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镛（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邓小平被打倒时，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金庸很钦佩邓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金庸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及其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邓的女儿邓楠告诉金庸：“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在金庸听来，邓在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金庸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金庸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回答：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回答：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施汉诺（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金庸在1972年8月19日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中称，“周恩来已是70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邓在会谈中客气地问他：“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一个是三起三落、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20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谈话结束，邓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又一直送到大厅外，站着又谈了一会儿。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单独正式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金庸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地赞成。”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金庸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他与邓唯一的一次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说，“邓小平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深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1997年，邓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在金庸眼中，邓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23年前与邓见面以来，金庸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治乱循环，近一百年来的历史灾难，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依靠存量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很难建立最低的共同底线。要实现社会的转型，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必须摒弃认知上的盲目自大，以及潜意识里要改天换地的致命自负，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完全没有经过加工的历史资料，会让人在阅读时产生于心不忍的纠结感，坚持看完后更会被沉重的压抑感折磨，的确不适合让普通大众接触。”作者以这段话开篇本书，也以这段话结束本书。读完掩卷之余，心情确实有些沉重。《清代旅蒙商述略》的主角“清代旅蒙商”就是普通大众耳熟能详的“走西口”的主角——谈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商贾之道和商人集团不能绕开的晋商，他们如何兴起，如何鼎盛，又如何衰落，乃至最后的淹没于历史的波澜壮阔里，在这本厚厚的小书中串联起来，使这本书成为了一本鲜活的个体史、行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明清与元蒙的关系，错综复杂，普通史书多以民族角度切入政治史，而在这里，你会真切感到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商人这个角色在我国传统历史上一向地位不高，哪怕他做出再大的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事情，比如奇货可居的吕不韦，可是具体到当时当代当下，温饱还是富足，才是个体关注的重点。只是，那其中作者不忍多加描写只是展现眼前的历史段落，比如战争，比如屠躏，渺小个人在残酷历史中的挣扎和无助，实在不忍直视。虽然旅蒙商从本书的前半部重点转到后半部成为牵线的影子，它也毕竟不是一本专业的历史书，但是那其中多年讳莫如深的历史，在这里，也算是弥补了一段空白，述略。“这本书放在书架上三年多，看名字一直没有鼓起勇气去读。”一位读者说。然而，这位读者看完后，“真香”。

中国何以成为今天的中国？地理、文化、民族、思想……各个领域都有大量的阐释，却都是在寻找“内因”；而那些深刻决定中国命运、影响国家历史方向和未来走向的，往往来自被严重低估的“外因”——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文明。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而独立存在，它对其他国家文化的接受与态度，往往会深刻地决定国家的命运，乃至国民的生死存亡。对于中国来说，有五个国家最为关键，它们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至今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1-印

一承蒙三联书店的美意，拙著《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印行出版。着手这么多年，因自己原因而踌躇、拖延较长时日，总算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十一位名教授一一“登记入册”。出版之际，自己有一些诚惶诚恐的感受，也多少有欣慰、解脱的情绪。后人要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坎坷命运，“思想改造”是无法绕过的一道重要门坎。这既是巩固新政权所必需的杀威棒，也是极左时代植入知识分子“原罪”、自愿“臣服”的惯用手段。近些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国当代史著作或文章，对此多半是简略交代，涉及功过呑呑吐吐，其具体的内情、运作的方式则语焉不详。邵燕祥先生在为我的拙著所写的长序中提及这一点：“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实际上从作品中去完整复原“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十分不易，要做到“详细周到”更是奢求。主要是相关史料的严重缺失，各相关单位的以往档案资料无法从容查阅；再则大量当事人早已过世，无法完成口述工作，丧失了重要的采访时间节点。中国当代史的敏感阶段研究就是这样时常陷入错位和盲动之中，所有“探究真相”的努力往往因受阻和无作为而面对。但是，“思想改造”确实是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遇到的最大心里障碍，是脱胎换骨一般的真正蜕变，是不得不迎合时代的“屈膝之举”。只有经历了这种斗争的磨砺和煎熬，承认了难堪的落败，中国学人才能勉强地承受政治上的恐慌和职位上的威胁，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抵抗，而有意地贬损自己、打压同事，以换取与新环境相互“融合”的安全感和进步性。对于这一点，邵燕祥先生在序言中说得非常明晰：“当时高校中对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伤害，应该说是由极左性质的政治运动（包括名为学术批判之类的所谓思想运动）和日常‘政治思想工作’互相衔接持续完成的。运动中的伤害，以及渗透到每一天，每一课，每项教学任务和大小会议，而使广大教师们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处境。”因此，在从事中国知识分子专题研究时，我们就必须正视“思想改造”问题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剖析它的暴虐横断面，才能看清改造的入门槛有多高，磨难有多险，极左措施又多么有效，由此开端而寻觅知识分子艰辛的路径口，准确地把握中国学人六十年来的思想发展脉络和苦难心灵历程。《故国人民有所思》载运了这样一种没法回避的历史责任，在操作和谋划上它可能不尽理想，但我愿意设想为一种祭祀，一种追溯，一种道义。如果读者朋友从这些“精神事故”中能领略当年的“斗争风景”，感受左祸的残酷和无理，对高级知识分子不堪的命运有所同情和哀叹，那么这本拙著的写作初衷就达到了。二在整理《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史料素材时，自己有意没有预设立场，没有强烈的先入为主观念，也没有受规定口径的左右，我只想跟随着史料的本意，顺着历史弯曲的河道“漂浮”，尽量让史料本身去发声去表达。贴着档案原件“描摹”，保持一种严谨、平实的史料风格，应该是自己写作的坚定原则，也是写作的难得福份。梳理素材之中反复缠绕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何一步步落入思想深渊，精英整体在政治打压下愈发懦弱，计较过多的得失，缺少应有的担当。这本书着眼于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思想改造”的威力促使知识分子自觉转向，在公众场合、在内心深处一遍遍批判和谴责自己的出身、动机及言行，就像被恶魔诅咒一般整体落入平庸和退化，发不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丢失思考的本能，被迫自污，在强力改造世界观的同时，解除了原有的思想武装。这种集体污损的成建制行为应该是上世纪世界范围内令人瞩目的学界重大现象，是中国学人心灵最为晦暗、无以追悔的特殊历史产物。书中展现了十一位著名教授在天子脚下“台风眼”中的生存境遇，突出的是“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邵燕祥先生序言语）。此次有意以北大教授为主体（共九位），配之北师大校长陈垣和农业大学蔡旭教授，主要是考虑北大充足的标本意义，其运动形式不仅浓缩了诸多的高校特点，而且它往往首当其冲，领全市及全国运动之先。把一个具体单位的政治运动写透，让传主们“东突西窜”狼狈之中呈现复杂的斗争形态，学校内外的几个重要代表性人物（譬如康生、陆定一、陆平等相关领导）可以时而穿插其间，成为运动执行的关键手，成为隐性的穿线人。我也努力烘托北大的具体氛围，从教学、生活诸多方面铺垫了许多鲜活的细节，写出它的严酷、混沌和琐碎，便于读者通过这么一个伸手可触的详实环境来感受总体的时代气候。这本书稿基本不用已知的背景材料，也不像别的人文著作那样引用已发表过的资料，完全展示的是不为人所知的第一手档案素材，突出的是材料的新鲜感和发表的独家性。这些史料的搜集过程不算特别艰辛，只是需要一点耐心和坚持。书稿如果能受到朋友们的关注，完全是托档案抄录之福。档案的有无、优劣可以决定史类作品的成色，只是期待日后的档案开放程度能逐步提高，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多多利用档案宝库。三十一位传主各有特点，他们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有统一性也有差异性，他们的承受力和遭遇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我尽力在写作中注意到他们的侧重点，使每个传主都有各自的历史呼应之处，都有自己鲜明的、无法替代的“现身说法”。当每个传主都显露自己独特的“运动密码”，就可以充分呈现政治运动迷宫般的诡异和层次清晰的肌理，构建了纪念碑意义的微型历史框架。譬如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是中央钦定的“中右标兵”，本来是属于政策性的保护对象，但是他所在的系总支却收不住“思想战斗野性”，几年间屡屡大小会批判，令傅鹰痛苦不堪，几次有轻生的念头，就是上级领导碍于经济困难形势指令收手，都无法刹住系总支的“批判热情”。从傅鹰和系总支的斗争纠结，看出一个中右标兵的悲情和一个基层总支的坚硬，都是那个极左时代扭曲照射出来的两面。冯友兰和贺麟均是北大哲学系名闻天下的教授，他们两人全方位地经历了长时段的磨难，永远无法解除几乎响彻大半生的“思想警报”。尤其是冯友兰起伏不平的挨斗遭遇，浓缩了强迫改造旧式教授的所有例证。我在他们身上注入了深切的同情和悲叹，在写完“冯友兰”一文时我忍不住写下这样一段话作为结尾：“在政治风暴眼中，冯友兰是无处遁藏，无一是处。细细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过那样几十年的暗淡岁月，大师确实不易。”冯友兰先生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感慨而道：“读到一文，真觉难能可贵。这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环境。只有了解了真实的情况，才能明白个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从而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马寅初和陈垣均是享誉中外的大学校长，职位虽在，却只具有摆设的统战意味，就像知情者称之的“牌位”。以往人们只知道马寅初在学术上的抗争和不妥协的态度，对他在北大任职的内情知之不详。《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首次披露了马校长的当官苦恼和无所排遣的无奈，有一个细节最能说明问题：他管不了校内大事，却对校内清洁卫生工的调动、职员的大小事都很关心，一有变化都要人向他报告。就是这样“诸事无争”的一校之长，还屡被校党委列入“烧教授”计划中，在政治上加以歧视，几年间都成为全国性的批判必选人物。而陈垣是政治上的明白人，几次被北师大党委保护过关后言行更为谨慎，细读保存下来的1959年入党支部大会记录，可以说看到老人浸染多年之后应付性的表态已经极为纯熟和老到，周遭的政治烙印已嵌入在他的思想形态中。整本书稿中，我个人最为看重的是《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一文，是我涉及北大社教运动的尝试之作，也是想解开文革爆发之谜的练笔习作。对于1964、1965年北大社教，校方多有正面论述，但呈述过于简单，与复杂多变的事态相比有片面性之嫌。我在行文中，把哲学家冯定放置在汹涌的政治浪潮中，以客观的语态平静地讲述双方的博弈过程，如实地谈到各自的弱处和恻隐之心，直指党内斗争的无情和抛弃，从结局看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只是所有的出场者都一一成为被人置用的“苦闷棋子”。从这个角度看，冯定的沉浮与落败就具有高度的标本意义。我觉得，这样平实地使用档案史料，这样平静地讲述人物的跌宕故事，不偏不倚，不刻意强调是与非，只留取原生态，应该是当下纪实写作中值得试验的方法之一。《故国人民有所思》记载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一截截悲欢故事，以真实的档案史料还原了“思想改造”的冷酷和摧残，一代大师遭此磨难谁还能保留正直的发声和异议，他们被“异化”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但又是安然待之，孤寂地、忐忑不安地度过余生。但愿年轻读者朋友看完书稿后，能够扪心自问：这样不堪的时代难道还值得留念？王瑶先生夫人杜琇老人给笔者的信中，说出这样一段真心的话语：“王瑶（在过去年代）不断地写自我检讨，作自我批判，没完没了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一家人生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难道这不是传主家属们发自内心的真切呼吁？记录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几声长长叹息，是陈徒手老师知识分子研究写作的主题。“知识分子有个天职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然而动荡年代，在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的“洗礼”下，知识分子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硬气”。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如何一步一步弯曲的？“思想改造”“洗澡”这些消失于教科书，只会偶尔散落在网络世界隐秘角落的陌生词汇，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过”？推荐读一读陈徒手老师的书：◎《人有病，天知否》——生动再现了中国文坛的真实“剧变”在书中，你能读到多位现当代文坛“名角”在批判浪潮下痛苦转变的心路历程：有因《红楼梦》受牵连的俞平伯、有无奈放弃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的沈从文、有满心报国最后投湖的老舍、有“流放”于北大荒的丁玲，还有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等等。◎《故国人民有所思》——是一份忠实记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手记本书聚焦于11位“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等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如果说身体的摧残是其次，那精神的煎熬、内心的压抑、思想的迷途，成了这些大师们难以逾越的坎。时至今日，这些事件虽已事隔半个世纪，但也并非是“往事如烟”、“流年碎影”，它们如历史化石一般，见证着那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荒谬时代对人性的扭曲。为了收集史料，陈老师手抄档案十余年，累计达几百万字，“我文章里95%以上的史料都是不为人知的、经我过手的第一手素材。”评论家唐达成评价，“一切以事实说话。”除了查档案，陈老师还访人物、做口述，“有时候半天的访问，所得可能就只有几行文字。比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这篇不过万余字的文章，访问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十三四位。”王蒙：作家的戏剧性经历后隐藏着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史，也是人性的证明。陈君的文章（《人有病，天知否》）就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的人证。读着读着“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邵老：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这本书（《故国人民有所思》），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我们有幸获得陈徒手老师亲自为书友签名+钤印，更具收藏价值，感兴趣的书友不妨提早收藏阅读。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1977年恢复高考，寒门贵子最多的时刻柴静：他的笔端是让人害怕的感情张维迎：人家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什么做大了？史景迁告诉你：你知道的太平天国可能是假的王鼎钧：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还有下半截认识更真实的中国，从1966写到1982，基本无删节许小年：中国经济学界最恶劣的品质是违背良心文明是被设计出来的？还是自然生长出来的？49年以来最真实、最深刻的影像：人的神态反映了时代的好坏

▲程丛林《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局部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和回忆的一个话题，高考改革也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高考是一个万众瞩目、影响重大的教育考试制度，而1977年恢复高考，是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因而被一些论者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是“中国青年的复活节”……确实，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片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段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载史册的传奇。▲1979年，几位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登黄山时偶遇邓小平，当面表达感谢▌空前绝后的考试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经历过多年的中断和推荐上大学后，突然间，广大知识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特大喜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7年的冬天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知识青年欢欣雀跃，奔走相告，踊跃报考。从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中旬真正进行高考，所有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种兴奋莫名的情绪，许多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准备同时参加高考，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是数学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经历过11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招生数字，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考得上。当时绝大多数人确实都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进入考场的。经过浴火重生，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十年耽误和积压，一朝汇聚和喷涌。大家通常说“文革”10年，但一般人很少注意到高考并不是停废10年，而是中断了11年。因此，77年的高考是从66届到77届12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77年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恢复高考后报名场景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与考者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许多兄弟、姐妹、师生同考的情况，还有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现象。当时能步入考场者，都带着一种兴奋、好奇，以及些许紧张的心情，还有感到一种神圣的感觉。77年淳朴考风，考场绝少人想作弊。当年在吉林监考的老师裴先生说：“当时没有一个打小抄的。考试结束后，也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当然，1977年高考在河北省故城县，还是发生了为县委书记女儿进行的集体舞弊。不过，总体而言，77年高考的考风还是非常好的。77年高考激动人心的情形，甚至在考后一段等待的时间都还在延续。▲1977年高考现场在中国高考史上，1977年高考有几点是空前绝后或独一无二的：一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二千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二是有的省区选取一个县，先行举办了恢复高考的试点。如广西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举行了恢复高考的试点考试。这是在高考中断多年之后，大家对高考已十分陌生,为总结经验，在省区选取一个县进行试点，以便全省正式高考时借鉴。三是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地区组织评卷。按当年的招生办法，是考生自愿报名、省市统一考试、地市初选上报、高校择优录取。2004年以后，也实行部分省市分省命题,但都是全省统一评卷,而1977年的高考,由于时间来不及，则是各地区组织评卷。四是各省考试时间不一。文件规定当年的“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并未确定具体时间。高考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各省市都按倒计时来安排命题和印制试卷等工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许多省的命题场所和物资都是取具临时，考试时间也不相同，但多数还是在12月中旬。如北京是在12月10—11日，上海为12月11—12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龙江则是12月17—18日。如有加试外语者，再参加第三天上午的考试。五是冬季考试、春季入学。这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原来《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以前入学。”但大多数省市快马加鞭准备和实施高考和录取，也未能赶在2月底以前入学，结果多数高校实际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学。六是录取结束后临时决定扩招，匆忙复办了许多专科学校，并开始招收走读生。1978年和后来某些年份也有扩招的举措，但1977级的扩招特别匆忙，以至于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在师范学校开学，甚至借用小学的教室来上课。如福建龙岩师专77级新生在1978年5月初才入学，便借用龙岩东街小学的教室上课。二三十岁的青年大学生，使用低矮的小学课桌椅听课，也是中国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观。▲1977年高考考生走进考场▌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恢复高考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其影响远大于创立高考的影响。这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恢复高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从此，“高考”一词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并影响了我们社会进程的方方面面。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中国社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凡是参加那场考试的人，都是一个伟大开端的见证人。有的当年考生回忆说：“高考重新给了一代人以竞争的机会，它是我们国家恢复竞争活力的源头，当570万满身风尘、满怀喜悦的考生从四面八方、从10亿人中间涌向考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血脉重新开始流通，而我们77级高考人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构成它坚韧有力的律动。”“虽然大多数人注定会是失败者，但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考试结果并不是唯一。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在很多人心目中，考试本身就已经是给予被遗忘十年的他们的补偿了，能得到这个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己足以让他们对社会、对命运感激不尽。”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积聚十三届的考生、荒废十年的学业、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使许多报考者犹豫、徘徊，甚至在数学科开考后就放弃。能够参加正式的高考，能够坚持到最后就不简单。而能够脱颖而出者，通常都是原有基础较好者，或者的较有毅力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者和勇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文革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知识改变命运，在恢复高考的当年体现得特别明显。▲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这批从3000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这批年龄巨大差异、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大学生明白命运之神对他们格外的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刻苦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加上这一群体较有自信，其中许多人也具有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使命感，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份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需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他们则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此后，通过一次次高考，选拔出千百万合格的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社会各界的骨干。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起飞，穷源溯流，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历史不一定会记得77级大学生具体个人的功名与成就，但一定会记得“新三级学人”整个群体的命运与作为；历史不见得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永远会记得1977年的高考......从那一年开始，一定全新的时代拉开帷幕。从恢复高考到改革开放，那整个时代和后来的八十年代就是一个国家的春天，那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如果有一个时代，一方面是理想、信仰、使命、浪漫，另一方面，却是疯狂、反叛、饥渴、无序，那么，这个时代，非八十年代莫属。诗人北岛说：“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八十年代，一切都刚刚解禁。人们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感情、思想、创造力都喷涌而出。刚刚摘下了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商业气息的大幅弥漫并没有塑造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文化界迸发出的巨大光芒，三十多年后回望，依然璀璨绚烂。▲八十年代“抢书潮”那是一个存在于夹缝中的短暂时代，却是一个回不去的“黄金时代”。它作为一块文化高地，孕育了很多当下的文化基因，现在文化界的各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那时找到苗头。为此，特别推荐“回望八十年代”三书（含独家），包括：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柳红《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这三本书构成一个整体，从思想、经济、文化艺术等不同方面出发，共同为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

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他无家可归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偌大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他无家可归。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后来却被划为地主，疑他藏枪，鞭打后悬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他为逝者作史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作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19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这次北上，作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的很得意。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帐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象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而且，对最重要的那个关键人物研究不够：风头一度被杨秀清、李秀成等人盖过，前期不带兵作战，后期宅于后宫，俨然配角，却塑造了无数天国信徒的“天国梦”幕后操盘手——洪秀全。

著名经济学家

今天，还能读到这套书的完整版，可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这套书的最后一卷完整书名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书名比较长，对得起这本厚重的书。它的执笔者是以研究这段历史而享誉世界的麦克法夸尔教授。作为撰写过相关顶级研究著作的中国问题专家，前英国政坛精英，由他主笔本卷完全游刃有余。

周处的故事写进教科书，编成广播剧，拍了电影，可说家喻户晓，可是大家所喻所晓到此为止，说故事的人只说了个上半截。▌半截周处西晋时有个周处，今江苏宜兴人，孔武有力，是块材料。只因父亲死得早，没人管教，变成“州里患之”的大流氓。有一老者叹息地方上有三害，周处慨然答应为父老乡亲除害。老者告诉他第一害是西山有只猛虎，经常下山吃人。周处上山把那只虎杀了。老者又告诉他第二害是附近水中有蛟，常把往来的船只弄翻。他又入水把蛟斩了。他问第三害是什么，老者本来不敢讲出来，但见他杀虎斩蛟，不像无可救药的恶人，这才壮着胆子说：“第三害就是你啊！”周处经此当头棒喝，幡然悔悟。有人说这老者是个神仙，特来点化周处，这诚然不可信。但如果老者是当地居民，岂不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简直可以说是他除了三害。史学家竟然忘了打听一下他的名字。也许说故事的人为求动听，故意把他说成倏然一现的神龙。周处的父亲本是有名的读书人，虽然死得早，也给周处留下一定的影响，所以周处知道怎么做。他去拜名学者陆云为师，用功读书，后来入了仕途，做过武官也做过文官。周处的故事写进教科书，编成广播剧，拍了电影，可说家喻户晓，可是大家所喻所晓到此为止，说故事的人只说了个上半截。▍他们把下半截故事藏起来原来周处在晋朝做到御史中丞。他为官忠直，把除三害的精神拿到朝廷上来，不懂除山中虎易，而除朝中害难。于是得罪了权贵。有一年，边境叛乱，朝廷派梁王司马彤平乱，司马彤点名要周处参战。有人知道司马彤居心不良，劝周处别去，可是周处认为国家需要用人，他不能逃避责任。唉，到了战场上，司马彤下手报复。他把周处派到一个绝地，不予援助，结果周处力战而死，全军覆没。周处不避权贵，帮助司马氏保卫天下，可是司马家的人并不这样想。为了害死一个忠良，情愿打一次败仗，动摇士气民心，不惜血本。至于覆没的五千步卒，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谁无尘世的贪恋，谁无生存的权利？他们纳粮当兵，敬畏官吏，何负于晋？司马家的人就更不会这样想了。这后半截故事，大家同心协力把它掩埋起来。有一年，某制片人想拍“除三害”，许多人表示有点意见，说周处的一生可以拍成一部深刻的悲剧，建议本片一直拍到周处战死。但制片人断然说：“这样的电影我们不拍。”那时他懂，我们不懂。现在我们懂，你懂不懂？历史学家高华（1954年5月-2011年12月26日）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高华生前的最后一篇长文，是推荐我们阅读王鼎钧回忆录：“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王鼎钧的这个见证何其珍贵，又何其非凡，不仅普通读者闻所未闻，就连著名的近现代史大家也震撼不已、称颂不已。他一点一滴地把“历史上最大的骗局”给我们解开。在台湾，王鼎钧的名字家喻户晓，人称“鼎公”。鼎公已99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鼎公笔下的故事，对我们大陆人来说，有一种“陌生感”。而惟其如此，他的书才特别有价值，豆瓣评分高达9.3。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不愧为中文版的《战争与和平》。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我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王鼎钧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鼎公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诚挚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前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所剩无几。诚挚推荐你读读这套回忆录，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仅剩6套）：-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许小年：中国经济学界最恶劣的品质是违背良心文明是被设计出来的？还是自然生长出来的？49年以来最真实、最深刻的影像：人的神态反映了时代的好坏固执源自认知水平低下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怎样引进的《一九八四》?刘震云：我们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

与热爱宏大叙事的国人相比，西方学者的信条是——只有天才和蠢材，才敢无所不谈。在西方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一生专注于狭小的专业领域，只有极少数绝世天才，才敢于站在人类思想的高处，俯瞰文明的历史。1885年11月5日诞生于美国的威尔

2010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曾接受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专访。一晃十多年过去，许教授那些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却仍令人拍案叫绝。而且，那些针对性非常强的真知灼见，今天读来竟没有丝毫的过时之感。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好事，反倒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悲哀。温故知新，以下为当年的部分访谈内容（记者

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朋友遇到问题时，无论什么角度给对方分析问题，提出建议，对方都会表现得极其固执，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每当这个时候，争论一番毫无结果时，我们都会有一种挫败感，甚至捶胸顿足，恨不得把对方的脑子扒开，把自己的脑子放进去。一个人的认知水平越低，思维就会沿着线性的方向一条路走到黑，从而缺乏判断力，表现得顽固不化。有很多人会说固执没有什么不好，它表示一个人有所坚持，不被同化。但问题在于，固执和正向的执着或者坚持原则并不是一回事，而是表现为，在面对不同意见时，扩大敏感度，提高自尊，拒绝反省、拒绝倾听、拒绝学习。它甚至会演变成过分的偏执和执拗，从而阻碍个体进步和成长。很多人把固执当成一种桀骜不驯的个性，仿佛一旦不固执了，就会随波逐流，变得毫无特点可言。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错在把固执这种磕绊当成了性格的棱角，将棱角和个性相混淆。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会保持其独特的个性，因为他们认识到，所谓的固执并不是独特的个性，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格缺陷。固执往往使得一个人越来越偏激，缺少宽容和智慧，阻碍了良好个性的形成，阻碍了学习、思考以及接受新鲜事物能力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乔治·凯利曾经提出过一个“个人构念”，即由个人过往的见识、期望、评价、思维等等所形成的观念。当遇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场景时，一个人的脑海里便会呈现出他以往的经验来对该问题或者场景做出判断。颇有些路径依赖的味道。当很多人的认知能力不足时，脑海里的个人构念就会趋向单一，缺乏弹性和张力。遇到问题时，个人构念所提供出来的对策就很狭隘。但这种狭窄的对策却是他们的全部，因此会将之误认为是所有的、最好的，从而拒绝其他的可能。相仿，若认知能力很高，见识的多、读到的多、经历的多、有独立思考能力时，个人构念就会越丰富、越饱满。在同样的问题面前便不会只是执着于一种答案，而是会同时浮现出不同的思考路径。比如在所谓的“读书无用论”中，认知能力低的人，衡量价值的标准就只是金钱。而认知水平高的人的衡量标准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工作机会的选择，自身潜力的挖掘，精神趣味的提升，多元化的学习等等。因此，认知能力高的人，往往更乐于提高自己，不断补充和丰富更多的思考可能性。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认知水平越高，越明白外面的世界之大，知识无涯，我们没法自我设限，固执起来，只有不断学习、不断领悟。而认知能力越低，个人视角就越小，自我边界也就越窄，因此便拒绝了学习，拒绝倾听他人的意见。在完善自我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如此便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再见面时，有时会感觉无话可说，其根本的原因是个人认知差异的不断扩大。有些人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其认知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有的人却在原地踏步，那么这些人的认知水平还是多年前的水平，自然会以多年前的思维、认知做判断。认知水平相当的人，交流起来往往越轻松自如，认知水平差距大的人在一起交流时，往往会有“时间怎么过得如此之慢”的艰难。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观念，而非其他。很多人之所以常常固执己见，是因为认知水平不足导致的观念落差。

镜头·时代·人》。可以说，它是刘香成个人的巅峰之作，也是一本“致敬历史，面向未来，独一无二的摄影集”。跨度四十六年，将日常生活作为时代的试金石，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刘香成

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为什么市场经济使普通人受益？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得多，因为富人有钱，即使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汽车也是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普通人都可以有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坐奥迪车与开夏利车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坐轿子与步行之间的差距。所有新产品、新技术都是这样。外卖给普通人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微信公号让普通人可以变成自媒体人。没错，有些新成品一开始只有富人消费，被认为是奢侈品，但随着成本的下降，很快就变成了大部分人的必需品——这其实就是企业家创造这种产品的目的，富人不过是为普通人支付了新产品的研发费用而已。所以说，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芸芸众生，不是特权阶层。至少从消费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平等了。▌普通人收入的源泉来自哪里？消费者为什么能买得起企业家生产的产品？因为企业家在产品市场上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同时，在要素市场上为消费者创造了挣取收入的机会。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工资来自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工作是谁创造的？企业家！一个社会的工作机会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没有企业家，大部分人就没有了工作机会，也就没有了收入。进一步讲，工人能赚多少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因为工人生产率的高低与企业家的能力有关。同样一个人，在能力高的企业家手下创造的价值比在能力低的企业家手下大。所以，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人数越多、能力越高，工人的工资收入就越高。这是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精英阶层的原因，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愿意移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工人是企业家养活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养活自己。但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工人的工作机会确实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很能说明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城市出生的人在城市仍然找不到就业机会，政府不得不把两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改革开放后，数以亿计的农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业还不时遇到招工难的问题。跨地区数据表明，企业家越多的地区，就业人数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越高。因此，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消灭了企业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市场经济让贫富差距更大了吗？对于社会中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平衡现象，很多人都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一定是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一种误解。在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绝大部分人都挣扎在生存线以下，因饥荒饿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市场经济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经济活动越自由，贫困人口越少。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05年，同样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有市场导向国家的极端贫困率只有2.7%，而那些没有自由市场的国家的极端贫困率是41.5%。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按照世界银行的新标准，中国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更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是因为它为普通人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会，而在非市场经济中，这样的机会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有。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个体户，都来自社会底层群体。有特权的人可以去当兵，去政府、国有企业工作，而没有特权、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办？只好自己创业！他们捡破烂，摆地摊，卖点瓜籽、茶水、衣服，结果反倒富裕起来。这在计划经济下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下，中国的垃圾处理和环境保护，捡破烂的人居功至伟！▌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公平人们在讨论收入分配差距时，经常忽略贫富之间的垂直流动，似乎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事实上，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贫富人群是流变不定的。如熊彼特所说，市场经济下，富人俱乐部就像一个豪华酒店，总是住满了人，但客人的名字总在不断变化。同样，所谓的“低收入阶层”，像一个地下旅馆，总是人满为患，但不时有人搬走，又有新人入住，而且新的入住者可能曾经是豪华酒店的贵客。即使不考虑垂直流动性，仅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我做过一个统计分析，以2001年为例，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当中，平均而言，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国有经济部门最少的地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区，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这说明什么？如果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少，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就大，竞争就激烈，商业活动的利润就低；如果一个地区只有少数有特权、有关系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胆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后盈利就很高。举例来说，浙江一带的人做生意的比较多，富人也多，但利润都很薄。但像东北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少数做生意的人一定赚大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市场环境不好。所以我们看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另外，平等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权利、选择等。过去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我在农村的时候，农民自留地里生产的西瓜、苹果，到集市上卖，被发现，算作投机倒把，要批斗，甚至关起来，连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那时候农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也买不起面，但只要公社的干部来村里，大家都抢着请客，有点白面、有点肉都留给干部吃。为什么？只有跟他们拉上关系，孩子才有希望去当兵、被招工。所以，我不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得不平等，而是更平等、更公平。在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而且，正如张维迎老师所说，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是芸芸众生。然而，芸芸众生却往往对市场经济充满了误解，甚至有人呼唤回归改革开放以前“人人平等”但却人人受穷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谬误和政治正确面前，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而像张维迎这样愿意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经济学家越发显得可贵，也越来越稀有。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学者，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他提出的“自由是一种责任”“中国需要制度型企业家”“用市场逻辑战胜强盗逻辑”

“思罪”不招引死亡，“思罪”本身就是死亡。——乔治.奥威尔每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每一次荣耀他的忌日，我们都会发现，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历久弥新。他的警告如夏日的雷声，从遥远的地平线滚滚而来，在我们的窗外轰鸣：“老大哥在看着你。”2013年，中央情报局的前外包员工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出逃香港，揭露出美国政府大规模监视公民通信的棱镜计划，之后他高度戏剧化的逃亡之路，以及由此而生的无尽争论，《一九八四》再一次唤起了老读者与新青年的共鸣。奥威尔的大名遂在媒体评论中（尤其美国媒体）不断出现，催生了美国读者对《一九八四》的巨大需求，该书在亚马逊网上书店的销量因此暴涨百分之七千，成为第二畅销的经典小说，仅次于有当红同名电影支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中国知识分子与奥威尔结识60多年，他的代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在中国传播近30年，不论现代或者当代随时代更替经历了不同的理解阶段。▌他乡遭遇奥威尔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曾去过他著名作品《一九八四》里映射的苏联（现已是前苏联），他到过离中国最近的地方是印度和缅甸，但不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认知。早在1940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同英美苏等国组成同盟国，作家萧乾以《大公报》海外版的特派记者的身份被派往英国伦敦，当时的乔治·奥威尔恰巧也在英国，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长，负责印度等东亚国家的广播任务。英国的出版社邀请萧乾写英文作品，其一就是《蚀刻》。萧乾在后来回忆中说：“《蚀刻》的出版，为我带来了不少朋友，其中特别应提一下的是《畜牧场》（即《动物庄园》）及《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读后给我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当时他正负责对印度广播，并在组织一批关于英国及苏联文学的广播。那是1941年纳粹开始侵苏，英国由反苏突然转为一片苏联热时。他约我也做了有关中国文学近况的广播。他在信中说：“我要使他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是多么生气勃勃。”这之后，可考的在报纸上第一个公开介绍奥威尔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是钱钟书。他发表在1947年12月6日《大公报》上的一篇书评，评价的就是奥威尔一本名为《英国人民》的书。在二战期间，钱钟书曾携妻子杨绛留学英国，而且40年代的中国，已有很多的英文著作流传于市，而奥威尔的英文书，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并不难买到。在这篇书评中，钱钟书写道：“作者渥惠尔即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得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那个时候，那本让他之后成为不朽、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还没有写出来。而萧乾和钱钟书都提及了他的另一本寓言小说《畜牧场》（即《动物庄园》）——他的另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小说通过猪的起义与革命，以及后来在猪领导下各种动物的命运，昭示了革命在其实现之后的变异过程，革命并不能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革命本身。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句异曲同工的话：“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往往意味着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唯一一部“极度震撼”第一位把《一九八四》译成中文的是翻译家董乐山。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灰皮书等内部读物，在这些书中，并没有奥威尔的作品。随着政治空气逐渐宽松，开始有人接触到奥威尔，这其中，就有董乐山。董乐山1924年出生在一个开始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排行老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自比巴金小说《家》中叛逆的觉慧，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50年考上新华社外交部。在翻译国际新闻电讯稿时，他就接触到了奥威尔这个名字，但无法读到他的作品，“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直到70年代后期。一个偶然机会，董乐山读到那本传世名著《一九八四》，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感觉：“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陈适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一九八四》。▌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1980年，一名正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的学生从《国外作品选译》中看到了《一九八四》，事后他回忆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不管怎么说，乌托邦和历史还有一点区别。前者未曾发生，后者我们已经身历。前者和实际相比只是形似，后者则不断重演，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学生叫王小波。奥威尔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一个高潮。奥威尔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追捧的原因，王小波也有过不错的总结：“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王小波反对这样无趣的世界，因此以奥威尔为师，进行小说创作，进行散文写作，他的作品从写作手法还是从细节描述上，都“很奥威尔”，甚至《动物庄园》中那只叫做拿破仑的猪，也会超越时空，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黑铁时代》里，所描写的“黑铁公寓”也类似于《一九八四》里监狱式住所。乔治·奥威尔曾说：我写《1984》是为了警醒世人，不是使用说明书！作为一部“被奥威尔立在地狱门口的经典名作”，《1984》为欧美国家中学必读书。其超越时代的预言，影响了一代人的良知！被译成62种语言，全球总销量超过5000万册。《动物农场》用简单的政治寓言故事阐明深刻的真理，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评论说：“西方文学的童话和寓言中，没有比《动物农场》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为此，曹教授联合先知书店鼎力推荐奥威尔作品《动物农场》和《1984》，从这两部反乌托邦作品中感受文字的力量。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选购反乌托邦经典集）-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刘震云：我们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认识历史的四个境界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刘香成：“这个国家值得我用一生去记录”湘军崛起：历史没有真相，只有人性不变韩非的“理想国”：如何“压扁”一个社会？王鼎钧：可怕的日本人莫言：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阿克顿勋爵对某些国家或民族来说，历史可能是一种羁绊和负担，但若想从历史中解放，最稳妥、最可靠的手段，却是对历史的认知。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历史有怎样的认知，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会拥有怎样的未来。因此，正确认识历史，对当下的我们而言，无比重要。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人类对历史存在种种错误认知。而有一位历史学家，却以他的警醒和洞见，纠正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模式，帮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升境界。他就是阿克顿勋爵。现从阿克顿勋爵《自由与权力》《近代史讲稿》等著作中，总结了以下四条认识历史的思想路径，每一条都是直达底层的历史思维：1、历史不在于多，而在于真在人类历史中，有许多虚假历史，最典型的就是出自专制君主之手的“历史”。他们为了维系自身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要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挣脱权力的宰制，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阿克顿认为，历史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其丰富性，而在于其可信性。虚假的历史堆砌得再多，也等同于垃圾，还不如没有。人类唯有在可靠的历史事实中，才可能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2、意义不在当下，而在永恒人们通常以为，历史的主要意义就是为当下提供经验教训。这并没有错，但若仅仅如此，却会有点狭隘。因为，“当下”总是充满纷争与躁动，而神圣、公正的信念应当超脱于其上，需要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阿克顿说，“在可信性之外，是超然性问题”。历史意义的关键一点，就在于“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读历史，在于思索事物的起源和根源，从而获得一种超然性的智慧。3、真相重要，但道德更重要面对历史，如果仅仅关注真相，往往容易得出错误结论。比如古代贵族统治有许多弊端，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平民统治更优的结论。正如阿克顿所说，“问题不在于哪个具体的阶级不适合统治，而是所有的阶级都不适合统治”。如果没有人类整体普遍的道德，任何统治都是危险的。阿克顿认为，“观念时常反复，行为规则经常变化，信条亦有兴衰，唯独道德法则铭刻在永恒之碑上”

作家刘震云在北大国发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混淆一些词汇，例如，把固执当作坚持，将抄袭说成借鉴，把迷信当作信仰，将放纵标榜为自由......其中，有一组词，混淆最严重，争议最大，它就是聪明与智慧。聪明是否等于智慧？我们见过很多天资聪明的孩子误入歧途。我们也看到，最聪明的知识精英群体，恰恰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祸的始作俑者。我们还看到，现代文明（市场经济、有限政府）的诞生地，不是聪明人遍地的国家，而是那些貌似愚蠢的国家。在作家刘震云看来，聪明与智慧真正的分野是，是否肯下笨功夫。真正的知识分子，就是敢于担当、甘做“笨人”的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恰恰是笨人、笨方法。以下摘录自2017年7月1日，刘震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致毕业生的演讲。北大求学时期的刘震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就叫受欺负了。另外他塑造了一个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她最大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她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悲剧讲成喜剧。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他最大特点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坏了，他看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矮近，那这个民族就会出现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种情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作家刘震云面对近千名毕业生演讲▌我们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日本东京的地下排水系统犹如宫殿一样宏伟▌真正的聪明人，都在下笨功夫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特别好。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我说：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刘震云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刘氏幽默”已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签，在这幽默的背后还有发人深省的思辨。他被王朔称为“绝无仅有的反映小市民真实生活”。读他的小说，如同听一个高水平的人在唠嗑。能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过日子，用最鸡毛蒜皮的事儿，讲得通透无比。他对中国人的人性有着深刻洞察力，就如《一地鸡毛》的房子、票子、妻子、孩子、职场、官场的是是非非中，每个人似乎都能看到身边影子，看到那些曾经的人生困惑、扎心真相。有人喜欢刘震云的幽默，称他是“被写作耽误的喜剧人”。但他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我不幽默，真正幽默的是生活”：·《温故一九四二》——幽默的严肃悲剧：当年逃荒路上，老李饿死前，没有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其他。老李想起好朋友老张，3天前饿死了。他觉得自己比老张多活3天，值了。·《我不是潘金莲》——用荒诞解说荒诞现实：普通妇女李雪莲，为纠正一句话，从镇里到县里、市里、省里……打了十年交道，没有纠正过来，李雪莲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中国人行为大赏：每一句都是戏，一句话后面憋着一万句别的话。嘴里说的是东，心里想的是西。还有各种官场关系……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以至看他的故事，总是既舒适又难受，舒坦的是文字，难受的是他描写的太真实了。王朔：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构成威胁的人。张旭东：把活人写活了，把死人也写活了，写到神和鬼，动物也开口说话了。冯小刚：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刀光剑影；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自从有了刘老师，我们都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曹教授联合先知书店推荐的这套“刘震云作品选”，尽收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一地鸡毛》《我不是潘金莲》等经典作品，装帧精美。我们还有幸获得刘震云亲笔签名，库存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刘香成：“这个国家值得我用一生去记录”湘军崛起：历史没有真相，只有人性不变韩非的“理想国”：如何“压扁”一个社会？王鼎钧：可怕的日本人周其仁迫切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中国人！莫言：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何伟——离开中国，卖掉汽车，路已到尽头

镜头·时代·人》。可以说，它是刘香成个人的巅峰之作，也是一本“致敬历史，面向未来，独一无二的摄影集”。跨度四十六年，将日常生活作为时代的试金石，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刘香成

真实的商鞅，既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家”，更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充其量，商鞅不过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魏武侯也给魏国留下了厚实家底。

从最多的机会到最少的，从最丰富的出产到最贫乏的，从最蓬松的社会到最紧缩的，这一剧变的发生不过在百年之间，其大功告成，也只又用了两百年。韩非想像中的社会，竟得实现，只惜他没来得及眼见它实现后的实际面目。君主的统治，多种多样，对他们而言最好的一种，当然是最彻底的，将权力越过山川，越过臣僚和地主，通向每个子民的屋室，宰制天下，如臂使指。在韩非之前，没一个人能做到；在秦始皇之后，一代代的皇帝都能做到，虽程度不能臻其极，规模已在。韩非给君主出的主意中，对未来影响最大的，是他建议把社会“压扁”。战国时不只雄强林立，社会内部的结构，也空前复杂。这一时期的诸侯不如春秋之多，但新起的力量，足能弥补丰富性而有余。士人从宫廷剥离出来，成了独立的力量；商人使财货周流，武人四处游荡，寻找雇主。贵族结交游士，自拥兵卫，阻变王令，挑战君上的权威。

假如有人问，为什么书生能带兵。一般的回答多半是：书生懂兵法。传统社会中，兵法是谋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不光是帝王、武将、谋士要读兵法，一般文人也要读兵法，甚至熟读兵法，否则没法应付科场考试。或曰：书生擅长做文章，懂宣传鼓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民群众自然会踊跃参军，刻苦练兵，听从指挥，冲锋陷阵。但是谭伯牛的解释却不附和这些标准答案。他说，曾国藩就不是因为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能够感染人，所以大家跟着他去战斗；而是作为读书人，他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有机会去接触、运用国家的资源来为军队筹饷。这个答案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一般人不一定想得到，但是经谭伯牛这么一说，大家又立马恍然大悟了。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成大事者必须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且团结本身就是力量，尤其是建军这样的大业，必须要有这个法宝。但是谭伯牛却明确告诉读者：团结不是湘军的特点。谭伯牛说史，史料之扎实，见解之独到，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当年天涯社区的网友们就有“千军万马来追牛”一说（这牛自然是指谭伯牛），由此可见一斑。所以推荐谭伯牛的书，就是因为他写得好看，一拿起来就放不下。手头这本《湘军崛起》，就是这种能真正说得上“好看”的书。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湘军崛起》中老谭就给大家讲了一段“三个湘乡人的故事”（所谓湘军，狭义地讲或者说最初的意思，就是指湖南湘乡人拉出来的队伍）。这三个湘乡人，就是曾国藩、罗泽南、王錱。至于他们三人在建军之初如何明争暗斗、互相拆台的，在此就不剧透了。湘军内部不团结，对友军就更不友好了。攻打南京战役中，大清国官军的江南大营崩溃，东南形势为之翻天覆地，可是在谭伯牛笔下，“湘军同志却因为这个不幸消息，而眉飞色舞，私下庆幸”。这就印证了谭伯牛的一个观点：真相不重要，人性才重要。◎谭伯牛说曾国藩创新军，就好比创业做公司。一个创业型的公司，草创之初是不需要太严格制度的，就像很多IT企业，追求管理“扁平化”，不要搞那么多科层，这叫“低姿态创业”。◎还有人说谭伯牛在书中对曾国藩太过调侃。他的回答是：“何必像粉丝一样站队？做研究把东西搞清楚就可以了，没必要站在谁的立场上。”至于老谭是怎么调侃曾国藩的，请看他这几句神来之笔：“刚出山这会儿的曾国藩，耳根软，心计粗，一遇煽动蛊惑，就犯了战术错误，全军覆没（指曾国藩水师“出湖”首战“打靖港”被太平军追杀落荒而逃）。人在愤怒羞愧交集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失去理智，一跺脚，跳了湘江……”谭伯牛还具体叙述了曾国藩是怎么跳江、怎么被救的，以及尔后又怎么计划二次跳江的……相当令人莞尔。◎收复武昌之战，曾国藩的水陆两军大获全胜。此前因在奏折中夸夸其谈而被咸丰帝好一番羞辱的曾国藩，此时终于受到了皇帝的公开表扬。——曾国藩是如何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的皇帝又是如何教育长辈曾国藩的，老谭写得那是相当有趣。在谭伯牛笔下，湘潭、武昌被连续克复后，咸丰帝有点后悔此前对曾国藩太严厉了，对他说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平和，甚至可以说令人备感温暖。湘军水师在长江损失惨重，皇帝不责罚曾国藩，却严厉谴责江西的高级官员协助工作没做好……这分明是在为曾国藩开脱嘛。晚清历史上，湘军作为一支“民办”军队，湘军集团作为一支政治势力，不仅对当时，也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物及事迹，对很多读者来说早已耳熟能详。但在谭伯牛的讲述下，他们的事迹和他们的为人却又具有了一种常读常新的味道。曾、左、胡的身世都算不得显赫，然而在太平天国起事、清廷摇摇欲坠、东南半壁战乱不已、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既是为了保国安民守护家园，扶大厦于将倾，同时也是要保护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实现传统读书人的理想……一群非常之人，领一支非常之军，经历非常之苦，成就非常事业。这，就是湘军崛起的故事。而谭伯牛，把这个故事写活了。所以，要向大家诚挚推荐谭伯牛这本力作《湘军崛起》。这是一本有料又有趣，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是比《战天京》更好读的湘军创业史。为此，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谭伯牛先生的钤印加签名，使这本书更具收藏价值和阅读体验。签名版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王鼎钧：可怕的日本人周其仁迫切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中国人！蒋介石身上这些谜团，是时候解开了莫言：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杨奎松：跳出“成王败寇”，今天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最后为什么会失败？张鸣：退休之际的废话（这也太敢言了）昨天的异端，明日的信条：理解哈耶克的四大遗憾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历史的教训：越“进步”，越要警惕灾难

在多数情况下，读者无缘与作者见面，更难得有机会听到作者本人阐释他或她写在书中的思想。那些久经岁月磨砺的传世之作，轮到我辈开卷之时，作者大抵早已作古，再也见不到了。当代的著述，情况或有不同。对那些能够进入读者心智的优秀作品的作者，先读其文、后见其人、再闻其声，甚至拜到其门下求学，这样的机会虽然不多，却总还是有的。但是本书（《资本的秘密》）于我。却是以上诸种情形的一个反例。▲周其仁▌德·索托，特别的自我介绍二十多年前，我在外访学期间，被一个讲座的题目吸引，早早到场占位。记得演讲厅里座无虚席，讲者精神饱满、

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日军侵华，极尽烧杀淫掠之能事，展露出其品性中凶残暴虐的一面。王鼎钧在四卷本回忆录里，记述了这样一些历史细节，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同样让人感到可怕。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缴械投降，成为日俘。由于数量庞大，一时半会遣送不完，许多日俘暂时还留在中国境内。根据国际通例，作为战胜国，中国有权使用日俘的劳力。所以，中国就征用这些日俘修建公路和机场。此种做法也合情合理，正如王鼎钧所言，日军的侵略为中国留下无数残垣断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其时，王鼎钧是一名国民党宪兵，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曾目睹日俘修路修机场的情景。其中，日俘所展现出来的纪律性和执行力，令他印象深刻。在南京，王鼎钧有一天去看日俘修路。那时没有大型机械，修路还是靠锹和镐。日俘挖过战壕，动作自然娴熟。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今天忽然变身为他国的苦力，可能多少有些不甘心。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却是一板一眼，不敷衍了事，也无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日本军官负责督工，沿着工地不停地走动巡视。在上海，日俘修建机场收工之后整队归营，虽然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但队形整齐，目不斜视。日本军官的着装外形虽和普通士兵一样狼狈，也早已失去了权力，但普通士兵对其的尊敬与服从却丝毫未减。日军在投降前一天还照常出操上课，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缴枪之前，枪擦得干干净净。日俘回国，只许带很少的钱和随身用品，宪兵严格检查，无人违反规定。此外，日本侨民的表现，同样令人感喟。在葫芦岛，等待遣送的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和小孩，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但秩序井然，连小孩都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在沈阳，为了维持生活，日本侨民沿街摆摊儿出售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地摊后面清一色地跪着一个女子，绝无男子出现，她们在给自家的男人留面子。有的日本女子在街头售卖自制的食物，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少女二十岁上下，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工人或车夫，他们趁其不备去摸她们的胸脯，或揪住头发亲她们的脸，她们虽然会说汉语，但不反抗，不流泪，默默承受着一切。日本女子中有一部分是营妓舞女，那时中国男人常指明要日本女子。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王鼎钧回忆录记述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华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王鼎钧回忆录：“他的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在台湾，无人不识王鼎钧，人称“鼎公”。鼎公已97岁高龄，人到晚年，耗尽17年，完成四册大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写尽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鼎公笔下的故事，对我们大陆人来说，有一种“陌生感”。而惟其如此，他的书才特别有价值。抗战时期，王鼎钧先后在日军占领区，和抗战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成了国民党宪兵，看见了国民党最巅峰状态，后来沦为了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区生活；1949年后，他来到台湾。鼎公说，“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这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难得的是，鼎公并未将回忆录写成自己的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这才有了这套书的大陆版。幸！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为此，推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随着那一代人远去，类似的回忆录以后不可能再有，鼎公的这份记录是极为稀缺的。如果相信历史是有价值的，不妨读一读这位百岁老人的书，别人吃过的盐，走过的桥，对我们不无禆益。●最真实的历史：融合微观的自传和宏大的历史变迁，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个人活生生的经历。这样的文字，别处看不到。●经典稀缺：大陆非常缺少这类完整记录中国现代史且文笔绝佳的作品，口碑极佳，多次断货下架，所剩无几。力荐你读读这套书，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蒋介石身上这些谜团，是时候解开了莫言：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杨奎松：跳出“成王败寇”，今天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最后为什么会失败？张鸣：退休之际的废话（这也太敢言了）昨天的异端，明日的信条：理解哈耶克的四大遗憾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历史的教训：越“进步”，越要警惕灾难豆瓣9.1神作，不只是尺度大！（无删版）推动着人类进步的，不是“英雄”与“权威”，而是怀疑与批判

张宏杰的笔总是能如此轻松地割开时间帷幕，让那些本来离我们极其遥远的历史人物的气息甚至体温扑面而来：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事能力。他情商极高，善于感觉别人的情绪变化。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他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他的沉稳风度使他能够永远成为人群的中心……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他身上见不到一点儿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

百年之后回望，晚清在政治改革上的图谋和努力，不容忽视。清末，朝廷逐渐放弃专制，实施新政，意图建立君主立宪。这些努力让中国渐有现代国家的形态。不过，皇族保守势力的顽固断送了政改，并被革命党人发起的辛亥革命所摧毁。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一场规模不大的军队哗变引起天翻地覆的巨变，不仅一个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走进了历史，而且顺带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一并终结。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晚清的历史已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晚清就是一味腐败、一味卖国，晚清政府其实在政治变革上做了不少努力，君主立宪经过十几年发展即将成功，何以到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呢？一个还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国何以在一夜之间顷刻瓦解呢？▌清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由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由外部引发，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之后的必然后果。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追踪西方工业革命、实现社会转型，待到1840年被英国打败而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无论如何都具有一种被动的感觉或者不太舒服的别扭，所以清廷在那之后半个多世纪里，虽然要学西方，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保留，并不愿意像稍后的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将中国变成一个彻底的近代国家。中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不小实效。到1891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太平天国和几次外部战争破坏之前的水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更重要的是，由于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不能说毫无功效。问题在于，洋务新政30年的发展是畸形的，经不起考验。1894年那场局部战争不仅使30年倾国之力创办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而且在精神层面摧毁了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甲午战争中的日本舰队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知耻而后勇，转身向东，向先前的敌人学习，启动了一场必将改变中国面貌的维新运动。所谓维新，其实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也是清廷统治者实事求是的深刻反省。然而，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又有种族之间的貌合神离，再加上其他种种内外的复杂因素，中国在1898年秋天发生了政治大逆转。第二年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层的派系冲突。保守的政治势力为了私利，竟然煽动民粹主义，鼓动义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躯去挑战列强的真枪实弹，终于引发列强军事干预，最后以《辛丑条约》的耻辱而收场。《辛丑条约》签字现场《辛丑条约》确实包含有巨额战争赔款，但这个条约最重要的共识是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完整，我们过去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列强还要求清廷必须按照近代国家的标准进行政治革新，要引导国民的世界意识，不得煽动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清廷在1901年开始的所谓新政，其实就是庚子国变之后的大彻大悟，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内容，也就只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新教育体系从上到下建构起来，盛行千年而越来越不合乎现实需要的科举制度波澜不惊地被终结；中国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了司法体系，行政官千百年来随意断案的习惯终于被专业的独立司法机构所取代；近代警察体系创建了，城市管理的雏形也出现了。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政治变革的进程，政府的职能权限逐渐收缩，社会越来越大，自治的民间组织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带来的新气象。新政带给中国许多新的东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来究竟怎样，其实又失去了方向。许多人将先前的发展看作是过去皇权专制主义的延续，以为凭借皇权专制主义才能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更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这显然不对。根据梁启超1901年的介绍，中国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治架构。民主立宪不必说了，在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许多中国人其实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以为中国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过政治架构的改造，为至上皇权配置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拥有一定权限的责任政府，另一个就是能够凝聚民意的议会。对于君主立宪的构想，清廷在初期不积极不反对，但内心深处无疑倾向于专制皇权，不太满意于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一个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一个不立宪的大俄国。这当然使朝廷惊醒，特别是这个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从深层分析，其政治架构其立宪体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见贤思齐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在家天下的时代，统治者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在国际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刺激后，在东三省治权从俄国人那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之后，朝野上下很受刺激，于是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五大臣出洋考察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对东西洋立宪各国政治架构与实践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君主立宪无碍于皇权，反而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消弭革命，有利于抵御外患。君主立宪既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郑重宣布争取用九年时间走完日本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将君主专制改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

对于每个热爱自由，忧思人类命运的人来说，哈耶克的著作无疑是书架上的值得反复阅读的“镇架经典”。一本书能够成为经典，一定具备了某种吸引人的特质，它让人一见如故，又让人常读常新。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经典就是初读像重读，重读像初读。因此，阅读哈耶克作品往往会经历三个阶段：从了解到初读再到重读——初了解时被其人生经历与揭穿乌托邦的观点震撼，阅读时为其思想博大却备受误解而惋惜，重读时才惊见其人格与对人类命运的悲悯。然而对中国读者来说，在了解、初读、重读哈耶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种种遗憾——◎遗憾一：作品残缺不全，或断版已久

自打所谓参加工作起，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儿，然而，退休的日子终于来了。除开上大学前的农工和兽医的经历，从1982年大学毕业起，我一直在做大学老师，几乎干了一辈子。今天，那些认为中国大学不好是因为我的缘故的人，可以松口气了，从今以后，大学指定，肯定，以及一定就会变好了。回想我的教书事业，非常平淡，没有做过少年才俊，也没有被破格选拔过，没有留过学，甚至连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都没有摊到一个。做了18年的正教授，到退休依旧是最低一级四级。这在中国的大学里，应该是独一份了。需要声明的是，倒不是人民大学不肯给我升级，而是我拒不申报。我说过，大学里教授评级，是一种恶政。既然自己说了，就不能再参评。如果大学教授非要有级别不可，够格给了就是，让人一级级申报，带有羞辱性质。就像传说中的那个故事，一个地主老财，把明明该给长工的工钱故意撒在地上，让长工一个个捡起来。我没这个兴趣为了那俩钱和虚荣干这个。迄今为止，一共写了50多本书，出版了40多本。其中有十几本，似乎是属于学术著作。平时的发表量不小，但除了发在学术期刊的上文章，我从不将之计入科研成果，即便如此，我也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不是特意要这样，无意中就这样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申报，肯定不会是四级。可是，我偏要这样做。这样，从身份看，我的确很Low，是个Loser，然而，是又怎么样呢？在大学里，你可以捞很多的课题，弄很多的钱，把门下的学生都变成你的学术民工。挣到各种荣誉，挤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里，掌握全国学人的学术生杀大权，做长江或者别的什么江学者，到人民大会堂领奖，那又能怎么样呢？用不着很久，十年二十年以后，有谁还会记得你的著作。你死之后，一切的荣誉光环，都会化为一股青烟，在所有人都不留意的时候，就消散得干干净净。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的学术历史上，应该是最可悲的时代。这时代的绝大部分显赫，最终什么都留不下。被供在殿堂里的煌煌大作，最后也许被证明不过是垃圾，门下弟子东拼西凑弄出来的货色。现世耀眼的大家，过不了几年，就会被人发现净是些“玩家”，玩权术玩学术，甚至玩女人的玩家。这样的玩家虽说面目各异，却有一个共性，就是习惯性的谄媚，膝盖比较软，补钙都补不上去。人之为人，谁不知道人前显赫好呢？然而，闭上眼睛想想，实在太不值。人生一世，掐头去尾，不过几十年，都浪费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中，连一撇一捺的人都做不好，何必呢？我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没有多少天分，也没得到过大人物赏识提拔。唯一的优点，就是勤奋，每天看书写作，从不停歇。哪怕停了一天，都浑身不自在。禅宗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座右铭，我是真的在实践了。我们这一代，属于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的倒霉的一代。看齐邦媛《巨流河》，感慨人家遭遇战乱，却受了完整的教育，而我们似乎没有遭遇过什么战乱，但是，教育却乱七八糟，小学和中学，都在斗争和劳作中渡过，上课和教材，都简化到可以省略。所谓的教育，不过是自己在全民烧书环境中偷偷看了几本乱七八糟的书。我们这代人，成不了什么大师，漫说师，小师都没有。能写出一篇或者一本让人们过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还能记得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显然，这就是我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咱们走着看。我20年、3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50年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几十年了，听过我课的学生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带了一些，能不能成才，是他们自己事儿，路怎么走，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我呢，还算是已经尽力了。苏东坡一肚皮才学，一肚皮不合时宜。我比不得古人，只有一肚皮不合时宜，蹭蹬一生，命该如此。退休了，我很高兴。真的。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这本《历史的坏脾气》断货多年，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在当下，更显珍贵。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陈丹青说：能不能找到真历史？张鸣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事在当时不是这样的。易中天说：张鸣的书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张鸣说史，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多次断货，最后库存）：-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历史的教训：越“进步”，越要警惕灾难豆瓣9.1神作，不只是尺度大！（无删版）推动着人类进步的，不是“英雄”与“权威”，而是怀疑与批判胡适没看透，鲁迅没看透，他却看透了何伟——离开中国，卖掉汽车，路已到尽头秦晖：我们与世界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越是先进国家，越重视保存常识与记忆的“文明殿堂”有些敏G，罕见未删版胡适的三大贡献，无人可替代

通常我们的教科书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色调比较阳光，谈乐观的东西比较多。但如果我们正视这段历史，也会看到阴暗的方面，譬如让人震惊的伤亡数字。如果考虑人口的比例，这些伤亡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严重。

旷世巨著《世界文明史》（也译为《文明的故事》）的作者威尔·杜兰特曾说：如果文明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并不总是进步，它也经常倒车。历史上许多文明的崩溃也绝不是一夕之间完成，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征兆一集体性的自大与狂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历史上太多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一战前的沙皇俄国，还是向十一国开战的大清国，无论是二战前的希特勒，还是二战中的东条英机，自大与狂热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崩溃与灭亡也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七宗罪”中，傲慢之罪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傲慢是人类堕落的开始。所以杜兰特认为，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谦逊。征兆二竞争与选择逐渐消失杜兰特说，“生命即是竞争，生命即是选择”。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竞争与选择，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是确保文明推陈出新的一大动力之一。然而在某些地区，人们却用体制安排代替了竞争，规定某些人可以上学，某些人不能上学，某些人可以经商，某些人只配消费......这让人们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更让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文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征兆三以斗争和封闭代替合作杜兰特说：“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区别只在于贡献多少而已。有的地区社会总是很开放，合作总是很普遍，他们社会进步就会比较快，对文明的贡献自然也更多。有的地区则相反，社会总是很封闭，彼此之间更缺乏合作，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斗争和倾轧，拒绝向外界学习，抵制所有外来的东西。这样“闭门造车”的地方，文明注定“水土不服”，如果“土壤”本身不改变，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征兆四精神和道德水平集体衰退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上不断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天性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一代又一代人过去，国民的性格却并没有多大改变。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导致上一次社会崩溃的人性因素，往往也能导致下一次社会崩溃。杜兰特说：“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如果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持续处于衰退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会倒退。征兆五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杜兰特说：“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可惜的是，人类历史上却一次次陷入狂热的激进主义之中。“法国大革命”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为了追求所谓的“博爱、平等与自由”，法国人砸烂了一切传统，最终换来的却是长期的动乱不安。这种思潮还传遍了全世界，遗毒至今。征兆六用暴力手段平均财富杜兰特说：“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不同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会对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借助于法律的、和平的财富再分配方式，对文明的伤害有限。但采取暴力手段“杀富济贫”“平均财富”的行为，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某些地区还会反复上演。当任何追求财富的行为都变成一种犯罪时，人们就会掉进集体贫穷的陷阱，实现奴役式的平等。征兆七强制推行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通常向人们许诺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后世的人们常常相信，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杜兰特却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那些为了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强制推行“乌托邦”的行为，不过是把所有人当成社会实验的“小白鼠”，带来的也只有匮乏、混乱、腐败和大屠杀……如果失去文明，我们必定重返野蛮之中。以上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总结自威尔·杜兰特所写的《世界文明史》。这部巨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在杜兰特的笔下，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世界文明史》足足1500万字，从书中任何一页开始读起，都会遭遇文明的光辉。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感知人类文明的美妙和伟大，并以此反思自身。这不是一时能啃下的书，却是有任何世界史问题时，都可以去翻阅的经典巨著，堪称“读懂文明、传承文明的首选之书”。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世界文明史》在国内也被译为《文明的故事》，是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更是全球2000万家庭的收藏首选。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豆瓣9.1神作，不只是尺度大！（无删版）推动着人类进步的，不是“英雄”与“权威”，而是怀疑与批判胡适没看透，鲁迅没看透，他却看透了何伟——离开中国，卖掉汽车，路已到尽头秦晖：我们与世界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越是先进国家，越重视保存常识与记忆的“文明殿堂”有些敏G，罕见未删版胡适的三大贡献，无人可替代

在所有人都向希特勒行纳粹礼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不仅没有行礼，还环抱双臂，露出了一脸的轻蔑与不屑。人最可贵的品质，是能明智地意识到什么不该相信。——欧里庇得斯▌怀疑是人的天性怀疑是人的天性之一，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表现，是发现缺陷、谬误，寻找真相的必经之路，也是人类共同认可的探索、修正、纠正错误的路径的一条必经路径。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对前人认定的，或是对官方所言一概认可，一味盲从轻信，时代就难以再进一步，真相就不易最终浮出水面和最终确认。怀疑，是指心中存疑。只有满含好奇心的人才敢于怀疑，只有怀疑才能引起质疑，只有质疑才能发现缺陷和谬误，才能澄清真相，才有可能纠正错误，探求真相、真知。与怀疑相关的还有多疑和质疑两个词。多疑是指多疑惑，疑心重。质疑是心有所疑，提出以求得解答。在当今社会中，这三个词的合理顺序应当是多疑——怀疑——质疑这样的次序，具备多疑心，方有怀疑的动机和欲望，有了怀疑并有了疑点方能质疑。

由于种种原因，敢于正面研究1944-1950这段历史的著作少之又少，而在这些数量本就有限的著作中，很多往往又“顾左右而言他”，跳过一些关键问题，使得内容“残缺不全”。但是，有这样一部著作，豆瓣评分高达9.1，被读者赞誉为“这种尺度只能是内部读物。”“了解1944-1950这段历史，只读这一本书就够了。”这本“神作”就是《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作者吕迅。本书以国际政治与历史的视野，提出了这样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影响了中国内战？1946-1949这场中国内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整个世界史，都是一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大事。解放军为什么能够战胜人数更多、装备更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指向了民心、土地改革、人民战争，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这些结论当然有道理，但这些因素似乎还不能构成决定一场超大规模战争的胜败关键。▲淮海战役中在车站等车的国军部队《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从美苏博弈的国际政治视野出发，从更宏观的角度，为我们拨开迷雾，以美、苏、中三方第一手档案资料，还原了诸多影响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诸如：·

当涅瓦河畔的炮声响起，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种目光掺杂着好奇和钦佩。就像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一样，高尚的苏维埃理想，拥有无穷的魅力。一时之间，国际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几乎全都步调一致，对苏维埃俄国给予了热情的颂赞。令人尴尬的是，苏联在之后很长一段岁月里的表现，仿佛被恶意做空的股票，跌破了所有人的心理价位。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鲁迅走得早，至死不改初衷；胡适活得长，有幸看到了乌托邦另一面。这又应了一句话：活久见。提起活久见，不得不说一个人——罗素。这位公知领袖、才子班头，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活得最久的知识分子。罗素活了98岁，并且曾经亲自游历苏联，因此，他在不同时期对苏俄的看法，于我们似乎更有参考价值。十月革命刚爆发时，罗素的态度与多数人并无二致，既兴奋，又期待。他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苏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1920年，罗素为了尽可能地观察当地局势，亲自去了一趟俄国，并与列宁等人长谈。亲身体验过苏维埃之后，罗素如冰水浇头，热情骤灭。在俄国有一种“斗争哲学”，与罗素的理念格格不入。在罗素看来，俄国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近日有看到美国作家何伟托朋友卖掉他在成都的本田SUV的消息，“里程10000出头，非常新。”这真是让人感到一阵唏嘘。有人这样评论说：“何伟在成都买下这辆车的时候，心中想的一定是要在中国住很久，要去很远的地方。谁能想到，这辆车很快就到了路的尽头。”2021年何伟被川大解聘、离开中国时，人们还在期盼他是否还能回来。如今，要卖掉搁置在成都的汽车，显然他想继续走下去的这条中国之路，已到尽头。过去十几年，何伟是最受中国人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千里走单骑，接触普通中国人。记录下普通中国人不能写，又“比普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江城》《寻路中国》《奇石》。作为记录当代中国的无可替代者。何伟记录中国，不恭维、不谩骂，而是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许多中国人读过何伟书，会感觉平时是闭着眼生活，读过后是开眼看中国。著名媒体人柴静说：“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冷漠之下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何伟在江上对一家人进行采访无数读者读后更是一致好评：“每次读何伟一股凉气上背脊，他比我做中国人更称职。”“多年来所见所闻一直理不清头绪，在外人眼中却看得这么透彻。”......何伟是美国人，他有表述那些不可言说的奢侈：三峡大坝、强拆、毛……何伟是外来者，因此，对“头脑成为政治宣传跑马场”、“领袖崇拜”、“狭隘民族主义”等行径，比国人抨击地更猛烈、也更“嫉恶如仇”……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亲身参与者，懂得宽和理解这一切。他对中国普通人的具体而微记录，透视着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深刻剖析。他讲述的虽然不是此时此刻的中国，但是放在任一时代都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今天现实的诸多魔幻，都可在他书里找到常读常新的底色。▲何伟在涪陵，摄于1996年敢写、会写、能出版，这些加在一起成就了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奇石》，对中国读者来说，一切都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由于书中感触点太多，几乎每页都有：·

我们一天到晚说“世界”、“世界”，你怎样认识世界？看世界地图？读历史书？读世界新闻？读参考消息？读杂志上关于世界的报道？不是，你要真正能够感性地，全面地，实实在在地了解世界，应该走进美术馆。

很多人与秦晖相遇，都会遭遇一种电光火石般的冲击。你越有逻辑能力，就越能体会他的清晰与穿透力；你对生活越有常识感，就越能体会他的重要性。比如福利与自由的关系。有些人不满意美国，觉得美国过于自由，不保护穷人，也不满意瑞典，认为瑞典的福利太过分，养了懒汉。言下之意，这两个国家都有毛病，都不应该学习。秦老师说，美国人的自由咱们学不来，那咱们学习美国人的福利行不行？瑞典的福利学不来，那瑞典人的权利我们有吗？比如为了抗疫，让民众隔离在家，对穷人不友善的美国居然也紧急安排了失业救济的福利，人人皆可申请，甚至自由职业者也可以申请。这样的福利，我们能学吗？同样，如果我们有瑞典人的基本权利，恐怕我们也不会发生因为警示公众而遭训诫的事情吧？最糟糕的是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那就等于把人往绝路上逼。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既没有城镇救济、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的福利，也没有路边摆摊、住贫民窟、钻桥洞的权利。说白了，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没必要刻意培养出一种苦大仇深、横眉竖目的氛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抄全世界的作业，可以先不抄别人家高的部分，但至少可以先学别人家最低的部分。这最低的部分，就是底线。我们与世界的接轨，应该是底线的接轨。秦老师强调，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必须要接的轨。再比如左右之争。这是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尤其当话题涉及政府在社会的角色时。左派认为，政府应该把事情统统管起来。右派则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于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上大家争论不休。于秦晖老师来说，如果不把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分开描述清楚的话，这种左右争论，往往是鸡同鸭讲。不把权力责任区分清楚，就会出现这样的尺蠖效应：左派主张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主张政府不用负责任。一放一缩之间，结果只会是：政府的权力不停扩大，责任又在不停缩小。以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为例。王安石主张「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照顾穷人、保证平等，有今天左派的意思；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有今天自由右派的味道。问题是，争论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所以落实的结果，变成了老百姓一方面被王安石的国家统制限制住了权利；另一方面，司马光的自由放任给了「官品形势之家」放手聚敛的权力。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秦晖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因为是人，应该有最朴素的常识，那就是：左派可以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相应大的政府，右派可以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相应小的政府。但左右两派，要的都应该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秦晖又沉重地补充道：实现共同的底线之前，我们有什么资格妄称「左」「右」，标榜这种或那种现代文明中的「主义」呢？秦晖的主张，在一些场合，甚至成了左右派公敌。不过，他不在乎。学者，但求学理严谨，逻辑一致，何惧流言蜚语？这是秦老师的气度。当然，也是因为「共同底线」过于重要，非如此说不可。理解秦晖所说的共同底线，并不需要多复杂的头脑。比如，我是儒教徒，你是基督徒，但我们都主张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反对异端审判、神权政治，这也是「共同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或修改原有信仰，或是「和稀泥」地搞个「半儒半耶」的「中间道路教」。再比如，你是代表底层的左派，我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右派，我们彼此各自主张互相辩论，但我们都同意遵守现代政治的基本文明规则，不搞「你死我活」，不会将政见不同上升为暴力剥夺、驱赶或镇压。这就是共同底线。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在一个可以互相人身伤害的社会，左右派谈什么共识？强调这样的共同底线，说穿了，就是一种大白话，大实话。卑之无甚高论。我们今天的时代，重视秦晖，喜欢秦晖，也正在此。不仅仅在于他罕见的渊博、极度的专注力，更在于他以难得的清晰逻辑，为我们守护最基本的底线。如果我们的社会少了共同底线的共识，会演变成何等的残酷状？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无论左右。秦晖的学问，是「早稻田大学」培养出来的地气。早年失学务农，在田间地头，反而造就了他极其犀利的问题意识。秦晖的格局，是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有这样的视野，是因为他从小喜欢看世界地图、转地球仪吗？很难说。但是这种纵贯东西的大格局，实乃吾人之福气。和他同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秦晖老师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广泛，但其实他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核心问题意识。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历史亲历者的反思，也是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责任与担当。他是典型的“π”型的学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一路走来，辐射世界上其他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以社会史和经济史两条理路为基本支撑，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转型的全景式思考。虽然秦晖老师的很多观点饱受争议，而且一些作品也受到了限制，但是无论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或是普通读者来说，理解中国现代转型问题，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先知书店为书友们精选了秦晖老师6本代表著作。这6本书从中国传统历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经验、现代文明必须具备的底线三个维度，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其中，《传统十论》一书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本次还增加了秦晖老师最新的有趣“点子”。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单选多选，任君所愿。-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有些敏G，罕见未删版胡适的三大贡献，无人可替代

编者注：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62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如今提起胡适，许多人都认为胡适的贡献被严重地夸大了。很多人不喜欢胡适，因为他不倡导用雷霆霹雳的手段解决社会纷争和变革问题，他倡导温和的、温文尔雅地去推动社会进步，在很多激进青年那里毫无魅力。其实，如今对于胡适的贡献非但没有夸大，而是恰恰相反，他仍然被严重低估了。因为他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挑出任何一个来，不仅现代激进青年们完全望尘莫及，就是当年和他同时代的那些“大师们”，也无人能和他比肩。那么，胡适贡献在哪里？仅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抑或是创办了新青年？其实这些都不是胡适最大的贡献，总结起来，按照学者张耀杰的说法，胡适有三大贡献，近现代史上几乎无人可比，无人可替代。-1-提倡白话文终结精英们的知识垄断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在此之前，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式的书面语言，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阶层的专用文体。文言文难懂又难学，人们日常交流基本不用，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知识的垄断，底层百姓很难直接获取这些知识资源，也严重限制了民族整体的发展。胡适最先看到文言文对中国人精神的束缚，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不模仿古人""不用典故""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项主张，明确提倡使用白话文，他还说："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先生一语成谶，白话文展现了它的勃勃生机，一直使用到现在。当年鲁迅也正是受到胡适的鼓舞，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然而白话文在推广之初，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有很多人就"看不惯"白话文，表示无法接受。胡适在北大任教，一次公开讲课中，他说白话文比古文简洁。有学生提出反驳。于是，胡适就出了一道题，就如何回绝行政院秘书一职草拟电文，学生用古文，胡适用白话文，看谁使用的字少。学生给出的答案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用了十二个字。胡适给出的答案则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听了哑口无言。白话文就像空气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历史证明了，提倡白话文是多么地顺应历史潮流，这打破了三千多年精英阶层对知识的垄断。如今，只要一个人能识字、肯学习，他就能通过各种途径学到他想学的知识。而这一切都源于白话文的普及。-2-抗战出任驻美大使争取美国最大限度援助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胡适希望中国认为以退为进，与日本暂时妥协。但日军的疯狂进攻显然彻底击碎了胡适的设想，他随后放弃妥协理念，转而积极支持抗战。当时的世界局势对中国并不友好，中日战争被欧美视作区域战争，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寻找外援，决定以中美关系为突破口。因此，驻美大使的人选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众所周知，胡适早年曾留学美国，师从于美国著名学者杜威门下，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又是校友关系。胡适被蒋介石视为最佳人选。1938年，胡适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驻美大使。舆论的把控是最难的，也是最容易的，一旦舆论局面被打开，那么美国对华态度将发生空前变化。四年大使生涯，胡适尽心尽力，化身为一个伟大“中美关系开拓者”，促成了三件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贡献：◎最大限度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援助：胡适走马上任之后，和时任国民政府参议员，著名金融家陈光甫两人经过数月的努力，最终促成了数额为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两笔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贷款。这些巨款对中国的初期抗战和战争苦撑有着很大的助益作用。后又协助宋子文达成中美一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合同，对于中国抗战是巨大的支持。◎促使美国改变对日政策：胡适最初的设想就是促使美国参战，只要美国对日宣战，胜利就是迟早的事。胡适始终与罗斯福保持联系，他不断地游说美国官员，使他们逐渐明白随着日本的不断扩张，美日在太平洋的冲突不可避免。胡适的努力虽然没有使得美国直接参战，但的确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最大限度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除在政府部门四处游说之外，胡适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美国各大城市演讲。据统计，他在四年期间，仅演讲就达400多场。演讲内容主要包含两点：一是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与平等的正义战争，是与美国独立战争一样正义的；二是增强美方对中国抗战的信心，确定中国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将日本人驱逐出中国领土。简单来说，胡适的演讲就是在确保美国人民信任中国人民抗战的基础上争取最多同情和支持。四年里，胡适苦撑待变。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随着美国对日宣战，胡适感到他自己身上最大的一个使命终于完成了。-3-在台湾提倡现代文明公开反对蒋介石威权主义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威尔逊总统轮”赴美国。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逃至台湾的过程中，他一直住在美国，与蒋介石保持着联系。1951年5月，胡适给蒋介石写一长信，心中竟然直接劝蒋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最重要的是“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1952年9月，胡适更是给蒋写了8页的长信，希望蒋及国民党要表明“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上”、“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他甚至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罪己”，“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人民听”。

以上选自《七十年代》，内容有些敏g……如果要问今天的人们最怀念哪个年代，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说九十年代，它是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忧伤的句号，是备受期待的千禧年开场的序幕；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举国欢腾；下岗潮席卷，大厦崩塌，逼迫人们“眼泪和血吞”从头再来。也会有人说是八十年代。较之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八十年代那由“诗歌、理想、鲜花、鄙夷权威、壮烈的生与死”构成的潇洒姿态，更令人魂牵梦绕。但无论如何，七十年代总是被忽略的那个，它夹在多个值得宏大叙事的年代之间，既没完全走出革命，也没将“理想”贯彻到底。身处历史的夹层中，七十年代不声不响，鲜有光亮降临。但其实，无论是物质的九十年代，还是诗意的八十年代，根源都深植于七十年代。因为正是这批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人，主导了八、九十年代方向的浪潮，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具能量的存在。所谓“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而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是一部回首七十年代的重要记忆史。诗人北岛，本身就是七十年代的代表，1978年，他与诗人芒克一起创办了《今天》诗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八十年代浓厚文学风气的先声。在回望七十年代的这部《七十年代》中，北岛、李陀共收录三十位成长于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青春的挽歌。在回忆中能看到：以“出道作”《棋王》技惊文坛的阿城偷听“敌台”；随文工团辗转乡村尚未成名的王安忆；“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怒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太阳总队”的张郎郎；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工人蔡翔；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通过这些或依然声名赫赫、或激流隐退的知识分子的视角，读者能看到的，不是常见于回忆革命年代书籍当中的对苦难的沉湎，以及将对苦难的忍耐视为战胜了苦难本身的半诉苦、半炫耀的回忆录，而是不屈从于逆境、不俯首于苦难的坚持。可以说，这本书通过知识青年描绘各自野草般茁壮生长的故事，折射出属于七十年代一代人的生活群像及共同记忆。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他们和自己作战，和不可能作战，最终成为七十年代的风景。”如今，我们站在2023年的“今天”罗列往昔，也许会因社会自九十年代后一路朝着拜金狂飙的现实而叹息，也许会为自由、理想、浪漫、反抗交替的八十年代而扼腕，但我们应该铭记，七十年代散落各处的星星之火，最终蔓延成了足以燎原的希望之光。回望七十年代，就是在寻找今日中国最初的光芒。为此，店长荐书诚挚推荐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可以一个通宵读完的书，也是可以一天一篇慢慢品味的书；既是一个时代的悲重，又是一代人的成长与青春。正如有读者评价的那样，“回读70年代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像童话一样”，而又“看得心里泛上酸楚”，又如北岛在书中所说：“青春真美。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本书自出版后仅有一版，数年再版困难，二手市场溢价严重。现有幸绝版复活，先知书店取得独家授权，仅有少量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王笛：掌权者总幻想创造历史，结果对江山社稷和无数个体造成巨大悲剧为什么最窝囊的王朝，却在“墙外”最香？西安事变，原来如此阻碍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源是什么？陈丹青：人民的胜利库页岛——近代史上永远的痛陈文茜：多么痛的历史领悟——向100岁的齐邦媛老师致敬周其仁：停止改革，我们将面临三大麻烦今天，怀念邓小平

国人往往对历史上的强盛王朝异常痴迷，比如统一六国的大秦，开疆扩土的汉唐。而宋朝则一直扮演着反面角色，被视为窝囊废物，一直在挨揍和交岁币，从没有扬眉吐气过。

历史学家王笛先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系主任。本文内容系王笛为《历史的微声》一书所作的结语，本号转载时有删节和少量技术性编辑。当我们在谈到研究历史意义的时候，经常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生涯中，也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我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都不断地告诉我，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因此未来的进程也是不可预测的。历史没有规律，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我想这也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原因。有时候我们说“历史科学”，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如果是科学的话，那么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和相同的，就必须得到同样的结论。也即是说，只有能够被反复证明的学说，才能成为科学。然而，对历史的研究则是不可能验证的，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活动，每一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哪怕是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根据同样的历史资料，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但仍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个历史进程，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也不会再重新呈现一遍，实际上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最近读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现了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这促使我接着又读了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发现原来这些年我所思考和疑惑的问题，其实波普尔早就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波普尔的思想进一步帮助我梳理了关于历史没有规律、不可预测的观点。为什么历史没有规律所谓的历史有规律、可以预测的说法，其实就是波普尔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决定论，导致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他们可能不顾现实去实施某项所谓伟大的计划，盲目地臆想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的追求，往往超出社会的现实，违反社会本身的演化逻辑，按照所谓自认为的“伟大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几乎都是没有验证过的。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这个英国哲学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便深刻指出了开放社会是个体为中心的法治社会，而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他还让我们了解国家的真正的角色，它不应该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要改善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人们的命运。真正的民主是权力的牵制和平衡，自由比平等更为重要。寻求所谓的历史规律，即相信历史既然是按照某条道路或者某条线索发展的，就会忽视了对具体情况的仔细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每一个抉择都应该分外小心，都必须按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现实的各种因素仔细考量之后，才能做出决策。但是如果信奉历史决定论，就会忽略甚至不顾当时的各种制约因素，而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历史选择的道路，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法。对波普尔来说，历史发展的轨道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是无法预言的。为了论证他自己的观点，波普尔总结了五个论题：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必须摈弃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可以作为预测历史的工具；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何兆武先生曾发表《评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

一个国家最大敌人不是他国，而是愚昧。为什么这么说？从下面的分析中，应该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1-有形之敌与无形之敌90年前的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案，叫梁胡之争。争论的俩人是两位著名学者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质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可见九十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胡适沉痛地回答梁漱溟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胡适越过有形之敌，看到的是无形之敌，可谓透过现实看到本质。周作人曾惊叹说：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俗话说，能够打败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它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身的问题。胡适第一次跳出现象看到了本质，揭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是贫穷、愚昧、贪污。阻碍中国强大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历史上是贫穷阻止多数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日本是全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它通过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大投入，成为全世界人力资源最充沛的大国，成为亚洲最大的诺贝尔奖大户，自己也站在世界科技产业之巅。是愚昧让人丧失逻辑思考能力，不能正确的看待世界，从而人云亦云形成错误的共识，不经思考造成集体盲动，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做出正确抉择，一步步推动国家误入歧途。-2-爱国需要理性，防人莫若自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正因为愚昧，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是他国。于是在手机上常常看到，个别人一讲到这个国家，打！讲那个国家，也是打！在这个别人眼里，仿佛不是朋友遍天下，而是仇敌遍地球。仿佛让所有人恨，才是成功。2012年9月15日，热血爱国青年蔡洋盗取路边摩托车U型锁，打砸日系车辆，猛击车主李建利头部，击穿头骨致其重伤，落下终生重度残疾。蔡洋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也许情有可原。但当一位中科院博士、自诩爱国的大学教授赵某，建议在中国的四川盆地和喜马拉雅山打一个深洞，放入千枚核弹，引爆地球，让人类和地球都走向毁灭时，这种反人类的疯狂让人胆颤心惊，后背发凉。这些人动辄毁天灭地，让人类走向毁灭，视同胞的生命如草芥，多大的愚昧让他无比自信到明明自己已经在反人类，但他认为自己热爱国家。最近越南发展迅猛，有一种舆论是，小心越南成为未来的心头大患。一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担忧，日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心头大患。但如果想一想，只要自己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国家自然就会越来越强大，又何来担心这个是心头大患那个是心头大患呢？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本可以让敌国德国和日本持续衰落贫穷，但它反其道而行之，丝毫不担心当年的敌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不担心原来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国力恢复。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花巨资帮助欧洲经济复兴，在亚洲也是帮助日本重建经济。日本本是二战的失败国，但鬼使神差成为二战后的赢家，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迅速改善，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美国。就像一个人一样，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能够打垮你的永远是自己。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近现代中国没有晚清统治者争权夺利，没有军阀混战挟洋自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哪里又有让日本侵华的机会？一个国家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不让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又何惧他国崛起？崛起的他国为什么一定是敌人而不是朋友？曾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过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3-国家最大的敌人，是愚昧和僵化德国两次挑战英国，不惜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战败告终。前苏联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最终折戟沉沙。但只要头脑清醒，有着基本的逻辑常识，就会知道，即使强敌环伺，每一个失败国家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他国。如果强敌环伺就是国家失败的理由，当代以色列早就从地图上被阿拉伯世界抹去。德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法西斯、希特勒。苏联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而是它的愚昧和僵化。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表面的强大是它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而它真正的强大，是自由和创新，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从计算机到互联网，每一次都引领人类走进新领域。国家最大的敌人是国内阻碍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愚昧者总将自己的失败归因别人。于是用你死我活的对抗思维看待问题，用敌对破坏的招术对待他国。结果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被排斥于主流世界之外，严重时还会遭到群殴。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阻碍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当大多数人都习惯从外部去寻找原因的时候，最终只能是在歧路上越走越远。而从内部的剖析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时候，才有可能拥有文明与繁荣的土壤。曾经，鲁迅、柏杨等学者对国民性格的洞悉，正是在从内部探究中国问题的本质——责备自己应该往深处责备，才能揭示劣根，剪除劣根。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滋养着“国民性”的树根揪出来，不断追问下去。比如以下种种我们常见，却很少“刨根问底”的问题：·

日本侵华初期，国民党还不能对日宣战。为什么？日本在东亚的侵略目标，未必说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急功近利的日本，虎视眈眈，他们还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所以，中国搞个“合纵”“连横”，扳回局势，也未可知。然而，张学良来了！！！“西安事变”一爆发，伺机而动的契机一纵即逝。“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问张学良：“捉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时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动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答：“放了以后再说！”两个“再说”，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的《从甲午到抗战》。这本书夹叙夹议讲述的是甲午年第一次中日战争和14年抗日战争。唐德刚深入“西安事变”“汪精卫投敌始末”等历史实情，带读者反思两次中日战争里中国之得失。“西安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拐点，若无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整个亚洲情势，乃至当今世界的情势，也将大大不同。看清历史的逻辑，方能看清当下的世界，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史，并因缘际会主动找到唐德刚。▲右：张学良

1860年11月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清朝承认1858年的《瑷珲条约》的有效性，并将原先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包括库页岛以及不冻港海参崴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被迫割让给俄国，从此中国失去了东北地区对日本海的出海口。这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已被占领超过160年。曾经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岛——库页岛，他的流失，正如如时人所说，“痛矣！……库页一失勘界，二失遗忘”。

1945年，日本投降。有位中国画家画了一幅画，叫作《爸爸永不回来了》，画中的小姑娘双膝跪倒，仰望青天，意思很清楚：她的父亲在抗战中死掉了。蒋兆和，《爸爸永不回来了》，1945年当年，全国上下一片狂欢，太多主题可以画——直到今天，国家组织的大型历史画还在画抗战，画家们早已学了西洋人的套路，画杀戮，画战场，画尸体，画胜利——可是大家想想看，这位抗战的亲历者偏偏选择画一位失去父亲的女孩。为什么呢？因为复仇也好，胜利也罢，战后顶顶真实的事情，是无数家庭破碎了。这幅画不是出于国家主义与民族意识，而是秉承人的立场，直白地说，就是同情心。国家、民族，是现代中国主旋律，同情、恻隐，不是首要的美德。这位画家名叫蒋兆和，中央美院老教授，1986年逝世。20世纪，我以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画家，也是最杰出的人物画家。他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巨作，是画于战争期间的《流民图》，这幅画，几乎被历史忘记，甚至被政权销毁。他的所谓政治名誉直到80年代才恢复。1993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蒋兆和作品全集》，首次收入《爸爸永不回来了》，并于隔年举办了纪念蒋先生90周年诞辰的大展；2014年秋天，国家博物馆为纪念蒋兆和先生110周年诞辰，也举办画展，展出了幸存的《流民图》，不知道有几个八〇后、九〇后青年去看过。据我所知，如今大部分青年不喜欢悲惨痛苦的故事。2012年冯小刚拍了《一九四二》，电影里全是蚁民、灾民、饥民、流民，成片成片死掉，像狗一样，正所谓“野有饿殍”。结果，票房很惨，冯小刚为此梗着脖子，心里很受伤。我问不少八〇后青年为什么不去看，他们坦然说，我不想看。孩子们可能是对的。绝大部分八〇后的父亲没有死于战争，出于别的理由，别的记忆，他们的爹妈恐怕也不愿提起悲惨和痛苦——我们伟大的传统是千里江山，不是死亡。蒋兆和，《卖子图》，1939年蒋兆和先生一辈子没画过壮丽的河山，只喜欢画人，而且心慈手软，专门画受苦的可怜人。他自己，就很可怜，从小丧父，十几岁从四川出来混，饱受沧桑，和徐悲鸿先生幼年少年的经历很相似，所以徐先生曾经提携扶助蒋兆和。徐先生自己的艺术主张，就是四个字：悲天悯人。世上有的是可怜人，过去很多，现在也很多。你要可怜人老去想可怜事，也是可怜的事。可是法国人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人在苦难中更像一个人。”诸位同意吗？以我的记忆，历史上伟大的作品很少很少描绘幸福，很多很多描绘苦难。而描绘幸福的图画，你看着，不那么容易也感到幸福，看着描绘苦痛的画面，如果那画面足够真挚，即便你从未领教那苦痛，你也会被感动。这是为什么呢？牛犊给豹子吃掉，绵羊给恶狼叼走，牛羊不会写个短篇，画幅画，把伤痛留下来，反反复复说，年年月月看，世上万物，只有人类干这种事。可是畜生的感情，和人一样的，死了同伴，有时会绝食而亡，畜生没有语言，只能闷死，人类呢，不但晓得记取伤痛，还有想象灾难、诉说灾难的天分——蒋先生没有亲人被鬼子杀掉，那位画中的女孩呢，并没有丧父，她是蒋先生的侄女，被画家选中做了那幅画的模特。抗战爆发时，蒋先生并不是流民，还有个画室，还能画画，可是蒋先生亲眼看见“九一八”事变的流民，“八一三”淞沪战争的流民，北京陷落后的流民……他心里不安，非要画《流民图》。蒋兆和，《流民图》

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危机，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能自动变强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须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第二个层面，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新中国成立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内地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是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法律或规章，定得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你前后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而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律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以上选自周其仁教授《改革的逻辑》。周其仁老师对改革本质深入骨髓的洞察，源自他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深度参与改革，研究改革的实践智慧。其洞察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必须，于当下和未来，更是应回归的常识。然而，从洞察改革的本质，到理解中国各个关键领域的改革逻辑与本质，仅有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包含《改革的逻辑》在内的“周其仁作品集”：这个套装是目前周其仁最全作品集，涉及政体改革的逻辑、产权改革、城市化、土地改革等多个领域。周其仁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既不盲从主流，也不迎合民意，在中国经济学人圈，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周老师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文贯中：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便是其中之一。这套书是周老师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回望了经济变得个的逻辑与进程，更能使得读者看懂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今天，怀念邓小平认识更真实的中国，从1966写到1982（基本无删节）张宏杰：刘邦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任正非力荐：提升宏观战略思维的三本必读书弗里德曼：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人类自由与繁荣阅读的五个层次让人欲罢不能的神作，豆瓣9.3（无删版）美国底层为何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统治者最不希望老百姓读什么书？胡舒立，最近发生了一件小事

昨天2024年2月19日，是齐邦媛先生的百岁生日。《巨流河》是齐邦媛告诉自己有生之年一定要完成的作品。80岁提笔，夜里回忆流泪书写，共五年，花了双眼，抖了手，始完成巨著。书如堆叠之枯叶，每个段落都是中国人的哀痛！这些年来的「政治史」，因为不同政权对「历史」的需求剪辑，某些人物、某些事件刻意被掏空。借由齐邦媛的笔，某个年代的人物开始有了真正的生命风貌。齐老师于《巨流河》中回忆中国战后的岁月，多少人的渴望换为绝望。「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1947年6月初，齐老师目睹武汉大学著名的「六一惨案」。讲学俄国文学大骂时局的缪朗山教授被警备司令部于校园内逮捕。清晨六时，荷枪实弹的士兵强行带走缪教授，学生们冲上前拦阻，兵士开枪，三名学生当场头部中弹身亡。死者移至大礼堂，以被单盖着身体；25岁的齐邦媛就这么「亲证」一页历史。全校师生同声大哭，哭死去的同学，也哭患难中国刚打完了一场抗战，又陷入另一场战争的悲哀。《巨流河》一书中，她数度质问「毛」：1945年战后如果中国不陷内战，而是两党携手戮力重建，中国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夜里我读着齐邦媛老师的人生纪事，足足看了6小时，直至清晨方才小睡。她写得如此不着情绪，我却看得惊心汗颜。那一段我们误以为熟稔的历史，原来埋葬了那么多不同人物、不同角落的悲剧。而每个人，却以为自己的悲剧，在那个年代，只是唯一。本文太短，不足以道尽书中精彩。谨向齐老师致敬。《巨流河》出版之后，齐先生收到数百封来信，几位已90多岁。他们老泪纵横谈当年事，那虽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时代，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有骨气时代。她的学生、著名作家简媜以“一出手，山河震动”来形容此书的份量。因为她所经历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还有一个民族的命运，那个让齐先生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对大陆读者来说，《巨流河》是一种极为少有的阅读体验，因为大陆少有人这样讲历史。齐邦媛先生是驾驭文字的高手，她如一位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挥斥文字的千军万马，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悲壮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血泪抗争、生死离合的画卷。其实，齐先生书写的这一段近百年史，我们是知道的；不过，是理论上的、疏离的、概念化的、冰冷的；而由她笔下人物的呐喊、苦难、战火、抗争演化构成的百年史，却是生动的，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齐先生让我们真正地触摸到了这段不平凡、苦难深重的百年史。齐先生个人的丰沛感受，正好填补了很多大陆作品的空白，和一个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时代。很多回忆，都和教科书建立的认知不一样。很多问题，似乎都可在这里找到答案……齐邦媛：我出书时已经80岁，我知道的，在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在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所以我要说的是别人不知道的事。《巨流河》这本书大陆敢出版，算蛮勇敢的。大陆读者读它，我蛮高兴的，也许时代不一样了，他们也想听一点官方说法之外的话。俞敏洪说，自己累了，看看《巨流河》，就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卢跃刚形容，“这是本拿在手里不敢轻易打开，打开了不能轻易合上，合上了心里却时时牵挂，隐隐不能释怀的书。”王德威说，这本书“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记录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的书很多，但能以独特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完整记录这场历史巨变，还是非常少见的。豆瓣评分9.1，口碑极佳，已经断货多年。现少量复活，殊为不易。力荐你读读这本书，如果你没读过，那你太幸运了，还有这么好的书待你享用。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今天，怀念邓小平认识更真实的中国，从1966写到1982（基本无删节）张宏杰：刘邦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任正非力荐：提升宏观战略思维的三本必读书弗里德曼：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人类自由与繁荣阅读的五个层次让人欲罢不能的神作，豆瓣9.3（无删版）美国底层为何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统治者最不希望老百姓读什么书？胡舒立，最近发生了一件小事

今天，还能读到这套书的完整版，可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这套书的最后一卷完整书名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书名比较长，对得起这本厚重的书。它的执笔者是以研究这段历史而享誉世界的麦克法夸尔教授。作为撰写过相关顶级研究著作的中国问题专家，前英国政坛精英，由他主笔本卷完全游刃有余。

今天，怀念一位老人。今天，怀念邓小平。怀念爱国的邓小平，他说我们绝对不做李鸿章。在他的一国两制构想下，香港回归。邓小平曾说“我要活到1997年，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时去看一看，哪怕是坐着轮椅也要到这块土地上去走一走。”但就在1997年的2月19日，就在二十六年前的今天，邓小平还来不及到香港走一走，就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一天，大江南北泪眼低垂，整个中国都在哭泣。为邓小平，也为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怀念热爱人民的邓小平。他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祖国和人民。”所以他说：“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爱国就是深情地热爱中国人民。国家的大时代，就是人民的小日子过得好好的时代，不要折腾百姓。因为邓小平，多少学子凭真才实学进入大学校门，多少知青脱离农村回城，多少人摘下政治帽子享受平等发展的机会，多少人因此改变原本以为无法改变的命运。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从根本上讲也是心中有人民。不韬光养晦，领导张扬意气赢得个人脸面，但苦了的是百姓，延误的是民族，最后输不起的是国运。中国走在邓小平开创的道路上，神话般地崛起座座新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梦幻般衣食住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穷困到富实，不过短短的一代人时间啊，中国从此换了人间，国人对外界不再那么倾羡。今天，怀念一位老人，今天，怀念邓小平。有些人的价值不仅仅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更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觉得邓小平的伟大。邓小平活着的时候，觉得改革开放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越是深入学习历史，越是庆幸，也越会知道历史的必然性中常常夹杂着大量的偶然性。有时一个偶然性，就是一代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