天晚上一个同学熬夜打游戏，眼是青的；诸如此类的，它们都是实体。鸠摩罗什翻译佛经使用这两个字的时候，将词义扩张了，变成了哲学性的、世界观的、抽象的表达。这个时候的“色”泛指世界上所有物质性的存在，而“空”完全达到哲思的境界。佛经翻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一直到唐代，集大成者当然是唐玄奘。由翻译佛经始，汉语发生巨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念的《心经》的底本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然后由唐玄奘再次翻译最后定稿的译本。我对照过鸠摩罗什和唐玄奘两个《心经》的译本，发现有很多表达不太一样，但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16个字在鸠摩罗什的译本当中就已经定下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不止鸠摩罗什一个人翻译佛经，众多佛经译者给汉语带来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词。比如今天还在使用的“世界”，过去汉语里面没有这个词。在“世界”出现之前，中国人表达类似意思的大概是“天地”。但“天地”显得有点超脱，而“世界”里头“世”这个字包含了人生经历、人的生命体验，所以它和“天地”相比有更强的哲学认知意味。
比如今天还有一个很正面的词“执着”，表示坚持、持之以恒。佛教里的“执著”是在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时候出现的，但意思是负面的。佛教是反对执着的，要放下，不能执着。佛经里头有一个词叫“破执”，要把这种“执著”破掉。
还有很多形容时间的词，比如今天说的“须臾之间”，也是佛经里的词。还有“弹指间”“一刹那”，之前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是佛经里时间的一些特殊的计量单位，今天听起来像个形容词，其实它是很准确的计量单位，计量一些不同的时间。佛经里最大的时间单位叫“劫”，与我们今天说“抢劫”“劫难”不同，但是有一个成语里还保持了这个词原本在佛经里的意义——“万劫不复”。
“劫”有多长呢？佛经对它有规定：最初的人可以活到八万岁，后来慢慢人的寿命开始缩短，每一百年缩减一岁，以至于缩减到世家募集出世时候的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由八万岁减到一百岁，大概要好几千万年吧，我没算过具体数字——佛经里面有句话，“算数譬喻所不能及”，算数算不过来，这个时间太长了。劫还有小劫、中劫、大劫，从八万岁减到几十岁的几千万年的循环叫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构成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构成一个大劫。一个佛管一个世界要管一劫。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据说由释迦牟尼来管，我们在庙里看见大肚子弥勒，我们还叫他弥勒菩萨，他笑眯眯地坐在那儿。释迦牟尼这一劫的任务完成以后，就该他接手，他就成了弥勒佛了。所以他也叫未来佛。释迦牟尼是现在佛，之前还有过去佛，十万八方都有佛。
佛教是众神教，神太多了。佛教给我们许的愿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基督教不许这样，别的教都不许这样。基督教最多保证你可以去到天堂，但是不保证你能成佛。但是佛教是说人人可以成佛，所以将来世界上，人没有了，满空都飘着佛。
但是我自己不是佛，我要申明我也不是佛教徒，也不太相信佛经讲的东西都可以实现。佛经最著名的《阿弥陀佛经》讲：你们多念《阿弥陀佛经》，念到多少遍的时候就生成功德。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什么都不念，就念“南无阿弥陀佛”，说是念多少遍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儿是另外一个佛管的。那个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呢？佛经里说那个地方很好，没有高山，没有丘陵，全是平地。平地景观没有变化，大家老待在平地没有起伏的地方好吗？而且极乐世界琉璃为地。我们知道琉璃瓦都铺在房顶上，若脚底下都是琉璃，踩上去硬邦邦的，就像家里的瓷砖一样，虽然是彩色的，但舒服吗？也不一定舒服。这个世界里面尽是宝贝，比如佛教的七宝，琉璃、砗磲、珊瑚、玛瑙就堆在路边。河里流的沙子都是金子，黄金粉铺成街道，路边栏杆上的绳子都是用金子做的，那里的金子就是我们的石头嘛！花不是地上开，天雨曼陀罗花，下雨是下花。
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有些时候我觉得那个世界其实意思不大。但是我为什么说佛经呢？因为我自己读佛经读得比较多，甚至经常做功课，但不是作为佛教信徒来做。
我觉得自己开始写作的时候就面临一个语言问题，也是刚才这位老讲到的。我们今天讲汉语普通话，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推广的，以北京话为标准音。这样的普通话，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或者是带来一些困扰。一个地方的语言总是建立在当地人感受和经验及思维特点之上的，这时候，别的语言中的一些独特经验跟特点，应该安置在哪儿呢？就汉语而言，从文化多样性的观点来讲，语言的多样性也是文化多样性表现的一种，是不是？
首先汉语也有许多不同的方言，就北方官话，就有不同的方言，如东北话、河南话、山西话、四川话等等。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汉语的方言就更丰富了，我们走到湖南，湘潭跟怀化的话是不一样的，株洲跟湘西的话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这些方言的经验跟感受，怎么往普通话的系统当中移植？这是个问题。如果不移植就仅仅被普通话同化，每个人都变成了北京的胡同串子，卷着舌头说话。那点经验就是在北京胡同里面喝点二锅头、吃点涮羊肉的经验。我们今天说讲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价值，如果以普通话概观，那么北京胡同串子很显然要覆盖整个中国，这是语言经验。
更何况中国还不只是有汉语。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时候叫作五族共和，分别是汉、满、蒙、回、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而且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民族认定，尽管那个时候做民族认定并没有那么扎实的人类学民族志这样特别可靠的依据。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国家居然识别出来了五十多个民族，这些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当然也是建立在他们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以及他们的哲学或者是历史与哲学的抽象感受当中。
这样的经验又怎么样转移到新的语言当中去？这个时候就面临一种语言现实：仅仅是被规定为普通话的汉语方言对所有语言的同化呢？还是我们别的语言，当我们把自己的舌头调整过来、发音方式调整过来，开始模仿那样一种腔调说话的时候，还能够把原来自己所操持的语言——不管是汉语的方言，还是某一个非汉语的民族语言——转移到新的语言当中来吗？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在理论上互相印证，恐怕是很难实现的，这是我为什么读佛经的理由。
这个时候佛经翻译给了我信心——原来另外一种异质文化、另外一种哲学观念所支配的那些表达，那些感受，是可以通过翻译，或者是类似于翻译的改写来表达。比如说我在写作，不敢说是翻译，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写作同时也是文化的改写。佛经翻译中的词义变化。如上面列举的词，也是对异质文化的改写。这样的词远不止这些。
魏晋南北朝以后通过翻译佛经，中国人的世界观、汉语的表达、词汇量都有一次爆发性的增长。当然重要的还不是词汇的问题，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因为带来了新的思想。
这样的情况后来有没有出现过呢？当然后来又出现了，这就是跟中国的救亡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新文化运动”，或者把它表达为“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当然指称一个特别的历史事件，但是我还是更喜欢“新文化运动”这个词。
“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尽管他们后来都走上了不同的路，如有人成为共产党，有人成为国民党，有人成为鲁迅那样几乎无党无派的人。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回到刚刚开始改造中国的原点上。为什么他们是从语言开始的？因为今天学界很少讨论这个问题，今天的学界特别愿意把很多问题放在政治范畴里头，中国是一个政治语境特别强烈的地方，政治讨论一方面受到很多限制，但是每个人都愿意讨论国家的政治。 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在讨论“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是在政治上纠缠。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作为我们或作为我自己，“五四运动”为什么是从语言开始的？为什么从改造文言文开始？因为那个时候的语言已经不适应当时新的社会变化。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反对把“五四运动”的语言革命简单描述为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是简单地把文言文变成老百姓说的大白话，今天读到的好东西有哪一句是用真正的老百姓平常说的大白话写成的？没有。
这其中又有翻译之功。这一次翻译是更大规模的所有学科的翻译，包括自然学科的翻译。今天我们所有的自然学科，那个时候已开始大规模被翻译。所有的哲学、政治、经济，也包括文学，都开始大规模翻译。今天会看到有些讨论说这些人都是翻译腔，这种观点不好。其实汉语的两次革命，都跟翻译有关。
幸好有翻译腔，今天的汉语，或者说今天的话语、中文，才能容纳和接受今天全人类所有的思想之源。如果还是原来那种语言跟方式，要接纳今天这样丰富的世界恐怕是很困难的。
如果我们从语言的革命这样的角度来思考“新文化运动”，对它进行反思，会发现有些像“开历史倒车”的言论，几乎成了谬论，是不能成立的，它们的价值不在不政治，而是语言的革命。语言的革命就是表达的革命、思维的革命。
美国有个文化人类学家叫做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有两篇最重要的文章，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做《反对阐释》。反对阐释，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东西不探讨艺术价值、作品本身，老去讨论附加的社会跟政治意义，这叫过度阐释。她说，过度阐释的两个典范就是马克思主义跟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把所有东西阐释都归结为力比多、荷尔蒙，马克思把所有的阐释都归结为斗争，都归结为经济分配的不平等。苏珊·桑塔格说，我们要从作品本身来讨论问题。
第二篇文章叫做《新感受力》。核心思想是，艺术不是你去批评它，而是你去感受它。文学艺术是你去感受它，你敞开你的感官跟兴趣去感受它，而不是时时准备去评判它。不是你成为艺术作品的主语，而是你要成为它的宾语，你是被它支配的，你又不是God，天天要最后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还反对一个词，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当中的词“审美”，美怎么要审呢？美怎么来审呢？美是感受，敞开心灵感受。
当我们这个世界试图对美加以评判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充满认知的、道德的、伦理的风险。
回过头来，我们就有很多的表达。如果仅仅是白话文运动，不靠大量的翻译，那么显然是汉语的口语形式。其实口语跟翻译体的结合才可能构成今天白话文的基本面貌，或者是今天这个语言。我更喜欢台湾把它叫做语体文，这是他们在推销一些词的时候用的更好的表达。比如说戴望舒的诗《过旧居》：“静掩的窗户隔住尘封的幸福”，这样的词是老百姓说的话吗？戴望舒的诗说“我用残损的手掌抚摸”，这样的话是老百姓平常吃完热干面说的话吗？不是这样的话。
它是建立在一个更规范的表达上，更不要说我们在表达一个复杂的化学反应，我们在表达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的时候，在谈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斯特劳斯在论述多样性时说，多样性的目的不是彼此封闭，不是疏离，而是融通与交汇。口语里头有这样的话吗？没有这样的话，甚至没有这样的词。但是我们知道要进行一些更高级的交流的时候，更美的交流的时候，更复杂的交流的时候，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些词。
刚才我讲过，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因为我并不需要增长这样的学问来评教授、念博士，我今天的学历还是一个中专毕业生，而且我没有试图用它来增加自己的学历，但是我愿意增长自己的学问。增长自己的学问，并不是为了某种学历目的，而是确实我自己面临一些问题。
如果我要讲汉语，我们在四川讲四川话，跟北京话不太一样。更何况我还有另外一种语言，藏语。这样不同的语言当中的经验，我们在新的写作当中，有可能拿到普通话表达的文本中来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的写作有什么意义；如果能，又有什么途径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确实需要信心。我的信心就建立在看两次汉语的革命上，一次革命小一点，即魏晋南北朝翻译佛经而发动的革命，但确实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古汉语。更不要说“五四运动”或者是“新文化运动”再一次爆发的语言革命，这个时候不只是翻译一种东西，全世界几乎都在被翻译。直到今天为止，这个翻译运动还没有停止。今天中国人的阅读当中，今天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很多代人当中，我们的思想资源当中，我们的情感资源当中，至少有百分之六七十是通过翻译输入的价值而建立起来的。
我们的语言虽然还叫作汉语，还叫作中文，但是所包含的表达方式和价值中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而世界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这里又涉及西方人创造的一个词：公共语言。在2000年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庆祝新千年到来，也有人在展望下一个千年到来的时候，就是3000年时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什么。英国有一个机构，大概是BBC，邀请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做过一系列调查，其中之一是想象那个时候的语言是什么情况。他们有一个好玩的游戏，把这些预言写下来封在铁罐子里埋在地下，然后在3000年的时候让将来的人挖出来看，看这些预言是不是得到了实现。
关于语言他们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说那个时候世界上只会有四到五种语言。因为全球化以后人类要不断交际，就会有一些大的语言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也越来越脱离母体，比如说英语，是最早国际化的语言。英语今天跟英国人有多大关系呢？印度人在讲英语，澳大利亚人在讲英语，美国人在讲英语，还有很多非洲国家，如南非在讲英语，津巴布韦也在讲英语。而且每一种英语都在产生自己的特点，每一种英语当中又再产生它的表达和它的作家。
当一个黑人作家，比如说美国有一个黑人女作家叫托妮·莫里森，她用英语写下的小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很显然是不一样的。我就记得她的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写白人跟黑人第一次相遇，写得很有趣。不像今天我们有关于白人跟黑人政治正确的命名，以及政治不正确的命名。政治正确的时候叫非洲裔人，政治不正确的时候叫黑鬼，比较中性的是叫黑人。
现在有很多称谓，那个时候彼此相遇彼此都不知道。所以那个命名很有意思，托妮·莫里森小说里头写到，当白人发现黑人的时候说，那些晚上看不见的人来了，因为确实晚上看不见，晚上的颜色是一种颜色。第一次命名是“晚上看不见的人”。
黑人看见白人怎么命名的？“那些没有皮肤的人”，因为黑人的皮肤是黑的，对于他们来讲皮肤是黑的，你们皮肤都不黑是白的，就是没有皮肤。这是黑人跟白人第一次相遇。只有在那样的一种情景当中，但是这样的事实又是用一个英语记录下来的。英语是白人的语言，但是今天当一位黑人作家用这个语言来记录白人的时候，就把白人叫做“没有皮肤的人”。
这种认知的错位跟差异，刚好跟语言不断的丰富发展创造联系在一起，而且一旦一个语言变成一个公共语言的时候，就有越来越多异质的文化加入。而带来的是这个语言功能的扩张，而不是缩小。那个时候世界上会剩下什么语言呢？就是说只有这种已经有幸在20世纪变成了或者正在变成不是由单一民族使用的、正在被不同的文化跟不同的族群广泛使用的语言跟文字，它才能够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为了保持某种文化的纯洁性，永远保持不变，语言就面临着一个命运，就是死亡。那个时候他们预估了，如果是剩下4种语言，大概是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汉语。这其中也有中文。
现在看来，变成一个公共语言，那么公共语言是多元参与的、多元贡献的。其实一个民族内部也包含了很多很丰富的新的价值。我最近刚从福建回来，因为我要做一个海上丝绸之路跟南方丝绸之路的漫长的旅行考察，下个月我要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回到中国，一站一站慢慢走。之前我先预热一下，所以上个月我去了福建。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同一个民族的认知当中，也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主要在价值观上。过去都认为中国人就是农耕文明，安土重迁。但是我觉得这大概是因为中国特别喜欢一元论、一统天下。就是说我们用一种农耕的、居住在河流中游的——河流中游一般都是农耕社会，来统称中国。当时我们中国被叫做“中原”。
我们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都是从中原发端。今天用更宽广的眼光观看中国的时候，在河流的下游就不一样，他们面向大海。聂鲁达的诗说：来看吧/那些所有雄伟的三角洲/都向着海洋敞开。/他们挂起了所有的帆/远帆、主帆、三角帆，/向着未知航行。这是海洋文明。
其实中国人也有。我们很早就开始航行到国外，但是后来居住在黄河中端人的意识形态让我们把海疆封闭起来。今天中国要开放，突然发现必须把自己潜在的精神价值再挖掘出来。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电视剧叫《河殇》，他们就讨论我们只有农耕文明、黄河文明，没有海洋文明。其实认真挖掘，我们的多元文化价值里头包含了这样的文明。其实这种文明价值也包含在我们所有的语言当中、汉语言的各种方言当中，所以大家不要轻视方言；也包含在边疆地带，中国有宽广的边疆地带，宽广的边疆地带大概都是由非汉语的不同的民族所构成。
在这些语言当中，当他们共同来建设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建设一个国家的公共语言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到这种现实，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经验、思维特征转移到这种语言当中来，丰富它、扩展它、壮大它。而不是某种情况下，某些绝对的文化多样性论者所持的论调，把语言描述成另外一个轨迹:普通话的推广，一个公共语言的推广，也就意味着别的语言的表达及其所包含的价值、感知，包括神经丰富的触觉等，所有独特的感受和表达方式的消亡。其实语言不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苻坚的例子，我们举出了一些词。
其实我以藏族藏语作家这样的身份来实践和倡导不同语言、文化的转化，希望能够多给中国的语言文学做一些贡献，也跟以上的认知有关系。
因为今天的文学当中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经常把非普通话的地带看成是一个花边、一种装饰、一种风情，我们也经常写一段风情来满足人家的一段想象，这个现象苏珊·桑塔格曾有过表述。她说，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处于边缘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为中心写作的冲动。当我们希望替中心写作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把自己奇观化的，要么被别人奇观化，要么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一种奇观的写作轨迹，这也是萨义德经常批判的东方主义。不只是西方对中国人有东方主义的观点，中国人自己内部也有某种内部的东方主义。
尤其当我们不处在中心，相对处在某种地理跟文化边缘的时候，更要警惕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不管是看文学史，还是建构知识系统，在树立我们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多元文化特别的价值。多元文化特别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很多不同文化的表演区，重要的是，文化多样性就跟生物多样性一样，相信每种多样性的文化体当中都有一些特别好的基因。而大家现在知道基因是可以转移的，生物的基因可以转移，优秀的基因跟优秀的基因表达也可以转移。
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每种文化多样性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是不可能的，融汇是一定的。这个时候当我们提出文化多样性概念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要在这个文化跟别的文化融汇之前，尽量转移最优秀的基因跟价值。就像刚才说的翻译佛经，今天在印度已经没有佛教的容身之地了。今天如果我们再去印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佛教的古迹，比如说当年他们讲法的那烂陀这些寺院，但是都成为了一片废墟。
但是当时的释迦牟尼跟弟子们所创造的经典，已经成功转移到别的语言当中，比如汉语。我刚才讲的“空”“色”的概念已经不是实体的存在，而成为中国人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已经构成我们世界观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化的转移。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5年4月7日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