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视阈】肖向东 | 家园忧思与人性之殇 —— “生态学”与“人学”视野下的“山珍三部”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八辑

（本文作者：肖向东教授）

十年没写中篇小说的阿来突然写中篇了，而且一口气写出三部系列中篇：《三只虫草》 《蘑菇圈》 《河上柏影》，并冠之以“山珍三部”。这三部新作，《三只虫草》6万字，始发《人民文学》2015年第2期；《蘑菇圈》8万字，载《收获》杂志2015年第3期；继此之后，2016年，阿来再推出近10万字的《河上柏影》, 构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山珍三部”系列。三部新作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题材上均以藏区稀有珍贵的植物——虫草、松茸、岷江柏命名，围绕这些高原珍稀物产原本的生态环境以及在当下现实中的变迁，作者以诗性的笔墨，幽幽的情思，深沉的笔调，对神秘的藏区及其生态环境、乡土演变、风俗变迁、生命历史以及这块土地之上那些具有不同生命追求的人物所表现出的生存方式、情感取向、信仰观念、价值选择及其命运变化，以一种诗性和哲思、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笔致，构成文本指涉的特定时空，在极具深度和力度的刻写中，对深润着藏区和藏民生态历史与生命历程看似平淡而实际却蕴含了深刻而丰富的生活内容的社会演变、时代变迁，进行了富有情韵的描绘与形象的揭示，内中既有人物本身细致入微的生活细事与命运变数，又有社会递进的史笔描构和波澜迭宕的时代风云，文本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皆渗透着阿来对藏区的“生根之爱”和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对于人类赖以立身的自然生态与生存环境的深沉思考，透显出一个具有强烈的家园意识的思想者对于人类生存之所的殷殷关切。故土的忧思，人性的流变，人类的走向，似乎一直是阿来挥之不去的情结与生生不息的主题，“山珍三部”的创作，进一步印证了作家的这一创作特性。对自然、对生态的深切关怀与倾情，对人性、对人情冷暖晦明的揭示与拷问，不仅构成了“山珍三部”的主旋律，也带给人们什么才是文学终极主题这样的深长思索！ 

一、生态颓败与家园消失的自然之殇

自1994年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文坛地位以来，阿来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藏民族的生活。作为藏族作家，探索本民族的历史，关切民族的生存，注视民族的走向，以民族的存在和命运的探求为使命，构成了阿来写作的主体内容，也一直是阿来创作坚持的主导方向。如果说《尘埃落定》以荡气回肠的“史笔”方式，描述了藏民族沿革中一段末代土司制度由没落直至终结的历史，书写了这个民族曾经的辉煌与生活演变，成为藏民族既往历史生动的艺术记录，那么到新作“山珍三部”问世，读者似乎看到了阿来创作完成的一次新的思想与艺术递进：即一个具有时代责任感和民族良知的藏族作家基于民族文化自认而对于民族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所、养育之地、自然生态、精神家园的深切关注，以及现实演变中居所流变、生态颓败、精神沉沦、家园毁弃而给作家带来的殷思忧虑。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阿来：始终不忘初心，铭记民族责任，既不断追索民族的历史来路，以史诗笔墨探求民族的精神渊薮与现代性承转，又清醒观察现实的时代性演变，察析这一演变中民族生存环境面临毁圮的危机与人心发生异变的危情，从中寄托一个怀有神圣忧思的本土作家对于民族面临的现实危境、对于难以测定的民族未来、对于未知的民族命运及其生命走向的沉重的文化反思。

毫无疑问，这种反思的契合点，在具有生态小说特征的“山珍三部”中，主要聚焦于藏区稀有珍贵的植物——虫草、松茸、岷江柏这三种高原物种的历史流变与藏区自然生态、人文生态面临的一系列新的现实挑战上。无论是《三只虫草》中被外界热炒的冬虫夏草生长的生态环境的毁损，还是《蘑菇圈》中藏地松茸遭遇的疯狂侵掠，以及《河上柏影》里“岷江柏”这一珍稀植物的即将灭绝，小说的写作，都力求以纵深的历史眼光，从原生态的生活样貌出发，探幽烛微地去察析这些稀有物种在时代演变中是如何一步步遭到毁损、受到侵掠甚至被推入绝境的。这样的写作，在藏区之外的人的眼中，有可能被看作是那种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特有的封闭狭隘意识的表现，也极易被视为民族排他观念所持有的拒绝异质文明而保守自重的民族自闭心理的流露，然而，阿来的不凡也就在这里，“山珍三部”在题材上的确写到了只有藏区才有的特产——“冬虫夏草” “松茸” “岷江柏”这些珍稀物种在现实环境下濒临灭绝的危情，也凸显了藏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甚至恶化的忧虑，但在这些生活表象之下，小说实际的创作指向，却透过具体的地方性物种的遭遇以及生态变化的事实，将读者的思维引向原生态的自然世界，引向“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生命主题，尤其是基于“文学即人学”的终极主题，通过“自然”与“世界”的互在形式和演绎变化，透视同属于大自然物种之一的人类在这样的演化中所经历的磨难、罪过与悲苦，生态危机和人心异变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危情，进而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复杂交织的现实背景上，描述出“这个世界……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的悲剧性事实。

人类正在毁圮自己的家园！这也许是“山珍三部”以隐忧的悲情希望告诉大家的事实。尽管《三只虫草》写得不过是被热炒的冬虫夏草遭到疯狂挖掘的故事，《蘑菇圈》中也仅只写了藏地松茸的价值如何被发现而后带来大肆侵掠的行为，《河上柏影》里更只是围绕着岷江柏的消失描写出那种纷扰的人事更迭与世情变迁，但所有的故事与人物命运又都无一例外地指向故事的发生地与其中的生命体赖以存在的具体生态环境。《三只虫草》中桑吉的父亲每“挖出一根虫草时，会对山神说：‘对不起，我把你藏下的宝贝拿走了’。”少年桑吉的意识深层，每一株虫草都是“一个美丽的生命” “杀死一个生命和三十元钱，这会使他们在心头生出：纠结”。《蘑菇圈》在描写那些像生灵一样的蘑菇圈时，则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

“斯炯说，蘑菇圈其实不是一朵朵蘑菇站成跳舞一样的圆圈。蘑菇圈其实就是很多蘑菇密密麻麻生长在一起。采了又长出来，采了又长出来，整个蘑菇季都这样生生不息。而且，斯炯说，本来以为今年采了，就没有了，结果，明年，它们又在老地方出现了”。

然而，《蘑菇圈》最后，当斯炯得知她精心呵护且十分隐蔽的蘑菇圈将被侵掠而不复存在时，内心感受的则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至于《河上柏影》，阿来在小说尾部的《跋语：需要补充的植物学知识，以及感慨》中不无慨叹地说：

“树不需要人，人却需要树。

因为这种需要，人使这个世界上的树越来越少……

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过很多树了，这个世界也已经消失过很多人了”。

就自然生态而言，虽然这里仅只是写了冬虫夏草、松茸、岷江柏三种藏区物种与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境况，但阿来创作的深意却绝不仅仅是基于对这三种稀有植物的青睐与呵护，抑或出于对故土文明的偏爱而对外来事物以及现代文明的怀疑与警觉。事实是，人类在自己不断的进化中，由于生物物种的优越感所带来的傲慢态度和其对实际的现实功利的无止境追求，造成了人类自身往往无视其生存环境的变化与恶化，以及忽视自身环境知识的短缺和这样的知识短缺可能造成的人类难以避免的灾难，而人类一系列不合理的实践活动亦常常超出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一步步加剧生态的恶变。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与自然规律发生异变的环境危机背后，那种意想不到的灾难也正以人类意识不到的方式悄然袭来。不幸的是，人类笼罩在危险之中却浑然不知且自以为喜，进而一步步去加剧危险的来临。“山珍三部”虽只写了一定的现实境况下冬虫夏草、松茸、岷江柏这些藏区代表性植物的不幸遭遇，但放眼人的历史，人类非理性的捕获、杀戮、侵掠与糟践，曾几何时，即造成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自然生态无休止的蜕变与退化，生物物种不间断的消失与灭绝，进而导致生态系统结构的紊乱和环境有序功能的下降，使得资源利用和生态的良性循环难以为继，长此以往，不仅改变了地球物种的生存条件，也正在使人类自己一步步失去家园，陷入困境，甚而影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蘑菇圈》中阿妈斯烱对胆巴说：“儿子啊，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这“蘑菇圈”既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的隐喻，也可以看作是人性的隐喻，这双重的隐喻，所隐含的正是人类在失去物质性家园和精神家园之后的痛苦，而《河上柏影》里的王泽周作为汉藏混血的青年，原本是极为认同自己的藏族血脉的，眼看藏地家园的毁损，竟在小说的最后萌生了对于汉族的父亲及其家乡向往的情感，此一方面表明了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对于家园归属的强烈意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蕴含着对藏区生态环境隐性蜕变的深层忧思与自然之殇，这种深藏在文本内面的东西，其实正是一个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感和人文情怀的作家对于家乡、对于人类、对于一切自然生命赖以栖身的生存之所即将遭到毁弃与丢失的痛惜之情，是家园丢失和灵魂无依这种内在心理与情感的一种真实流露。而整个“山珍三部”之中那种流惯于文本始终的神圣的家园情结、自然意识、环境道德观念以及藏民族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特有的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和坚定的维护藏区生态的思想法则，于小说，固然属于桑吉、阿妈斯烱和王泽周们，于创作，无疑更属于作家阿来和他的民族。

二、文明弱化与人心异变的人性之殇

人类自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明以来，在不断的进化、创新和发展中，一步步将文明推向新的进步，但文明的进化常常要遭遇新的挑战与考验，甚而是被那些在时代的与时俱进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所诘问与困扰，而人类也总是在解答与反思这一个个新的问题的过程中修正文明进步的方向，把文明引向正途。

《三只虫草》以儿童的视角，通过少年桑吉在“虫草”问题上的“纠结”与“烦恼”描写了令人堪忧的藏区自然生态的变化与社会人心的异变，以此透显出阿来对于藏民生存之所受到现实威胁和纯洁的藏区文明悄然变化的担忧。少年桑吉身上折射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尤其是现代文明与价值观的冲击给人们的生活与精神所带来的心理变化和负面影响。纯真善良、聪颖好学、向往文明，是小说描写这个藏区少年最大的亮点，此揭示了藏区孩子最为本质的特征与蕴含，但外界的诱惑，价值观的失衡，现实的利益追求，也造成了其“逃学”和像其他藏民一样以疯狂寻挖虫草获取金钱价值的行为。桑吉之所以逃学挖虫草，是想给在城里上学的姐姐买衣服，给表哥买手套，给多布杰老师买一罐剃须泡，给娜姆老师买一罐洗发水，然而第一次采挖的文具盒里藏下的三只白胖的虫草，在桑吉的意识里又是大自然中可爱的生命。现实生活中，一只虫草可以卖到30元钱，“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币？”这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纠结，但喇嘛的一番话让这个纠结很快就解开了：“如今世风日下，人们也就是小小纠结一下，然后依然会把一个个小生命换成钱。”而调研员的出现则彻底让桑吉消除了这一纠结，他用最先挖到的三只虫草换回了装虫草的箱子，同时又寄望调研员许诺送他的一套充满新知的“百科全书”。虽然一直到小说结尾百科全书的承诺并未真正兑现，但这套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百科全书却成为少年桑吉的一个潜在的梦想。小说的主人公始终处于各种“纠结”之中：虫草既是有生命的植物也是有价值的商品，是保护一个生命还是以之换取金钱与物质，这构成了人物内心最基本的纠结；逃学是违纪但又似乎有理由，是维护学校的纪律还是考虑藏民实际的贫穷状况，这样的纠结似乎是藏区的村民普遍的实情；虫草与虫草山既是藏地生态的象征又是具有珍贵价值的药材以及藏民获取经济来源的福祉，无论是保护虫草与虫草山还是利用虫草山致富似乎都符合藏民的利益，这又是一个极为现实而难解的问题；小桑吉以三只虫草换取虫草箱并希望得到一套百科全书，表现出对于象征现代文明的新知和外面广大世界的好奇，但一个纯洁的少年的情怀却使他对这三只虫草有着特殊的感情……，于是，少年桑吉在整个虫草季始终处于理性与感性的矛盾状态，而众多无法释然的纠结，则贯穿小说的始终，成为小说刻画与凸显人物精神与心理性征的扣环所在。

紧承《三只虫草》而写成并有异曲同工意味的另一部小说《蘑菇圈》，在小说题材上虽转向关于“松茸”的描写，但其创作主题同样指向正在被毁损的藏区生态与变异的世道人心。与《三只虫草》单纯写一个藏区儿童在虫草季的心理纠结不同的是，该小说在一个深远的历史背景上，以主人公阿妈斯炯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精心养护她的“蘑菇圈”的传奇故事为经线，叙述演绎了藏区的人们在数十年生活中的生命沉浮和精神变迁。

当年的斯炯姑娘，曾是进入机村的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工作队的工作结束后，又被选送进民族干部学校，成为国家培养的后备民族干部人选。但是，命运却让斯炯再次出现在机村的人们面前，因为受到抗拒改造的喇嘛哥哥的影响，斯炯美好的前程也从此中断，使她成为机村的永久性村民，由此也开始了她与“蘑菇圈”结缘的一生的故事。此后机村发生的一切：农业跃进、自然灾害、喇嘛哥哥被管制、生下没有父亲的野孩子、发现神秘的蘑菇圈、因饥饿而偷杀集体羊子的吴掌柜被镇压与自杀、遥远的台湾反攻大陆的传言、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哥哥法海重新回到寺院当和尚、儿子胆巴上学参加工作被提拔干部、胆巴与同父异母的妹妹丹雅的恋爱、初恋失败而仕途风光的胆巴的连续上升、丹雅下海经商与暗中算计抢夺斯炯的蘑菇圈、风烛残年而离开家乡的阿妈斯炯最终失去相伴一生的蘑菇圈……都与斯炯的生活相关联。小说《蘑菇圈》在构思和艺术表现上，延续和保持了阿来自《尘埃落定》以来一贯的美学风格，即在一个高度浓缩的中篇之中，以深蕴民族性生活和历史性内容的个体化载体，包容时间与空间长达半个世纪的维度，融合理想化心灵、自然世界以及社会现实的边界，为人们展示出一个诗性和历史交融、人性与自然并存的无限空间，在一种充满诗意而又富有生活情韵的抒情中传达出幽幽的历史情思。透过斯炯的一生及其遭遇，人们不仅看到了世间的大善大恶、人心的不古与世风的沦落，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温度与世界的美好。这里有单纯善良的藏族姑娘斯炯对大自然馈赠的珍宝精心呵护的执着与坚强，有缺乏政治意识的喇嘛法海的懵懂无知，有性格委琐而偏于自私并与斯炯有过一段隐情的工作队刘队长的苦衷与无奈，有“四清”工作组女组长的刚愎自用和良心发现，有“革命”时代被无端上纲上线并被误抓而自杀的吴掌柜的个人悲剧，有受“经济”时代影响而堕入“利欲”泥沼的丹雅的卑鄙行径……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单独构成一部书的内容，但阿来却让他们围绕着斯炯的故事而存在，以斯炯身上的“人性美”烛照他们性格之中人性的缺失与文明的沦落，以斯炯那与大自然同一不变对于“蘑菇圈”以及世间万物性灵的虔诚守护，映衬他们在魔性的革命时代和疯狂的金钱时代各自灵魂的迷失，信念的迷乱。当然，对于那些历史语境无法绕过的政治波澜与现实社会之下人们对于物质和金钱疯狂追逐的不端行为，作为一个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和社会批判精神的作家，阿来并没有世故的采取刻意回避的态度，或像荒诞的超现实作家们那样游走于荒诞和真实之间，而是一方面直面人生与现实，在叙述故事时以不动声色的方式自然链接那些历史生活，揭示社会与生活真相，另一方面，则依旧延用其擅长的艺术表达方式，在简明而委婉的述说中，以诗性的语言描述着那淡远的生活故事，以带有抒情的文字把那深蕴人性之美的美丽人生展示在人们面前，在一种波澜不惊的笔致之下，显现出自然逻辑和人性逻辑相统一的和谐之美。

的确，斯炯平凡的身世和岁月静好的生活以及她与“蘑菇圈”的故事，本身似乎是平淡无奇的，但乡村世界同样跃动着与世浮沉的灵魂，它潜在的生命本质与外部世界的异动、时代的各种因素，自会发生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而阿来的不凡也就在这里。斯炯所在的机村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无论是那些带着不同任务下来的工作队、工作组的进驻，还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潮，抑或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影响，现实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其实都与斯炯的生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阿来在娓娓叙说斯炯这一个体人物故事的同时，亦十分清醒地看到了由当年的“斯炯姑娘——阿妈斯炯”这一人物背后复杂的历史要素所发生的各种作用，围绕着斯炯看似平淡的人生而发生的纷纷扰扰的人世变迁和人性流变，既映照了“斯炯姑娘——阿妈斯炯”不变的人性的永恒的光辉，也不断地反映着这时代的流动与递嬗，只不过，这样的流动和递嬗在斯炯的心中所拨动的是一曲隐含着淡淡的历史哀伤与无奈的现实遗憾的哀婉而隐痛的琴曲而已。情因纯笃所以震撼，墨以含情所以感人，阿来寄寓在斯炯身上纯笃的情感和人性之殇，所唤起的是读者对于历史的追思和人性的考量，而读者在追问历史和拷问人性之时亦触摸到了斯炯这一对于藏区有着“生根之爱”的人性守护者的奕奕脉搏，以及她对逐渐丧失的传统文明和人心异变而带来的黯淡前景的丝丝忧伤。此从小说最后已迈入老年的阿妈斯炯对儿子胆巴同父异母的妹妹丹雅所说的一番话中，读者似可获得一种顿悟：“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了，从你那个死鬼父亲带着工作组算起，没有一个新来的人不说这句话。可我没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了” “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显然，阿妈斯炯面对纷繁多变的时代，所坚守的始终是她深信不疑的人性逻辑，正是这样的坚信与坚守，她才能够对抗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什么“革命逻辑” “政治逻辑” “道德逻辑” “金钱逻辑”，在斯炯面前皆显得苍白无力，而阿妈斯炯以她淡泊平静的一生亦告诉我们，经历了命运的波澜与生命个体的苦痛，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还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是人性的永恒和它纯洁的光辉！

三、生命无序与精神无依的情感之殇

如果说，《三只虫草》和《蘑菇圈》主要是集中于藏区生态环境的毁损与人性蜕变的书写，小说内隐的是阿来对于民族生态环境发生恶质变化的忧虑，对于美好人性不断遭到现实挑战与文明进化过程中人自身必然发生的内在纠结的揭示，那么，《河上柏影》的创作与发表，则进一步强化了阿来的这一写作意识，使其进而将艺术之笔探入到那些在精神上与故乡的山谷河流、草木生灵早已融为一体，且视家乡自然风物为自己生命的构成部分，从而在心灵上与之产生一种互相依偎、互为存在的依托感的人物身上，以之揭示这些生命体生死不渝的故乡情结。

三部作品比较，《三只虫草》和《蘑菇圈》，如同轻慢的抒情诗或小夜曲，如叙如诉，如吟如歌，韵味与旋律优美、委婉、缠绵，《河上柏影》则像小说中所描写的急奔如雷的岷江河流，以一种交响乐的方式，时时演奏出激越亢奋的旋律。作为整个“山珍三部”的压轴作，《河上柏影》可谓是最为厚重的一部。表现在形式上，《三只虫草》与《蘑菇圈》是比较典型的中篇，而《河上柏影》的长度明显超过了前两部的写作规模，大约为二者总和。故事的主人公藏汉混血的王泽周是岷江河谷一个小村庄长大的孩子，这个偏僻的村庄静静地坐落在岷江上游，村庄的标志物便是江边经年生长、硕大无比的五棵老柏树，虽然王泽周后来上了大学，沐浴过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但其心中始终未移的是那河上古老的柏影，于是，从本科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直到回到家乡参加工作，其研究论文，都是以家乡这一特有风物和珍稀物种为研究对象，然而从读大学到工作期间，堪称地方权贵的同学贡布丹增始终与王泽周发生着冤家路窄式的交集，两人势同水火，在两种文明的理解、家乡生态环境的保护、地方旅游事业的开发、稀有物种价值的利用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最后，贡布丹增等新型权贵为谋取现实利益，强行砍伐挖掘了这五棵在岷江柏站立了600年的珍稀的柏树，进而还欲买断茹含着王泽周父亲多年心血并精心打造的柏木房…… 随着年龄渐长，王泽周不仅理解了有着汉族血缘的父亲和藏族母亲充满复杂情感的内心世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村庄，然而每当想起那河边的五棵柏树，王泽周的心里既流淌着暖流同时又涌动着无尽的哀伤。

文本的表面，似乎写的是岷江河谷僻远小村中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在岷江边长大的大学生以及其参加工作前后所遭遇的复杂的人事纠葛，但阿来在讲述故事中巧妙地将乡村生活与城市场景、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自然世界与生态毁弃、生态保护与市场经济、晦暗生活与人性守望等种种矛盾与冲突，展示在人们面前，在那种交织着自然生命法则与复杂人性纠结、生态文明守护与现代社会演进、生命之根的毁圮与家园丧失的痛楚、生命无序的绝望与精神无依的飘零的复杂书写中，隐隐传达出作家对于藏地生态的流失、人类栖身之所的毁圮、生命走向的无序等问题深长的思索与深深的忧虑。

构思上，小说采用了复合式的“序篇”五篇连缀的结构方式，“正文：河上柏影”仅只占全文的很小部分，但五个序篇却独立成篇，构成一特定内容，“序”与“正文”的互构互见，形成了小说特殊的艺术构架。“序篇一：岷江柏”从植物学角度直接阐明其为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和干旱河谷地带的重要树种，稀有者达600年树龄，是当地土著和居民心中的“神树”和“风水树”。此种带有科考式的写法，为文本故事设下重要伏笔。“序篇二：人。人家。柏树下的日常生活”从藏族母亲与柏树、柏树的历史、主人公王泽周一家人与柏树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角度，叙说岷江柏与当地居民、自然生态与人相互依偎的命运关系，即使主人公后来进城上了大学，那看起来土里土气但却发散着柏木馨香的木箱，不仅与之朝夕相处，而且成为其维系与故乡情感的重要纽带。“序篇三：木匠故事”写沉默而技艺高超的父亲怎样独自来到藏区，怎样在异乡讨生活并与柏木结下情缘。在这样一系列与核心题材“岷江柏”的描写中，小说正式切入到“序篇四：花岗石丘和柏树的故事”，深入展开对于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的柏树的正面描写。“序篇五：家乡消息”，场景虽再次回到城市，但来自家乡的消息仍不断传达着河上柏影的信息，直至“正文：河上柏影”出现，岷江柏终于被强行砍伐且连根挖掘，那自然的影像以悲剧的形式成为主人公永远的心灵伤痛。

小说故事紧紧围绕着这个叫作王泽周的藏汉混血青年的生命成长与生命走向，以及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藏地家乡和五棵古老的岷江柏特有的深深情感和精神依恋而展开，“岷江柏”这一家乡的风物生灵及其神话般的传说，既构成小说的核心与主体，又犹如魂灵一般深入王泽周这柏树之子的体内，那奔腾激越的岷江激流、那花岗石丘所象征的家乡的土地、那屹立在岷江边的五棵生气勃勃且生命力十分旺盛的柏树，使这个藏族青年不仅感受到了自然生命的强力与神秘，从中汲取了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而且主人公为这五棵神奇的柏树所吸引，几乎将一生的心血与精力都倾注在这一古老而珍稀的自然物种及其传说的研究之上。然而这在岷江边上蓬蓬勃勃生长了数百年的的古柏最终却倒在了现代文明的脚下，遭到万劫不复的毁灭。如果说《三只虫草》和《蘑菇圈》还只是从藏区生态环境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而受到局部的损伤与破坏，到《河上柏影》的写作，阿来已明显感受到了所谓的现代文明对于固有的传统文明尤其是与人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威胁与蚕食。是的，文明的确有新、旧之分，但“新”未必就是先进与进步，“旧”也不完全代表着保守与落后，阿来通过《河上柏影》里“岷江柏”的毁灭和这一稀有物种即将绝种的危情的描写，激愤地指斥了代表所谓新文明的现代文明对于传统文明疯狂的侵掠与破坏，在隐隐感受到的一种生态危机中表达了人类对于即将丧失的家园的哀伤与痛楚，于隐忧中透显出那种生命无序与精神无依的情感之殇。正如他在小说最后所写的跋语《需要补充的植物学知识，以及感慨》中所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过很多树了，这个世界也已经消失过很多人了。科学告诉我们，最终，连生长树与人的地球都会消失”。这是作者的感伤之语，更是一个具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于这个世界发出的警示之言。是的，人类作为大自然的生灵，与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仅以自然生态为自己的家园，以其物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参照，同时也与这世界之上各种物的存在构成相对的关系，此物与彼物的相互对应，相互依存，相互生长，相互支撑，才使这个世界得以相沿发展，文明得以延续。现代人提出的“可持续性”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生态文明”，无不是基于人类保护自己的家园，保护自己的精神故乡而衍生出的文化理念。作为作家的阿来，在《河上柏影》中以艺术之笔所描写的主人公视五棵柏树为精神依靠，视故乡山水为精神家园的情景，即形象地诠释了这一道理，而整个系列小说“山珍三部”，无疑从不同角度阐明：人类必须反思自己的行为，反省所谓的文明进化，反观各种“革命”对于人类进步的影响，虫草山、蘑菇圈、河上柏影的毁损与消失，看起来是局部的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问题，但最终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人类必须守护自己的家园和精神栖息地，人也必须有自己物质和精神的栖身之所，舍此，人类别无它依！

“山珍三部”作为阿来新的小说系列，虽然题材上转向了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生态与环境，但写作上沿袭了阿来一贯且近于成熟的艺术风格，即以诗意的、澄澈的、优美的文笔描写藏地的风物、历史和人事变迁，不同的是，当年的《尘埃落定》重于土司制度的描述与其最后历史的述说，在近乎“诗化”和“史话”的交织中创造了神奇的阿来式“藏族世界”和“藏族历史”，新创作的“山珍三部”则跨过历史，转入到对于藏民族现实的内在心灵世界的透视和“人”的生态环境与精神家园的关注，尤其是探索那在新时代因素的影响下人的变异，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写出多变的尘世带给人们的强烈的命运之感和人面临这一切在生命上所显示出来的坚韧与不拔。这是阿来对于新时代藏民的新观察与新思考，也是阿来对于自身所属的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深沉的爱的艺术表达，正如阿来在“山珍三部”的序言中所说：“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伟大的鲁迅曾经指出：“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的确，人之所以存在这个世界，是因为对世界怀着希望，作家更是这样，既然我们已来到这个充满欲望、不断变幻、飞速发展的世界，就必须以人的理性理智地面对所有的一切，作家也许与世人一样会产生迷惑与不解，但具有责任的作家却不会放弃希望，在黑暗的边缘会看到光明，在毁灭的尽头看到永生。正如阿来所表明的，在冰冷的环境里，应“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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