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陈思广 | 低徊与复兴 ——1938—1949 年代国统区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本文刊于《青海社会科学》）

（本文作者：陈思广）

摘要

      1938—1949 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国统区创作的思想探索而言，传递中国人民奋勇杀敌的坚强决心，抒发他们坚强不屈的抗敌意志以及对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追问，是整个抗战时期最强烈、最集中的时代诉求，也成为作家们共同表达的时代主潮。随着抗战的深入，这一诉求升华为展现民族不屈的灵魂, 不是着重展现民族精英的自我觉醒，而是重在展现被压抑、被凌辱的广大人群的平凡起点上，提升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艺术表达。揭露社会的黑暗也转向全方位的思考，无论是对旧军阀黑暗本性的揭示，还是对大后方民族败类及乡村恶绅等邪恶势力恃强凌弱的丑恶本性的揭露，或是对城市普通人在战争环境下不幸生活的现实主义书写，也都达到了应有的时代的高度。对人性弱点的批判，对底层人的命运的探索，特别是以现代意识观照人生的姿态及与世界同步的艺术实践，标志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开始。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在思想探索上所取得的最令人欣慰也是最有时代标志的丰硕成果。

关键词：

     1938—1949 年代  国统区 现代长篇小说   思想探索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中国现代历史而言尤其如此。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从此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产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受此影响，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也在时空上出现了不同的迁变与格局：从时间上看，1938—1942 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可谓低徊，1943—1949 年呈复兴之势；从空间上看，沦陷区、国统区以及陕甘宁边区又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貌。因此，当我们探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时，就不能不考虑历史的现实性与现实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以 1940 年为界作机械的划分，而是以 1938—1942 年与 1943—1949 年为期划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并按各自不同的特点分为低徊期与复兴期两个阶段予以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符合历史同时又符合文学史发展实际的艺术判断。

      由于沦陷区与陕甘宁边区长篇小说创作的特异性，笔者将另文撰述，故本文以国统区长篇小说创作为中心，对 1938—1949 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思想探索作初步的探讨。

一、低徊期的现代长篇小说

       之所以将 1938 年至 1942 年视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低徊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长达 8 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出版一部创作长篇小说，直到 1938 年 3 月 15 日才由上海金汤书店出版了含沙的《抗战》，这在 1928 年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没有出现过的。（二）抗战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激情，许多作家在救亡图存的感召下选择了短平快的体裁，长篇小说的创作激情锐减，而连绵的战火又严重损害了作家的生活条件与创作条件，作家难以从容不迫地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不少急就章、进行曲，甚至是未竟稿。（三）抗战的爆发使国民经济受到重创，出版业也受到极大的影响，不断动荡的出版格局使出版社勉力为艰来仅出版长篇小说35 部——这也是唯一一个连续5年长篇小说创作均为个位数的历史时段。（四）整体创作水平不高，仅有老舍的《骆驼祥子》和萧红的《呼兰堪称亮点。不过，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依然在抗战爱国精神的传承上，在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上，尤其在对人性弱点的开掘上，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

       以高昂的爱国热情与同仇敌忾的抗日意志，继续 传递中国人民奋勇杀敌的坚强决心，抒发他们坚强不屈的抗敌意志，是这一时期最强烈、最集中的时代诉求，也是作家们共同表达的时代心声。在民族危难之际，每个爱国的青年应该做怎样的人，走怎样的道路？历史地摆在他们面前。东北沦陷区的学生陈学海从不关心时事到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民族洪流中，显示了时代潮流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向，从而使这一“新生代”人物具有了深刻的典型意义（《新生代》）。锥子嘴的保安队想投降日本，小学校长魏克竭力劝阻却遭到关押。赵德胜将他救出后往白岔山奔去。谁知到了白岔山才知道吴大队长假抗日真投降。魏克、赵德胜就与另两支抗日队伍成立“热西抗日义勇军”，加紧备战宣传工作。虽然一时难以抵挡日本军队的步步逼近，不得不撤出沽源，但抗日的流洪已势不可挡（《抗战》）。艾老爹虽已是古稀之年，但他反抗斗争的热情比年轻人还高。他虽然对杏子抱有成见，但看到杏子被汉奸所害，艾氏父子等人在五丁的领导下自觉地走上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战场（《大地的海》）。在边陲线上，虽然叛徒季伟 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边陲线上，虽然叛徒季伟 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刚点燃了火药库，日本人已冲过第一道关卡，刘司令打算投降日军，但刘强还是带领真正的爱国战士一面抗，一面和朝鲜红党联合起来，夹击日军，向着远处飘扬的红旗欢呼着扑了过去（《边陲线上》）。诚然，与强敌拼杀，常常伴随着更大的流血与牺牲，但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中那股不屈的精神还是鼓舞着他们义无反顾地为民族尊严而战。在白狼村，鬼子打散了罗三和老独。罗三与鬼子硬拼，结果中了埋伏，除罗三等七个人被救出外，其余人全部遇难，但冲出重围后，老独仍带着队伍坚持在白狼村、大旺村一带与鬼子战斗（《地下》）。放牛仔雷公汉和伙伴们本组成了捞家”（即土匪），带着公鸡满等人打家劫舍，专和富人作对。但广州失陷后，他和伙伴们成立了“八乡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妻子遭日寇强奸自尽后，他率领游击队袭击敌人据点，大败敌人，但也在这次战斗中献出了生命（《伙伴们》）。在石家镇，江南人民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自发地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侵略（《春雷》）去大江南北，到处燃烧着抗日的烈焰。不仅是直接的反抗，即便是个人恋爱，也要将个人的狂飙上升到民族的狂飙，即从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转变到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才是时代的诉求(《 狂飙》)。此外，欧阳山、熊佛西、徐仲年等也都通过《战果》《铁苗》《双尾蝎》等作品，描绘出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在中华大地上的壮丽景象,而这种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怀，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生生不息于中华民族的文学史册中。

       揭露社会黑暗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即便在抗战时期也有不少作家写下了中国黑暗现实的一面侧影。周文的《烟苗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通过旧军阀内部之间相互倾轧、相互拼杀的艺术描写，以细致的笔法刻画了为权力而争的旧军阀们阴险、狡诈的丑恶嘴脸,揭露了他们鱼肉百姓的罪恶行径，在这里，人们不仅看到了军队内部的腐败与罪恶，更透过这一-小社会看到整个社会的腐败与罪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面对县府朝令夕改的“随粮代征”政策，面对着欠收而生活无望的现实，大望爸与安妞爸不得不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随粮代征》)。不过,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是茅盾的《腐蚀》女青年赵惠明为反对家庭专制离家出走，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从事特务工作，这让赵惠明心里很痛苦，一方面觉得这种投靠灵魂肮脏，另一方面她又不满自己的处境但又无力自拨。她劝自己的恋人小昭去自首，但小昭并不同意。为了表示向上级的忠诚，她告发了革命者萍和K。不久，小昭被杀。她不满特务头子的凶恶与无耻，与他们拉开了距离。之后她在形势的教育下转变思想，救出女青年N,自己也决定结束特务生活,离开这里。作者以亲历感极强的日记体笔式,再现了当时的青年“在生活压迫与知识饥荒之外,还有如此这般的难言之痛，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对人性弱点的批判是低徊期的小说创作最值得称道的亮点。《骆驼祥子》和《呼兰河传》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祥子因农村破产来到城市。这位勤奋善良、纯朴踏实的本份人，只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但他的三次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这使祥子彻底丧失了进取的信心和生活的理想，也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和命运。他开始堕落，开始出卖灵魂，由一个自食其力的本份人沦落为一个无灵魂的行尸走肉。祥子是一个个体劳动者,他所追求的也是劳动者最本分、最单纯、最低微的要求和愿望，他并不想损人和剥削任何人，他只希望以自己的劳动赢得独立生活的权利，捍卫自身的尊严。但是，他这一微薄的愿望仍无法实现，他最终不得不走向堕落。黑暗的社会几次三番地打击着他美好的也是基本的愿望，人性的罪恶几次三番地拉他堕人罪恶的泥潭。如果说，匪、兵的敲诈仅是祥子理想破灭的外在原因，那么，自身的不足与虎妞的性爱是导致他滑向末路的内在因缘，特别是与虎妞的性爱，使他最终失去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应有的品质。虎妞不仅毁掉了她自己的一生，也彻底改变了祥子的命运。这位又老又丑的女人将祥子看作补偿自己青春的工具，满足自己性爱的性奴，她以小伎俩欺骗了老实本分的祥子后，就将他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使祥子彻底沦为她的奴仆。她反对祥子以劳动换得尊严的信念，只想着依靠继承家财就可衣食无忧，岂料这一切都化为泡影，而她自己也在难产中死去。更为可怕的是，此时的祥子已丧失了以辛勤劳动换取平等、换取尊严的生活理想，丧失了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应有的人格理想与道德标准，人生的劣根性与弱点再次浮现出来，他沦为社会的渣子，沦为一个以出卖灵魂为生的末路鬼。祥子的悲剧，既是对人性在金钱锈蚀下美质的泯灭与恶质的浮泛的深刻反映，也是对人性灵魂善恶本性的有力拷问。《呼兰河传》由七章可单独分立的散文连缀而成，从表面看，它似乎不像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但它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在呼兰河小镇上底层百姓的众生相 ：他们自在乐天的卑微的生存方式，他们善良却又愚昧麻木的自然秉性。作者寓同情与批判于笔端，将其中孕含的巨大的文化含量和深刻的生命体验诗意地写出。正如谷虹所说 ：“在《呼兰河传》里，我们只能够看到北中国乡村里人民的无知，迷信，穷困，不幸的生活，而且这一切也是轻描淡写的，被幽美的风景，浓厚的地方情调，以及风俗人情所掩盖着的。”

       麦青也认为，全书“结构上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们被一个目的贯串了，不论在哪一章里，作者都是在表现着呼兰河的住民的迷信与无知。他们习于那荒凉的贫乏的生活，他们对于生活，几乎像没有什么感觉一样。”“他们的生死态度总括起来就是：‘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这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骨梗,作者就是依这个骨梗，用许多材料给它充实起来的。”凹可以说，以沉重的心情对小镇人们人性中麻木愚昧的弱点的揭示是《呼兰河传》的主旨，而且“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只可惜许多人关注它在文体上的承.前启后性，以及对中国抒情小说的创作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而轻视了这部作品在人性深度上的发掘意义，多少有些遗憾。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反映封建思想摧残个性的作品，如巴金的《春》《秋》萧乾的《梦之谷》拓荒的《少女忏悔录》等，但因为时代的主潮发生了转向，加之艺术上亦有失衡之处，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低徊期的现代长篇小说虽然整体成就不高，但毕竟为现代文学贡献了《骆驼祥子》《呼兰河传》这样的艺术精品，这也是值得回味和纪念的。更何况创作的低迷并非作家不努力的缘故，而是外部世界的迫压所致，因而，当整体抗战环境得到改变，创作出版环境得到改善，长篇小说创作立刻得以复兴并走向新盛，虽然时间很短暂。

二、复兴期的现代长篇小说

       将 1943—1949 年视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复兴期，基于以下理由 ：（一）经过 6 年的全面抗战，中日战区的对峙局面相对稳定下来，日本因太平洋战争的节节失利而陷入被动，无力腾出手来在中国战场上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张，而中国亦因条件所限也无力进行全面的反击，这也给了身处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们重振文化事业的机缘。在国统区，以重庆陪都为中心，桂林、昆明等地为重地的文化出版事业再次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1943 年，在重庆正式登记的出版社书店有 164 家，印刷厂、店有 259 家，为重庆历史上印刷机构最多的一年。311 据《桂林文化大事记》一书统计，1943 年，桂林有印刷厂 109 家，其中书版厂 8 家，以书版为主兼印其他杂件的 18 家，每月出版图书 40 种，为桂林抗战时期之最。146-147 在昆明，共有出版社、书店 100 家，印刷70 多家，也为历史之最。加之其它各地出版业的恢复与发展，长篇小说创作也得以复兴。1943— 1949 年共有 114 部作品问世，年均 16 部以上的出版势头表明出版业已恢复了元气。（二）在沦陷区，如华北沦陷区在 1943—1945 年间，相继出版了闻国新的《蓉》( 1943)袁犀的《贝壳》( 1943)和《面纱》( 1945 )沙里的《尘》( 1944)和《土》( 1945)关永吉的《牛》( 1945)赵荫棠的《影》( 1945)张金寿的《路》( 1945 )等小说;东北沦陷区也相继出版了丁的《绿色的谷》( 1943 )疑迟的《同心结》爵青的《黄金的窄门》( 1943 )、慈灯的《人伍》( 1945)等作品，也有了“新进”的意味。(三)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延安的文艺方针政策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虽因长篇小说创作的文体特殊性，这-指向性的创作在1947年柳青发表《种谷记》欧阳山出版《高千大》后才得以实践，但“转”与“兴”已成时代的必然。(四)抗战胜利后，重庆、桂林、昆明的文化重镇地位不复存在，上海再次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也因之重新焕发出盎然的生机。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再次转型。正是由于这一时段存在着特定的时空与不同的创作生态，1943-1949 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复兴的道路上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就国统区而言，作家们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的探究更加深人，亦不乏以现代主义思想出色地传递现代人观念、与世界意识的同步构建的标志之作；就沦陷区而言，虽然因其殖民化倾向以及随着日伪扶持者的失败最终成为回光返照的一现，但多少呈现出“新进”的意味；就陕甘宁边区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功利性逐渐强化，以延安为中心开始向东北及全国辐射的新的文学范式逐步确立，并最终在1949年10月后成为新的文艺方向。故而，1943-1949年的文学实践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多样、深刻、转换、功利及短暂的特点。

       复兴期的长篇小说可谓是成绩显赫，用老树新花、名作迭出来形容，丝毫不过分。老树如老舍、吴组缃、李辉英、沙汀、艾芜、巴金、广田等，新花如姚雪垠、徐盈、碧野、王西彦、田涛、钱钟书、路翎、黄谷柳等,他们所奉献的如《鸭嘴涝》《松花江上》《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寒夜》《引力》《长夜》《春暖花开的时候》《苹果山》《微贱的人》《金黄色的小米》边外》《一个人的烦恼》《围城》《财主底儿女们》《虾球传》《四世同堂》等，代表了这一时期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无论是对抗日爱国热情的弘扬，对黑暗现实的讽刺、揭示，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面前当何去何从的理想思考,还是在现代意识的挖掘_上，作家们都显示了他们的艺术才干并在思想艺术. 上体现出应有的时代高度。具体表现在：

       (一)展现民族不屈的灵魂不是着重展现民族精英的自我觉醒，而是重在展现被压抑、被凌辱的广大人群的平凡起点。与前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显然不在于表现民族精英自觉的抗战意识，而着力于展示那些蕴含着国民精神深处的天然的爱国情怀，并使之成为民族不屈的精神起点。他们知道，只有唤起底层民众的民族情感，他们才能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有真正的认识，才能以自己的生命保卫自己的国家。宁静的王家村被日本鬼子侵占并缴枪，激起了年轻人本能的复仇的烈火，他们袭击了日本兵的住所并打死了一个日本兵,但也很快就遭到了日本人的洗劫，年轻人被迫趁夜色逃往重峦叠嶂的山沟。是抵抗还是屈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忍气吞声、苟且偷安，在决定两种不同命运的关键时刻，王中藩决心成立义勇军，为民族的尊严而战，而起始坚决反对儿子抗日的王德仁老人也在现实的教育下觉醒，自愿报名参加了义勇军(《松花江上》)。农民出身的铁岭和同伴们到山里打猎采参，结果被日本人抢劫一空。走投无路的人们纷纷投奔了义勇军，但铁岭觉得没必要拼掉性命就坚持回到了家里。但回到家中他才发现家是如此的令人失望,他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关内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之中(《大江》)。最令人称道的是吴组缃的《鸭嘴涝》,堪称这一时期最出色的抗战小说。鸭嘴涝是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闭塞小村落，全村居民族聚而居都姓章。由于抗战局势的紧张，全村人也陷人-种恐慌之中。农民章三官是个相貌不端但能干、个性鲜明的青年，主张抗日，但旧军阀的阴影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使这位新婚不久的新郎对抽J拉夫也唯恐避之不及。这时，战火向山区蔓延,鸭嘴涝也开始大量地过部队。章三官和全村人在经受了短暂的惶惶不安的动荡生活后，发现一切躲避竟是那么可笑和无必要，因为这是开往前线打鬼子的国军，不是旧军阀的武装，是来保卫他们这个地方的自己的军人。章三官兴奋异常，蛰伏在内心的抗敌热情使他挺身而出，主动替部队挑运弹药，一去六天。这让村里人对章三官刮目相看，他自己也感到无比荣耀。不久，游击队进驻鸭嘴涝，村里的人们被动员起来，章三官和村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加入了游击队及各类有关组织，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作者将抗战初期地处偏僻山区的山民们的心理动态写得真实可信、细腻入微。朴素而懦弱的山民们面对纷乱战局,惴惴不安,无助而无奈，困惑而盲从，他们如同失去亲人的抚慰，本能地贪生怕死，本能地躲避着战火，他们尚未觉悟到这场战争已不是以往的军阀混战，只想着如何保全家人、保全财产，这无可厚非。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愚昧地想当顺民，可悲而可叹。

       国民素质教育的低下使许多民众特别是身处穷乡僻壤的山民，不知国家、民族、个人命运的关系，更不知这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神圣而伟大的历史意义。当战火燃及自身时，难免彷徨无主，四处躲散了。他们中的有志之士，有爱国之心但不知如何爱国。旧军阀给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渴望能有人站出来，有人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担起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职责，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以不负他们一腔爱国热血。章三官就是这样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的身影，看到那从怅惘与悲伤中努力寻求“中国人”这三个大字的身影，看到“中国”这一伟大而神圣的力量在崛起。章三官是一个普通的山民，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不是呼风唤雨的伟人，但正是这样一个山民，他的悸动，他的迷惘，他的困惑，他的飘搖，他的转变，他的决心( 他的为民族而尽力的勇气与决心，他的决心为民族而战的意识与信心)，才显得可贵而令人赞叹，也才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甘于屈服外来势力的内在力量，显示出中华民族御侮抗敌的天然情感。也正是千千万万个如章三官样的普通民众的逐步觉醒，才显示出人民的觉醒、人民的力量。作者选材立意与人物塑造可谓独具匠心，立意深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清晰生动且细腻地描绘出了鸭嘴涝民众对待抗战的不同心理行为，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群朴实而可爱的山民形象，叙述从容不迫，线索清晰，只可惜下部政工人员描写较为平面，游击队驻村后写得平滞，令人遗憾。但无论如何，作家对题材的选取与人物的塑造都达到了时代的新高度。因为，民族的觉醒不仅仅在于民族精英的觉醒与认识，更在全体人民的觉醒与认识，特别是身处穷乡僻壤的民众的觉醒与认识。只有普通人民大众的觉醒，才是整个民族真正的觉醒，才是这个民族迈向希望与重生的庄严的开始。只有这样,民族才能拧成一-股绳，才能以真正保卫自己家园、自己亲人的姿态，保卫自己的家园、自己的亲人，才能真正意识到国家是自己的，才能舍命保护自己的国家感受到家国同构的神圣与伟大。尽管这一觉醒来自战火，来自异民族入侵带来的刺激，来得较为艰难，但唯其如此，这一觉醒才刻骨铭心，才百折不挠，才毅然决然，才伟大而庄严!这才是古老民族真正走向现代觉醒的开始。小说真实而细腻地写出了章三官从担惊受怕、惴惴不安、恐惧到怅惘悲伤、忧虑，再到愁闷、焦燥不安,兴奋得不能自制，以至快乐、轻松与舒畅的心理转变过程，即便在今天仍然令人赞叹、令人敬佩!

      (二)深刻地揭示大后方的黑暗与腐败，人木三分地讽刺了卑鄙投机者的丑恶灵魂。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但一些人却坐而论道，沉湎于享乐，崇尚个人主义、金钱至上，腐化堕落，他们无疑是民族的败类。李辉英的《雾都》就揭示了这一丑恶的行径。退休军人黎将军一度拥兵自重现却赋闲在家,整日无所事事，吃喝玩乐就是他退职后在陪都的主要工作，既便国民党军队迫近河池的捷讯也不及他摸一手同花顺快乐，他所谓的收复失地打游击战也成为纸上谈兵。整日为所谓革命工作奔波的政客胡委员,一心想创办《展望》杂志，但因经济窘迫与笔力不逮，一直停留在呼吁阶段。1944年底“独山大捷”后,他曾想将杂志改名为《公论》《大捷》，寄希望于委托商行经理罗子亮投资出版，但罗子亮只将钱投资在交际花屈小姐身上，杂志只得胎死腹中。屈小姐知道罗经理垂涎她的美貌，便充分利用她的美色诱使罗经理不断地为她提供挥霍的资金，从而使她能够时常与她的好友王小姐混迹于饭店、酒馆、茶楼、舞厅中。她甚至以订婚为诱饵骗取了罗经理- -笔巨款,而罗经理为满足她的虚荣心,便不择手段地大发国难财,岂料屈小姐随后却与王处长在兰州结婚，罗经理最终人财两空(《雾都》)。作家客观而真实地揭示了抗战时期“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时代侧影,批判了这些社会的“另类”身处抗战这一伟大的洪流中,却全然没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丑恶灵魂。

       不过，揭示最深刻的当属沙汀的《淘金记》《困兽记》与《还乡记》,他也因之将一个严谨的现实主义乡土作家的名字镌刻于现代文学史。特别是《淘金记》，将沙汀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讽刺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以川西北小镇为背景,通过表现乡镇有权势的代表人物豪绅、袍哥、地主等借开发金矿为名，勾心斗角、沆瀣一气，恃强凌弱、鱼肉百姓的丑恶样态，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在金钱与利益面前，人性逐恶的本来面目，也将国统区偏僻农村社会黑暗腐败的反动本质暴露无疑，辛辣而不露声色，堪称“我们仅见的乡土文学中之最上乘收获了”。如果说，《淘金记》是沙汀对国统区乡镇恶霸恃强凌弱、鱼肉百姓的丑恶样态的深刻揭示，那么,《困兽记》则是沙汀对乡村知识分子在现实的、物质的、精神的多重挤压下抗争、动摇、妥协乃至认命的根性写照。小说以乡村小学教师们筹备演剧为线索，以主人公田畴与吴楣的暧昧关系、与妻子孟瑜的家庭纠葛为纠结点，深刻地揭示了身处于大后方如死水一般的压抑氛围下乡村知识分子的生活样态和精神负荷。它凄楚地表明:置身于这一环境，就如同猛兽置身于牢笼，无论你拼搏的利爪如何锋利，也无论你向往自由的意志多么坚强，都将无力挣脱这一樊篱，而你所做的一切，如困兽犹斗，无济于事。《还乡记》同样是一部表现底层百姓捍卫人的尊严与地位的力作，它与《淘金记》《困兽记》一起构成沙汀川西北乡镇生活三部曲。从揭露乡镇邪恶势力恃强凌弱的丑恶本性，到考辨乡村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再到鞭挞山乡邪恶势力鱼肉山民的丑恶样态，拷问深受封建文化的儒染山民们羸弱而又坚强的精神品格，沙汀构筑了一幅川西北乡镇基层生活的群态百图，其真实性、深刻性与艺术性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它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几乎达到完美的统一，它对人物活动的现实动因及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的准确揭示和深度把握，它对尚未摆脱蒙昧状态的山民们精神迷宫的精细刻画，也达到了沙汀创作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之浓郁的川西北生活气息，使沙汀的“三记”毫无愧色地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沙汀）

       (三) 以人道主义思想抒发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美好的人性，控诉黑暗现实的残暴与无情，对他们不幸的遭遇寄寓深深的同情。贫农仝云庆一家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和一个寄养的侄女成湘，全家人辛苦-年却不能解决温饱，雪上加霜的是，水涝与蝗灾接踵而至，仝云庆一家虽靠省吃俭用免于逃荒，但被迫将大女儿姹仙卖给财主做妾，又在盛地未婚妻家的催促下娶进盛地的小媳妇。这时，崔大爷又趁火打劫，以收回租地为名，要挟成湘做小老婆，成湘悲苦无助含恨上吊。不久，军阀混战，二女冬霞被乱军蹂躏，跳井自尽。三女春絮与邻村一青年私好，但不久那青年又被当作逃兵抓走，春絮只得重回娘家。此时，仝云庆正苦于家里死了耕牛没钱购买，便将春絮半卖半嫁到异乡远方。一个原本热闹有生气的家陷入一片苦寂之中。最后,仝大娘也因劳累过度,吐血死去，只留下盛地为母亲叫魂的声音在黄昏回荡(《金黄色的小米》)。小说取名《金黄色的小米》,意在象征土地的馈赠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希望。然而，辛勤的劳作并不能换来农人期盼的幸福，突如其来的天灾就可以将他们的梦想化作泡影，无处不在的人祸也随时可以将他们的愿望撕得粉碎。为了生活，他们漠视女性的幸福与权利;为了生存,他们臣服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他们脆弱的生命根本经不起任何外力的打击，甚至连自身的侵蚀也无法抗除，只能默默地承受生活一一命运带给他们的一切。“沃土”收获的却是贫瘠的理想，“金黄色的小米”映照的却是黯然的生活!《边外》同样是一曲农民的悲歌。小说写凤金爷自给自足的日子在大旱这年被打破了。儿子金锁本想娶邻家的青翠也因无钱而眼睁睁地看着她成为财主家的小妾,不得已，全家随村里人一起出去逃荒。在逃荒中遇到须子与她重病将逝的母亲。为了生活，须子在母亲去世后答应与金锁一起生活。回村后，金锁看刘财主家的长工偷自己地里的荞麦，于是也偷了刘财主家的棉花，但遭到财主雇佣的打手凶狠报复，凤金爷被打伤，家也被砸烂，随即又以地界弄错了为由耕占了凤金爷的几垄地。凤金爷不服,去县里告状,反被抓进监狱遭到毒打。经过这番折磨,凤金爷变疯呆，出狱后不久死去。虽然同是天灾下的破碎，但与仝云庆不同的是，凤金爷遭受的不仅有乡村恶霸的欺凌，更有政权及其帮凶的致命打击。正是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才使无数以土地为生存之本的善良百姓遭受冤屈时求告无门，由失望而致绝望，成为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不幸的冤魂。这也是作家寓意《边外》的重要原因吧。

      以《南行记》著称的艾芜此时将笔触及到川西平原上那些挣扎在底层的不幸的人们,《丰饶的原野》就是他写给他们的一曲悲歌。邵安娃、刘老九、赵长生三人是汪二爷的佃户，他们生活虽然贫苦却安于现状，虽然卑微地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依然苦中作乐，竭力维护着做人的尊严。特别是邵安娃，当他忍气吞声换来的竞是冯七爷得寸进尺、心安理得的羞辱，他以死作为自己最后的也是无奈的但却是有力的反抗。作家以深沉凄婉的笔调抒写了一曲乡村悲歌，对他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理想与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刻的同情。不过,作者的诗性写作多少冲淡了悲剧的主题。与之有着同样命运的是“微贱的人”银花。这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十五岁时,被可憎的继父卖到偏僻的小山村蝦蟆村，但幸运的是他的丈夫陶小土忠厚老实，婆婆也是-个慈祥的人，因此,银花便安下心，在蝦蟆村过起了平稳日子。但厄运并没有放过她，日本侵华后，银花的丈夫被抽去当壮丁，在中途逃跑时，被国民党乱弹击中。堂叔陶四甲和儿子陶八月想霸占孤儿寡母的田产，村里的不少光棍也在打着银花的主意，银花无奈只得公开了她和情人牛二坤的关系，却在村里遭到了更多的非议。后来，二坤被诬陷为土匪抓走，下落不明。银花再度受到精神打击。她的家无故遭到搜查，自己和婆婆遭到毒打。此后，银花又遭到兵痞流氓的奸污。精神和肉体都受到重创的银花跳进了池塘。作家以被欺压、被凌辱的纯朴的劳动妇女银花的一生，展示出闽西一个处在战争动乱中的小山村的社会图景，日寇侵略、兵匪洗劫、地痞恶霸的欺压，使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民不聊生，只有以死发出对这个社会的强烈控诉。

      如果说《金黄色的小米》《丰饶的原野》《微贱的人》只是对生活在农村不幸的人们的生活写照，那么《寒夜》则是对城市普通人战争环境下不幸生活的真实记录。汪文宣是图书文具公司的一个职员，被人称作“老好人”。妻子曾树生在银行做公关。由于婆媳关系不和，加之汪文宣自己得了肺病，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极为压抑的生活状态下。对曾树生有爱意的陈主任劝她到兰州去，她犹豫不决：她舍不得自己深爱的丈夫，但又不想在“丈夫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里慢慢“枯死”。几次想去兰州，但都被时时替自己着想的丈夫感动，未能成行。随着汪文宣病情的进一步恶化，汪文宣也失去了职位，曾树生终于无法忍受汪母的争吵去了兰州。在庆祝抗战胜利之时，汪文宣无声地死去。与其他作家单纯地控诉黑暗现实吞噬人生、毁灭理想、摧残青春与生命的主题不同,巴金通过《寒夜》的象征意蕴与悲剧氛围对母性、妻性潜意识占有与反占有的心理进行了有益的探寻，对代际命运剥夺与反剥夺进行了现代思考，其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意识达到了契合与统一，是巴金整个创作中最为杰出的成就。

      (四)对知识分子在抗战中何去何从提出了积极的思考。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先觉者,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何去何从是摆在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必然选择。刘明读大学时因与父亲的经济纠纷中断了学业，到报馆做助理编辑。抗战爆发后他逃到武汉寄居于表哥家，寄人篱下的痛苦与无聊使他觉得压抑、烦恼，便悄悄搬到朋友石瑞家里，因石母询问他的职业，他认为这是轻视他，冲动之下便想上前线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彻底摆脱人间的烦恼。他到山西前线找到同学桂德山，参加了战地抗日演剧队。后他又不满周围的人和事，自己情场失意，部队又不重视他们，最后他决定离开这里(《一个人的烦恼》)。与刘明的犹豫不决不同，方仲明、苏婷决定坚持在后方抗战，为国出力(《过渡》。南方某游击队司令部政治主任方海生回后方桂林办事，听说大学时的老同学孔德明在此开办工厂，便去拜访。正好孔外出未归,其妻林慧珍因远离战争和社会而感到空虚和苦闷，现听到早年的熟人讲述前线的见闻，遂激起对新的生活的热情和向往，并向方海生表白爱情。方为了忠于事业和朋友，便消然离去。最后，林慧珍毅然离家到一所儿童教养院工作，走上了自主自立的道路(《雨季》)。《复恋的花果》也通过男女主人公情感的回归与行动的转变，提出了有为青年在国难面前所应担当的责任与义务这一时代诉求。成康农厌倦城市的生活，想找到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他爱着农村少女赛男，可赛男却因曾上过读书人的当绝不嫁给成先生。成康不甘心，在赛男的母亲生病时多方奔走寻医问药，病逝后他又为老人办理了丧事。病好后康农再次求婚依然没有成功。康农没有料到自己对赛男倾注了全部的身心竟然不能换回爱情，他放弃了自己的追求，回到群众中，准备寻求更实际的奋斗道路(《寻梦者》）。作者告诉人们，那种只为自己的一己之爱而寻求梦想的人是空幻的，只是投身到实际的群众中去为民族服务、为国家服务才是脚踏实地的人生。李广田的《引力》也表现了这一主题。梦华在敌占区过着艰苦的生活，她思念着在“大后方”工作的丈夫孟坚。由于日军的入侵破坏了他们幸福的生活，孟坚把怀孕的妻子留在家里独自去了济南。梦华既要保护学生，又要照顾家里，非常辛苦。汪精卫的卖国使梦华决意到丈夫那里去。路上，她看到国民党军队纪律松懈，贫困、疾病折磨着广大人民，她忍耐着终于到了大后方，虽然没有见到丈夫，只看到他出走前留下的一个纸条，要到一个更多希望与进步的地方，但梦华依然没有停留，决定跟着丈夫前进，到更多希望与进步的地方去。可以说，努力表现国难当头勇于担当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是许多作家涉猎的主题，但相对而言，缺乏更为有力有深度的开掘。

      （五）以现代主义思想探询人的存在及其意义。这是这一时期最具深度的思考，也是与世界意识同步的文学探索。《围城》是这一思考的艺术结晶。众所周知，存在主义思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受此影响，钱钟书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素材对人的意义做出了与世界同步的精神探索。抗战爆发，留学生方鸿渐搭船回国，途中与香港鲍小姐厮混被戏弄，同船的苏文纨却对方鸿渐有意。到上海后，鸿渐看上了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苏对唐透露了方在船上与鲍的闹剧，唐与方的关系中止。方只好应邀到湖南三闾大学执教，但学校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方鸿渐不愿卷入其中，却因代人保管的书中有一本《共产主义论》而被情敌告发而被解聘。他只得与女友孙柔嘉离校返沪，并在途中举行了婚礼。到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的介入和纠纷，孙柔嘉离家出走。关于《围城》的创作，作者在“序”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有历史癖的人不用费心考订。”以往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恋爱小说，写爱情与婚姻两难境地的作品，其实，围城的本题是：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人生也罢，婚姻也罢。由之引申为人是一个不断探索“我将何为，我将何去，我将何在”的存在物，人生也就是不断探索这一目的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之旅：出国→回上海→去三闾大学→再回上海，也就是进城→出城→再进城，即：何为（做什么）→何去（去哪里做）→何在（意义何在）。小说意在表明：人生充满不确定性，生活充满无目的性，婚姻也与盲目与偶然相关联，生存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焦虑与不安、悲观与失望、孤独与寂寞、空虚与惆怅等思绪就上升为主导情绪，并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本身的意义与命运的必然性被无意义与偶然性所替代：存在与虚无。对过程、对结果、对手段、对目的的探寻，都失去了对意义本身的探寻，人生不是一个个有希望的联结点，而是一个无意义的虚枉的再生点。这就是《围城》对人的非理性的深入思考，也是对人生处境的荒诞性的哲学思考，即：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的诠释与准确的表达。作者艺术上所采取的存在主义观念的写作姿态令人称道，即：在主体取向上，将反抗虚无与自我拯救相一统，以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洞察人生，剥夺人们对意义本源的探寻，撕破人们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将尘世间的荒凉、虚无与荒诞直面地坦示于人间，以反讽与悖论的形式传递人的现代荒谬感。因此，《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现代主义思想出色地传递现代人观念的优秀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与世界意识同步构建的标志之作。

      其它如《财主底儿女们》被胡风誉为“青春的诗”，老舍的《四世同堂》等也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收获。因笔者已另文论及，故不再赘述。

       综上，1938—1949 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伴随着中国现代历史的巨变而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低徊与复兴特征。低徊为暂时，复兴是必然，复兴不仅是出版业的复兴、长篇小说创作的复兴，更是长篇小说思想探索的复兴。这其中，传递中国人民奋勇杀敌的坚强决心，抒发他们坚强不屈的抗敌意志以及对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追问，是整个抗战时期最强烈、最集中的时代诉求，也成为作家们共同表达的时代主潮。随着抗战的深入，这一诉求升华为展现民族不屈的灵魂，不是着重展现民族精英的自我觉醒，而是重在展现被压抑、被凌辱的广大人群的平凡起点上，提升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艺术表达。揭露社会的黑暗也转向全方位的思考，无论是对旧军阀黑暗本性的揭示，还是对大后方民族败类及乡村恶绅等邪恶势力恃强凌弱的丑恶本性的揭露，或是对城市普通人在战争环境下不幸生活的现实主义书写，也都达到了应有的时代的高度。对人性弱点的批判，对底层人的命运的探索，特别是以现代意识观照人生的姿态及与世界同步的艺术实践，标志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与世界交流与对话的开始。这也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特别是在思想探索上所取得的最令人欣慰也是最有时代标志的丰硕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往期推荐

扫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