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挖掘中国国民劣根性，当推鲁迅为第一人。
当然与国民劣根性对应的，是国民的美德。三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哪有什么传统美德 都是逼的》，讴歌国民美德，本质上就像讴歌蜜蜂的勤劳，本质上是很残忍的。
读到沈从文写于1935年的《中国人的病》，茅塞顿开之余明白了，哪里有什么国民劣根性，原来也是无良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
就像曾经的东德，在并入西德德国统一之前，很多东德人品性猥琐，检举揭发，残忍自私。但德国统一后原来东德地区的人，慢慢的品性越来越好。
沈从文在众人的印象中，是一位文学家，大家只记得他的代表作《边城》，他以湘西凤凰为中心，构筑了一个美好的文学天堂。
同样书写人性，沈从文和鲁迅的作品，呈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特质。在沈从文笔下，世界如此美好温暖，在鲁迅笔下，世界如此鄙陋冷漠。
那么是不是沈从文不知道世界的真相人性的幽暗呢？沈从文是完全知道的。但他依然选择呈现给世界的是美好温暖，在文学中给读者慰藉。
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表温和柔顺的沈从文，至少是他的表侄黄永玉眼里的英雄。
乃至1949年以后，沈从文从此告别文坛，避免了老舍叫得欢式的悲剧。但沈从文躲进故宫，默默地开辟了中国服饰美学研究的新天地，成为中国服饰史研究大家。
沈从文的笔下呈现的世界是那么美好，是因为他骨子里坚信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性与生俱来的高贵。
沈从文之所以不像鲁迅，一生大量精力都在挖掘抨击中国国民劣根性，是因为他知道，国民劣根性只是表象。
如果导致国民劣根性的东西，你不敢触及和批判，仅仅批判劣根性，不仅有捏软柿子之嫌，而且批判得再多也无助于改变国民劣根性。
鲁迅有一句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鲁迅的笔，不再深入到为什么不幸和不争。像阿Q、祥林嫂、润土等等，生活在无良的社会制度下，在社会底层挣扎，时时遭受屈辱、伤害和不公，没有丝毫的体面和尊严。
不像沈从文，他不在乎什么国民劣根性，因为国民性格不能正常健康发育，只因为有强大的外力扭曲——无良的制度压抑。
沈从文在《中国人的病》里分析道：中国人的极度自私，源于只尽义务却不享有权利。
仅此一句，就超越了鲁迅。
沈从文承认中国人的极度自私，但他明白：极度自私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者。
他说，儒家哲学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做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
他甚至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和中国传统文明衰微的原因：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民道德堕落，各人分头促成亡国后又老老实实同做新朝的顺民。
鲁迅弃医从文时，曾经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毫无意义。所以鲁迅要医治国民精神，但他全部的文章，却只写病症，没有分析病理，更没有开出药方。
沈从文虽然只是写一篇短短的《中国人的病》，却分析了病理，并且开出了药方。
中国国民怎么变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沈从文与胡适开出了同样的药方。
胡适的药方是：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沈从文说：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鲁迅固然是伟大的，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足够跻身人类伟大作家行业。
但笔者更愿意沉浸在沈从文的笔下，向他的灵魂遥遥致敬。他不仅是美好温暖的，更是理性清醒的明白人。
沈从文1935年写的这句话，就道破了当权者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当权者制定的制度，让国人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享受不到尊严的国人为了生存，面对强权不得不虚以委蛇，变得卑贱怯弱自私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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