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文学研究】魏春春 | 散绎成文燃激情 ——以《西藏文学》（2000—2011)为考察对象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本文作者：魏春春）

     在现代文体中，散文最为自由、洒脱、随性，最能体现文字的记录、抒怀、言志等功能，因而，散文写作具有彰显心灵的文化特性，具有在心为志、发言成文的文体特点。质言之，散文的心志与言文互为表里，融合程度最高。故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散文是一种性灵书写，是直抵创作者心灵的一把钥匙。对文学期刊而言，散文版块是重要的营构阵地，是体现办刊宗旨的重要方式。检视《西藏文学》2000—2011年共刊发的220多位作者的500余篇散文，其作者构成类型多样，既有耄耋老者，也有青年学子；既有扎根西藏的作者，也有游历西藏的内地游客；既有各民族的文学创作者，也有各省区的文学写作者。作者群体的庞杂性使得《西藏文学》刊发的散文作品呈现出如下特点：追怀往事、感悟青春、体验心灵、感受民俗、畅享自然等，然其对藏地独特感受的表达是大致相似的。

一、作者构成

     《西藏文学》的作者构成基本是与西藏的历史进程一致的。早期的文学创作者多为进藏工作的内地知识分子；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深入，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西藏本土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散文创作有了质的飞跃；20世纪80年代，人们有更快捷的方式进出西藏，众多的内地作者将目光投向西藏，表达出对西藏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的关注；进入新世纪，更多的人涌入西藏、游历西藏，感受西藏的蓝天白云，表达各自的西藏情怀。

      在《西藏文学》2000—2011年的散文作者构成中，早期进藏工作的内地知识分子数量不是很多，代表人物有闫振中、李佳俊、范向东、萧蒂岩、马丽华、李国柱、王寿民、吴雨初、廖东凡、罗伦张、刘志群、徐国赞、甘耀忠、乔元忠、范强、闻鸣等。他们书写的或是对往日工作经历的回望，带有回忆录的意味，如李佳俊《这次，也说说自己的那些陈芝麻烂事》（2009年第5期），《西藏文联和我的文学梦》2011年第6期）或者是抚今怀昔，再现某一历史事件，如李国柱《圆梦》（2007年第1期）对青藏铁路建设历史的回顾；或者是对青春往事的追忆，如王寿民《她那年十九岁》《长江源头去驮盐》等文章，追怀了王老和战友们在藏北工作、生活的往事；或者是对西藏文化的深入探究，如闫振中《秘境天机》2000年第5期）《古格踏古》2001年第2期）《山文化与登山运动》2002年第2期）以及萧蒂岩《禹鲧夏华帝都与阿里金字塔群》等，还有早年进藏援教的老教师如张永峰《洛隆记事》2003年第3期）李悌华《缤纷一日四季景》（2008年第2期）作者对西藏充满眷恋之情，他们关注西藏的历史发展，试图从多个层面来诠释“老西藏”精神的文化意味。

      西藏本土的知识分子是《西藏文学》刊发散文的主力军，他们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又扎根高原，因而，他们的文学书写最能体现出西藏的文化气质。西藏本土知识分子作者群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种是民族作家，如益希丹增、色波、班丹、白玛娜珍、唯色、格央、加央西热、索穷、白玛玉珍、次多、亚依、德乾旺姆、次吉拉姆、定真桑等人；二是惯称的“藏二代”，如金志国、官晓敏、郭阿利、刘晓丽、汪璐等人；三是新时期以来长期在高原工作、生活的一批人，如于晓敏、杨金花、朱瑞、佘学先、羽芊、冉启培、官晓丽、王革留、凌仕江、沙子、王族、陈鸿圣、张祖文、安登权、夏江川、子嫣、刘原、冯硕、陈桂芝、顾野生、雅兰等人。

      民族作家的散文书写多立足于世俗生活，传达关于生活的体认，他们的作品既具有关于民族生活的真切描写，也包括对民族生活的某种思考。以索穷的《足球风俗画》2002年第1期）为例，该文勾勒出西藏地区足球事业的发展轨迹，共分了七个阶段：引介阶段、高尚娱乐阶段、排斥阶段、培育阶段、平稳发展阶段、商业化阶段、职业化阶段等。在不同的阶段，足球运动侧面反映出西藏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认知水平。如1938年，拉萨举行了第一场正规的足球比赛，“赛场上出现罕见的一幕：参赛的少爷们跑到哪里后面都紧跟着一个手举雨伞的年轻仆人）50年代“藏族球员第一次身着短衣、短裤出现在球场，保守的姑娘们从手指缝中观看比赛）到了“80年代后期，拉萨市教体委组织，创办拉萨地区足球甲、乙级联赛，观众必须凭票入场”。西藏足球运动由贵族的娱乐演变为民间体育活动，再发展为职业联赛，这一历程体现出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变得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西藏足球的百年发展史映照的是西藏社会的百年变迁史，索穷文学书写体现出以小见大的策略。白玛娜珍则对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表达出隐忧。在《没有歌声的劳作》2007年第6期）中，作者书写了藏族建筑工人，他们在现代经济大潮中，已经远离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而没有歌声的劳动，剩下的，只有劳动的残酷；同样，从劳作中分离的那些歌谣，保护下来以后，复原的只能是一种假装的表演，而非一个民族快乐的智慧”。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不断地被现代文明所侵蚀，白玛娜珍的思考是深沉的：“我们该要什么呢？是低层人们的活路，还是他们欢乐的歌谣。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两者竟然成为了一种对立，而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的全部真实与荒谬。”

      “藏二代”作家们，从小生活在西藏，他们与故土隔膜，反倒更熟悉西藏生活，因而，西藏在他们的书写中带有“家”的文化意味。汪璐在《江孜和我童年的那些记忆》(2009年第5期）中表白：“我从小在西藏长大……长大后我一直辗转在西藏各个地区学习、生活、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西藏第二代’”在作品中，作者更多书写童年时期在西藏的经历，虽然很艰苦，但生活很充实：“我和父母一样，对西藏拥有了深深的眷恋，把西藏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以至于有两次可以调回内地的机会都被我放弃了，对这片高天厚土，我早已情根深种。”而官晓敏则反思自身的“藏二代”文化身份，渴望开创一种不同于父辈的新的生活，然而“我也深知一个在高原长大的孩子的心是很难完全融入这繁华与喧嚣的，因为生命都有它固有的轨迹和规则，生命允许有许多新奇的想象和经历，却不能脱离轨道和规则而存在。我像一片风中的树叶，飘摇着最终扑向给了它生命的土地”。对郭阿利来说，则不存在这些问题：“我自幼生长在西藏……西藏是我的第一故乡。……我生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爱这里的天，我爱这里的地，我爱这里的山和水，我更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藏二代”作家们在散文中营造的是作为家的西藏，是作为心灵归宿的西藏。

     新时期以来，众多作家不断走上高原、驻足高原，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西藏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属于渐进西藏的文学书写者，因此，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对西藏的认识的逐渐深化。以杨金花为例，在十余年间，杨金花在《西藏文学》共发表三篇散文，分别是《爱在高原》2005年第3期）、《定日，青春的另一个窗口》（2006年第1期）、《清澈的拉萨河啊，水西流》（2005年第4期），这三篇散文书写的是作者如何走上高原，如何在高原生活，如何离开高原的故事：十七岁时，为了摆脱复读的痛苦，她选择上高原做机要员，对于西藏，她只知道“坐汽车要走七天七夜”；1980年，在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培训，同年进藏工作，因渴望家乡咸菜的味道而分吃白菜腐乳；1981年，分配在定日工作，艰苦的环境下一群乐观的年轻人在挥洒青春的激情，两年后，她调往日喀则地委机要科；22岁，调往拉萨工作，和一群西藏的作家们如马原、冯力等人交往；34岁，内调山东老家。杨金花书写的简直就是一部个人的高原生活史、高原认知史。她的作品鲜有对苦难的描写，鲜有对于高原恶劣环境的描写，而是充斥着靓丽的青春。高原成就了她的梦想，塑造了她的青春年华，如其所述，“其实，我在高原上获得的青春是不需要找寻的，它已和笑脸、阳光、雪山融为一体，成为我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在杨金花之后，走上高原的人络绎不绝，如众多女性作家，她们感受着西藏的魅力，领略西藏的人文和自然气息，以女性的柔软、细腻、多情，表达对西藏的感受。以羽芊、沙子、子嫣为例，《西藏文学》（2000—2011)刊发羽芊散文《看到经幡的时候》(2001年第2期）、《阿岗的故事》（2002年第2期）、《达木天葬台》（2004年第4期），子嫣散文《多彩的冬季》（2004年第4期）、《珍贵的城市湿地》（2004年第4期）、《金秋时节走林芝》（2009年第1期），沙子散文《当祥云飞过世界之巅》（2008年第4期）、《秋之思》（2010年第1期）这些作品或者是心灵的书写，表达对自然的无限珍爱、对生命的赞美；或者是个人行述，逐层表达自我认知，或者是表达对西藏美好的祝愿等。她们还处在融入西藏的过程中，还未抽离对西藏的崇敬与膜拜。

     至于游历西藏而创作的作品就更多了，作者们的笔几乎触及西藏的每一个角落，但大都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西藏，书写仙境般的高天厚土。如林小彬的《越远越美丽》(2001年第3期）作者“去过西藏，具体地说去过西藏的拉萨，再具体地说，是拉萨的医院”，即便如此，西藏的美丽却是令人心醉的，引发人们美丽的想象，“西藏就在很远的地方，在视野和记忆之外，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让我的灵魂随经幡于风中飞舞”，让喧嚣红尘中躁动的心灵在西藏得到安置。游历者们看到的西藏不外如此，即便如杜文娟多次踏上西藏高原，她的描述仍然是外来者的匆匆一瞥。《除了西藏不知道还能去什么地方》（2007年第1期）记述的是沿川藏线进藏游历的过程。她描写拉萨，“在拉萨，在雪域高原浪漫的城市拉萨，拉萨多么神奇，多么恬淡呀，神奇与恬淡一结合，就不平常，不一般了。在拉萨的大街小巷转悠，安宁祥和极了，拉萨给人的感觉总是雅致，安全的”。她书写的色拉寺、天葬台、八廓街、玛吉阿米，这些景点都属于拉萨的名片，几乎是每一个游客都会光顾的地方。她没有也不可能深入西藏的真实生活，只能走马观花式地把西藏的靓丽风光留存在记忆中，作为一种体验不时地咀嚼。游历者们的西藏是作为内地风光的对照而存在的。

二、版块设置与作品类型

      文学期刊的作品类型与版块设置密不可分，看《西藏文学》2000—2011年）的散文版块设置便可大略知其作品类型。2000年第4期到2004年第3期的每一期《西藏文学》都设置有类似“燃情西藏”“雪域散文”“放情雪域”“雪域风情”“西藏散文境界”“秘境揭秘”“隐秘岁月”等凸显西藏文化气息的散文栏目；2004年第4期后，相关栏目统称为“散文”，不再特别强调西藏书写，即便如此，《西藏文学》所刊发的散文绝大多数仍是西藏书写；2007年以后，《西藏文学》多在散文版块内部设置有针对性的栏目，如“新人新作”“八一专栏”“军旅散文”“校园阅读”等，侧重作者的身份归属。因此，总体看来，《西藏文学》刊发的散文还是强调高原文化，只是在不同阶段表达样式有区别。

      其一，强调西藏书写的散文主要写西藏神秘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等，侧重表达西藏的与众不同，凸显西藏独特的地理风貌和个性化的人文景观。

      就西藏的神秘性来看，闫振中、萧蒂岩的书写可谓是淋漓尽致。2000年第5期《西藏文学》分别刊载了上述两人关于阿里金字塔的作品。尤其是闫振中，极力在作品中渲染神秘氛围，从传说到经典文献，从大西洲之谜到金字塔之谜再到火星金字塔，文章弥漫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文学化科学表达的趣味。如其所言，“我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之所以充溢着惊奇和热情的色彩，并尽其力为这个尚未证实的发现表示兴趣，正是出于这种对奇迹的渴望和期待”，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作品在看似义正词严的表达中草草收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西藏发现金字塔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将大白于天下，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对此感兴趣的人们所期待的。”而一向专注于西藏神秘文化研究的萧蒂岩先生则把阿里的金字塔与华夏古文明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却难免牵强附会之嫌。如果对西藏的神秘、神奇尽作如是表达，那么西藏的散文写作就会陷入怪状。

       采用民俗学考察纪实的方式写作，是解决这一问题良策。《西藏文学》刊发的王族、郭净、温普林、加央西热、唯色等人的作品就带有这样的意味。王族的一系列散文，如《藏北的事情》2000年第5期）、《一路仰望》（2001年第1期）、《朝圣路上》（2001年第3期）、《朝圣路上的日记》（2002年第5期）、《无题玛尼石》（2002年第6期）等文章以行述的方式记录藏北尤其是阿里地区的风土人情，展现藏北生活的文化意义，通过叙写见闻，表达出作者的文化思索，带有文化考察的意味。郭净则从民俗考察的角度行走西藏，采用田野考察的方式科学地分析西藏文化现象生成的原因。温普林以外来者的眼光考察藏东充满宗教气息的民俗生活，还原民俗文化的鲜活性和世俗性。加央西热通过考察藏北盐湖的传说及驮队取盐的实际经历，再现了藏北生活的真实性及文化面向。唯色以德格为切入点，在寻故、怀旧的文学表达中凸显德格文化的深沉与多样。在以上作者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真实的藏地生活。唯其如此，西藏才引人入胜。

      为了揭开西藏的神秘面纱，这一时期的作者们借助散文全方位地呈现西藏的山水及人文景观，如马丽华的《嘎玛沟，一条文化风景线》（2002年第3期），在行走中记录视觉的、心灵的感受：“这一路不仅风光秀丽，不仅让眼睛和心为之惊喜，更有不时所见的藏医之乡、金银工匠之乡、唐卡画匠之乡，连同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寺院，还有神山圣迹传说种种，热热闹闹扑面而来，俨然一次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的巡礼。”这样的散文向世人传达了西藏的历史之瑰丽、自然之神奇，张扬了西藏的风土人情，达到了宣传西藏文化的目的。于是，神山、圣湖、寺庙、林廓等种种带有浓烈西藏味道的书写越来越多地进入散文，再现、还原了真实的西藏影像。为了反驳时人关于西藏的单一印象，平措扎西则消解了人们惯常以为的西藏的神秘性，通过《班禅活佛专用的糌粑》(2005年第6期）还原了宗教的世俗性，为西藏文化的书写带来了另一种表达样式。至于白玛娜珍，则更是表达出一种独立的意识：

     多年以后，我渐渐在言语之外，语言之间找到了空隙，找到了自己的天地。于是，我不必象地道的藏族那样，虔诚的心根深蒂固。我可以有更多的怀疑，反思甚至否定；也不会象远道而来的异族人那般，对这片土地有许多的惊奇、迷茫或者曲解。很多时候，我就象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注目于激流和璇涡，但绝不把脚伸进去。……我与自然才好亲近，好喜欢我的大自然……我拥有的世界只有和谐和美丽。而我也将以虔诚的心，以宗教徒般的感情，以我执著的信念为她奉献自己的爱。

     如此，《西藏文学》散文中的神秘性才日渐消散，而人文情怀再次绽放出光彩。

      其二，从散文的类别归属上看，《西藏文学》有意识地设置散文栏目，集约化地凸显某一类型作品的特色，设置的散文栏目有“女性散文专辑”（2006年第3期、2011年第3期）“军旅作品”（2007年第2期）“新人新作”（2007年第3期、2007年第5期、2008年第2期）“八一专栏”（2007年第4期）“喜迎奥运”（2008年第4期）“抗震救灾特稿”（2008年第4期）“校园阅读”（2008年第4期、2009年第3期）“玉树抗震救灾专辑”（2010年第4期）以及各作家的散文专辑，如“于晓敏散文专辑”（2008年第5期）“郭阿利散文专辑”（2008年第6期）“亚依作品专辑”（2009年第1期）、“凌仕江散文专辑”（2009年第2期）“王寿民散文专辑”（2009年第4期）“张萍散文专辑”（2010年第2期）还有省区作品专辑如“四川专辑”“甘肃作品专辑”等。通过以上栏目，《西藏文学》吸引了众多的写作者，不但扩大了散文的稿源，而且扩大了散文的写作范围，凸显出《西藏文学》散文的多样性，推动了散文文体的建设。

      以作家散文专辑为例，上述六位作者各具特色。王寿民长期在西藏工作、生活，他是西藏社会主义建设的亲历者，西藏之于王寿民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郭阿利自小就在西藏生活，熟悉西藏的山水风情，西藏之于郭阿利就是故乡；珞巴族的亚依是一位优秀的舞蹈家，她关注珞巴族的风情世态，展现的是另一种高原风景；于晓敏曾经在西藏工作，曾是一位军队文艺工作者，他在不断的行走中，以他者的视角感受着高原的文化气息；凌仕江也是军队作家，游走于西藏，西藏是他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是他寄托性灵的所在，他以在场者的文化身份感受西藏；张萍是自由职业者，自诩为“藏漂”，在拉萨生活了近十年，西藏交织着她的梦想与激情，西藏见证了她的过往和艰辛。

      六位作者，六种生活方式，六种叙述方式。王寿民主要以回忆录式的文学表达，不断地緬怀曾经的峥嵘岁月，展现激情奋斗的青春。郭阿利用镜头记录西藏，用文字镌刻记忆，表达对自然山水发自内心的眷恋。亚依在碎片化的细语中倾诉珞巴族的民族记忆和现实故事，以漂泊在外的女儿的身份书写对故乡的依恋之情，并在文字中灌注音乐的节奏感、绘画的画面感，其文学作品中隐含着一种肢体的表达欲望。于晓敏的西藏叙述，更多的是与西藏对话，西藏在她的世界中并不是神秘的，而是现实并敞开的，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四方儿女；于晓敏又是知性的，在不经意间塑造出散文的性情书写气质。凌仕江的藏地更像是在独语，他如行者一般边走边看边说，他不断地陷入一种迷离的状态，在迷醉中渴望诉说、渴望表达、渴望超脱，然而，他表达的又是一种顽强的生活姿态，像格桑花一样扎根藏地。张萍游走在“藏漂”之间，通过采访实录表达隐遁于拉萨的一批人的心灵。他们是一群漂浮于生活与理想之间的人，西藏是她们的情感、生命的驿站，她们注定要离开，因此，对于她们来说，西藏是用来回忆的。

     王寿民带来的是藏北驮盐的故事，是祛除了民族志文化意义的现实生活，在娓娓的叙述中书写着过往的传奇。郭阿利展现的是西藏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人的欢娱和内心的张扬。亚依在巫舞中表达对终将逝去的民族记忆的哀婉。于晓敏的复杂经历、多重身份让她的西藏叙述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多了几许理解。凌仕江展现的是遥远西藏的传奇，他用脚丈量西藏的山水大地，用心感受西藏的草木风情，在天地间体悟“在上”的意义。张萍的故事是伴随着音乐和啤酒的，在嘈杂的酒吧里宣泄、倾诉她们的情感和秘密以及渴望关注的躁动情绪。如此一来，这六组散文构成关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西藏的风情画，王寿民从空阔寂寥的藏北盐湖走来，足音铿锵；郭阿利风尘仆仆、面含微笑地走在西藏的山水之间；亚依精灵般地舞动在乡间的小路上，凝望着渐行渐远的故乡；于晓敏深情地凝望西天的云彩，幻化出对往事的追叙；凌仕江矗立在草原上，衣襟飘飞；张萍们颓废地回眸、搜索八廓街里的记忆。他们共同在现实与过往、理想与现实、激情与理性的长廊上演绎着西藏的故事。

三、书写方式

     《西藏文学》（2000—2011)刊发的散文有三种书写方式'体悟式、游历式、回顾式，而占据核心位置的是游历式书写。

     体悟式散文多书写由生活中某一现象触发的情思，带有意识流的趋向，在自我的世界中营构迷离、斑斓的精神空间。此类散文篇幅较短，但令人兴味盎然。如白姆措的《心灵藏饰》（2008年第2期）记录了白格尔神、梅朵、佛珠引发的思虑，作者幻化为白格尔神的形象，重视自我的感觉表达，“我知道”“我相信”“我更感兴趣”等语词不断地出现在文本中。关于梅朵，“我想，邦锦梅朵是淡蓝色的，冷而娇艳，艳而真实，让人万分倾慕。格桑梅朵是黄色的，漫山遍野地铺张她的青春财富，自由而浪漫。次仁梅朵是紫色的，高贵而温和，象一个有教养的贵妇人”，想象与理解结合在一起，幻化的。

     回顾式散文立足对往事的忆念，历史跨度大，多带有总结性的意义，能够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以补充宏大叙述。《西藏文学》中此类散文较多，如2011年第6期《西藏文学》刊发的一组庆祝西藏自治区文联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写在西藏文联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克珠群佩），《西藏文联和我的文学梦》（李佳俊)，《我的文联记忆》（范向东），《文联，我的艺术大学》（平措扎西）。尤其是李佳俊和范向东的文章，以宏大的篇幅细致地回忆了他们所经历的文联的筹备、成立等往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游历式散文历来是散文写作的主要方式之一，既能书写行走者的身体感觉，也能表达书写者的情感世界，将内心与外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篇幅可大可小，伸缩性强。而且，游历式散文对作者的要求不高，为众多愿意表达的人提供了进入文学的通道。如《西藏文学》散文专栏就刊发了众多的在西藏短期游历的人的作品。而对专业作家来说，游历式散文便于整合材料，集中书写行走历程中的故事及情感体验，主题明确，便于思路的展开。如班丹有一组关于阿里的散文，就展示了从拉萨启程远赴阿里地区扎达的行程，写了何时出发的，经历了什么，体验了什么，何时驻留在某地，采取边行走边记录的方式写作，具有日记式的功能。而有些作者则直接采用日记体，如《黄河漂流日记》(王力雄，2001年第3、5期），《藏历铁蛇新年手记》（尼玛，2001年第6期），《出浴(进藏日记)》（张俊彪，2001年第6期），《朝圣路上的日记》（王族，2002年第5期），《拉孜日记》（季丹，2003年第1期），《攀登珠峰》（信天谨游，2003年第3期），《膜拜西藏——旅藏日记》（夏季，2003年第6期），《阿里纪行》（杨世君，2005年第6期），《除了西藏不知道还能去什么地方》（杜文娟，2007年第1期），《“初布喜”至桑耶寺徒步旅游记》（白央，2007年第6期）《金秋时节走林芝》（子嫣，2009年第1期）等。这些记录具有原生态的文学写作特点，是对行走的点点滴滴及时的记载，体现的是专业作家善于记录生活的特点，而且其中的情感体验是鲜活的，没有经过后期的加工润色，真诚性、鲜活性是此类书写的价值所在。

     综上，21世纪前十年《西藏文学》刊发的散文，从作家构成上看，新老作家的更迭较为明显，年轻作家逐渐成为西藏散文创作的主力军，尤其是西藏本土的各民族年轻作家，开始摆脱单一的西藏散文书写，在更为宽广的领域中彰显西藏的新面相，展现出立体的西藏；从版块设置来看，《西藏文学》直接引领了西藏散文的发展方向，说明纸质媒介在西藏文学中仍然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仍然是西藏文学的重要平台，这就要求《西藏文学》进一步明确文学定位，切实推出一些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版块，扎实推动西藏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的深入发展；从书写方式来看，《西藏文学》散文创作还略显单薄，作品的文化内涵还停留于知识普及状态，这就要求作家们扩大视野，深积文化底蕴，直面生活，直抵心灵，书写出更为厚重、更具有地方性的散文，以更深刻地塑造西藏散文的新样貌。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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