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热评】栗军 | 阿来中篇小说《蘑菇圈》的主题意蕴探析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九辑）

（本文作者：栗军副教授 ）

        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于2018年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部小说本是作为“阿来山珍三部”之一出版的，为此，阿来2015年在其小说专著的序言中说：“今年突然起意，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阿来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之后，曾一度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和有分量的作品，搜索作家阿来的微博，会发现作家正关注于植物，俨然一位植物学家，当然，阿来也为此完成了一部散文作品集《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一个作家为何突然对植物发生了兴趣，的确让人匪夷所思。而阿来在2015年发表了《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并于2016年结集出版“山珍三部”，[1]又把阿来的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潮。那么，《蘑菇圈》究竟怎样将阿来的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呢？换句话也就是说，《蘑菇圈》有什么样的主题意蕴呢？

一

       表达人生况味，是《蘑菇圈》最突出的主题意蕴之一。“山珍三部”的序言阿来就以“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1]作为标题。

      《蘑菇圈》这篇小说是以一位藏族女性斯炯为中心来叙写的，不仅斯炯一生的命运让人唏嘘，而且斯炯的哥哥，斯炯的儿子都让人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况味。小说一开篇就回溯到1955年，阿妈斯炯那时还是斯炯姑娘，斯炯被招进了工作组，因为帮工作组到当地人家取牛奶，腿脚勤快，因此，到民族干部学校上学去了，将来可以当国家干部。但是在家乡寺院反抗改造失败，政府精简寺院，动员僧人还俗回乡，斯炯的哥哥也在其中，但哥哥逃到山里躲了起来，于是干部要求斯炯完成找回哥哥的任务，斯炯没能找到哥哥，于是就没再回到民族干部学校，一直待在机村。斯炯回来后不久，生了一个不知道父亲的孩子。面对这种人生的坎坷，斯炯从来都没说什么。

       斯炯的哥哥，也好似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浮沉，随着大时代摆动。斯炯哥哥名叫法海，但寺庙精简，他也准备回家，但当时的工作组让他送封信到县里，信里写的内容是“这个人到了就把他关起来”，哥哥法海糊里糊涂地被关，糊里糊涂的逃掉又没人抓，法海于是就回家放羊了。斯炯哥哥也跟机村一个类似斯炯一样的单身母亲女性好过，而最后，他又回寺庙做和尚了，而且还因为外甥胆巴为寺庙做了很多事的缘故，在寺院地位很高。斯炯的儿子胆巴，人生仕途到是一帆风顺，从州里的财贸学校毕业，当了县商业局的会计，后当了商业局副局长，又做了县长，又做了州领导。但在感情上并不是一次如意，先看上了原工作组长刘元萱的女儿丹雅，丹雅的名声不好也不在乎，而后又跟副县长的女儿娥玛结了婚。而小说的最后，胆巴才知道自己和丹雅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蘑菇圈》中的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阿来在这部中篇小说里所蕴含的人生况味和意义却是浓郁和深邃的。斯炯从来不说孩子的父亲是谁，当读者知道胆巴的父亲是刘元萱时，斯炯和刘元萱的每次见面，甚至是看见工作组的房子时，都显得意味深长。斯炯会把采来的蘑菇中一多半放在工作组房子前的院墙头上，也不进工作组的房子；而对楼上喊说哥哥回来了，他哥哥给孩子取了名字叫胆巴；也在刘元萱关心胆巴的同时，也想到这个人也曾经关心过斯炯，但话到嘴边，却没说出来。而斯炯也绝不是一个木讷和无情无义的人，当在山中喊哥哥回家时，斯炯以为哥哥死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哭了好几场。当斯炯老了，腿脚不行了，斯炯除了想跟胆巴打个电话，她感受到了她自己的心境和情绪是悲伤，但又不完全悲伤，而是空洞的：“她发现，这一回，跟她年轻时处于绝望的情境中的情形大不相同。心里有些伤悲，但不全是悲伤。心里有些空洞，却又不全是空洞。”[2]作为中篇小说，每个人物的人生况味，尤其是次要人物，很难更为细致和深邃地表达出来，但其中每个人也是有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的，斯炯的哥哥法海，会觉得自己无缘无故地被关起来，感受到无助和无奈，也在遇到了自己的心上人，不断地送吃的，蘑菇表达情意。刘元萱虽以工作和革命为重，但对于斯炯还是有很多细微的照顾，甚至胆巴的平步青云和其也有不小关系。 

二

       阿来说过，“山珍三部”只是从物产入手，因此，“虫草”、“蘑菇”、“柏树”只是作者入手的一个方式，阿来也说他要“警惕自己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那么，阿来究竟要表达什么呢？读完《蘑菇圈》整部作品，斯炯已经从一个姑娘，变为了老阿妈，这几十年的生活，难道作者一定是让人为斯炯的命运感慨，在阿妈斯炯年老时，到儿子胆巴来接她的时候，她总是说“我的蘑菇圈没有了”。蘑菇圈的消失，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社会的转型。自然环境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都已遭受了一次破坏，那一次森林的破坏，已经都闹了大饥荒，但斯炯家还靠蘑菇圈度过了饥荒。不论在任何时期，斯炯一直守护着她的蘑菇圈，但机村这片区域随着全国各地都商业化后，也被丹雅追踪到，为其打起野外培植松茸做宣传。

       机村的社会转型，究竟作者是称道还是惋惜，作者阿来并没有说，他只是相对客观地展示，让人们自己去思考。一方面，表现了斯炯阿妈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传统社会也需要发展，需要往现代化发展。对于蘑菇圈，机村和斯炯是非常敬畏的，机村的人们在过去只是在布谷鸟叫的时候，用牛奶煮蘑菇，来品尝它们的鲜美娇嫩。斯炯不仅靠蘑菇，度过了饥荒之年，每次去蘑菇圈，她也会心怀悲悯之情，让鸟兽享用蘑菇，甚至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着蘑菇说话。而传统社会不可能是封闭的，机村也在一天天变化，机村的人最早就在工作组的带领下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蘑菇，也知道蘑菇可以做成罐头，充分利用。胆巴工作以后，斯炯先是在汽车站自己卖起了蘑菇，还准备攒钱为胆巴娶媳妇，而后也把蘑菇卖给商人。而一些人为了利益驱使，彻底不让孢子存活，让斯炯失去了一个蘑菇圈。在松茸生意上，有人赔，有人赚，赔赔赚赚的过程中，胆巴很想搞合作社，但没能搞起来，但同父异母的妹妹丹雅，却在最后做了件令斯炯阿妈“溅起一点愤怒的火星”[1]的事，她在阿妈斯炯身上装了GPS，用摄像机记录到了斯炯的蘑菇圈，丹雅声称自己只是让人们看到自己公司野外培植松茸成功了，让斯炯阿妈的影像看看自己公司所种的松茸如何在野外生长。显然，这为了钱骗人的手段，让斯炯极为空洞和迷茫。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当地的寺院也在这个时候，有着很多的变化，先前，他们让法海让在商业局工作的外甥胆巴为寺院解决一些橡胶水管，后来也圈起地来，名义上是保护森林，搞起了商业，出售已经被人们叫做松茸的蘑菇。

       因此，《蘑菇圈》的又一主题意蕴就显示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机村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也是所有类似机村的地区所普遍的，这里有原生态的资源，让所有的外来者感觉新奇，但这里也需要发展，这种发展中就带有一些涸泽而渔的意味，这让老一辈的人们觉得不应该，但又不能说出口的“空洞”感，因为人们也需要物质的滋养。

三

     《蘑菇圈》作为一部中篇小说，承载量是有限的，但它却可以看成一部新中国边缘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史。小说从1955年说起，一直到有了电脑时代的今天的2014年。小说所写到的早期，机村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村子东头，曾经有过一条短短的街道。这驿道如今叫了茶马古道。街上有几家外来人开的代喂马代钉马掌的旅店，几家商铺，几家饭馆和一个铁匠铺。”[1]在这种半农半牧区，人们有牛奶喝，有土豆、萝卜、蔓菁等简单的蔬菜，就是偶尔吃一次蘑菇，大家也觉得这是大自然的恩赐，而不会过度采摘它。“1954年，山里通了公路，政府建立了供销社，汽车运来丰富的货物，那条街道就衰落了。”[2]无论原先的经济形势是如何的，这里也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改造，公有制的经济在这里也形成了。村里来了工作组，把初级农业合作社升级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大家集体耕种，回来的斯炯哥哥也成为村里的牧羊人。1961年，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年，机村的人靠山野里的东西来生活。后来又来了四清运动，又来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82年，胆巴工作，开始有了改革开放，人们物质还相对匮乏，胆巴还给丹雅批了两台电视机的指标。而当一种名叫松茸蘑菇能挣大钱的时候，斯炯也将她蘑菇圈中的松茸卖给商人，据说这些松茸可以坐飞机远销国外。但所有的商业都是有风险的，有人赚钱有人赔钱，包括丹雅也赔了几次买卖。而就在胆巴当上了副县长，还有了女朋友时，商业局的百货公司都分租给了个体户。丹雅最终自己做了自己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又一种新经济产生了，创意也可以赚钱，丹雅要借阿妈斯炯的蘑菇圈发财，不论松茸种在哪里，是自然生长，还是人工培育，只要有阿妈斯炯的蘑菇圈，丹雅就可以以此来策划：“丹雅公司已经成功在野外条件下人工培植松茸成功，等到技术成熟稳定后，就要进行面对市场的批量生产”，[3]但“这件事情在2014年并未付诸行动”[4]。

       尽管阿来仅仅是用时间线索穿起整个中篇小说，但和“蘑菇”相关的，却串连着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的整个社会发展，机村的发展虽然因为地处偏远，有其特殊性，但也能显示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缩影和普遍性。

四

       要探析《蘑菇圈》的主题意蕴，蘑菇这类生物是必须了解的，而这部小说也为生态文学增添了一个例证。“凭借‘山珍三部曲’阿来成功地介入到了当下火热的生态文学写作中。”[1]蘑菇与植物不同，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而蘑菇不能。蘑菇属于真菌。具有36000个种类。阿来在小说中从机村老百姓的口中普及了大家对蘑菇的认识，以往机村人把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后来工作组来了，才区分了羊肚菌，松软而硕大的牛肚菌，粉红浑圆的鹅蛋菌，扫把菌，或者文雅一点叫珊瑚菌。后来叫松茸的蘑菇能卖大价钱，也是机村人始料不及的。小说中关于其他物种也有介绍：“例如覆盆子，蓝莓和黄橙橙的沙棘果”[2]在大饥荒的时代，机村人也学会了吃各种野菜、野草。“栎树籽、珠芽寥籽、蕨草的根，还有汉语叫人参果本地话叫蕨玛的委陵菜的粒状根，都是淀粉丰富的食物。还吃各种野草，春天是荨麻的嫩苗、苦菜，夏天是碎米荠的空心的茎，水芹菜和鹿耳韭。秋天，各种蘑菇就下来了。”[3]

       阿来在小说中对于蘑菇的介绍以及文学性的描写可谓比比皆是。

       “她坐下来，听见雾气凝聚成的露珠在树叶上汇聚，滴落。她听见身边某处，泥土在悄然开裂，那是地下的蘑菇在成长，在用力往上，用娇嫩的躯体顶开地表。那是奇妙的一刻。

       几片叠在一起的枯叶渐渐分开，叶隙中间，露出了一朵松茸褐色中间夹带着白色裂纹的尖顶，那只尖顶渐渐升高，像是下面埋伏有一个人，戴着头盔正在向外面探头探险。就在一只鸟停止鸣叫，又一只鸟开始鸣叫的间隙，那朵松茸就升上了地面。如果依然比作一个人，那朵松茸的菌伞像一只头盔完全遮住了下面的脸，略微弯曲的菌柄则像是一个支撑起四处张望的脑袋的颈项。”[4]

       如对蘑菇这种生物介绍时，胆巴还去图书馆专门查了资料，蘑菇的种子叫孢子，尽管不太懂这个科学术语，胆巴还是记在笔记本上告诉了母亲：“孢子就是脱离亲本后能直接或间接发育成新个体的生殖细胞。”[5]对于羊肚菌有一段极为细腻的描写：“这朵菌子站在树荫下，像一把没有张开的雨伞，上半部是一个褐色透明的小伞塔，下半部，是拇指粗细的菌柄，是那只雨伞状物的把手。”“不是模仿蜂巢，而是像极了一只翻转过的羊肚的表面。所以机村山坡上这些一年中最早的菌子，按照仿生学命名法，唤作了羊肚菌。”[6]阿来对于生物的描绘和喜爱也体现在他的小说《蘑菇圈》中。

       如果说生态文学仅仅停留在对生物描绘或者用生物推动故事情节，这样小说也不能称之为有深度。《蘑菇圈》中体现了藏民族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是和大自然合生共荣的意识。藏民族信仰藏传佛教，佛教悲悯意识、赎罪轮回意识在阿妈斯炯身上存在着，但藏传佛教吸收一些原始苯教的意味，因此无所不在的神灵也是左右着人们的世界。斯炯对于她的蘑菇圈可谓如神灵般地敬畏和照顾着，在大旱天气来临之时，她不顾所有村民异样的眼光，为她的蘑菇圈背水、浇水。采摘完成熟的蘑菇，她会把小蘑菇用松软的枝叶盖好。她也任由小动物们自由地享用。斯炯在背水浇灌她的蘑菇圈时这里写到：“她心满意足地站在林边，看见吸饱了水分的土地，正在向她奉献，更多的蘑菇正在破土而出。那只鸟跳下枝头，啄食一朵蘑菇。斯炯对它说，鸟啊，吃吧，吃吧。”[7]

        阿来写这一切，也不是为了单纯地讴歌自己的民族，阿来写到《蘑菇圈》实际上也是现代性冲击传统社会的一种表征。有人就看到文艺作品中的生态问题，于是说：“生态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生态文学’的出现，与‘乡土小说’的出现一样，实际上是现代性冲击传统社会的一种表征。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发展，形成了人自我膨胀和向自然界的无限度扩张，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8]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现代社会，无论何种地区，都异常突出地显现出来。

      《蘑菇圈》是一部意蕴深邃的小说，要探析它的主题意蕴远不止这些，但既然是小说，人物的人生况味是必不可少的要呈现的；转型时期的社会发展也是较为深刻的主题；而在中篇小说中能呈现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脉络，更让这部作品显得厚重起来；生态文学意义上的书写，也是引导读者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这样的终极命题。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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