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节里，我们想通过一个道德选择的虚拟例证，来展示道德判断的根据。有一次，在一所大学的伦理学课堂上，讲课的老师，引用了这个例证，来试图让同学们在选择各种逃生方案中发现自己实际所持的道德准则，并试着通过对这些准则的分析，说明道德评价和选择的不同根据。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经历最难三年的2019级大学生即将毕业。对于这些初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面对今天严峻的形势，如何走出自己的人生路，真的很难。近期，法学名师罗翔在一场毕业会上的即兴致辞，引发关注。他开门见山地表示：“我很想祝大家一帆风顺，但我觉得这不现实。”常被人认作理想主义者的他，抛出一个问题：在顺势时可以坚持的原则，逆势时是否还要坚持，以及如何坚持？罗翔认为，抛弃原则获得的成功，将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他援引纪伯伦语，指出这世间有两种痛，一种是野心还没实现的痛苦，还有一种是野心成就后的无聊，很多人都困在两种痛苦里双向切换。他又以孔子以例，直言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有可能遭受厄运，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小人会随时改变原则，但君子会守住他的原则。“如果世界接受不了我们的理想，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不容然后见君子。”他强调真的勇敢，是对良善的坚持，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祝愿各位年轻人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一生平安。正文为罗翔在中国政法大学2023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不容然后见君子其实我很想祝大家一帆风顺，但是我觉得这不现实。智者说：人这一生至少有三件事是无法避免的：一个是苦难，一个是邪恶，还有一个是人生的终点。所以，愿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当下储存足够多美好的记忆，去对抗人生不期而至的苦楚；也愿我们在记忆中能够储存足够多的美善，能够与邪恶相对抗而不和它同流合污；更愿我们能够在记忆中有更多的美好，能让我们平静从容的走向人生的终点。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并不值得信任。纪伯伦说过：这个世界有两种痛苦,一种是野心还没实现的痛苦，还有一种是野心成就后的无聊。我见过很多成功的和正在追逐成功的人，他们都在这两种痛苦中双向切换。所以有人说：真正能够带给我们宁静的是我们内心的原则。当然这样需要有命运的加持，我想给各位分享一个故事：2600多年前，当孔子绝粮于陈蔡，七天没有饭吃。外面有暴徒袭击，但孔子依然弦歌不断，依然给学生讲课，因为他要告诉他的学生，无论在什么情境下都应该临危不惧、泰然若处。他的大弟子子路走过来问老师：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种困境呢？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我们都有可能会遭受厄运，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小人穷斯滥矣，他们会随时改变原则；但君子会固守他的原则。孔子反问他的学生：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遭此困境？我们不是又不是野兽为什么会在旷野奔跑呢？子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他想了想，他的回答是：老师，那可能是我们做得不够好吧。我们没有坚持“仁”的标准，我们不够智慧。但是孔子回答他说：如果坚持仁、坚持智慧，为什么会有比干？为什么会有伯夷叔齐？所以你要不要把凡事都往自己身上推。子路你已经做的很好了，但是外界的环境是你改变不了的。有的时候你要相信命运，尽人事听天命。孔子的第二个学生子贡是个有钱人，然后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遭此困境？子贡说：老师您的理想太宏大了，为什么不能降低标准呢，只要降低标准我们就能维持。但孔子说：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不能降低标准。我们不能降低标准来谄媚。他说子贡啊，你的志向太不薄。最后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叫颜回。他的回答第一部分跟子贡完全一样，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但是他第二个回答是：“不容何如（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如果世界接受不了我们的理想，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不容然后见君子。1600多年后，当22岁的苏轼高中进士，他给主考官梅饶臣写了一封信，叫《上梅直讲书》，引用了这个典故：不容然后见君子。他有大好的前途，春风得意，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到底是什么。我时常想，如果苏轼能够提前预知他人生的终点，能够提前预知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是不是有勇气重来一遍。我真心祝福各位同学，能够找到内心的宁静，一生平安。不要成为愤怒的奴隶智者说，沉默是金，因为人一开口就显示出他的愚昧与虚伪。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师，从来不是什么人生导师。只是命运呢，把你带到令人晕眩的高处。中文的“愚蠢”的“愚”非常的有意思，上面是一个“禺”，下面是一个“心”。在中国古代，这个“愚”是“偶像”的“偶”的通假字，所以这也许提醒我们，无论是把自己作为别人的偶像，还是在心中把他人作为自己的偶像，可能都是愚蠢的一种体现。我从来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法学殿堂的门童，从事普法教育与写作。法治的精神在于对人性幽暗的洞察，每个人都需要意识到自己内心的阴暗面。我们常常说要勇敢地做自己，但是真实的自己，从来都有阳暗两面，所以到底你是想做哪一面呢？从逻辑上来说，光明跟黑暗，它其实不是二元对立的。因为所有的黑暗，不过是光明的缺乏；所有的邪恶，也都只是对良善的背离。因此，只有追求良善，在逻辑上才是自洽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彻底地追求邪恶，他至少不会希望别人对自己邪恶吧。所以真正的勇敢，其实是对良善的坚持，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是也许大多数人，并不期待这种幸福。法治并不推崇哲学王，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理性的有限，并坦然地接受生活中的各种似非而是。我们是如此的渺小和有限，用帕斯卡尔的话来说，我们不过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跟苇草一般的脆弱。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可以把我们带向伟大与崇高。我们生活在此地，但是我们又向往别处的生活，因为人总要对焦生活以外的目标，才能从容过此处的生活。换言之，只有生活在别处，才能生活在此地。低垂的麦穗跟高傲的稗草，其实长得很相似，很多同学可能都区分不出来。但是一个硕果累累，而另外一个，是具有破坏性的杂草。所以是虚心地承认自己的有限，还是虚荣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是我们一生要去思考的话题。人生不易，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所夸口的一切，也不过劳苦愁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友谊是那么的重要。我们需要朋友的力量，让我们孤独的个体可以抱团取暖、互相关爱，一起走过今生的坎坷。因为只有友谊，才能让我们告别忧郁。但是所有美好的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每天都在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们也需要接纳朋友的不完美。正是不完美的朋友，才能让我们一起去追逐完美。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说，时不时会陷入emo（伤感），经常会感到愤怒与抱怨。但我想，人的愤怒它其实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人彻底地失去怒气，那社会可能就是死水一潭。但是，我们不要成为怒气的奴隶，凡事都要有节制。（请同时关注微信公号@哲学思意）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悲伤、痛苦、无奈。令人丧气，但虚无会让人丧上加丧。这个“丧”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sàng丧。只有哪个shàn/sàng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呢？只有shàn善，良善的善，在逻辑上才是自洽的。很抱歉我的拼音不好，我无法区分“丧”和“善”，sàng和shàn，在我看来读音都差不多，两者似是而非。有人说，一个分裂的王国是无法抵御外敌的。同样，一个分裂的人，也无法有尊严地面对生命。只有良善，才能让我们自洽，才能让我们告别虚无与虚荣，告别忧伤与emo（伤感），才能让我们有尊严地面对生命，面对生活中无法掌控的明天。所以让我们依然相信良善，携起手来，在点滴的小事上追求良善，善上加善，止于至善，一起画好这未尽之圆。同学们，我们一起出发，享受未来路上更多的风景吧。谢谢各位同学。他是全网爆红的“法律男神”？现象级出圈学者？颠覆法律“冷酷、教条、无趣”标签，把法律讲成“相声”，让上千万人学到上头的“法律界郭德纲”？这倒没错，罗翔的确把枯燥法律变成“津津有味”，即便法盲都忍不住天天刷他的课，“火到连我妈都看”。看看罗翔讲的案例：我强奸我自己算犯法吗？熊猫咬我，我能把熊猫打死吗？狗咬我，我把狗咬死了算正当防卫吗？再看看网友说的：“边笑边看，边看边笑，看完了还想看，根本停不下来。然后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看了几十分钟刑法课了……用满屏弹幕来说，叫做——上头了。”●

按：我本人很喜欢写文章的刀尔登。而且很久以前就特别佩服他了。佩服他什么呢？第一当然是文章写得好，二是美女粉丝一大堆。我说的是20多年前，我们都混在当时的BBS重镇“中青论坛”上，他那时的笔名或者说网名还不叫刀尔登，而是“三七”。论坛里有很多他的男女拥趸（粉丝一词当时还没诞生），天天都盼着他上新帖。所以你现在知道了，本老我就是在读三七——刀尔登的文章中……变老的。所以今天忍不住要推介他一篇脍炙人口的短文。如下。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助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何况暴民也有进化或堕落。使帝国崩溃的大叛乱，即使考虑到越往前越记载不详的因素，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糟糕。陈胜、刘邦造反的时候，未闻有疯狂的举动。绿林赤眉，颇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到了黄巾，虽然有一点荒唐了，但对社会的破坏，还赶不上董卓、李郭之乱。隋末之乱，既有张金称的所过民无孑遗，孟海公的“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也有窦建德的释张玄素，用王琮。到了唐末黄巢，杀人就很随便了，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民之初起，大约如古歌里说的，“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寻个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变兵的反诗里说，“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了。后来再有进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梦见无数天兵将，进贡宝物，在他面前纵横排列，使他满面欢容，这大概就是一个阶层的顶高幻想吧。有点讽刺的是，古代中国，一直以教化人民为任，何以越教越坏呢？不只是平民。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古代社会的平衡，靠着多种社会关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员，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几代之后，只好越来越依赖强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后打个遍地瓦砾，剩下些得了失记症的幸存者，白手起家，恨不得从石器时代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曾有人恭维这种循环为超稳定呢。如将千年挤为一瞬，看到汉唐和宋明也没什么大区别，确实是超稳定，中间死于非命的千百万人，尽可忽略。古代的集权制中国，亡于乱，也兴于乱。这不仅让人赞叹国家这样一种组织，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失败，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然后借此重生——它死亡时，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哪怕是过度的秩序。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槃了。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如果一个明代人带着全部知识，回到汉唐，他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假如一个当代人回到明末，面对那堕落和混乱，是否能做什么呢？在那种乱局中，他可以大声疾呼，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语，以对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论哪样，那结果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许，这个当代人能够又向前旅行一百年，游说正德、嘉靖时代的士大夫，携带着真正外部的知识，他能否来得及改变些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了。刀尔登是位奇人，几乎不露面的神秘作家。他论中国史、论读书、论人与人性，跟传统话语上不一样。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在他的解读下清晰明了。刘瑜评价说：“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中，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他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刀尔登文章好读，不单是因为道理澄明，还因为文字筋道纯粹，没受过污染。他问世的著作，多杂文或随笔，从谈西方经典到中国文化古书，从中国史到西方文化，天南海北、人性与自我、思想与自由，无所不谈，谈的角度睿智独到，属读过不能忘记那种。遗憾的是，他的书大多散乱各处，有的甚至已经绝版，现复活了他的《大道和小道》（签名版）《亦摇亦点头》（签名版），与《背面》《鸢回头》《中国好人》《不必读书目》及翻译作品《好好讲道理》组成目前最全的“刀尔登作品集”，数量极为有限。如前所述，好书越来越少，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赶紧下单。-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最折腾、最难熬的蹉跎岁月，最纠结、最无奈的人性故事乌托邦的四个掘墓人：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学生的回答，让他感到“深入骨髓的绝望”钱满素：美国底层为何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利益的冲突要钱，观念的冲突要命？自古成大事者，为何流氓这么多？周其仁迫切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中国人！

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倬云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许纪霖▌危机一：文化全面庸俗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艺谋的作风，全是声、光、颜色，没有内涵。他只是抓书上常提的中国四大贡献，这些贡献是历史上的贡献，不是今天的贡献，没有在文化内涵上提出好的音乐、好的文学作品，没办法找诗人来吟咏诗，没有找出自己谱的叫人永远纪念的歌曲来表演，对不对？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不然，乾隆时代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内涵的，只是装扮的，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今天口口声声说“国学热”，像白先勇这样整理昆曲是极少的。我们本身也是百孔千疮，用尽了自己的资源，活力也光了，从精英流离到下里巴人，从内涵深厚变成表面肤浅，从有内容变成只有一个点缀。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无一不如此。不是今天，中国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看见民主是好东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人权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全面平等之后，应当有优秀、特异的东西，却变成了平凡。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里面出来，不可能一千个人就直接创作成贝多芬。文化的领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动力已经衰退，才到了这地步，这是危机之一。▌危机二：社会价值崩溃危机之二，价值系统在崩溃（这个是世界性的）。从三百年前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不再标榜“现代”的口号，现代是有实践性的，我们叫近代化。三百年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民权思想、人权思想、科学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丢开天主教的外壳，捡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关系，人有了信念。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给你一定的权利，给你一定的智力。人类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压迫任何人，不能禁锢任何人，应当自由。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学家的脑子中转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实和神的律是同一个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这个律，我们才有科学的上下寻搜，不然一堆混乱的话，怎么寻搜？这个假设使得资本主义早期的人物，为了荣耀，为了彰显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干活，而且用“信用”这两个字来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信用，银行没法借贷，没法投资，没法委托。这次经济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病根子是因为内心没有价值观念约束行为，所以掌权的那些CEO，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以市场遮盖，大量地偷窃股东的财产，辜负股民的委托，以致股票买卖实际上变成虚假的赌博。股权已经分散到这种地步，流转这么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变成赌局。掌握股权的无数小民，没有办法向公司行使主权，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股权在哪里，股民没有办法行使股权来指导或者监督经理人，经理人就无所恐惧，工作法规没有办法管他。在1932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有管束资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护劳工、约束资本。但是从二战后到今天，美国政权和财富结合，他们废掉了一条条法律，再也没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众无法约束他，股权无法约束他，良心无法约束他。面对今天瞬息万变的时代，社会结构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个是最严重的课题，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不可能，这是大的崩溃，必须要有大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是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忙着写小论文，忙着搞升职，忙着搞项目，民间文化界忙着去点缀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如何走出精神危机中国在这个时候，应当从传统里挖出一些东西填补这个缺陷。但是今天讲儒学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许多学究以繁琐来文饰浅薄，以表面的口号文饰没有内涵。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没有在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气。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恐惧、余悸未定，还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之下，没人敢动，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动力。今天我们对抗饥饿已经不成问题。我对中国对抗灾害的能力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说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条，而是要放手让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学术界非常显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显著地抱残守缺，这两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残守缺又不能见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东西来填补，没有自发的精神，有聪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扰和饥渴，这是值得担忧的事情。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走出精神的危机，最重要的是从自身文化找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哪里？许倬云先生指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人性，多不在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而是在市井陋巷、山野乡村、街谈巷议、共话桑麻……许倬云先生，生于大陆、长于台湾、留学并任教于美国（王小波笔下那位“我的老师”），是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被称为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高屋建瓴的世界公民。

01

▲电影《美国往事》剧照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建成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最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自从社会主义思想诞生起，就一直在美国受到抵制：从爱默生和林肯开始，再经过两个罗斯福总统的改革，直到肯尼迪和约翰逊，社会主义从未真正进入美国思想的主流。美国的无产阶级也主要选择劳联这样的福利工会，只想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却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老左派屡屡受挫，而且他们越是激进，就越是受到工会的排斥。甚至在大萧条这样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老左派也未能形成气候，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除了国际上的因素外，主要也许还是由于美国社会内部的特点。原因，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点：●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明末思想家唐甄唐甄这句话，“贼”其实还是好听的说法，用口语说就是，从秦朝以来凡是当皇帝的都是流氓。确实，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刘邦成事之前便是个“不事生产，好酒及色”的地痞流氓，他曾对着始皇帝的出巡仪仗无比垂涎；成事之后，他的流氓劲儿就更为十足了，曾把小便撒在儒生帽子里而洋洋得意，逃命时把自己妻女推下车而不以为然，项羽要将他父亲下油锅，他却说“我爹就是你爹，杀了别忘了给我一碗肉汤喝”。最后称帝，他还骄傲地反问父亲：你从小总说我无赖，现在我比别人如何？结果，讲究礼义廉耻的贵族项羽，终于败给了“不讲武德”的流氓刘邦。从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也好不到哪去。他年少贫苦，但一旦得了江山，便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政治大流氓。什么开国功勋、同乡旧友，杀起来毫不含糊。这和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相比，简直就是最低端的黑社会手段。此外，他为保江山任人唯亲，最后落个自家儿子打自家孙子的局面。开国皇帝尚且如此，帝王手下一众将相，就更是如此。刘邦手下与韩信齐名的大将彭越曾是水匪，朱元璋手下号称常十万的常遇春也是强盗。然而，这些人都是史书上公认的“雄主良将”，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自古成大事者，流氓这么多？”▲作为明朝“第一猛将”，常遇春所到之处“寸早不生”，攻下城池就屠城人们常说，审视问题的视角不同，看到的结果自然不同。当我们用传统“立不世之功，成不朽之业”的儒家视角审视，他们自然是明君名臣；然而，这一视角并不足以解释他们身上的流氓气质，更无法解释这一长久普遍的历史现象。对此，著名学者王学泰在其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提出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视角——游民视角。他指出，无论是不事生产的刘邦，织席卖履的刘备，还是游手好闲的朱温，出身乞丐的朱元璋，很多成功的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共同出身——流氓，或者更准确的说——游民。游民群体的庞大与长久存在，塑造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群体文化——游民文化。他们有自己的江湖规则，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也是最能冲垮现有秩序、颠覆王朝统治的狂热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与地区，能有中国历史这般频繁塑造游民的土壤。独特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游民独特的群体特征：·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世界起源于“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前者让人类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变，而后者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颠覆。从西方到东方，英国工业革命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反复被诉说，但似乎也没有争议，但很多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不是停留在历史教科书，就是8年前，因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高层推荐所引发的对“改良与激进赛跑”这一命题的大讨论。

运用理性，不断对世界求真的哲人精神；·

在多数情况下，读者无缘与作者见面，更难得有机会听到作者本人阐释他或她写在书中的思想。那些久经岁月磨砺的传世之作，轮到我辈开卷之时，作者大抵早已作古，再也见不到了。当代的著述，情况或有不同。对那些能够进入读者心智的优秀作品的作者，先读其文、后见其人、再闻其声，甚至拜到其门下求学，这样的机会虽然不多，却总还是有的。但是本书（《资本的秘密》）于我。却是以上诸种情形的一个反例。▲周其仁▌德·索托，特别的自我介绍二十多年前，我在外访学期间，被一个讲座的题目吸引，早早到场占位。记得演讲厅里座无虚席，讲者精神饱满、

7月9日，何伟离开中国后写的第一本书——《他乡之河：中国教育》（Other

小学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小学课文往往会牢牢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以至影响一生。在台湾，我很偶然看到蒋介石时代的小学“国文课本”——在大陆叫语文课本。几乎在每一册国文课本里，都有颂扬“总统”蒋介石的课文。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早已落满历史的灰尘，但是透过这些课文，却形象地勾勒出在蒋介石的“威权时代”，台湾的小学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在台湾小学二年级的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蒋总统小的时候》——需要说明的是，原文中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敬意，在“蒋总统”之前都空了一格：蒋总统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流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蒋总统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蒋总统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这个“逆水小鱼”的故事，我在走访蒋介石故乡奉化溪口的时候就听说过，想不到居然被写进台湾的小学课本。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另一个故事“泥土与寄生虫”，也被收入台湾小学三年级的课本，标题为《爱国的蒋总统》：蒋总统从小就很勇敢，又很爱国。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进了陆军学校，预备将来保护国家。蒋总统在陆军学校求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教卫生学的日本教官，拿了一块泥土，放在桌子上，对学生说：“这一块泥土里面，有四万万个微生虫。”这句话引起了蒋总统的注意。日本教官又说：“这块泥土，好比中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像是四万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里一样。”蒋总统听了，非常气愤。他走到桌子前面，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然后向日本教官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不是也像五千万个微生虫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土里呢？”日本教官没有想到中国学生里面，会有这样勇敢爱国的青年。一时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这样的关于蒋介石小时候的故事，写进台湾小学课本，使小学生从小就敬佩蒋介石。在台湾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里，那篇《忠勇的蒋总统》，令小学生对蒋介石肃然起敬：民国十一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时候，他的部将陈炯明叛变了。国父就到永丰军舰上去避难。这时候，蒋总统正在上海，听到国父蒙难的消息，就决心赶到广州去帮助国父平乱。许多人劝阻蒋总统说：“现在你到广州去，好像是走进虎口里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蒋总统回答说：“我到广州去，是为了帮总理完成革命事业，怎么能够顾到自己的危险呢？”他就立刻启程，到了广州，登上永丰军舰，来保卫国父。国父看到蒋总统来了，非常欢喜，对新闻记者说：“他来了，好像增加了两万援军。”这篇课文不仅表现了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无限忠诚，而且还通过孙中山之口，赞扬蒋介石一人顶“两万援军”。在台湾六年级的小学课本里，有一篇《伟大的蒋总统》：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晨上国语课的时候，王老师对班上的同学们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王明立刻站起来说：“今天是民族复兴节。”王老师说：“对！不过，还有一件更值得我们纪念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大家都一时回答不出。王老师就郑重地告诉大家说：“在民国二十五年（引者注：即1936年）的冬天，那时全国军民在蒋总统的领导下，正在发愤图强，向着民族复兴的大道迈进。谁知张学良、杨虎城受**的唆使，乘着蒋总统到西安视察的时候，偷偷地派了许多兵，把行辕包围起来，并且提出许多无理的条件，强请蒋总统签字。蒋总统不但严辞拒绝，并且大加训斥，说：‘我头可断，身可死，但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和正气不能不保持。我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民（引者注：当时的中国人口为四亿）的人格，人格如果有所毁伤，整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张、杨二人因深受蒋总统伟大人格的感召和全国军民的指责，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护送蒋总统回南京。当时全国军民疯狂庆祝，比任何节日都热烈。同学们听完之后，都觉得蒋总统太伟大了。在这篇课文里，蒋介石被塑造为气节高尚的英雄，而中共被称为“**”，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诚将军则成了叛逆。这一篇篇颂扬蒋介石的课文，可以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是蒋介石时代台湾进行个人崇拜教育的缩影。蒋介石被披上“爱国”、“忠勇”、“自强不息”、“不怕劳苦”、“伟大”等种种光环，成了神明的化身。今天看来，这些课文有点可笑，然而当年的台湾小学生正是读着这样的小学课文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在开放党禁前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却是拥有中国现代史上数一数二军事和政治才能的杰出领袖，他在大陆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时运不济；而转型后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又变得“百花齐放”……关于蒋介石的一生，深想一步，许多疑问便会在我们的头脑中浮现。疑问一：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威望和权力，其实远不及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这些大佬。他是如何在派系林立中异军突起，成为国民党的一号人物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二十世纪初出现的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数十年的冷战。除了几千万人死亡，人类还饱受极权主义统治之苦。冷战后世界有了三十年的太平盛世，经济、科技有了惊人的发展。在对二十世纪反思的过程中，人类重新审视现代性、民族国家、民主价值等问题，汲取了极权兴起的教训，这才有了第二次全球化。然而，面对第二轮全球化暴露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当下动荡不安的世界，以往的社会与政治的哲学、治理与整合的经验，全都失效了。社会撕裂、世界动荡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危机：人类事物的公共性正在瓦解。借用福山的说法，“人类政治面临全面的困境，即便是在老牌的民主国家之间，也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在他看来，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暴力。然而，“拥有武装的先知”还是先知吗？纵观人类历史，暴力是短暂的，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先知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思想。哈耶克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便是以上这段话最好的注脚。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经过三天巷战后，工人、学生和市民推翻了查理十世的专制统治。消息传来，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河山深處記齊邦媛老師作者：杨渡

通常所谓“教养”，第一条，总得有礼貌。可是我到现在遇到有些小关节，还是止不住地没礼貌。▌现代人有地位、有学位，但不一定有教养按理说，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教育，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和所有学科知识，我们差不多都掌握了，都在传递中，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提人文教育？要提人文素质？我回国后一直不明白，什么叫“素质”？都说“这个人素质太差了”，我不太懂，然后又听到全国在搞人文素质教育，我也不太懂，这句话在我出国前不流行的。素质，也泛指很多内涵，但我宁可用比较老的字，叫做“教养”。我知道我既没知识，又没教养，所以我对没教养的事情，特别敏感。教养，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句话，源远流长。这个“养”字，是要时间的，一个孩子养大，一条小狗养大，都要时间。一个国家整体人文发生问题，我想，首先是许多个人的教养发生问题。很多人都缺乏教养，总起来看，很可怕！现在大学的教育，大学培养人，是“有知识、没文化，有专业、没理想”，或者说，你有地位、有学位，但你不一定有教养。我们随时看到很多很有地位的人，比方说教授、官员、社会名流……但你仔细去看，他们未必有教养。我本人的没教养，刚才已经是个例子。我有一次在厕所里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非常帅的小伙子，立刻跑过来站在我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正在撒尿。他完全不懂应该在外面等我，那样没礼貌，不懂得不可以这样子对一个长辈说话。出了厕所，他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我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遇到——虽然并不是每次都在撒尿——但一上来就拍照，拍完就走，然后跟人说，你看！我跟陈老师合影。我们小时候，所有大人都不许我们这样对待人，可是如今变成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对我一个人，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或必须认识一下的，都这样，行话叫做“混个脸熟”——这就是没教养。▌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所谓人文和教养为什么会失落？道德传统为什么会中断？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对中国今天的影响，是科学与民主。但是另一面影响，我相信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都在反省——今天整个人文状况发生问题，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五四运动”，近因是十年大乱。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文化断层，伦理也好，道德也好，我们民族长期传递的核心价值观被中断了。中断以后，可以恢复，但伤口留着疤，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诸位有些是学外科的，人遭了大伤害，一刀下去，缝起来，但缝口会留下，不容易愈合，是不是这样？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五四运动”把整个先秦诸子以来的大统，基本上给否掉了。但中国要现代化，要转型，不动这大刀子不行。可是，1919年不可能预见大统被反掉后，对中国是什么影响——我们亲眼看到了。这是大话题，我的学识承担不了，但我把我的认识说出来——近因，十年动乱把“五四”传统也颠覆掉了。总之，那十年，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并不是十年结束就解决了，而是在最近几十年慢慢显示出来，在各种形态、各种人群中，由各种新的原因和旧的病根，处处显示出来——这是真正严峻的问题。我要转向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我到国外目击另一种文化生态，我痛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出现断层。出现断层，这个国家要付很久很久的代价。比方说，“五四”破掉了孔孟老庄，什么是孔孟老庄？就是一整套办法、说法，仔仔细细教你怎么处理人和朝廷（当时就是国家）的关系，人和家庭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生命的关系……这些伦理哲学支撑中国人两千多年。“五四”以后，1949年以后，尤其“文化大革命”以后，全面崩解。到了我们这几代人，很难把这些伦理变成我们血液生命里的东西。这些年有人提出来要重修国学、要读经。但是一个大伤疤，你很难恢复到原来的肌体的状态。但我们要对国家的历史有个大的体谅。为什么古老民族在当代遭遇现代化，必须转型，必须付出代价，甚至必须抛弃传统，因为那些传统不再适用新的国家形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结构——所谓“人文”，所谓“教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就是这样作为代价牺牲掉的，直到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回到“人”的问题，没法回避。文化断层的代价是巨大的，其伤害主要在于整个社会的思想与精神，这种伤害主要是在人心灵层面上。心灵的失落让人们失去了审美的能力。而审美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生活最为敏锐的感知，失去了审美能力的民族，无法分辨善与恶，也无法分辨真实和虚伪。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一个懂得审美的社会，才能够孕育出经典的文化、艺术的果实。很难想象在一个毫无美感的环境中，能成长出举止，气度、谈吐不凡之人。所以，陈丹青在他的作品《局部》中很强调审美对人心灵的作用，强调文化与教养，更加重那种孩童般的纯真。弥补文化断层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但必须有人去做。可以说，《局部》就是陈丹青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在《局部》一书中，陈丹青讲的是艺术家的观点和故事，但读者却可以从中汲取理性和感性、人文和教养的多重滋养，恢复并提升被时代所破坏的审美能力。为此，诚挚推荐陈丹青的《局部》（全签章版），收藏本书还有以下四大理由：◎独特的阅读体验：读书与影像不同，尤其是艺术书，真正读这本书的时候，想象力被充分打开——这套书既是随笔，又是艺术画册。一会跟着文字游览全世界的艺术长廊，一时又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直面灵感与思想碰撞的艺术瞬间。摆脱了传统的美术史框架，没有术语和理论，没有教条、远离陈词滥调，跟随陈丹青的艺术直觉，把程式化的教科书里学不到的审美补回来。◎时隔五年，内容全面增订：陈丹青精心修订三季节目讲稿及视频内容，补充近万字，甄选艺术史上千余幅“局部”。视频之外，纸质书的魅力无可替代，把“局部”的全部微妙、神奇、雄辩，尽收眼底。▲《局部》内页展示，随书附赠签章书签◎高级工艺，再现博物馆级质感：采用超感艺术纸印刷，高级涂布纸，区别于普通铜版纸，更贴近原作质感，更贴近画作原色，充满东方雅韵，将《局部》作为一本书，郑重交付读者。◎珍稀全签章版本，最佳的馈赠礼物：要了解任何一个艺术家，除了他的作品，他的生平，还需要了解他对艺术的见解，三者结合起来才最有意义。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特为书友搜集了陈丹青老师《局部》的全签章版本，数量非常有限。因此这套书不仅是了解艺术、读懂艺术的佳品，更是可以赠送给喜爱艺术与追求生活品质的亲友的礼品。在这套书中，可以看到陈丹青的创作心得。陈丹青曾说：“美术馆是我的大学，我至今尚未毕业”。而他的这部《局部》，也称得上是一座家中必不可少的“纸上美术馆”。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陈丹青《局部》（3卷·赠签章书签）：-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全是为了百姓好”，那为何百姓活得那么难？认清历史的谎言，现在越发显得意义重大韩非的“理想国”：如何“压扁”一个社会？沈志华：俄国人一穷，就卖档案关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让人欲罢不能的神作，豆瓣9.3（无删版）刘震云北大演讲无删版，笑到流泪！（建议收藏）

文稿：万壑松、六号、先知书店店长

有人说，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族像中国一样，有庞大的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记录。然而，我们最重视历史，但也被历史遮蔽得最深。真假相掺的历史，让人如坠迷雾之中，难以找到真相；一些脍炙人口的历史格言，则更具迷惑性，容易让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因此，认清历史的三大谎言，越发显得意义重大。谎言一：得民心者的天下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应天命，下应民心。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话很动听，相信的人也很多，可惜却是谎言。最典型的例子：元朝末年，起义军除了朱元璋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苏州一带的张士诚，他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却不是他。朱元璋起义后，首先不是反抗元朝，而是打败其他起义军，包括张士诚；为了获得军粮，朱元璋“寨粮”、“检刮”、“增租”、“借粮”，与抢劫无异，最终却能得天下。朱元璋得了天下后，依靠军人的武力和文人笔力，得到了“人心”，形成了不错的口碑，至今仍有人对他充满膜拜之情。所以，中国历史的残酷真相是，“得天下者得民心”。谎言二：落后就要挨打由于近代中国很落后，同时又备受列强欺凌，“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被许多人奉为真理。与之相似的还有“弱国无外交”、“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等论调。这些论调都符合“黑暗丛林法则”式的想象，却并非事实。最典型的例子：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我们印象中，清军都是大刀长矛；实际上，清军当时的军事装备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毛瑟枪、弹仓步枪、现代火炮、马克西姆机枪、诺顿菲尔特速射机枪，一应俱全。可惜，清军不善于使用，还把大部分武器都锁在仓库中。在面对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时，清军和义和团仍然一股脑地向前冲锋，什么结局也就不难想象了。所以，武器从来不是决定性因素，人和制度才是一切的关键。还有更关键的，那就是思想观念。落后不会挨打，政治野蛮才会挨打。这世界上并不是什么都要靠实力，而是有更重要的东西：公平和正义。谎言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出自《三国演义》的历史命题家喻户晓，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中国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也的确是某段时期中国历史的现实，但若放在全部中国历史长河里看就完全不成立了，放在世界史上看就更不成立了。最典型的例子：自476年西罗马灭亡以来，西欧就进入了长达1500多年“分”的状态，直至今天。而中国从1279年元灭宋开始，就进入了稳定的“大一统”时期，此后虽然也发生过几次朝代更替和军阀混战，但都没有长期分裂。700多年时间里，中国基本处于“合”的状态。之所以能形成这种长期统一局面，《剑桥中国史》主编之一马若德说得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已经“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但是，“统一这个概念是自我拆台”，马若德认为：“维护统一，只有实行多元化”。这样的话，只有《剑桥中国史》能说，也只有《剑桥中国史》敢说。天下大势，并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关键在于人心，确切地说，是人的观念。拥有什么样的观念，最终就会拥有什么样的历史和命运。除了以上三个，历史的谎言还有很多。看历史经常是当局者迷，若要看清历史、避开谎言，就需要换一种眼光。正如朱维铮所说：“想象中国是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外国学者只能通过窗户看里面，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为此，诚挚推荐一部穿透历史迷雾的巨著——《剑桥中国史》。这部书意识形态束缚少，从秦汉一直写到动荡年代，写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建国后的现代史，在敢写和权威度上，恐怕无出其右。今天，还能看到这套书的完整版，甚至是奢侈的。美英法日等全球100多位中国问题专家，花了50年，就为写这套书。用袁伟时老师的话说，《剑桥中国史》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国的最高水平。看历史就是看现实，如果你对主流叙事有所疑问，这部《剑桥中国史》就是最佳的参考。历史对比看，更容易做个明白人。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收藏讲谈社、哈佛、京都中国史）：韩非的“理想国”：如何“压扁”一个社会？沈志华：俄国人一穷，就卖档案关心政治的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让人欲罢不能的神作，豆瓣9.3（无删版）刘震云北大演讲无删版，笑到流泪！（建议收藏）对民主的四个错误认知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待真理和自然的态度-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

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史称其统治的时代为“洪武之治”，为后世多个最高位者所推崇。毛说，“他是个放牛娃，开创了近300年的大明王朝，上无先例。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成功的一个典范。”不过，朱元璋的残暴也是出了名的。因为死了太子，竟然杀了半个朝堂。当然，由于各种史书的“为尊者讳”，朱元璋往往被塑造成底层出身、深知民间疾苦，切齿仇恨贪官污吏，是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集团的民众代言人。那么，真实情况呢？大明朝的百姓究竟过得怎么样？这里，不得不提到当代少为人知，却在洪武时代无人不晓的《大诰》——朱元璋亲自审定，家家皆有，户户恭读的刑典案头书。《大诰》的本质是朱元璋“爱民”人设的宣传品。然而，由于其中案例过于严酷，内容又牵涉一些朝廷复杂关系，所以到了大清，民间事实上已难见其书。直到数百年后，谌旭彬从朝廷文件里打捞出了这段湮灭的历史。谌旭彬通过对《大浩》中12个案例的重新审视，重构出一个全新的、不见于史书之上的“洪武之治”。●

曾经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苏共执政时期的档案文件解密开放，成为人们了解苏联历史、冷战内幕、中苏关系乃至中共党史的重要资料。自1990年代中期起，学者沈志华、牛军、杨奎松、李丹慧、崔海智等人着手搜集、翻译、整理、使用这批俄文档案，使中国学者得以打破语言、经费的限制使用一手资料进行冷战史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沈志华，他曾以“学术个体户”的身份斥资百万赴俄、美购回大量解密档案，并向学者无偿开放，轰动一时。沈志华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用美元、茅台、二锅头“说服”俄罗斯档案机构工作人员协助他复印档案的故事早已广为流传。2005年，他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并利用这些解密档案推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沈志华教授指着他斥资买下的苏联档案2015年，沈志华教授主编的12卷本《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600余件解密档案得以向公众展露真容。在出版座谈会上，沈志华介绍了这套档案集的由来和内容，他表示：“这书(编了)20年了，有些档案是早在20年前就搜集翻译的，一直做到现在。”▌这套档案是对中国问题内在的探究《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收录俄罗斯解密档案730余万字，包括中苏高层领导会谈的俄方记录，苏方高层领导就中国问题的内部批示，苏方各级各部门提交的情报、汇报及对策建议、双方的通信、电报及未公开的互换文件等珍贵档案。据沈志华介绍，选编出版的内容主要是1945年以后的，约占冷战史研究中心所收集的中苏关系档案的一半。这些文件以高层档案为主，基层也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比如苏联专家援华的感受——有说好的，也有说有意见的，每个人都写了，我们选了一些”。这是沈志华及其团队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全34卷)》和《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8卷本)》之后翻译整理的又一大部头史料集。

从最多的机会到最少的，从最丰富的出产到最贫乏的，从最蓬松的社会到最紧缩的，这一剧变的发生不过在百年之间，其大功告成，也只又用了两百年。韩非想像中的社会，竟得实现，只惜他没来得及眼见它实现后的实际面目。君主的统治，多种多样，对他们而言最好的一种，当然是最彻底的，将权力越过山川，越过臣僚和地主，通向每个子民的屋室，宰制天下，如臂使指。在韩非之前，没一个人能做到；在秦始皇之后，一代代的皇帝都能做到，虽程度不能臻其极，规模已在。韩非给君主出的主意中，对未来影响最大的，是他建议把社会“压扁”。战国时不只雄强林立，社会内部的结构，也空前复杂。这一时期的诸侯不如春秋之多，但新起的力量，足能弥补丰富性而有余。士人从宫廷剥离出来，成了独立的力量；商人使财货周流，武人四处游荡，寻找雇主。贵族结交游士，自拥兵卫，阻变王令，挑战君上的权威。

当然它也够高冷，作者简介无，前言无，参考文献无。最高冷的是，翻到本书第十三章，“在拙作篇幅已经过半之时，笔者打算在本章开头，简单陈述一下创作动机”，这也太奇葩了。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政治的残酷真相在于，任何政治事务，比如经济改革，都会有利于一部分人，损害另一部分人，这是政治的特性所决定的——政治目标的达成，在于必须通过暴力强制才能实现某些目标。

若论世界历史的主要发展趋势，答案是民主；若论中国人最关心的政治话题，答案是民主；若论被误解最多，尤其被国人误解最多的政治概念，恐怕还是民主。因此，纠正对民主最典型的四个错误认知，对当下的我们越发显得意义重大。一、是人民主权，而非人民统治民主最大的特征就是主权在民，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来源于并最终属于人民，政府必须根据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设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实现直接民主，也不意味着国家必须直接由人民来统治。古代雅典直接民主的实施，是建立在小城邦和奴隶制度的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尤其对于大国而言，并不具备直接民主的条件。民主的理想要回归民主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间接民主。正如世界著名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所说：“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是我们受着代表的统治，而不是自己统治自己，它不是一个保证人民行使权力的体系，而是一种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体系”。在现代民主体系下，民主并不需要所有人民的积极参与，只需要提供给人民监督统治者的手段，并有机会将他们撤换。二、是自由优先，而非平等优先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目的，民主只是实现自由的手段。如若不然，民主就极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这正是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把民主当成了最终目的，却忘记了民主的意义在于保护自由。民主的本质是平等不是自由，但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民主追求平等的需求，必须限定在不伤及自由的程度，“超过这个限度，平等就会毁掉自由，随之还会毁掉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所以萨托利说，“自由先于平等而存在。没有自由，人们甚至无法提出平等的要求”。我们只能在自由主义民主之中，去追求经济平等；如果反过来，平等就会开始敌视自由，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平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萨托利坚持认为，民主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他在《民主新论》中的文字振聋发聩：“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三、是尊重个体，而非崇拜集体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民主与独裁是相反的两面。事实上，不受限制的民主，正是通向独裁的道路。比如，大独裁者希特勒，就是利用民主制度的漏洞上台，并最终杀死了民主。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说：“民主最不稳定、最波动、最短命。历史上的所有民主都会消耗、谋杀自己，并且很快倒退到独裁。”这是因为民主极容易崇拜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极容易走向个人独裁。只有萨托利所说的自由主义民主，才能驯化绝对权力——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秘密所在。自由主义民主，涉及的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只有尊重和保护每个个体的权利，才能避免多数人的集体暴政，才能避免民主走向独裁，才能维护民主的力量和机制。四、是适用所有人，而非精英群体很多人认为，虽然民主整体上是好的，但是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实行民主不现实；甚至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都主张，在实行民主之前，先实行军政和训政。这其实是对民主的巨大误解。道理很简单，除了跳到水里学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办法吗？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在民主中，才能学会民主。前提条件是，这个国家的精英所倡导的，必须是萨托利所说的自由主义民主，而不是故意误导民众。萨托利认为，不是民主不现实，而是民主的环境出了问题：司法怎么样？舆论自由吗？经济由市场决定吗？官员靠任命还是靠选举？......不能一一列举了，萨托利像手持手术刀一样，锋刃之下，没有一点含糊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如今，要是撇开萨托利的《民主新论》谈民主，恐怕连资格都极为可疑。······有人过于神化“民主”，对“民主”无限崇拜；有人则无限贬低“民主”，持续的对其进行攻击，使其严重污名化。这些都是由于没有理解民主的本意。对于民主一词的模糊和误解，妨碍了人们的认知，为当代社会带来了太多不必要的纷争。因此，正确的理解民主，看清民主的本质，成了每一个现代公民的必修课。为此，诚挚推荐萨托利《民主新论》无删减版，读懂民主的逻辑。本书第一版仅内部发行，还删去了很大一部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版后，又经过多次再版、重印，直到1998年，才终于补上了删去的部分。全本新版，公开发行来之不易。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纪念齐邦媛先生：“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有点敏G，请注意分析和鉴别许倬云：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渐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诡的现象这神作太猛！在大陆和台湾都曾被禁（无删减）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待真理和自然的态度王朔：这个人，我极其仰慕，若下令全民追星，我就追他！张鸣：官家的把戏，都给他说破了豆瓣9.4，千万别下架！（罕见片源，无删完整版）

“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刘震云“刘氏幽默”已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签。大洋彼岸的美国《柯克斯评论》评论说：读刘震云的作品，即使在你绝望时，也会笑出声来。刘震云，河南新乡农村长大，血液里流淌着胡辣汤的芬芳，和故乡黄土地的“黑色幽默”。如果没有1978年高考，刘震云会和表哥一样，去工地搬砖。但是，刘震云没有搬砖，而是拿下河南文科状元，考入北大中文系。黄磊问：你当时怎么想的考了北大？刘震云“凡尔赛”了一把：“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一不留神，就考个河南状元。”他还开玩笑说愧对老师教诲，因为那时候的北大老先生们说，北大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如今，刘震云已是拿过茅盾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的严肃文学作家。他被王朔称为“绝无仅有的反映小市民真实生活”。读他的小说，如同听一个高水平的人在唠嗑。能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过日子，用最鸡毛蒜皮的事儿，讲得通透无比。他对中国人的人性有着深刻洞察力，就如《一地鸡毛》的房子、票子、妻子、孩子、职场、官场的是是非非中，每个人似乎都能看到身边影子，看到那些曾经的人生困惑、扎心真相。有人喜欢刘震云的幽默，称他是“被写作耽误的喜剧人”。但他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我不幽默，真正幽默的是生活”：《温故一九四二》——幽默的严肃悲剧：当年逃荒路上，老李饿死前，没有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其他。老李想起好朋友老张，3天前饿死了。他觉得自己比老张多活3天，值了。《我不是潘金莲》——用荒诞解说荒诞现实：普通妇女李雪莲，为纠正一句话，从镇里到县里、市里、省里……打了十年交道，没有纠正过来，李雪莲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中国人行为大赏：每一句都是戏，一句话后面憋着一万句别的话。嘴里说的是东，心里想的是西。还有各种官场关系……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以至看他的故事，总是既舒适又难受，舒坦的是文字，难受的是他描写得太真实了。王朔：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构成威胁的人。张旭东：把活人写活了，把死人也写活了，写到神和鬼，动物也开口说话了。冯小刚：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刀光剑影；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自从有了刘老师，我们都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曹教授联合先知书店推荐的这套“刘震云作品选”，尽收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一地鸡毛》《我不是潘金莲》《温故一九四二》等经典作品，装帧精美，更得其亲笔签名，签名版数量极其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文革58年

由于少受意识形态束缚，剑桥史能够注意到很多中国史学家所忽视的东西。比如引用明人论述明代经济：国家为了均贫富，就去操纵经济，这是许多改革者常用的干预理由。同时指出官办经济弊端，强调国家要退出干预。

运用理性，不断对世界求真的哲人精神；·

说起中国文学大家的神作，和菜头说：为什么阿城的《棋王》厉害？因为宁可写成小品文，拒绝喝奶。为什么阿来的《尘埃落定》厉害？因为自带奶嘴。阿来，汉族作家之外，唯一同时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双料华语作家。阿来继承了母亲的藏族血统，阿来名字，即由藏语直接翻译而来。早在1988年，阿来就花上万元换笔，在藏族作家中第一个用上286电脑。但是，阿来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文字和故乡存在隔阂，想要文字走得更远，笔尖必须栖息在土地上，与土体上的人们保持紧密联结。于是，他徒步走完大渡河，若尔盖草原，在藏族风情的雪山冰川中，寻找写作真谛。几年后，销量如脱缰之马，超过几百万册的《尘埃落定》，尘埃落定。——它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十多种语言远播国外，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更被人视为茅盾文学奖中的“神作”。●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移民定居新世界之后，美洲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这些移民来到美洲的目的各异，有的是来探险，有的是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迫害，有的纯粹是为了自己和子女们生活得更好。移民潮开始时不过是涓涓细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移民速度逐渐加快，到19世纪终于汇集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千百万人横渡大西洋而来，另有少部分人横渡太平洋而来，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不堪忍受贫穷和专制带来的苦难，同时也是因为对美国的自由和富裕心向往之。移民们来到美国时，并没有看到金砖铺地，也没有过上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自由和机遇，从而可以完全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靠着艰苦奋斗、精明强干、勤俭节约，外加一点运气，他们大多实现了自己先前的期望和梦想，给亲朋好友树立了榜样。美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的历史；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是因为美国把两套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可能出于某种奇异的巧合，两套思想观念都在同一年面世，这一年便是1776年。第一套思想观念体现在《国富论》这部伟大著作当中，正是这部书把苏格兰人亚当·斯密（Adam

为什么读史？有人说，人不能延长生命，读历史可以。用许倬云的话说是：“要拿全人类曾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拿全人类曾走过的路”，一语双关，因为许倬云本人是不擅长“走路”的。▌别人的路，自己的路许倬云生来有疾，四肢肌肉萎缩，手掌内屈，双脚无踝，行动极其不便。很多事情无法身体力行，小时候常常是被大人抱到哪里，就要在那里待很久，静静地看着别人做事。就这样，许倬云自小习惯了做一个“旁观者”。抗战时期的许家兄弟虽然很多事情不能参与其中，但许倬云学会了设身处地、体会领悟，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发生的事情做出冷静的判断。因为身体条件和时代背景，许倬云没有上过小学，没有上过初中。许倬云的父亲是抗日前线的将军，平时分析战局大事，也喜欢读书藏书。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许倬云逐渐倾心于文史。同时，由于战事不断，许倬云随家人东奔西走，常常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因为这种经历，许倬云对中国社会的体察都远较常人真切。在农村，“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几十年后，在完成重要著作《汉代农业》和《求古编》若干章节时，童年各处逃难的经历，给了许倬云独特的优势，因为他曾深入地观察、了解过农民的生活，他知道真正的农村、真正的精耕细作是什么样子。上世纪60年代，许倬云在台大任教许倬云19岁时，随家人迁居台湾，并考上了台湾大学，一开始学习外文，又因为国文和历史成绩优异，在校长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入历史系。虽然转到了历史系，但是许倬云没有放下别的课程，在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他都选课加旁听。“我在大学期间的老师很多，所以学问的路走得很自在，可以说是‘吃小灶’长大的。我学习的本事很大，能够像海绵一样善于吸收，知识多而杂。”许倬云在台湾大学的七年间，师从李济之、李宗侗、董作宾、芮逸夫、凌纯声等等，都是一流的前辈学者。令人艳羡的师资，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使得许倬云必须在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思考方式中寻找平衡：“逼得我要思考同一个现象的几家不同的解释，以调和它们的冲突，并且形成自己的观点。”许倬云终生感激这些不同风格的老师，每个人都教给了他一些东西，他却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而是自己走出了一条路。▌“第三只眼睛”，看世界，看中国1957年，许倬云获得了留学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临行前，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寄望许倬云长出“第三只眼”：多学些其他文化的历史，这样才能更能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和变化。许倬云留学那几年，正好赶上国外汉学研究的转型时期，关注点从古代中国转向了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许倬云入学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他在这里接受了社会学、宗教学以及计量统计学方面的训练，也熏染了芝大“眼光宏阔”的学风、大问题意识。许倬云在罗马博物馆许倬云曾总结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是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结合、文化与文化之间比较。“要有人说话，每句话都讲来龙去脉，恨不得从盘古开天地讲起，那个人可能是他；要有人在饭馆吃道菜，回家后考证菜的做法源于何朝何代，那个人也可能是他；要有人写中国历史，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专写老百姓，那个人一定是他。”以上虽是报纸介绍许倬云的几句“戏言”，却也多少抓住了他的一些特点。许倬云研究领域广，包容中西，兼治古今，是一位“全通型”的学者。也有人评价他是“立于史学疆界之外的历史主义者”。他坚持着对历史本真的执着追求，却又像是史学山林里的不安分者，想要努力跳脱山林之外，观察山林的生长和山的环境。所以，在《万古江河》里，他大胆地以文化变迁而非朝代为依据，来为中国历史划段，把中国文化纳入人类文明体系中来阐释；他讲中国的历史文化，会时时跳到世界性的视角，与两河文明、伊斯兰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等等做着比较；他又会不厌其烦地讲述最微小的细节，试图在社会生活的微波与细流中，让读者感受时代的洪峰和大潮。宏大的视野，细致的关怀，许倬云在他的史学系统里切换自如。他讲的是历史，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文化、社会、民族、经济、思想、生活方式、中国和世界、个人和历史、过去和现在……如果说历史书写是一种叙事，那么许倬云写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叙事。许倬云在西安博物院四十年前，在做比较文化研究的时候，许倬云就发现，世界正在走向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全球化进程果如他所料。许倬云对未来世界充满思考，也对西方文明的衰象产生了忧虑：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维持了自己的霸权，将世界迅速带向不断进步的方向；然而，其扩张和侵略本性产生的争夺，也造成了消耗。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同文化的接触，神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缺乏彼此的关怀，使得社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在许倬云看来，

（《秦始皇》张丰毅版）在秦始皇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贫困文化或者说底层文化日益取代贵族文化。秦代末期的楚汉之争，就是底层文化战胜贵族文化的第一例。其结果就是平民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并且把底层气质注入到最高政治当中。汉高祖刘邦是一个起自底层的流氓。刘邦从小没读过书，也看不起读书人，看到读书人戴着端正的帽子，就叫人取下来，往里撒尿。他没有名也没有字，兄弟四人中他行三，所以人家叫他季，就是“刘老三”的意思。他从小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勾肩搭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没钱，便跑到酒铺赖酒喝。年近四十，还没成家立业，只不过在朋友帮助下混到了个小小的泗水亭长。亭长主要职掌“逐捕盗贼”，维持地方治安。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乡派出所所长。这个位置倒十分适合刘邦的流氓脾气。（电视剧《楚汉传奇》

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多看似成熟、聪明的人，都有着“被骗的经验”。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人们却有着合理的解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是人们不聪明，只是骗子太狡猾，逻辑更强大。

对自由、法治、宪治、民主、权利以及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的论述；·

“叶”既是书中那个中国家族的姓氏，又预示着这个家族成员如“树叶”般随中国的命运而飘零辗转。叶家第五代叶笃义、叶笃庄、叶笃正三兄弟的血泪悲欢告诉我们：一个非正常的社会里，没有属于个人的避风港。●

严格说起来，士大夫被皇帝不当回事，以奴才视之，是打元代开始的。没法子，所谓元朝的皇帝，其实是蒙古的大汗，做汉人的皇帝，只是一个兼职。这个在马上打了半个地球的勇猛民族，跟中土所有的王朝都不一样，根本看不起汉人和汉文化，当然也不明白历代皇帝跟士大夫共天下的苦心。士大夫之地位低贱，莫过于此朝。说是“十儒九丐”，也许有点过，但读书人肯定赶不上服侍蒙古人的猎手和为蒙古人做玩意的工匠，所以只好弄弄小曲，聊以度日。那年月，真正有地位的“知识人”，是翻译，当时叫通事。这些人别看汉文功夫一塌糊涂，敢把皇帝的诏书译得乱七八糟，鄙俚不堪，跟市井闲话似的，但人家说话就是有分量，管用。既然元朝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土王朝，那么，士大夫们走霉运，也没法子可想。其后的明清两朝，从形式上看，已经回归传统，相对老实地尊奉孔夫子，恢复礼制，推崇科举，依赖官僚机器进行统治。但是，士大夫却依然没有恢复宋时的地位，在皇权面前，怎么看，都还像奴才。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从朱元璋开始，不仅要杀，而且就是要辱。居然有了廷杖，把朝臣当众剥了裤子打屁股。打得轻重倒在其次，关键是羞辱，让众人看看讲究脸面的士大夫的屁股。这一打，把士大夫打成了两派，一派硬撑，把脱裤子挨打变成了光荣，前赴后继。一派务实，尽量跟实际操作廷杖的人——太监们搞好关系，甚至投效做他们的干儿子、干孙子也在所不惜，为的不仅是屁股少受些苦楚，对于仕途也大有进益。明亡之后，面对异族统治，务实派想通得比较快，硬撑派想通得比较慢。最终，想做伯夷叔齐的人或者他们的子孙下山之后，大家至少在行动上达成一致：承认现实，积极入世。“每把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可惜，满清的皇帝，却一直没把汉人士大夫当自家人。用汉人，无非是用他们办事，除此之外，全都别想。一方面，推崇朱熹编的四书，把朱注当经典；一方面，对于《大学》《中庸》里反复强调的修齐治平不以为然。在皇帝看来，士大夫撑死只能做前半段，修身齐家；后半段的治国平天下，想都别想，因为那是皇帝的事。只能办事的人，就只能做奴才，由于奴才一词，已经被满人占了，所以，汉人官僚，就只能做奴才的奴才。什么名臣、大臣、贤臣，一概休想。哪个要是动了心思，就是死罪。所以，臣子见皇帝，就永远得跪着。接驾，提前就得跪着，皇帝走了，还得再跪一会儿，直到皇帝的仪仗过完了，才能起身。平时召见，无论谈多长时间，臣子都得跪在底下，无论皇帝是立着还是坐着，臣子永远跪在地上。皇帝再怂，总是跟跪着的人讲话，也会感觉好得不得了。在清人笔记上，经常看见时人的抱怨，说是跪时间长了，膝盖受不了。所以有经验的臣子，事先在裤子里缝上一块皮子或者棉花，权当护膝，可以抗得时间长一点。另一个法子是，答话尽可能简练，不问不答，皇帝没话可问了，自然就叫起了（散了）。这样的朝仪，也就明清才盛行，宋代的时候，皇帝跟大臣开小会，大臣还有座位。明朝皇帝不大见人，所以，君臣相对的机会不多。唯有清朝，皇帝号称勤政，频繁接见臣子，见了就让人跪着讲话，居高临下。可以理解，为何单单清朝，有曹振镛传经，多磕头，少说话。皇帝不问，就不回答。话多不仅易有闪失，而且容易让会面时间加长，最后还是自己受苦。单单清朝，有人把磕头下跪当体操，即使不上朝，在家也天天操练，练出一身好身手，以后皇帝无论见多长时间，也可以应付自如。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传统。一旦不让他们如此做想，他们也就没有积极性了。政治上得过且过，如算盘珠一般，皇帝不拨，就不动。幸好，在进入王朝末年之际，太平天国闹得满人江山坐不住，不得已，放手发动士大夫，士大夫也真就发挥了一点积极性，救了清朝，迎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不幸的是，欧风美雨也来了，洗染了丁点新思想的某些人，开始对自家奴才的状态有所反思。甲午年，是年的恩科状元张謇，刚点了翰林，入衙第一遭，就赶上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全体京官跪接。老太婆磨磨蹭蹭，众官一跪就跪了两个多小时。又赶上大风雨，跪在泥水里，状元变成了泥猪，这让毫无经验、也毫无准备的张謇苦不堪言。回去一想，自己几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金榜题名，最后就是为的这个吗？越想越气，干脆，挂冠而去，回家乡南通做实业，当老板去也。同时代的另一个翰林蔡元培做的更绝，干脆回家教书，最后投革命党了。按清朝的体制，翰林，尤其是状元出身的翰林，前程远大，即使为官平庸，也不难出将入相，平步青云。但是，我们知道，有清一朝，有过很多的状元，更多的翰林，最有名的，一个是张謇，一个是蔡元培。后来的中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肯跪的人，才得到了改变。不跪，士才有尊严。找回了尊严，也就找回了士大夫的灵魂。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这本《历史的坏脾气》断货多年，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在当下，更显珍贵。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陈丹青说：能不能找到真历史？张鸣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事在当时不是这样的。易中天说：张鸣的书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张鸣说史，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多次断货，最后库存）：来源

在政治社会领域，全球政治、经济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正在失去真实，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挡，当二者再次成为主流，后果将是人类心灵的大倒退，民族主义悲剧的重演、人类文明的倒退将势不可挡。·

大家知道，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去了一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史称“南方谈话”（民间一般称“南巡讲话”）。这次讲话的重要程度有多大，我没资格多言，不如转述一下他自己的说法吧。据邓家人回忆，南方之行结束不久，邓小平身体出现了较明显变化。到1994年夏天北戴河休假期间，医生已不再同意邓下海游泳了。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恶化，邓虽不大在意，但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所以有一次他对自己的胞弟邓垦说：“我个人不重要，对我来说，现在死正好是时候，但我还想多活，还想看看。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定错。12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与方法……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邓这段“自我定位”，虽寥寥数语，却胜过无数篇洋洋洒洒的“邓论”研究文章和专著。而“邓小平胞弟邓垦”，可能很多人都未曾听闻过此人。邓垦原名邓先修，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的二弟，1935年入团，1937年入党，在延安时做过《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编辑，后历任泸州行署专员，重庆、武汉二市副市长，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及省政府顾问。大家不知邓垦，其实也很正常，因为邓小平这个弟弟确实很低调……然而大家更不知道邓垦还有一个更低调的儿子叫邓野——他是个奇人，出身名门却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一辈子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而且身为胜利者的后代，却能跳出意识形态窠臼，去最大限度地揭示历史真相。抗战末期，民主气氛高涨；抗战胜利后，人们又为之欣喜若狂，更有理由期待中国能以此巨大历史转折为契机，走向民主自由之路。然而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神州大地竟又爆发了全面内战，许多人“心向往之”的民主政治并未实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令人扼腕叹息。然而，作为民国史学者的邓野却认为，抗战胜利后，内战几乎无可避免。因为民国那个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用武力决定国家权力——这一历史局限是再多的努力也难以超越的。邓野的伯父邓小平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邓野回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十分佩服赞叹不已：“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而邓野的编辑则坦言：唯有邓野这种背景的人，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一位最擅长运用材料的民国史学者

比如，从情绪维度，它是一种面对危险和不可预知事件的不安全感；从病理维度，它是一种“疾病”；从政治维度，它还可能是政治目的托辞，甚至暴露一个国家管理体系的缺陷......

程丛林《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局部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和回忆的一个话题，高考改革也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高考是一个万众瞩目、影响重大的教育考试制度，而1977年恢复高考，是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因而被一些论者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是“中国青年的复活节”……确实，1977年的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片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段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载史册的传奇。1979年，几位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登黄山时偶遇邓小平，当面表达感谢▌空前绝后的考试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经历过多年的中断和推荐上大学后，突然间，广大知识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特大喜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7年的冬天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知识青年欢欣雀跃，奔走相告，踊跃报考。从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中旬真正进行高考，所有准备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都有种兴奋莫名的情绪，许多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子女准备同时参加高考，全民都在议论恢复高考这件事，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每个中学都为自己的各届毕业生辅导备考，每一场辅导课都挤满了听众，每一个精于辅导的老师都十分受人尊敬，每一个善于答题（尤其是数学题）的备考者都受到人们的钦佩。大家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经历过11年的中断，谁都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虽然大家明白各高校招生人数不多，但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招生数字，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考得上。当时绝大多数人确实都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进入考场的。经过浴火重生，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十年耽误和积压，一朝汇聚和喷涌。大家通常说“文革”10年，但一般人很少注意到高考并不是停废10年，而是中断了11年。因此，77年的高考是从66届到77届12个年级的中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77年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恢复高考后报名场景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与考者经历五花八门，年龄差距大，不仅有许多兄弟、姐妹、师生同考的情况，还有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现象。当时能步入考场者，都带着一种兴奋、好奇，以及些许紧张的心情，还有感到一种神圣的感觉。77年淳朴考风，考场绝少人想作弊。当年在吉林监考的老师裴先生说：“当时没有一个打小抄的。考试结束后，也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当然，1977年高考在河北省故城县，还是发生了为县委书记女儿进行的集体舞弊。不过，总体而言，77年高考的考风还是非常好的。77年高考激动人心的情形，甚至在考后一段等待的时间都还在延续。1977年高考现场在中国高考史上，1977年高考有几点是空前绝后或独一无二的：一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二千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二是有的省区选取一个县，先行举办了恢复高考的试点。如广西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举行了恢复高考的试点考试。这是在高考中断多年之后，大家对高考已十分陌生,为总结经验，在省区选取一个县进行试点，以便全省正式高考时借鉴。三是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地区组织评卷。按当年的招生办法，是考生自愿报名、省市统一考试、地市初选上报、高校择优录取。2004年以后，也实行部分省市分省命题,但都是全省统一评卷,而1977年的高考,由于时间来不及，则是各地区组织评卷。四是各省考试时间不一。文件规定当年的“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并未确定具体时间。高考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各省市都按倒计时来安排命题和印制试卷等工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许多省的命题场所和物资都是取具临时，考试时间也不相同，但多数还是在12月中旬。如北京是在12月10—11日，上海为12月11—12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龙江则是12月17—18日。如有加试外语者，再参加第三天上午的考试。五是冬季考试、春季入学。这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原来《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以前入学。”但大多数省市快马加鞭准备和实施高考和录取，也未能赶在2月底以前入学，结果多数高校实际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学。六是录取结束后临时决定扩招，匆忙复办了许多专科学校，并开始招收走读生。1978年和后来某些年份也有扩招的举措，但1977级的扩招特别匆忙，以至于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在师范学校开学，甚至借用小学的教室来上课。如福建龙岩师专77级新生在1978年5月初才入学，便借用龙岩东街小学的教室上课。二三十岁的青年大学生，使用低矮的小学课桌椅听课，也是中国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观。1977年高考考生走进考场▌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恢复高考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其影响远大于创立高考的影响。这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恢复高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从此，“高考”一词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并影响了我们社会进程的方方面面。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中国社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凡是参加那场考试的人，都是一个伟大开端的见证人。有的当年考生回忆说：“高考重新给了一代人以竞争的机会，它是我们国家恢复竞争活力的源头，当570万满身风尘、满怀喜悦的考生从四面八方、从10亿人中间涌向考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血脉重新开始流通，而我们77级高考人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构成它坚韧有力的律动。”“虽然大多数人注定会是失败者，但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考试结果并不是唯一。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在很多人心目中，考试本身就已经是给予被遗忘十年的他们的补偿了，能得到这个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己足以让他们对社会、对命运感激不尽。”机遇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积聚十三届的考生、荒废十年的学业、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使许多报考者犹豫、徘徊，甚至在数学科开考后就放弃。能够参加正式的高考，能够坚持到最后就不简单。而能够脱颖而出者，通常都是原有基础较好者，或者的较有毅力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者和勇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文革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知识改变命运，在恢复高考的当年体现得特别明显。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这批从3000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这批年龄巨大差异、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大学生明白命运之神对他们格外的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刻苦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加上这一群体较有自信，其中许多人也具有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使命感，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份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需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他们则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此后，通过一次次高考，选拔出千百万合格的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社会各界的骨干。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起飞，穷源溯流，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历史不一定会记得77级大学生具体个人的功名与成就，但一定会记得“新三级学人”整个群体的命运与作为；历史不见得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永远会记得1977年的高考......从那一年开始，一定全新的时代拉开帷幕。从恢复高考到改革开放，那整个时代和后来的八十年代就是一个国家的春天，那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如果有一个时代，一方面是理想、信仰、使命、浪漫，另一方面，却是疯狂、反叛、饥渴、无序，那么，这个时代，非八十年代莫属。诗人北岛说：“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八十年代，一切都刚刚解禁。人们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感情、思想、创造力都喷涌而出。刚刚摘下了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商业气息的大幅弥漫并没有塑造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文化界迸发出的巨大光芒，三十多年后回望，依然璀璨绚烂。八十年代“抢书潮”那是一个存在于夹缝中的短暂时代，却是一个回不去的“黄金时代”。它作为一块文化高地，孕育了很多当下的文化基因，现在文化界的各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那时找到苗头。为此，曹教授联合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回望八十年代”三书（含独家），包括：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柳红《八O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这三本书构成一个整体，从思想、经济、文化艺术等不同方面出发，共同为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中国作家残雪荣获“美国文学奖”，是历年该奖获得者中唯一的中国作家。“美国文学奖”是终身成就奖，授予终身致力文学创作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作家，被誉为“为诺贝尔文学奖提供替代方案的国际大奖”。这或许可以弥补残雪数次与诺奖失之交臂的遗憾。残雪在近几年的诺奖赔率榜上一直稳居前列。和万年诺奖陪跑的村上春树情况类似，残雪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的常客。墙内开花墙外香，是这个时代非常常见的一件事，但“残雪现象”已经大大超过了“墙外香”的程度，她甚至能够用“墙外炸裂”来形容。2015年，在国内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的她，还一举拿下英国、美国等三个国际性文学奖项提名。她的作品被选入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日本国学院的文学教材，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收入美国大学教材的中国作家。不仅如此，国外很多机构还专门成立了关于她的研究会，日本甚至还出版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杂志。耶鲁大学出版社专门翻译残雪作品，有人问，为何不出版其他中国优秀作家的作品？社长说，我们只选择世界顶级作家的作品，不管他是谁。瑞典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中国的卡夫卡，甚至比卡夫卡更厉害。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桑塔格：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残雪。虽然，可能只有万分之一的中国人听说过她。而与残雪一样，同是小学毕业的莫言，称她是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曾有人让莫言预测诺奖获奖人。莫言：我不预测，但我希望是中国的女作家残雪。▌最被国内忽略的冷门宝藏作家不过，如此盛誉之下，残雪在国内大众、乃至国内文学爱好者的认知中，却仍属冷门作家。她只会在每年诺奖颁布后，短暂地被媒体翻出来作为“遗珠”介绍一番，然后继续冷门下去。对于大陆读者，残雪不算有名。她在国内读者寥寥，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国内文学圈，对她基本是“绕道而行”的“回避”与“失语”。尽管作品不断，但残雪从未获得国内任何权威奖项。残雪是中国作家中的特例。残雪喻意即“独立个性，拒绝融化。”在物欲横流、精神废弃的时代，她从社会染缸突围，并对国人精神世界进行深层解剖。她用自己在中国大地体会到的生活和创作，形成世界眼里的“残雪之谜”。她的作品许多人看不懂，但只要看懂了一点，就会发现她是一个宝藏作家。因为实质内容太深刻了，一笔一画都在雕琢对人性、自我、生命的思索。而她的文字新奇怪诞，无法当作简单消遣，只能一字一句去体会其中的隐喻和内涵。她能为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坛争得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如国际布克奖主席唐金所说：与批判性现实主义作家余华、苏童及诺奖得主莫言相比，残雪小说想象力飞得更高，也挖掘得更深。几十年来，残雪的创作如“井喷”涌现，长篇小说如《黄泥街》《黑暗地母的礼物》，中短篇小说集如《鹰之歌》《传说中的宝藏》，西方文学解读如《灵魂的城堡》《辉煌的裂变》。▌对灾难的深刻反思，形成她另类的风格残雪的作品风格极度怪诞，语言玄奥神秘，故事场景如梦幻一般而又具有哲思。有很多读者认为，她的作品就源于她的梦，残雪自己也曾说：“也许从一开始，我就隐藏着把梦境变成现实的野心。”但也正因如此，能够真正读懂她作品的人少之又少，她的好友兼作家何立伟甚至对媒体说：“全世界能读懂残雪的，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残雪自己，半个是残雪的哥哥，著名哲学家邓晓芒。”残雪另类的风格，与她特殊的经历及对这段经历的深刻反思有关。生于1953年的残雪，4岁时，家庭即遭大难，任《新湖南报》社长的父亲受到反右冲击，几年后，她的父母在运动中再遭劫难，抚养她的外婆因饥饿死去……大弟也在动荡中意外死亡……动荡期间，残雪进入一家街道工厂当铣工，然而却受尽厂长的欺凌；做工人的这八年是她不堪回首的地狱，而她写成的第一部小说《黄泥街》，就隐藏着这八年酝酿下来的梦魇母题。残雪哥哥，著名哲学家邓晓芒说：由于她倔强的性格，受尽了社会欺凌……早早就见识社会的冷酷，使残雪对人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很多人认为，某种意义上，残雪比莫言更深刻。因为莫言笔下，还抱着希望。但在残雪作品里，这种“乐观”没有了。那些无法呼喊的悲怆、穷形尽相的人性、污泥浊水中的挣扎，在她异常清晰头脑下，成为极端癫狂世界的真相。▌无法被定义的残雪，写作是她的“复仇”《黄泥街》的写作，是残雪趴在缝纫机上完成的。当时，残雪已经结婚生子，失去工作的她想办法开了一家缝纫店，做了一名裁缝。1983年，30岁的她带着刚刚写成的《黄泥街》四处访人交流，两年后，她的第一篇文章《污水上的肥皂泡》成功发表，这个“蓄意杀母，最后将母亲变成一盆污水”的阴森怪异故事，是残雪在中国文坛亮出的第一个姿态。第二年，她的两部小说《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相继发表，残雪瞬间从一个籍籍无名的裁缝，成为文学界都在讨论的“先锋派”代表人物。然而，“先锋派”根本无法定义残雪，她的作品如此另类，只能勉为其难地塞入先锋派的阵营。与莫言、余华、格非、苏童等典型先锋派不同，他们虽然有着现代主义的技巧，但在写作上仍然摆脱不了现实主义的影子，而残雪的作品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梦境的、荒诞的、毫无逻辑的，她的故事似梦非梦，似醒非醒，在怪异的世界里充斥着精神的变异者。残雪的文学世界，是一个梦魇构成的黑暗世界。同样是对那个特殊时代与特殊经历的反思，莫言、余华等人的作品在写尽黑暗与苦难后，总会看到一丝光亮与希望。而残雪笔下的垃圾、蛆虫、蛛网、尸体，从来没有获得过重生与光亮的权利，“她近乎本能地怀疑着她所置身其中的时代，用一种决绝的方式与之对抗。”残雪本人也曾在采访中说：“我写这种小说完全是对人类的一种计较，非常念念不忘报仇。”是的，写作是她的复仇，这远比反思来得深刻彻底。同时，这也让她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文学世界。正如邓晓芒所说，她荒诞文字的背后，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更加深邃的层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她的作品能在国内流行殊为不易。为此，我们几经周折，从出版社获得少量库存，组成残雪精选作品集，并且全部作品均获得残雪钤印。本套全钤印版库存有限，售罄即再难有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张维迎这六段话句句扎心，却令无数人醍醐灌顶张宏杰：大明表面的光鲜，只不过是大幅度退步的开始一个最“懂江湖的人”，发现了“另一个中国”“全是为了百姓好”，那为何百姓活得那么难？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待真理和自然的态度许纪霖：他分析政治如同庖丁解牛，天下无双！有深度，有内幕王鼎钧：这张日本投降照，越看越不对劲！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这本书曾被视为“精神污染”，手抄本隐秘流传-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

假如有人问，为什么书生能带兵。一般的回答多半是：书生懂兵法。传统社会中，兵法是谋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不光是帝王、武将、谋士要读兵法，一般文人也要读兵法，甚至熟读兵法，否则没法应付科场考试。或曰：书生擅长做文章，懂宣传鼓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民群众自然会踊跃参军，刻苦练兵，听从指挥，冲锋陷阵。但是谭伯牛的解释却不附和这些标准答案。他说，曾国藩就不是因为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能够感染人，所以大家跟着他去战斗；而是作为读书人，他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有机会去接触、运用国家的资源来为军队筹饷。这个答案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一般人不一定想得到，但是经谭伯牛这么一说，大家又立马恍然大悟了。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成大事者必须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且团结本身就是力量，尤其是建军这样的大业，必须要有这个法宝。但是谭伯牛却明确告诉读者：团结不是湘军的特点。谭伯牛说史，史料之扎实，见解之独到，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当年天涯社区的网友们就有“千军万马来追牛”一说（这牛自然是指谭伯牛），由此可见一斑。所以推荐谭伯牛的书，就是因为他写得好看，一拿起来就放不下。手头这本《湘军崛起》，就是这种能真正说得上“好看”的书。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湘军崛起》中老谭就给大家讲了一段“三个湘乡人的故事”（所谓湘军，狭义地讲或者说最初的意思，就是指湖南湘乡人拉出来的队伍）。这三个湘乡人，就是曾国藩、罗泽南、王錱。至于他们三人在建军之初如何明争暗斗、互相拆台的，在此就不剧透了。湘军内部不团结，对友军就更不友好了。攻打南京战役中，大清国官军的江南大营崩溃，东南形势为之翻天覆地，可是在谭伯牛笔下，“湘军同志却因为这个不幸消息，而眉飞色舞，私下庆幸”。这就印证了谭伯牛的一个观点：真相不重要，人性才重要。◎谭伯牛说曾国藩创新军，就好比创业做公司。一个创业型的公司，草创之初是不需要太严格制度的，就像很多IT企业，追求管理“扁平化”，不要搞那么多科层，这叫“低姿态创业”。◎还有人说谭伯牛在书中对曾国藩太过调侃。他的回答是：“何必像粉丝一样站队？做研究把东西搞清楚就可以了，没必要站在谁的立场上。”至于老谭是怎么调侃曾国藩的，请看他这几句神来之笔：“刚出山这会儿的曾国藩，耳根软，心计粗，一遇煽动蛊惑，就犯了战术错误，全军覆没（指曾国藩水师“出湖”首战“打靖港”被太平军追杀落荒而逃）。人在愤怒羞愧交集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曾国藩也不例外。他失去理智，一跺脚，跳了湘江……”谭伯牛还具体叙述了曾国藩是怎么跳江、怎么被救的，以及尔后又怎么计划二次跳江的……相当令人莞尔。◎收复武昌之战，曾国藩的水陆两军大获全胜。此前因在奏折中夸夸其谈而被咸丰帝好一番羞辱的曾国藩，此时终于受到了皇帝的公开表扬。——曾国藩是如何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的皇帝又是如何教育长辈曾国藩的，老谭写得那是相当有趣。在谭伯牛笔下，湘潭、武昌被连续克复后，咸丰帝有点后悔此前对曾国藩太严厉了，对他说话的口气变得越来越平和，甚至可以说令人备感温暖。湘军水师在长江损失惨重，皇帝不责罚曾国藩，却严厉谴责江西的高级官员协助工作没做好……这分明是在为曾国藩开脱嘛。晚清历史上，湘军作为一支“民办”军队，湘军集团作为一支政治势力，不仅对当时，也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物及事迹，对很多读者来说早已耳熟能详。但在谭伯牛的讲述下，他们的事迹和他们的为人却又具有了一种常读常新的味道。曾、左、胡的身世都算不得显赫，然而在太平天国起事、清廷摇摇欲坠、东南半壁战乱不已、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既是为了保国安民守护家园，扶大厦于将倾，同时也是要保护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实现传统读书人的理想……一群非常之人，领一支非常之军，经历非常之苦，成就非常事业。这，就是湘军崛起的故事。而谭伯牛，把这个故事写活了。所以，要向大家诚挚推荐谭伯牛这本力作《湘军崛起》。这是一本有料又有趣，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是比《战天京》更好读的湘军创业史。为此，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谭伯牛先生的钤印加签名，使这本书更具收藏价值和阅读体验。签名版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有点敏G，但未作删改人类精神与智慧的源头：奠基世界文明范式的“四大圣哲”杨奎松：一个历史细节，听得我头皮发麻世界种种动荡背后的历史逻辑张鸣：官家的把戏，都给他说破了许多“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吴敬琏的五句话，一句比一句真实-END-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您将此号设置成“星标”

编者按：1979年李慎之陪同邓访美。在飞机上有一段重要对话：李慎之问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如今中美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更挟其“核心科技”之威，大打“卡脖子”之战。当下，如何突破“核心科技”成为全民热议话题。作为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对于“路径依赖”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力，至今读来依然令人警醒：顷阅冯世则关于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腐蚀人”的文章，其中说到：伟大的五四运动热烈欢迎德赛二先生，于今七十余年矣。认真想想，科学我以为我们一直是有的，包括传统时期在内，虽然不如西方发达（若不，李约瑟的那部巨著从何写起？）……民主在中国的技术文化中却无踪影……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但与古代社会总是不自觉地落入等级深严的制度不同，哈耶克是想让全人类都能自由地活着。他用一生向世人证明：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任何集体主义。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能认真阅读哈耶克的思想，想必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哈耶克对自由的推崇，集中体现在“哈耶克三原则”上——-1-自由至上原则哈耶克认为：“人类始终面临一个抉择：是在贫穷中寻找平等，还是在不平等中寻找自由。”这样的选择，我们再熟悉不过，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做这样的选择，而且几乎每一次都选择了平等而不是自由，而其命运也与哈耶克所描述的相似，最终既没得到过平等，也没得到过自由。哈耶克认为，自由先于平等、先于民主，它与能力无关，它不承诺幸福；那些允诺建立乌托邦的，与阶级有关，最终只会通向奴役式的假平等——这与鲁迅描述的中国人的一种状态非常相似，那便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哈耶克相信，“在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第三条路”。自由，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它的内核是保障个人生命权、私有财产权的有限政府伦理，是自然演化的秩序，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这便引出了第二个原则。-2-政府不可靠原则在很多国人的观念里，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政府。事实上，两者存在巨大分别。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政府则是一种具体的管理形式；国家是所有国土与国民的集合，而政府则仅仅是国民少部分代表的集合。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而不是相反。为了国家的正常运行，政府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哈耶克说，政府必须要有一个监督，有一个制衡，权力要被关到笼子里去。因为，人不是天使，人性深处的恶隐藏在所有人的心中，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政府一旦获得不受制约的权力，便可能造成全国性的灾难。所以，哈耶克不相信政府可以控制对权力的贪婪。他倡导建设新型的有限政府，让权力再制衡。这便需要第三个原则。-3-法治评判原则国人常说，传统中国是“儒表法里”，似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法治社会。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人治社会，真正的“法治精神”少之又少。而且中国古代法律本身也存在巨大问题，往往只是帝王将相随心所欲的保障，而不是基于人类自然权利的结果。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制定过很多反人类的法律。哈耶克说，恶法非法。法律必须建立在人类的自然权利之上，要尊重并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立法者”的使命是发现这些“理所应当的规则与秩序”，而非单凭臆想去创造法律。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法治。法治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在法律之下，政府也在法律之下。法治的核心是，“在政府强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使得政府不能越过法律损害个人的权利，个人也不能越过法律损害他人的权利，每个人都能通过服从良法而获得自由。以上的“哈耶克三原则”，只是哈耶克思想的一支火苗。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对像哈耶克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态度与理解。对于每个热爱自由、忧思民族和自身命运的人来说，哈耶克的著作无疑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多一个人读懂哈耶克，自由就多一份保障。为此，经多方共同努力，集齐了哈耶克最全作品集系列（含独家），包括中文世界唯一在售的哈耶克传记，以及中国经济学家韦森的《重读哈耶克》。这些书，既可以作为入门读物，帮尚不熟悉哈耶克的读者透彻了解其生平和主要思想；也可深度阅读哈耶克原作，汲取先知的智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古代中国的八个特征中共以弱胜强背后，有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有一种逻辑陷阱叫“注射式洗脑”鲁迅诞辰143周年

有人说，“大多人用批判传统的方式启蒙，而鮑先生是用点赞传统的方式启蒙”。这大概是对鲍鹏山老师最恰当的评价。经典具有历史穿透力，不断地为不同时代的人提供新的价值，养成人类的理智。但这也需要挖掘经典新意义的人，而鲍老师就是当下时代里这样的人。▌100多年来，教育犯了一个特大错误鲍鹏山老师认为从鸦片战争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我们认为我们在文化上完全失败了，这样的反思让我们开始全盘接受西方教育模式。但是，在教育西化的过程里我们干了一件坏事——就是把读经典废除了，然后有了特别古怪的一门课，就是“语文”。全世界都没有这门课，只有中国有。比如加拿大，他们就是让孩子一本一本地去读完整的书，而不是读《语文》这本“杂志”，他们的教学方式跟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很像，《论语》《孟子》《孟子》《大学》《中庸》……一本一本读下去。而我们现代，中小学12年，学生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花了那么多课时，但是没读书，这是大问题。▌拿知识点考孩子，就是耍流氓鲍鹏山老师认为，用知识来对别人进行考试，某种程度上就是耍流氓。西方的教育，很少会拿知识点来考孩子。为什么今天的教育教出了那么多“巨婴”？就是因为教育严重地阻碍了他的心智发育。应对之策，家长就该让孩子在课外读一些经典，给他一辈子打下基础。作为学生，要自己拿出时间来读一些有难度的书，去慢慢理解经典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鲍鹏山老师说：“教育不是工具，教育不是仅仅教给你一些专业技能，然后让你找份工作；人类最初的教育，不是把人教育成一个专业的工具，而是把人教育成人。”▌读经典看似无用，实际有大用鲍鹏山老师说，读经典根本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直接的目的，而是我们心灵的需求。它看似无用，其实大有用处。“读传统经典，读文化经典，不光是中国的经典，也可以读西方的经典，提升你的认知能力，发育你的心智，这是最大的功能。”经典讨论的都是关乎人一生的根本性问题，用哲学的话来讲：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果年轻时读这样的书，一开始就能知道理想的人生是什么，让格局大起来，这是最根本的教育。“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者文明的民族，不与经典结缘，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鲍鹏山老师认为，我们亟需用能够打精神底色的、有高贵血统的书来熏陶气质、指引心灵。我们必须懂得，这关乎一个人的格调、品位，也关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可惜，这些正是当下我们心灵中所真正匮乏的。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鲍鹏山作品集”全签名版：一部文学史，一部思想史，一部先秦诸子解读，一部文学经典解读。鲍老师用自己的如椽大笔谈孔子的执着……谈有物、有事、有情、有味的“水浒”，谈中国人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思想与心灵......易中天曾评价鲍老师的《新说》：“比原著更有思想，比学术论文更有趣味。”这其实是鲍老师对所有经典解读的特色。本套书为最新出版，其中三册精装绒面，极具阅读质感。先知书店有幸邀请到鲍鹏山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更增添一份纪念意义。全签名版现货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古代中国的八个特征中共以弱胜强背后，有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有一种逻辑陷阱叫“注射式洗脑”鲁迅诞辰143周年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总是与历史一脉相承，许多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其实在古代社会早已存在。某种程度上，读历史，就是读现实。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影响深远，有的至今仍未消失，启人深思：-1-中国文明早熟从农业起源、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方式、工商业水平、城市集聚程度，以及中央集权体制、意识形态化文化确立等等社会要素而论，中国都显示出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早熟，而且善于借鉴历史而不断修正补漏，完善周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世界传统农业社会这一历史时段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属最为先进、周密和成熟的少数类型。可惜，过度的发达，犹如长臂猿最难进化为人一样，“早熟的孩子长不大”。这就注定了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漫长的难产期。-2-农业产权模糊产权形态包括三个层次：、使用权（经营权）、占有权（收益权）、所有权（处置权）。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历史上，土地产权是“私有”形态的，但细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它在收益权和处置权两方面都不独立、不完全，不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私有土地，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系统“主权就是最高产权”观念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的控制，处于“国有”的笼罩下，朝不虑夕，私有制极不充分、极不纯粹。直至明清，三种权力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总之，在传统中国，私有制的发展不是太早、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3-一切都看关系历史上的社会互动模式，虽有程度不同的变迁和演进，但以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属于社会深层结构性质的东西。血缘（宗族）伦理色彩的意识形态高度发展。进入文明之初，血缘纽带没有被打破，可能是中西历史歧途分走的一个症结所在。-4-个人崇拜泛滥这种个人崇拜，不是表现为宗教对先知神的崇拜，而是对世间道德人格化的政治权威的追慕和敬仰。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圣君英主扭转乾坤、开出新天的梦一再重现，一再幻灭，又一再复活，难有梦醒时分。“好皇帝和”和“圣君贤相”成为古代历史的主干，从知识精英到民众，都把这看作是历史光明面，民族的骄傲。现在要问：这种心理定式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如此牢不可破？-5-政治大包大揽社会有三大系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国古代政治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经济是大国政治的经济，即着眼于大国专制集权体制的经济，私人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位；文化是高度政治伦理化的文化，着眼于大国专制一统为主旨的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异端思想和形式化的思辨不是没有，而是总被遮蔽，了无光彩。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6-没有异见分子知识精英始终是社会的主流力量。然而，古代知识精英与社会的关系，常常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走向：要么紧密地与政治实体粘连在一起，为其不断地提供人才资源和思想资源，转化为社会统治；要么消极遁世隐居，逃避政治，沉醉于孤芳自赏的艺术意境之中，脱离社会和民众。在古代中国，几乎看不到第三种政治势力，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异己”力量。知识精英从来没有产生出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社会异己”的新角色。-7-国家统而不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整合体制，一方面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一切号令出自皇宫，执行刻板划一，地方无独立意志，缺乏积极性；另一方面国家行政管理实际只到县衙一级，加上幅员辽阔，鞭长莫及，发展参差不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名曰“大一统”，其实“统一”也是有限度的，统一的坚壳，内部却包容着许多松松垮垮、多元含混的板块，“捣糨糊”式的一体化既虚假又脆弱，气候适宜，也常常会弱化为名存实亡乃至分裂割据，结果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8-变易循环观念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都是“变易”观。“变易”的图式是“循环的（同心）圆圈”，呈封闭型，六道轮回，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故靠自身走不出历史的怪圈。这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显示出质的区别。“进化”是“基因变异”，“新旧不断起承转合”，其图式是不断上升的螺旋，呈开放型。“变易”观的特点是使人容易趋向于乐天知命、返古保守，是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和统治周密的封建帝国自足心理的真实写照。只有中国失去了世界先进态势，备尝落后挨打之苦，方有接受进化论的心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外因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八个特征，不只是古代人必须面对的冷冰现实，也是现代人不得不继续应对的顽疾。而若要看透今日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之根源，则不可不知中国社会史。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中国社会史三书”——包括：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王笛的《碌碌有为》、梁庚尧的《中国社会史》。这三本书都是大家手笔、经典著作，构成了宏观、微观、中观三个观察视角，回答了当下横亘在国人心中的永恒难题——中国现代化转型困境。三书均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关怀与历史研究的真谛所在，是当代国人洞察中国社会史的首选参考书。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有一种逻辑陷阱叫“注射式洗脑”鲁迅诞辰143周年

今天是鲁迅诞辰143周年的日子。鲁迅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他一生以批旧文化为业，他是我们的“民族魂”，更是我们的“解毒剂”。这不得不说是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尤其是它的环境如此之恶劣，时间如此之紧迫，但在编校质量上，却超过了同时代、乃至后来时代的任何一套书。残雪：摧毁我们的天才的，是我们的文化马勇：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二十四节气

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是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即，这类作家的作品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轮回，依然不断地得到后人的解释，使后人产生新感受。这样的作家身上具有“神性”，有点类似于先知。就读者的数量来说，这类作品不能以某段时间里的空间范围来衡量，有时甚至由于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竟被埋没。但终究，他们的读者远远超出那些通俗作家。人类拥有一条隐秘的文学史的长河，这条河在最深最黑暗的地底，她就是由这些描写本质的作家构成的。她是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进行纯精神追求的镜子。我不喜欢“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提法，其内涵显得小里小气。如果作家的作品能够反映出人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本质（这种东西既像粮食、天空，又像岩石和大海），那么无论哪个种族的人都会承认她是伟大的作品——当然这种承认经常不是以短期效应来衡量的。对于我来说，作品的地域性并不重要，谁又会去注意莎士比亚的英国特色，但丁的意大利特色呢？如果你达到了深层次的欣赏，地域或种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说到底，文学不就是人作为人为了认识自己而进行的高级活动吗？作家可以从地域的体验起飞（大概任何人都免不了要这样做），但决不应该停留在地域这个表面的经验之上，有野心的作家应该有更深、更广的追求。而停留在表面经验正是中国作家（以及当今的美国作家）的致命伤。由于过份推崇自己民族的传统，他们看不到或没有力量进入深层次的精神领域。这就使得作品停留在所谓“民族经验”“写实”的层次上，这样的作品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暂的，其批判的力度也是可疑的（这只要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文化人的普遍倒退和堕落，看看多数美国人民对于伊战的狂热，以及历来对于战争的狂热就可以得出佐证）。▲本文作者：作家残雪伟大的作品都是内省的、自我批判的。在我的明星列表中，有这样一些作家：荷马、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圣·德克旭贝里、托尔斯泰、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个名单中的主流是西方人和具有西方观念的作家，因为我认为文学的源头就在西方，而中国，从一开始文学就不是作为独立的精神产物而存在。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缺少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人对自身本质的自觉的认识。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彻底缺少自相矛盾，并将这矛盾演绎到底的力量和技艺。传统的文学从来都是依附的，向外（即停留在表层）的。即使是《红楼梦》那样的伟大作品，在今天看来也已经很大程度上过时了，因为并不能促使人自省和奋发向上，对于人心的描述也过于浮浅，没有涉及内心矛盾，相当于关于人的幼年的文学。鲁迅先生写过一些伟大的作品（“野草”全部和“故事新编”中的一些），但数量太少太少，文化对于他的压迫使他未来得及发展自己的天才。在这个意义上，大陆的文学始终处在危机之中，探讨深层次人性，提升国民性的作品远没有形成潮流。在我看来，中国的作家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民族自恋情结，就无法继续追求文学的理想。所以在大陆的文坛，很多作家到了四十来岁就开始退化，要么写不出作品，要么用赝品来敷衍，蒙骗读者。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民族自大的心理。我们的文化摧毁、毒害了我们的天才。中国文化中精神的缺失导致当今的大陆文学不能生长、发育，就像一些长着娃娃脸的小老头，永远是那么的老于世故，永远能够自圆其说，具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匠人的精明，却唯独没有内省，没有对于自身的批判。在所有涉及自身的方面，大部分大陆作家都或者用一些白日梦来加以美化，或者用古代文化提倡的虚无主义来化解矛盾。没有精神追求的文学是伪文学，描写表面的经验的文学则是浅层次的文学。这在当今的文学发展中好像是个世界性的问题。物质世界的飞速发展已经使得大部分作家越来越懒，越来越满足于一些表面经验，而读书的人，也在一天天减少。据说实验小说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已经很难得到出版了，而集体自杀的事件在这个国家倒屡屡发生；又据说连在德国，这个思想之父的国度里，人们也不看实验小说了。幻灭感如同黑色的幽灵在世界游荡。然而我仍然相信，那条隐秘的长河是不会断流的，尽管历史有高潮也有低谷。任何时代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以自己默默的劳动为那条河流注入新的活力。延续了几千年的理想还将延续下去，同这个浮躁、浅薄而喧闹的世界对抗。伟大的作品都是彻底个人化的。因为人只能在真正个人化的写作中达到自由。不在写作的瞬间抛开一切物质的累赘，不同物质划清界线，灵感就无法起飞。而这种活动力图达到的就是个人的人格独立。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位中国大陆作家是特别困难、特别需要勇气的事。文学的实践就是这样一种操练。像西方作家但丁或歌德那样来认识、拯救自身，并将其作为最高的目标的人在大陆太少太少。一谈及文学，人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只同表面的经验，“共同的”现实有关，接下去自然就只能涉及如何样完善表达的“技巧”，如何样将陈词滥调弄出些“新意”的问题了。文坛上很有一些高调的理论家，提出要肃清纯文学的影响，大力提倡所谓“现实关怀”。且不说此处对于“纯文学”的定义含混滑稽，所谓“现实关怀”这种陈词滥调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十年，实在是同真正的文学无关。只有个别作家注意到了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广大得多的世界等待着我们去遭遇，去开拓。我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拥有者，中国作家在这方面本应是得天独厚的。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能战胜自己的文化的惰性，从另一种文化中去获取这种开拓的工具。我们不去开拓，那个广大无边的领域就根本不属于我们。一位作家，不论他用什么方法写作，只要他有认识自我的好奇心，改造自我的冲动，有开阔的胸怀，就一定会进入人性探索的深层领域，将那个古老的矛盾进行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演绎，在自救的同时影响读者，改造国民性。伟大的文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她就属于踏踏实实地追求的作家，她的内核就是人的本质。每一位能在文学创造中将理想尽力发挥的作家，在写作的瞬间都是伟大的作家，这样写出的作品则是伟大的作品。当然各人的先天能力有大小，能否成为明星并不重要，只要处在伟大的追求境界中去完成自己，就是最大的幸福。我想用莎士比亚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上帝造我们，给我们这么多智慧／使我们能瞻前顾后，绝不是要我们／把这种智能，把这种神明的理性／霉烂了不用啊。”她是冷门的世界级中国作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远超莫言；她是唯一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的中国作家，她的小说成为美国哈佛、康奈尔、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国学院大学的文学教材，作品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多次入选世界优秀小说选集。在世界范围内，她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三最：作品被翻译得最多，作品入选外国高校教材最多，拥有为数众多的专门研究她的机构。苏珊·桑塔格说：“如果要我说出谁是中国最好的作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残雪。”◎中国近年来最革新的作家残雪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她写的小说，是中国近年来最具有开拓性、最革新的——她的小说好像不能放进任何一个单一的范畴。残雪是踏踏实实地追求的作家，她写作的内核就是人的本质。刘再复称：“残雪是一位真正进入文学状态的孤独者，在城市的喧嚣中默默走进经典与历代大师相遇的奇才。”◎极致的精神追求，让她“大器晚成”32岁，残雪才正式开启了文学创作之路。在一个高度混乱的世界里，残雪追求高度的创造力，以极其内省的、自我批判的个人化写作方式，越过文学的表层，探索深层的人类精神世界。因其作品的小众化，残雪一直备受争议和冷落。直到66岁，她才被大众熟知。她深度的写作，也导致很多读者读残雪后称读不懂残雪。在残雪的故事中，其实不必读真的懂什么，而是随她侵入充满幻想的世界中，感受独特生命体验。正如王蒙所说：“我把残雪的小说当诗来读。”◎不是写给中国人，而是写给全世界残雪是“反焦虑”达人，她的文字知现实而超现实，打破常规，带你跳出思维禁锢圈，看到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她的写作，是她的生活方式——受了那么多苦难，依然那么天真自然地笑出声来。她的小说，不是写给中国人，而是写给全世界，是作为“人”为了认识自己而进行的精神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她的作品，可以加深对人自身本质的认识，拓宽生命的维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她的作品能在国内流行殊为不易。为此，我们几经周折，从出版社获得少量库存，组成残雪精选作品集，并且全部作品均获得残雪钤印。本套全钤印版库存有限，售罄即再难有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二十四节气

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屋头明月上，此夕又秋分。千里人俱共，三杯酒自醺。河清疑有水，夜永喜无云。桂树婆娑影，天香满世闻。——宋·杨公远《三用韵·其三》秋分节气到了，世界又多了一点凉爽，满目又多了一点秋意。秋分秋分，昼夜平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六个节气，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地球赤道，南北半球昼夜等长。在北半球，秋分之后，天气越来越凉了。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中秋节即由“秋夕祭月”演变而来。所以秋分实际上是一个“千里人俱共”的节气，中秋节就在秋分前后。人要团圆，植物也到了成熟的时节。秋分时节，风和日丽，丹桂飘香，蟹肥菊黄，正是一派瓜果累累谷满仓的丰收景象。人们载歌载舞，尝新果、品美酒，庆丰收、话桑麻，恰逢其时。于是，自2018年起，秋分被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二十四节气，是先辈们的劳动智慧，是时令的行动指南，亦是独有的生活美学，甚至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一年四季，春秋更替，二十四个节气不断运转。大自然的神奇之处是，二十四节气背后也有二十四种应时而生的植物，处暑有鸡头米，立秋有黄山栾，秋分则有银杏叶。有一本“中国最美的书”正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纲，从身边的植物入手，介绍了应时而生的二十四种植物，它就是《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植物研学课》。◎节气、植物、美文、人生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种植物，二十四篇美文，二十四段人生。书名之所以叫《植物先生》，是因为本书作者袁明华就是一个热爱自然到近乎“疯狂”的人，为了研究植物，他走过七大洲四大洋一百二十多个国家，沿着“植物猎人”威尔逊的足迹，孜孜不倦的追寻心中的植物。也因此袁明华被他的小孙女小蛋白称作“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