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气势磅礴、结构精巧，几笔勾画出一个时代的肌骨、几个理想主义者的魂魄。”

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孙甘露写得非常少。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作为一个作家，他写得非常多。他是属于数量最少的作家之一，也是产量最大的作家之一。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无法用单纯的数量去衡量孙甘露的写作强度。对孙甘露来说，写作就是一种繁重的劳作，是一种巨大的体力消耗：词语的消耗，句子的消耗，写作本身的消耗。

我们知道，有一种轻松的不费体力的写作。这种写作可以大量地繁殖，重复，可以轻而易举地自我再生产。这是一种机器般的配置性写作：词和词之间的配置，句子和句子之间的配置，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配置，最根本的是故事本身的配置，所有这些，都纳入到一个事先被编排好的程序之中。作家不过是熟练驾驭这个程序的工人——这样的写作，数量巨大，但绝不辛劳。

孙甘露是没有写作程序的人，他不知道下一个词语会从哪里召唤而来，更不知道下一个句子会出现怎样的节奏，面貌，气息。对于孙甘露，写作是去写出未知的东西，而不是去写已知的东西。他的写作就是写句子，就是要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发明，每个句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要将句子写得与众不同，就必须精雕细刻，殚精竭虑，这些句子如此地考究，考究得令人惊讶，他们看上去都像是汉语中的陌生句子，好像不是汉语写出来的句子。这些考究的词语组合，考究的句子如此之频繁，一个连接一个，一部短篇小说（如果我们非要说这是小说的话）容纳了如此之多的新句子，这是高强度的写作，这一定耗费了他大量的体力——或许，在当代作家中，没有人比孙甘露的写作更加消耗体力了。

或许，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标准来衡量作家的产量。我们不应该看到他写出了多少书，写出了多少字数，我们应该看他写出了多少陌生的句子，看他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创造出了多少句子。一个作家总是能够写出令自己和读者感到陌生的句子，这是文学的伟大至福。

有无数的作家，有无数着作等身的作家，并没有写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样的作家，无论他有多少作品，他都是产量最低的作家——这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而是重复性的简单的再生产写作：对自我的再生产，对流行汉语的再生产。这是躺在汉语的慵懒被窝中的写作。这是文学的虚假繁荣。

对于一个作家，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素质，就是写出属于他的句子，写出不能被别人模仿的句子，写出将他的名字抹掉但仍能够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的句子，写出让他的民族语言感到无比愕然的句子——孙甘露当之无愧地属于这类少数作家之列。在这个意义上，他非常多产。

经验告诉读者，仔细地读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需要消耗的体力和时间，要超过一部一般的长篇小说。确实，《呼吸》这样的长篇，只能最为恰当地命名为“呼吸”了：无论是对于着者还是读者，它需要巨大的耐心和体力。小说的语言强度，迫使人们不停地呼吸。

在什么意义上，孙甘露的写作是汉语中的陌生写作。我们如何在一种民族语言的内部去发现一种异己性？如何成为一种语言传统中的不速之客？只有在这种语言折磨我们的舌尖的时候，只有这种语言让人们的身体不适的时候，它才构成一种陌生语言。

在此，人们会有一种不同的发声经历，一种不那么自然的发声经验。我们的舌尖很难充满惯性地读出这些句子，很难自然地将这些小说诵读下来。读这些小说使人感到费劲。这种语言昭示了身体经验的匮乏。即便被一种民族语言长期浇灌，即便储存了民族语言的多样范式，身体中还是存在着言语的漏洞，它还是被这种民族语言内部的闯入者弄得困惑不已。

孙甘露就是汉语中的闯入者，如同游牧者闪电般地突然闯入了语言定居者的王国，令人陌生。阅读这些小说的经验，就如同要求我们说一种不熟悉的语言，要求我们发一种我们舌尖所难以发出的音节；就如同要求一个湖北人要发出他的身体中没有的“r”音，一个四川人发出他身体中没有的“h”音来一样。

为此，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使用舌尖，舌尖要尝试，要适应，要模仿，要倾尽全力。总之，不能随意而自然地发声，不能畅快淋漓，舌尖无法在一条康庄大道上疾走。孙甘露的句子，就是这样一种令舌尖战战兢兢的语言，阅读如同冒险，结结巴巴，时时刻刻担心跌入词语的错误连接的深渊。

我们对这个同代人的汉语如此地陌生，就如同古代汉语对当代的人身体非常陌生，如同上海话对北京人的身体很陌生，如同英语对中国人的身体很陌生一样。他这是“在自己的语言内部充当外国人”。我们要么将他挡在民族语言的外部，要么只能接受它的挑衅，慢慢地尝试着去读他，尝试着培养自己所缺失的音节。湖北人最终学会了发出“r”音，就像人们最终能够阅读孙甘露一样。

正是孙甘露这样陌生的闯入者，汉语最终扩展了自己的领土。孙甘露是作为一个异己，一个边缘人，一个小文学的典范的形象出现的。越是边缘，也越具有一种语言的难度，越具有一种语言的强度，也就越具有一种对既定的语言领土的爆炸性。

这种令汉语感到陌生的异己者，大都患有一种语言的精神分裂。正是这种精神分裂使他们成为汉语中的外来人。

一种民族语，总是存在自己的传统语法，存在着自己的语言习性。就现代汉语而言，白话文学史和各种层次的教育机器在巩固这种语法习性，但一种分裂的语言破除了理性的组合链条，并使现代汉语半个多世纪的构造原则摇摇欲坠。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一种癫狂的神经分裂的句法出现了。孙甘露、莫言、残雪和王朔或许代表四种分裂的方式，四种语法的癫狂形象：莫言是叫喊的语法，王朔是狂笑的语法，残雪是唠叨的语法，孙甘露则是臆想的语法。

这是精神分裂的语法。一个精神分裂者的一天就是在狂笑、叫喊、唠叨和臆想状态下渡过的。他们四个人分享了精神分裂者的一天。幸亏有了这四个人！

一个理性读者，一个被汉语习性培育的读者，要读懂这些作家，就要练习疯癫。不喊叫，就读不懂莫言；不暴笑，就读不懂王朔；不唠叨，就读不懂残雪；而不充满幻觉，就读不懂孙甘露。

这些作家让我们暂时从这个乏味而平庸的世界中脱身。文学就是要让人们暂时摆脱理性的桎梏：莫言的叫喊，歇斯底里般地划破了理性的平静夜晚，令人惊骇不已；王朔的暴笑是对世俗逻辑链条的讽刺性毁灭，那是来自上方的闪电般的尖锐一笑。残雪的唠叨结结巴巴，这是决不调和的具有强迫症状的肌肉的痉挛和嘴的痉挛。而孙甘露，在这些疯狂的句法中，最为平静，但最为疯狂：这是一个自闭的悬浮的臆想世界。

作家王朔说：“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孙甘露的文学作品，拓展了中国语言的版图。但同时他这种对句子殚精竭虑的精雕细刻，也造成面世的作品非常之少，若是长篇，就更加难得一见。

为此，我们诚挚推荐孙甘露令人惊叹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签名版）。本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不但有数十家媒体报道，更有多位知名学者、名人推荐：

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孙甘露标志性的文风曾过于夺目，甚至遮掩了他作为小说家的高超功力。而这一次，作者不动声色，读起来惊心动魄……

作家、脱口秀大会总策划李诞：谍战，悬疑，英雄主义……紧张也紧张，狠辣也狠辣，最终感到的却是一种平静，陈千里身上那种平静，功成不必在我，事情总要办成。

马伯庸：“气势磅礴、结构精巧，几笔勾画出一个时代的肌骨、几个理想主义者的魂魄。”

批评家陈福民：一如既往保持了小说叙述语言的艺术品质：俭省、精确、优雅。

孙甘露从30年代上海的历史档案和时光碎片中，打捞起了一个隐秘而伟大的故事。小说跌宕起伏：猜忌、伪装、叛变、推理、铲奸、牺牲。但如果以为这只是一部惊险刺激的谍战文学，那只领略了一半，这本书中复原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肌理。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焦灼乱世，躬身入局。孙甘露像拿着一张地图，或拎着一盏夜灯，带领读者走近历史现场。此次，我们有幸获得孙甘露亲笔签名版《千里江山图》，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传灯者四书”）：

来源 | 原载 2009.3《上海文化·新批评》，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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