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研究】袁昊 | “锋刃上的幽光” ——论蒋蓝历史散文写作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六辑
蒋蓝实际上是以诗人身份出现于中国当代文坛的，作为后期“非非主义”的中坚代表，诗人是蒋蓝最为显著的身份标签。但翻看蒋蓝近三十本作品集，诗歌集却只有极少数，更多的是散文随笔集，似乎散文家才更符合其创作事实与身份，蒋蓝也频频获得各大散文奖项，如2016年获得中国散文界最高奖“朱自清散文奖”。毫无疑问，蒋蓝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历史散文，开启了一条历史散文写作的新径。本文试就蒋蓝历史散文写作展开分析与论述，以期能对散文界的“蒋蓝式现象”有所回应与探讨。
（本文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袁昊）
一、重现与重述四川近现代史
蒋蓝散文创作量很大，所涉内容包含多个领域，他关注身体，如《身体传奇》《媚骨之书》；关注动物，如《玄学兽》《哲学兽》《豹典》《极端动物笔记》《动物论语》；关注植物，如《极端植物笔记》；关注建筑，如《正在消失的建筑》；关注职业，如《正在消失的职业》；关注鞋，如《鞋的风化史》；等等。近些年蒋蓝把重心放在对四川近现代史中人与事的书写上。
蒋蓝关注四川近现代史，一方面与他在四川出生与生活有关，对于地方自然的爱恋，另一方面也与他的写作观念有关，蒋蓝自己坦言他是“要通过历史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作品要有现实针对性，必须留下这个时代的痕迹”。所以他不写与自己不相关的历史，不写没有现实针对性的历史，也不写与时代相隔太远的历史。选择关注四川近现代的人与事就是成为一种必然。蒋蓝对四川近现代人与事的书写，有他自己的选择标准与价值判断，他关注那些被宏大历史书写所遮蔽的人与事，关注这些人与事在历史罅隙中所发出的的幽光，以及这种幽光对人性的星光般烛照。
蒋蓝对四川近现代人与事的书写，其贡献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重现，二是重述或者重构。
宏大叙事一直是中国历史书写的主流模式，1949年后以革命史观统摄整个历史书写，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启蒙史学观和现代性作为历史书写的基本原则，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国历史书写出现了“后现代转向”，历史重述成为常态。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书写是以宏大叙事为主流，四川近现代史书写也是如此，革命而且是党化意识形态后的革命成为四川近现代正史的书写主流，《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主流历史著作莫不如此，尽管它们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几个方面进行分别论述，但其主线仍然是革命，即使是新世纪出版的《四川通史》清代卷和民国卷，其书写模式仍袭旧制，少有革新。后现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去中心、去宏大叙事，把重心放到社会底层与边缘，去发现那些被淹没的人与物。从这个角度上看，后现代历史观念与书写有其合理性及存在价值。显然蒋蓝的四川近现代史书写受到这些史学思潮影响，有学者就指出蒋蓝的这一特点，认为蒋蓝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提供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视角下非虚构框架中的踪迹史写作范式”，是否提供了“踪迹史写作范式”有待讨论，但是受到后现代历史观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受怎样的历史观念影响以及采用怎样的历史书写模式，实际上并不是最关键，重要的是其历史书写是否完整呈现具体的历史样貌。去除意识形态与叙述修辞，历史只能是历史，而不是别的代言物与试验场，或许这才是最有实际意义之处。蒋蓝似乎也没在历史观念与书写模式上过多纠缠，他只通过对四川近现代的人与物进行钩沉与书写，用文章自己来印证历史，让历史在文章中复活。
蒋蓝对四川近代史书写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对唐友耕、何崇政、廖观音、凌君如等四川近现代历史人物的重现。唐友耕这个人物，在由众多大人物闪耀的中国近代史中仅能算个“二流人物”罢了，根本进入不了主流史学界的法眼，即使放到地方史中，也仅仅是在谈论到石达开在四川被捉时提一提此人名字罢了，基本上属于记名式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被淹没的人物，蒋蓝却钩沉出宏广的历史天地，唐友耕甚至是“盘活1850年代西南地区历史”的重要人物，他“把石达开进入四川、李蓝起义失败两股巨大的势力串联起来”，对了解19世纪中后期四川及西南地区政治、军事情况有重要的帮助。何崇政这个人物就更小了，作为李蓝起义军的“记室”、“护国军政司”，基本不值一提，蒋蓝却将其从历史尘埃中淘洗出来，呈现出了在社会变乱时期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如何报国无门进而投靠起义军再而遁迹山林精研武术演绎出《峨眉拳谱》的人生轨迹，是分析晚清社会的典型案例，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廖观音是清末四川红灯教首领之一，反清灭洋不成，最后被剿灭。这是我们从正史中所了解的廖观音。蒋蓝却从晚清四川社会生存情况、四川客家文化、民间绳妓等角度，重新梳理与分析廖观音这一历史人物，让我们对廖观音获得了不一样的历史认知。凌君如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三姨太，是现代之前遭遇一夫多妻制度的万千女性之中的一个而已，本不值一书。蒋蓝却在这万千之中把她发现出来了，一方面与“大地主刘文彩”这棵大树有关，另一方面与她所钩连的丰富的现代四川社会历史关系有直接关系，通过勾画凌君如的一生，我们也能看到四川社会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变化过程，以个人而写社会历史，注目的是凌君如这样的小人物，而其背后的寓意却是那更宽广的社会历史空间。由蒋蓝所重现的四川近现代人与事还很多，比如国画大师陈子庄等。
重现是因为之前正史中没有，如能找到一些史料，进而把这些遗漏的历史人物重新叙述并推出来，似乎难度不大。但如果对原有的历史人物进行重新阐释，即历史重述，其难度就要大得多，所谓“熟题新做”难于天就是此理。蒋蓝对四川近现代史书写的贡献之二恰恰就在于他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重新书写。石达开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人物，说熟悉其实也语焉不详，但至少知道这个人是谁，对其人生经历就知之甚少了，至于其在四川的突围、被捉、被杀就更不知其所以然了。蒋蓝对这一我们模糊不清的历史人物进行详细重述，他从石达开率军逃入四川境内的石柱县开始，沿着石达开军队突围路线图，蒋蓝一个人亲自实地考察故迹重访，把这一突围过程详尽复原，尤其是对石达开在大渡河紫打地被捉的经过、在成都如何被凌迟处死地都非常细致地重新梳理论述，基本上重塑了石达开这个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刷新了史学界对石达开的研究，如对史学界一直没有定论的“石达开凌迟之地”，蒋蓝的研究就给出了较为可靠的结论，石达开凌迟之地“就在（成都科甲巷）臬台监狱旁边的三合土院坝之内”。
除了书写四川近现代人物外，蒋蓝对成都城市的近现代变迁史也极有研究，他出版了两本书专门谈论近现代成都这座城市，一本是《天下名城》，另一本是《春熙路史记：一条路与一座城》，前者是整体性书写，后者是微观性书写。《天下名城》不梳理成都城市演变，而是“集中在城市的沧桑屋檐下，投射在它的砖石与阡陌之间，寄托于对碧水、城堞和往事的感叹中。”关注的是人文的成都、生活的成都和生命个性的成都。蒋蓝努力地去扑捉与描绘能够体现成都历史名城的那些感觉，并用他那多姿摇曳的笔去一一展现。《春熙路史记：一条路与一座城》是从一个具体“地点”——春熙路，切入成都这座城市，来反照成都这座城市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与风俗化移。实际上关于春熙路的文章与著作已经不少，蒋蓝却以全新的角度来重新描述这条成都“城市之眼”的商业街，匠心独运，别具一格。
蒋蓝如史家侦探一样，用他那火眼金睛扫描被排挤出四川近现代史的那些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活动的四川广大的历史空间，并在他的层层抽丝剥茧之下让这些人物重出历史地表，丰富与扩大了四川近现代历史场域，也廓清了诸多的历史迷障，重现与重述了四川近现代史。
二、“踪迹史”：蒋蓝式的非虚构写作
蒋蓝对四川近现代人与事的书写给人如此大的冲击力，并不仅仅在其所书写内容上，这些内容放到任何一个历史研究专业学者身上，似乎也不是多难的事，蒋蓝的历史书写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成为特别的“那一个”，还在于他独特的书写理念与方法，直言之，蒋蓝的历史散文书写是他“踪迹史”这一非虚构写作的具体展现，非虚构与“踪迹史”是深入理解蒋蓝历史散文的不二法门。
“非虚构”作为近些年一种写作热潮，与2010年《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开设与倡导有一定关系。《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开辟“非虚构”专栏，呼唤与倡导一种新的散文写作方式，这种新的散文即被命名为“非虚构”。但是对于何为“非虚构”却并未给出具体标准，在《人民文学》该期编者语中说到“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它可以是“叙事史” “回忆录” “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缩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无法界定出“非虚构”是什么，但却能指出哪些写作可以算作“非虚构”。这充分说明“非虚构”作为一种写作现象是在《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开创之前就已经存在大量新型的散文创作，只不过由《人民文学》编者给命名为“非虚构”罢了。也有学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就已从“作家的写作意识、文本再现的似真程度和读者接受时的真实感效果”三个方面来区分“虚构”与“非虚构”，由此来区别“非虚构”与“虚构”的传统文学的不同，“一是传统文学的纯粹‘虚构’式写作，二是以‘事件’为中心的新闻式写作，三是传统的‘报告文学’写作。”区分的目的是为了强调“非虚构”的独特性，进而为“非虚构”写作指明大致的方向。一些学者从“非虚构”的中西两脉来梳理其影响源流，中国一脉，从先秦史传传统，到中古以来的史诗传统，再到五四时期的“事实小说”，1949年之后的“非虚构战争小说”，90年代的“文化散文”等等；西方一脉则远溯古希腊的“模仿论”，近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美国的“新新闻主义”，进而认为中国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是中西合璧的结果。这种学术溯源有一定道理，可以从一个大的宏观视野看清“非虚构”的历史流变。但是这样不无牵强的追踪溯源，不可避免地给人因果决定的感觉，反而削弱了“非虚构”求新求变的目的。
浸淫文坛多年且对写作风向皆有掌握的蒋蓝自然不会不关注与了解“非虚构写作”，事实上蒋蓝确对“非虚构写作”有非常全面的认识，且给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蒋蓝在《非虚构写作与踪迹史》中阐述了他的观点，在比较区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私人写作与非虚构写作之后，得出了他对“非虚构写作”概念的定义：
非虚构写作：具有作家独立价值向度前提下，对一段重大历史和某个人物的生活予以多方面、跨学科考察的文学性叙述。这标志着作家从实验文体的自我纠结中走出来，从充满自恋、复制某个阶级趣味的文字中走出来，回到伟大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对常识的打破等方式，去表达一种文学本应具有的风骨。因此，非虚构写作其实更应该是告别虚伪的形式，为平民代言，这才是我们应该延续和提倡的健康写作精神。
独立精神价值，回到现实，平民化写作，跨学科，这成了蒋蓝定义“非虚构写作”的几个关键词，蒋蓝非常看重“非虚构写作”的开放性特征以及这种写作对现实及意义的直面，写作是手段，必须赋予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蒋蓝投入对四川近现代那些湮没的人与事的书写，看重就是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意义。蒋蓝的这一观点，与李云雷论述“非虚构写作”意义的观点相近，李云雷认为“‘非虚构’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直面我们这个时代，切中了当前文学中所存在的问题，为我们理解世界打开了一个新的渠道。”蒋蓝以其敏锐文学眼光及其创作实践及时跟上并扩大了“非虚构写作”这一新写作模式。
蒋蓝肯定并赞赏“非虚构写作”，但他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对“非虚构写作”有所拓展，提出了“踪迹史”写作。“踪迹史”提出的理论源头，蒋蓝应该是借鉴了陈嘉映的关于“事物” “事实” “事情”三者的关系，用来论证其“踪迹史”的合理性。陈嘉映认为：“‘事情’既可以从它的发生经过结束来看，也可以从它实际发生过已经摆在那里来看，‘事实’则单从一件事情已经发生摆在那里来看一件事情。”进而讨论“事实”与“世界”的关系，“事实不是天生悬在世界之外的伪事物，事实是来自真实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存在的状态，我们以这些已知的事情为中介，通过它们走向未知的世界。”蒋蓝认同陈嘉映关于“事实” “事情”与“世界”关系的论证，蒋蓝总结陈嘉映的观点，延伸到“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之间的关系上，“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之间，也许就映射了这样的关系。历史的轨迹是一种注重影响的呼啸而至的宏大叙事，畛域明显；而个人的踪迹不过记录的是一己的荣辱沉浮。踪迹固然已经覆于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但总还有一些残剩的蛛丝马迹存在于宏旨无心涉足的冷僻地隅，这就成了我打捞个人踪迹的采撷区。”不难看出，蒋蓝在此处还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把“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加以分割，“个人”存在并包含于“世界”之中，“历史”是对“世界”的叙述与解释，当然也包括对“个人史”的记述。不过蒋蓝却看到了中国历史书写的内在问题，即偏重整体性的宏大叙事，对个体是遗漏且忽视的，强调对“个人史”“个人的踪迹”的重视自有其合理性。
我们试以《大脚蛮婆于锋刃作掌上舞——兼论绳妓的历史命运》这篇文章为例，看蒋蓝是如何践行且复原“廖观音的个人踪迹”。蒋蓝先从其曾居住地方成都“东郊十陵镇千弓堰附近的芙蓉社区”起笔，自然引入到附近的“凉水井”，描写这个地方的现实社会风貌、历史变迁、传说故事、文化地标，再从与当地人的龙门阵中知道了“廖观音”在民间的传说，进而关注到廖观音和清末四川的暴动，蒋蓝查找各种资料梳理廖观音的历史，包括廖观音的绳妓身份和红灯教首领的重合，以及为什么民间要称之“观音”，蒋蓝对此进行了一番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从中钩沉出廖观音的一些事迹。红灯教规模越来越大，四川都督无力摆平，岑春煊临危受命捕剿红灯教，廖观音被捉且被杀，蒋蓝援引李劼人《暴风雨前》中描写众人观看廖观音被杀的过程，说明廖观音事件在成都及四川的影响。岑春煊搅入晚清四川社会，蒋蓝又插叙岑春煊治蜀，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四川社会状况。最后，蒋蓝再回到2015年的凉水井，风物变迁，而蒋蓝看到这变中的不变，文章就此结束。这基本体现了其“踪迹史”写作方法，“坐实人物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余，更为关注其行踪所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与之相交错的人际兴衰、风物枯荣。”我们也可看出蒋蓝文章的大致思维结构，现实（由我开始）——历史（人或事）——现实（由我结束），作者始终参与到现实与历史之中，而不是仅仅作“纸上声”。从材料使用上来看，运用了正史、野史、学术文章、民间传说、田野调查资料等等，非常立体清晰地复原了在史书中面目模糊的“廖观音”这一历史人物的踪迹。
三、历史散文写作的新向度
蒋蓝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历史散文已成为当代散文中特别的一类，甚至有评论家断言蒋蓝的出现引发了散文领域乃至当代文坛的“结构性动荡”，此言虽有些夸张，但也充分说明蒋蓝历史散文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我们在谈论某种事物的意义与价值乃至影响时需要放置到一个总体性的框架之中，需要从一背景中进行比较而获得判断和评价的理由，即查尔斯·泰勒所说：“事物具有重要性是针对一个可理解的背景而言的。让我们称这个背景为视域（horizon）。”而我们要谈论蒋蓝历史散文的贡献与影响，也得放置到中国散文这个大的“视域”中，由此才能谈蒋蓝“历史散文的新向度”问题。
在中国文学史中一直有“骈散”并存的说法，“骈”即有韵之诗文，“散”即无韵之文，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广义上的散文。现代文体学引进之后，散文概念逐渐窄化了，往往指的与小说、戏剧、诗歌相对的一种文体，甚至是缩小到纯文学散文，然后再以纯文学散文的概念与范围来评价及编写散文史。就以现代散文为例，常常以五四为界，五四之前的散文史沿用传统“文”的概念，五四之后的散文史就使用散文文体概念。五四之后散文史又划分为三个时段，五四至四十年代末为第一个时期，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八十年代之后为第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散文成绩显著，鲁迅就指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纸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皆认为五四以来散文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刘绪源在梳理五四散文的历史脉络时，认为五四散文其实为“谈话风”，是文人散文，接续的是中国文人传统之文。第二十个时期散文比较单一，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成了样本。第三个时期则出现了三种散文创作新趋向，即：由“写真实”到复苏“五四”散文传统，由“向内转”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由“个性化”到艺术革新。散文创作出现了热潮，“在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加大了其前进的步伐，并且曾一度入主文学的‘中心’”。
从这样一个散文大致流变脉络中，历史散文仅是新时期散文热潮眼的一股支流，但正是这股支流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世纪散文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本文所使用的“历史散文”在范围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所指上又是特指“文化散文” “新散文”在内的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散文创作，这就包括以余秋雨为代表的东方出版中心推出的“文化大散文系列” “诗人随想文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存在者丛书”，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出的“深呼吸散文丛书”，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散文”，以及《大家》《人民文学》《十月》等开辟的“新散文”栏目等。在当代散文创作界和评论界，惯常以“新散文”来概称这一类以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散文新创作，本文称之为“历史散文”，是为了更加具体化，“新散文”的“新”所指不明，而且有一种价值预设的意味。
把蒋蓝散文放置到中国散文这个大的视域中更为可行地是放置到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历史之中。新时期以来的散文与该时期的整个文学情况相似，就是告别与创新，告别革命时代的书写内容及书写模式，革命时代的散文成为散文变革首先被拒绝的对象，祝勇把革命时代的散文称之为“体制散文”——“‘体制散文’，或者‘传统散文’，即以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为代表、在中学语文课本上成为范例的散文。” 告别“体制散文”创作一种新的散文成为散文界的共识，在经过八十年代前期的思考与摸索后，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文化大散文”脱颖而出，成为告别“体制散文”的创新代表，余秋雨就如一枚炸弹震动了散文界乃至整个文坛。余秋雨式的“文化大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被五四断裂的传统散文的另一维度，那就是散文宏大与磅礴的生命力，使得散文不再局限于过于狭小的格局，走向一种恢弘与大气。因此余秋雨散文就成为效仿的对象，甚至归纳出“余秋雨散文模式”，“名胜古迹＋历史材料（故事）＋感时忧国（历史中的忧患、承担、责任等沧桑与厚重感）＋浓烈抒情（个人感受与热泪）。”笔者犹记得中学时读余秋雨、夏坚勇、王开林等人散文油然产生的那种历史情怀与家国兴废的沧桑感。不可否认的是余秋雨及东方出版中心推出的“文化大散文系列”确实改变了既有的散文格局，显示了一种散文的新风貌。但是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成为一种模式后，无形显示出其存在的问题，除了模式化写作的问题之外，“知识性的罗列，常常使人想起新闻记者笔法，而且，不免有‘硬伤’”。而且“许多作家笔下的历史人文知识，并未得到个体心灵的同化，缺乏个体文化人格的自觉建构，故硬性‘搓捏’，缺乏统一的生命。以历史资料的被动堆积掩盖主体情智的贫弱，实际上造成了和‘滥情’同样令人厌倦的‘滥智’”。
对“文化大散文”问题的克服与超越的表现就是“新散文”的出现，“新散文”也书写历史，但是他们的历史不是“文化大散文”式凭吊古迹和怅怀古人，他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看法与理解，历史“存在的只是记录，是所谓的史学，而不是历史本身。我们只是像瞎子摸象地感觉历史的局部，而永远无法窥见历史巨大的躯体。从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同样是从人的思想、感情、经验、判断出发，来捡选史实，所以，它们与文学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这是一种后现代史观，消解大历史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新散文”关注边缘、底层、暴力等历史现象就是体现。同时“新散文”非常强调创作主体的个体性感受，把这种感受融入历史之中，且用充满个性的语言形式加以展现，整体上呈现耳目一新之感。王兆胜这样总结“新散文”特征，“叙写个体的在场感受和生存体验；以支离破碎的意绪、感觉、隐喻、象征和生活细节，对抗传统的明晰性和整体性；以语言的粗糙和无限增殖来嘲弄传统语言的精致和优雅。”
蒋蓝散文无疑具有“新散文”特征，从文坛交际社群关系看，蒋蓝也属于“新散文”创作群体。但是与祝勇等有主张有组织地发起与创作不同，蒋蓝具有很明显自发性与偶然性，与“新散文”某种程度上算是不谋而合或者殊途同归。正是这种自发性与偶然性，恰恰区别与凸显了蒋蓝历史散文的独特性，这也构成蒋蓝式现象内在本质的原因之一。
“新散文”之“新”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散文观念，二是书写内容，三是书写方式，蒋蓝历史散文在后两点上又与“新散文”有所不同，或者说有所超越。蒋蓝也书写那些大历史之外的边缘与底层，但蒋蓝更关注那些“极端人物”，即那些在特殊年代经历奇特且有彰显了坚强人性的那些人物，如石达开、唐友耕、何崇政、廖观音、凌君如等，他注重的是从历史“踪迹”中勾连其于现实与人性之间活动性乃至永恒性的东西，那种历史恒常与人性的光辉蒋蓝更为看重，这有别于“新散文”较为注重“偏、奇、怪”的历史人物与现象。最为显著的是蒋蓝的书写方式，蒋蓝历史散文是典型的跨文体写作，散文、诗歌、箴言录、新闻实录等文体交相错叠，《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就使用了七种文体。如果严格按照散文文体标准来看的话，蒋蓝的历史散文很难归为既有的散文类别之中，它太独特了，也太超前了，“作为一名散文实验者，蒋蓝已经走出很远”。如此多的文体交织并没有降低蒋蓝历史散文的可读性，蒋蓝的这种跨文体写作，“尽管融入了这么多的文献、材料、史实，以及大量的引用、注释，但却并非成为一张知识写作、套词写作、概念写作”。王笛在《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推荐语中特别赞赏该书别具一格的散文体写作，“比历史家的著作更引人入胜，淋漓痛快”，“完成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叙事，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蒋蓝历史散文强调把所书写的历史内容做“全”做“实”：“我决不允许作品中存在虚构的人和事，也就是说文本中呈现的细节要来自于史料。”因此蒋蓝进行了大量的材料收集和田野调查，如为写石达开、唐友耕，蒋蓝几乎跑遍了石、唐在四川所经之地，“现实对位”还原历史场景，让写作者个体回到历史场景之中，获得一种深刻的在场感，进而打通历史与现实。这一点与“新散文”差别就比较大。尽管“新散文”也写历史，但历史仅仅是他们进入文学创作的前提或者背景，蒋蓝却像历史学者做历史研究一样把历史做实,而蒋蓝的历史散文写作又呈现文学特征，极具艺术美感。
蒋蓝历史散文在书写内容、书写方式、文体特征乃至“踪迹史”的写作观念和“文学田野调查”的方法，都一改当代历史散文甚至整个当代散文的书写模式，是对散文写作的创新与超越，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一种历史散文写作的新向度，显示了蒋蓝历史散文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