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七箭】王泉|论小说《风马》中的民间话语及其意义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本文作者：王泉）

尹向东作为一名成长于康巴地区的藏族作家，在近几年异军突起，创作了一些反映康巴藏族人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小说，曾获第九届四川文学奖。他的长篇小说《风马》可谓其创作风格的集中体现，通过民间话语打造了一个人神共舞的康巴世界，对于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民间信仰书写

小说书写历史不能停留在历史本身，要善于发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东西。民间信仰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书写民间信仰成为当代藏族小说不可回避的使命。藏族人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寒地带，他们对于自然有着特殊的感觉，形成了敬畏自然生命的多种民间信仰，维系他们朴素的感情及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

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是想象的神灵空间。小说是经过作家想象而成的故事。小说描写民间信仰，突出了民众的传统心理，增强了小说的文化氛围。藏族作家身处藏区，耳濡目染民间文化，深知民间信仰在民众心中的重要位置。在扎西达娃、阿来、万马才旦、次仁罗布笔下，民间信仰与小说故事水乳交融，尹向东的小说也不例外。

小说题目取名“风马”，有深刻的寓意。一方面，象征了逝去的时代如风一样疾驰而过，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与伤痛，康巴藏族人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历史的塑造者。另一方面，“风马”与藏族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突出了康巴藏族人不变的信仰与情怀。风马旗在藏区分布广泛，已经成为藏族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折射出他们的精神世界。可见，小说《风马》定位于藏族的民间信仰，也表明了创作主体的民族身份。当尹向东回望自己在藏区成长的历程时，他感到了自己为藏民族代言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是一种自觉。

鸟联系着天空与大地，传递人类需求的信息。受苯教的影响，藏族人视鸟为神物，是他们与神灵对话的载体，神圣不可侵犯。小说《风马》这样写康定关于茶的传说：鸟衔来一种树枝治愈了国王的病，于是举国上下把茶视为灵丹妙药加以引进。这显然有别于汉族关于茶叶被偶然发现的传说。在以牛羊为主食的广大藏区，茶是必不可少的饮料。小说将茶的到来归功于神鸟，道出了藏族人自然观与生命意识。

小说中还有一段描写喜马拉雅女神的传说，这是藏族的神山信仰的组成部分，凸现了康巴藏族的精神归宿。在他们眼里，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凡人必须敬仰山上的女神，才能获得生活的满足。基于这样的观念，康巴藏族人喜欢投石问路，在迷路的时候，通过识别玛尼石上的符号，寻找出路。

小说中的王母村四周都是原始森林，对于“我”和卓嘎而言，如同迷宫。这令人害怕，毕竟常有凶猛动物出没。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象征着一种家园失落感。现代人一旦从蛮荒的原始世界挣脱出来之后，再想回归自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这正是作家的高明之处，他试图借这一情节揭示现代文明与藏族民间信仰的冲突，凸现藏民族的危机感。

藏族的民间信仰奠定了藏文化的传统，是藏族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小说《风马》通过书写藏族的民间信仰，并将其糅合到康定地区的近现代历史之中，彰显了民间信仰的力量及其日渐式微的危机感。

自然崇拜的产生与原始社会人类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相关。当人类无法认识疾病与死亡的原因时，就会认为自然界有超人的力量在主宰人类，这种视想象为现实的原始的原逻辑思维导致了各种信仰在民间的渐渐产生，世代相传，尤其是在动荡不安的岁月，民间信仰会大行其道，成为人们消灾避难的心灵妙方。康定地区是多民族汇聚之地，除了藏族，其他民族会有不同的民间信仰。小说描写大年初一汪家锅庄主办的娘娘会场面，凸现道家仪式的热闹，这显然有别于藏传佛教的仪式，客观地再现了多民族不尽相同的民间信仰。作家借此书写不同民间文化的交融，表现了不同族群殊途同归的自然崇拜意识。同时，这种对于大自然的顶礼膜拜，体现了佛教与道教的生态智慧，凸现以敬畏天地自然为前提的平等、和谐的生命意识。

民族文化是长期以来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尽相同的民间信仰的存在，制约着不同的民间社会群体。小说是民族文化的审美载体，书写民间信仰不是对民俗的简单描绘，而是与人物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小说中的人物在与不同的民间信仰接触的过程中引发的认同感是不同的，这显现了作家关于文化身份的一种构想。尹向东通过《风马》执着追问康巴藏族的命运，道出了时代巨变中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

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它传递的文化价值及其对读者心灵的滋润。《风马》中丰富的民间信仰是康定地域文化的体现，通过与小说故事的巧妙融合，形成了一个审美的磁场。民间信仰中的仪式感在他冷静的叙述中沉淀下来，成为一股清流，直达读者的心灵。因此，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尹向东的才情。

藏族作家的独特优势在于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他们以此为基础，开启了对于现实生活的想象，或构建魔幻的空间，打通历史与现实的阻隔，如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或直面现实的伤痛，如阿来的《云中记》。尹向东把自己对于民族文化的体悟转化为日常生活叙事，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不然。因为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隐忍而大度。面对当今社会多元化的选择，这样的态度使他成为民族文化的虔诚守望者与开拓者。

作家的创作不仅仅承载着民族的变迁，也是作家心灵的寄托。故土难离，但有时又不得不离开，作家书写故土时，总是伴随着乡愁。康定是尹向东的故乡，也是他的精神原乡，他从康巴文化里一路走来，看到了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传统的不可舍弃，看到了自我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看到了民间的众生相，创作了长篇小说《风马》。这是作家的文化自省意识与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的有机结合。尹向东在观照底层民众的本真生活时，总能出入自如。一方面，作家是在场的，他以叙述人“我”的视角目睹了康定地区的历史变迁与驳杂的民间信仰；另一方面，作家又是不在场的，“我”在对逝去的一切回顾之后，回到了茶厂，折射出康定地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的现实。

文学创作主体的活动是一种审美实践，更是一种文化实践。面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进程，偏爱一方而不顾另外一方，都是不可取的。《风马》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化发展不可避免的现实冲突，看到了作家对待传统的态度，看到了开放的心态对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二、民间人物群像塑造

人物是小说叙事的主体，将不同人物的故事连接起来，以揭示小说的主题。好的小说家都是塑造人物的高手。民间人物不同于官场上的人物，他们大多来自底层，与生活本身贴得更近。书写民间人物，表现人间真性情，往往可以小见大地凸显时代背景下底层的生存本相。

在小说《风马》中，尹向东借一个流浪儿的视角打探了周围的人物，其中多为康定地区的底层人物。他们在时代的巨变中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成为边缘人。卓嘎作为一个底层少女，虽然日子枯燥无味，但有自己的想法，她提出要与流浪的“我”私奔，道出了她渴望自由的理想。后来她似乎成了“我”的引路人，讲述了关于喜马拉雅女神以及藏茶的传说。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作家的悲悯情怀。这与藏传佛教的理念一脉相承，表明了作家的藏民族身份认同。

仁泽民也是小说中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他敢于与熊搏斗，是康巴藏族刚烈而豪爽性格的充分体现。

日月土司的大儿子江升沉醉于佛教经书和藏医藏药，在木雅扎根，拒绝成家，是一个个性独特的人物。作家借这一人物道出了民间一部分人虔诚向佛得心愿，突出了对于藏族传统文化的依恋之情。小儿子江芳在康定结婚后希望重振昔日土司的雄风，但势单力薄，最终成为泡影。

日月土司的小太太身患重病，依然关心江升的婚事，表现了她的坚韧与善良。小说写她的病，隐喻了土司部落不可挽回的命运。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民间最大的社会组织土司将成为康定的历史符号，成为康巴藏族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在小说中，“我”是一个失去了父母的流浪儿，无依无靠，最后在茶厂当了一名缝茶工。作家借这个人物审视康定的历史变迁，突出了底层民众的诉求，表现了历史意识。

小说中的半脸西施和高爱民可谓康定地区最落魄的人物。一个在一次火灾之中被毁了容，一个因为生殖器官的奇特受到众人的嘲笑。他们的生活处于边缘状态，感到压抑，但并没有绝望。他们最后成为一家人，是命定的安排。作家对他们寄寓了同情的眼光。

民间是一个庞杂的空间，既有崇尚正义的好人，也不乏恶习缠身之徒。赌鬼八斤爱赌博，搞得家产败落，但作家并没有过多的指责，而是从借这个人物形象表现了康定世俗的一面。

小说的厚重感与作家的历史意识密切相关。作家既不能以想象代替历史，也不能以历史限制文学的想象。但文学想象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实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历史真实的统一。否则，一味追求想象的玄妙，脱离历史乃至现实生活，只能沦为笑柄。《风马》实现了历史与小说故事的有机融合。这样的叙事策略让历史不再乏味，也使民间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小说中的人物能否打动读者的关键在于人物形象是否打上了其生活的地域和时代的烙印。《风马》描写康定地区不同人物的活动，让他们各显其态、各得其所，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当然，读者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但可以透过人物的面貌感受当时康定地区的历史情景。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要求。《风马》中的人物多为小人物，不得不面对惨淡的现实，不得不忍受生活的煎熬。尹向东直面历史进程中不同人物的命运，写出了他们的孤独与无助，呈现了感人至深的画面。小说中的“我”既有失去故土和亲人的痛苦，也有面对不同文化的徘徊。这是一个漂泊者形象，凝聚了作家关于康巴藏族历史的思考。

真正的文学不是自言自语的文字游戏，而应善于发现被遮蔽的历史，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性的演变与历史的必然趋势，给予读者心灵的启迪。尹向东以严肃的创作态度，专注不同人物的个性，写出了特定环境中人的抗争 ，彰显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活力。尽管许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康定地区的人们经过沧桑之变后懂得了自身传统的弥足珍贵。这增加了小说的悲怆感。同达真、泽仁达娃等康巴作家一样，尹向东善于讲故事。但他似乎更关注生活本身，而不喜欢制造奇特的氛围。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多显得平淡无奇，喜欢随遇而安。这也是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不刻意追求高大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时代主旋律和新的艺术手法无动于衷，只表明了他对于笔下人物处理方式的不同，他愿意把更多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

三 、意义

民间存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它是不容忽视的空间。小说作为一种贴近大众的文学体裁，不可能离开民间。书写民间话语，使之成为推动小说叙事的一股力量，是作家的使命。

首先，不同地区的民间信仰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通过描写，可以揭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可以提升地域文学的审美品格，促进其经典化。《风马》突出了康定地区的饮民间信仰，凸显了维系藏民物质生活与心灵世界的纽带。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民间从来没有缺席过。从沈从文、汪曾祺、姚雪垠、周立波到陈忠实、莫言、阿来等的小说，民间被赋予了鲜活的地域文化因素。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眼里的江南水乡，姚雪垠笔下的南阳，周立波笔下的益阳，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阿来笔下的机村和云中村，都是不同地域文化孕育出的民间世界，底层人物的悲欢离合凝聚着作家对于故土的感怀与忧思及对于不同时代的体验。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民间的人物和民间的生活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色彩纷呈的，通过作家的想象与描写，民间底层人物的精神世界袒露在读者面前，成为一种文学景观。在小说《风马》中，各类民间人物各自成就了自己的性格，民间的意义也得以更加丰富起来。

其次，书写民间话语，是文学民族性的体现，有利于提升民族精神。由于民间的广泛性存在，不同的民族群体在通婚的过程中，自然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民间习俗与信仰，使得不同的民间文化得到了交融，不同民间话语的交融得以在不同地区发扬光大。小说以故事吸引人，书写民间话语的交融成为小说不可忽视的存在。

在当代藏族文学史上，以阿来、扎西达娃、次仁罗布、央珍为代表的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藏族文化传统的命运，凸现强烈的民族性诉求。尹向东作为康巴作家群中的中间力量，再次表现了民族性追求。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抗争，突出民间视角，彰显叙事的魅力。他笔下的人物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都是贴近生活本身的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都与康定的近现代历史进程相伴而生，演绎出悲情故事。

一段时期以来，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文学作品在追求花样翻新的过程中，导致了民族传统的缺位，文学的民族性显得不够丰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焦虑。雷达就给予过批评，他认为：“如果没有对生活新的独到的发现和洞见，无论多少花哨的观念和叙事的技巧，仍然难掩其贫乏。”如果没有对自己所属民族的深厚情感，不可能深入生活，把握民族精神的本质。尹向东出生于康定县，对于生养自己的故土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他童年时特别喜欢马，因为马的性格吸引了他，让他感到了活力四射的力量。小说《风马》写到外国人开设的福音堂收留流浪汉的事，但作为藏族人的“我”拒绝了。这是外来文化与藏族传统的冲突，当一个土生土长的藏族人面对陌生的文化氛围时，他会因不适应而感到害怕。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隔膜。赵尔丰被杀，川军进入康定，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小说中成为与民间话语相对照的正史。作家通过交叉叙述，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文化冲突，但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作为一名藏族作家，尹向东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当他书写这种融合时，总流露出对于康巴人剽悍、勇猛性格的赞赏，这是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成长。作家通过人物形象书写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是一种心理暗示，即在他的内心世界，自我已经转化成文学形象的一部分，成为审美的载体。所以，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满足了作家个体精神成长之需 。

民族文化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提炼，是一个民族得以发展与状大的根基。而民族精神则是在民族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一股力量，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它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纳入新的元素，推进不同民族的融合。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张扬，文学书写民族精神不能停留在故事本身，而应从民俗的演变中洞悉世态炎凉与人心的变化，通过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表现历史进程中人性的光辉。从《白鹿原》《秦腔》 到《红高粱》，在不同民俗中成长起来的底层民众承受了生死磨难，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民族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构建起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同样，《风马》通过不同的底层人物的塑造，连接起康巴藏族人的苦难史与奋斗史，张扬了不屈的民族精神。

结语

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康巴作家群的贡献，作为一个地域作家群，康巴作家群以打造康巴藏族人的个性为己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通过人神对话表现族群的命运与文化演进。尹向东的小说《风马》发掘康定地区的历史、传说、民间信仰，表现了康巴藏族群体的文化变迁。从民间信仰书写到民间人物群像的塑造，《风马》彰显底层叙事的策略与民间话语的力量。

任何一个作家都或多或少拥有他所属民族的话语权 ，如何通过作品呈现民族精神的演变轨迹，往往可以看出作家的风格。尹向东秉承了康巴藏族的血脉，从民间话语出发探索康巴藏族的精神救赎之路，提升了小说《风马》的可读性。《风马》中的民间话语是尹向东的康巴性格的集中体现，他借此寻找民族文化之根，试图在表现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激活历史。因此，这部力作是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的重要收获。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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