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热评】孙德喜 | 阿来的悖论写作 ──以“山珍三部曲”为例
本文作者孙德喜教授
阿来的小说从我阅读的来看，对藏地文化的挖掘与表现成为阿来创作的主要追求。而藏地基本上都很封闭、偏僻、边远，生产与经济十分落后，因而这些地区的文化都具有原始性。然而，自从1950年代藏地实行民主改革以来，已被纳入到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来，藏地原有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思想意识与生产生活方式都在这现代性的进程中受到一定的冲击。到了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也开始波及到藏地，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藏地文化的存在。然而，藏地被纳入现代化进程到底是祸是福？其答案不是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常常显示出历史的悖论，藏族作家阿来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通过悖论写作，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系列中篇小说“山珍三部曲”（《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通过对与冬虫夏草、蘑菇圈（松茸）和岷江柏树密切相关的藏地人们的描写和叙述，表现了藏地原著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遭遇，其文化的命运所展现的颇为吊诡，令人难以抉择。
一
藏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原生态文化。原生态文化具有自然性、原始性和封闭性。说其自然性，是说它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因为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影响到那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习惯；原始性是指原生态文化受原始思维的影响，以神化和童话思维为主，既具有强烈的感性色彩，又具有浓郁的诗性特征。同时，原生态文化存在于封闭的环境中，一旦遇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那么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从而丧失原有的特质，甚至在衰落中逐渐消失。“山珍三部曲”都充分展现了藏地的原生态文化，写出了这些地方原生态文化的特质。
在《三只虫草》中，桑吉虽然是个在校读书的学生，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原生态文化留给他的某些质素。当县里的调研员取消了虫草假时，他逃学独自上山寻找和采摘虫草。当他来到山坡时，他在山坡上奔跑，“并不是有什么急事需要奔跑。而是为了让柔软的风扑面而来，为了让自己像一只活力四射的小野兽一样跑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桑吉的这种奔跑是一种情绪的表现，与实用理性无关，具有一定的诗性色彩。再看桑吉面对杜鹃残雪时的感受：“他听见那片残雪的硬壳在脚下破碎了。……他仰身倒下，耳朵听到身体内部的东西震荡的声音。”桑吉的这种敏锐的感觉表面看是超常，实际上是他用心感受世界，而他的这种感受不是出于实用，而是与自然的一种融合，是诗性人生的表现。《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与机村的人们，乐于倾听一年中最初的鸟鸣声。当山林里传来这一年第一声清丽悠长的布谷鸟的鸣叫时，机村的人们“会停下手里正在做这的活，停下嘴里正说着的话，凝神谛听一阵”，在谛听的同时，他们还会“望望天，望望天上的流云”。此时的机村人其实与《三只虫草》中的桑吉一样，都将自己融入到自然之中，使自己超越了现实，与神相通。《河上柏影》中的王泽周的父母经常从自制的木梯爬到花岗岩石上，以便站在老柏树下，“凑近鼻子，嗅闻这树的芳香。那些隐约的香气，像是他身后那条小路上颗粒粗糙的泥土中那些云母碎片闪烁不定的亮光。”无论是桑吉、机村的人们，还是王泽周的父母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自然，如此超越实用理性而走向诗意的浪漫，显然是他们生活在原生态文化之中。
这种具有原生态特质的藏地文化具有浓郁的诗性，既反映了人们的浪漫情怀，又表现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谐，同时还反映出那里藏人的实在、善良、真挚、友爱和淳朴。他们对于大自然的赏赐充满感恩之情。在接受自然之物时，他们容易知足，并不贪婪。桑吉到山上采摘虫草，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卖了虫草将钱送给姐姐买漂亮的裙子和鞋子，让姐姐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是为了让奶奶有钱治病。桑吉的父亲在与妻子谈论儿女时说：“神灵看顾，让他们有福气，得到漂亮的女儿，和那么聪明懂事的儿子。”他们不仅易于满足眼前的现实，而且将其家庭的幸福视为神的恩赐，并且充满了感恩之情。在《蘑菇圈》中，阿妈斯炯上山采来蘑菇圈，并不都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悄悄地送给村里的人们，大家一起分享大自然的神物。在阿妈斯炯这里，没有私有意识，蘑菇圈之类的珍宝都是神所赐，因而应该由大家共享。在她的思想意识中，所有人都是神的子民，都应受到神的护佑和恩赐。
二
藏地原著文化虽然具有诗意、浪漫、和谐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要是它的落后与封闭。毫无疑问，藏地是以高海拔的青藏高原为主，这里地势起伏很大，高山耸立，交通不便，气候变化很大，显得很不稳定，有些地方雪山逶迤，气温低下，氧气稀薄。因而，藏地的生产力往往比较落后，生产水平低下，物资比较欠缺，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条件比较简陋、艰苦。当今绝大多数学校基本上都已用上电铃，就是用手敲的铜铃也不多见，然而在桑吉就读的学校，本来用的铜铃铛的把手已经“被校长的和值日老师的手磨得锃亮”，而且到了冬天“被严寒冻得喑哑了”。后来就连这只破旧的铜铃铛也被收破烂的收去了。再到后来，还是桑吉将一只破旧废弃的汽车轮胎烧掉了上面的橡胶，再将剩下的半轮断裂的钢圈弄回来，挂在篮球架上当校铃用。不仅如此，就连学校里唯一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是县调研员送的。再看《蘑菇圈》中的机村，在工作组到来之前，这里的人们“长时期与粪便为伍而不自知”，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卫生习惯。
藏地文化的另一面是由于原始神话思维形成了原始宗教。在原始宗教的作用下，人们不仅相信自己的身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神，而且习惯于将所有自然现象与自然之物以神来解释，进而面对各种自然灾害，也只能以宗教祈神念咒的方式来解决，然而其结果可想而知。在《河上柏影》中，对于村前突兀的那块巨石的来历，村里人认为那是某位高僧念咒发大法力，将其从对面的山顶上弄过来的，而且还是为了惩戒该村的先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对于巨石来历的神话演绎，固然反映了当地藏民敬畏自然的态度，但是也反映出他们对于历史认识的随意性，缺乏对历史的尊重与对历史真相的探寻精神。更为荒唐的是，《河上柏影》中的那个村子每年夏季经常发生冰雹灾害。按照传统的方法，人们总是请喇嘛作法以消除雹灾。很显然，冰雹灾害是自然现象，需要以科学方法来解决，依靠喇嘛作法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喇嘛还以作法消灾的名义经常到村里来索取所谓的“供养”。《三只虫草》中桑吉的父亲认为：“如今坏人太多，多因为警察太多了。”“坏人可不像虫草，是越挖越少。坏人总是越抓越多。坏的东西和好的东西不一样，总是越找越多。”这是典型的直觉思维，根据自己的直觉得出某个结论，其间没有逻辑，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颇有点鸵鸟哲学的味道。
三
人类社会总是发展进步，无论是缓慢，还是飞速，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人类社会的进步无论怎样复杂多变，人的知识和经验总是在不断地增长，对于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总是在不断地提升，而且人的视野总是在不断地扩大，不同群落、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来往交流也在不断地增加。这就是说，原先在封闭状态下形成的原生态藏地文化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相继被打破，一方面外界各种力量不断地冲击着原生态文化；另一方面不同群落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也会发生碰撞、交汇与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原生态藏地文化的衰落与改变。
总体来说，藏族区域的原生态文化是在1950年代开始日渐被纳入到现代化进程的。此前的藏族区域虽然也有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但是其交往和联系都十分有限，对于原生态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蘑菇圈》中的机村在工作组到来之前，虽说也有商人前来经商，也有旅游者的光临，但是这些商人与旅游者在这里所待的时间都很短，而且很少融入到当地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很少相互交谈。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商人带来的商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不多。至于山外的文化基本上没有传播到这里。自从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以后，藏地的原生态文化开始发生重大改变。《蘑菇圈》中的机村来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人虽然也不算多，但是其影响深远。首先，工作组来到机村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里的权力结构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其次，工作组不仅长期住在机村，而且深入到当地藏人中间，通过开会和交谈等方式做藏人的思想工作，努力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这就是说，国家通过权力作用于藏人，从而改变当地的原生态文化，使之走出封闭，进而将其纳入到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再次，工作组还组织当地村民修公路、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最后，工作组召集包括阿妈斯炯在内的当地年青人到内地干部学校学习，大力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特征的藏族干部。
尽管如此，藏地的原生态文化仍然顽强地存在，并没有立即土崩瓦解，因为原生态文化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之中。阿妈斯炯深入被送到内地干部学校培训了差不多一年，但是她的身上仍然保存着原生态文化，从干部学校回来后，她仍然上山去看顾她的蘑菇圈，她的心态、思想意识、思维方式等等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河上柏影》中的王泽周的父亲是一位老木匠，他用柏木给儿子制作的木箱，形态十分笨拙，令儿子王泽周在大学同学面前感到自卑。“山珍三部曲”中的虫草、蘑菇圈和岷江柏，即使在当地原生态文化受到重大冲击的情况下，对于当地的一些藏民来说，仍然是一种神话和诗性的存在，其中的象征意味十分明显。
四
对于原生态文化冲击最严重的还不是最初的工作组来到机村给这里带来的变化，因为工作组毕竟只是以政治权力作为改造藏地文化的基本手段，是一种改造原生态的外部力量，然而文化的变迁在很大程度还是内部结构的改变，否则在某种条件下，文化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复功能实现回归或者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隐藏起来，表现出很强的坚韧性。但是，自从1980年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原生态文化受到了致命的冲击。改革开放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国家的贫困落后状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飞速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会，因而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那么，原生态文化在经济飞速发展面前日渐被边缘化，并且日渐处于尴尬的位置，乃至于渐渐地退出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消逝。
《三只虫草》中的桑吉就很具有隐喻意味。他心地比较纯洁，为人执着，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原生态文化的基因，同时他生活在改革开放时期，可以到学校读书，接受现代教育，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特别希望了解和认识外面的世界。他喜欢百科全书，就是因为它可以向他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让他大长知识。然而，当他上山采挖虫草时，他已处于边缘状态，没有人了解他的心思。当采到的虫草被调研员收购时，他已被调研员所忘，只是他所采的虫草进入了城市，成为权贵们享用的高档品，基本上没有人注意到采摘人的存在。《河上柏影》中的王泽周几乎就是长大了的桑吉，也是原生态文化的传承者。他虽然进入城里读了大学，毕业后到了政府机关工作，但是他仍然是个边缘人。王泽周最初带着他父亲特意为他打造的柏木箱子来到大学读书，但是他宿舍里的那些同学却嘲笑他的土气，因为那只柏木箱子在他的同学眼中是那么笨重，一点都不美观。尽管王泽周志向远大，很想通过读书，做学问成为一名学者，但是他生不逢时，偏偏遇上了一个浮躁的时代，他扎扎实实写的文章首先被人改头换面然后在非学术期刊上发表，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原来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已被删去，从而使他的文章失去了灵魂。而那些挂着教授头衔的家伙根本不懂学术，却占据要职，而且掌握着话语权，并且决定着王泽周的命运。而王泽周的同学贡布丹增（其实是一个假藏人）则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但是他利用关系爬上了副县长的宝座；另一个同学多吉则通过巴结贡布丹增得到了局长的位置，他们都成为王泽周的领导，不时在王泽周面前颐指气使，洋洋自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羞辱王泽周。而王泽周虽然满腹才华，却被边缘化，处境十分尴尬，只能在县志办这样的单位悬置着，无所作为。《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早在1950年代机村来了工作组之时，作为原生态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虽然被送到干部培训学习学习，但是他并没有融入主流社会。到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以后，更是被边缘化，周围的人大多不理解他，将她视为另类。
问题还不只在这些作为原生态文化的承载者被边缘化，与外界的隔阂，而在于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进而极大地刺激起人们的强烈的欲望，并且将人性深处的贪婪激发起来，于是，原先没有贪欲的现在有了贪欲，原先贪欲比较淡漠的现在变得越来越强烈。《三只虫草》中的调研员原先就是因为贪欲毕竟淡薄而被权力圈边缘化，担任闲职。后来他从虫草这里找到了重回权力圈的途径，他的欲望被刺激起来，疯狂地收敛虫草，和那里的人们一道推动蘑菇圈与虫草价格的疯涨。在《河上柏影》中，为了经济发展，县里干部从柏树这里发现了商机，大力开发旅游资源，不仅拆了柏树下的村庄，而且以水泥糊树，进而导致柏树枯死。到了后来，一个美丽而淳厚的藏民村庄消失了，美丽的河上柏影消失了。就在贡布拍着王泽周的肩膀，告诫王泽周“该换换脑子”声中，柏树被锯掉了，王泽周家传统式的房子被拆了，只留下一片废墟。欲望和贪婪吞没了岷江柏，吞没了岷江柏下的村庄，也吞没了藏地传统的原生态文化。在《蘑菇圈》中，当人们的经济意识被激醒以后，人们发现了蘑菇圈可以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便纷纷把手伸向蘑菇圈。于是，蘑菇圈不再是与神共生的神圣之物，而是被视为摇钱树，都把蘑菇圈当着一块肥肉，从它这里大捞一把。后来，就连出家的僧人也把持不住自己，居然圈下盛产蘑菇圈的山上一块地，“垄断山上的松茸资源”，将自然资源视为己有予以独霸。而胆巴同父异母的妹妹丹雅更是野心勃勃，她找到阿妈斯炯要大力“开发”蘑菇圈。为此，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动用高科技设备跟踪阿妈斯炯，对阿妈斯炯实行全面监控。当她的行为受到反对时，她居然对阿妈斯炯说：“山是你的吗？那是国家的。国家真要，你挡得住吗？”其实，国家根本没有授权于她搞所谓的“开发”，她是借国家的名义实施明目张胆的掠夺。最后，她竟然赤裸裸地宣称自己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了钱，为了很多很多的钱”。在强大的金钱攻势面前，阿妈斯炯和她的蘑菇圈都显得十分脆弱，感到束手无策，只能发出哀叹，最终走向毁灭。
藏地这种原生态文化的毁灭，既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无可奈何的消逝，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也是一种风景的离去。原生态文化的消失其实是历史的必然，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文化交流与融汇的必然结果，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我们对于原生态文化走进历史往往感到深深的惋惜，甚至为其唱起挽歌，并不都是一种怀旧与恋旧，而是为原生态文化中的诗意、浪漫、和谐与温馨的流失感到悲哀，为人类曾经怀有的美好景像而感到痛心。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悖论：是发展？还是守旧？这确实是个问题！这是人类必须面对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客观地讲，原生态文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地方，而当今取而代之的现代文化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从阿来的“山珍三部曲”中读到的是，人类的一种无可回避的矛盾，人类遇到的历史的悖论。阿来通过对虫草、蘑菇圈和岷江柏的叙述，是现代哲思下的悖论写作，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尴尬，又引发人们去思考，我们该如何应对历史的悖论！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