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哪怕本是逗笑取乐消遣玩笑，一旦被视为危险或攻击，后果也会非常严重
普通德国人的玩笑
纳粹执政初期，一般德国人的笑话语气比较轻松，他们说笑话的事情和人物并不对他们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玩笑的题材也不过是一些他们在生活中感觉古怪、过分、不自然、做作，以及扰乱正常秩序和日常习惯的事情，包括变成全体德国人“新习惯”的“希特勒问候”（希特勒敬礼，Heil Hitler！）等。比如这则：
图勒斯和夏尔穿过一个养牛场，图勒斯踩到一堆牛粪，差点跌倒。他举起右手大声说：“希特勒万岁！”夏尔对他说：“你疯了吗？你在干啥呢？这里又没有人。”图勒斯说：“这是规定，你每到一个新地方，都必须说‘希特勒万岁’。”
德国人还说关于纳粹领导人的笑话。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善于说谎，空军总司令戈林爱虚荣，他们都是德国人笑话的对象：
戈培尔有自卑症，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你每天站在镜子前15分钟，不断对自己说，我重要，我重要，世界离不了我。这样就可以治愈你的毛病了。”戈培尔对医生说：“你这个法子不管用，我对自己说的话一个字都不相信。”
戈林有一次在柏林散步，见到一群孩子在用泥巴和马粪塑人像。戈林问：“是谁的像？”“是戈培尔博士和雷伊博士。”“要不要也塑一下戈林的像呢？”“不行，没有这么大的一堆马粪。”
民主德国也有一个讽刺领导人乌布里希说话沉闷无味的类似笑话：民主德国1960年代末有了一个新的时间度量叫“乌布”——乌布等于总书记讲话时东欧人需要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转换频道的时间。
赫尔佐格指出：“像这样的笑话即使针对一些头面政治人物，但从本质上说是非政治性的，没有政治颠覆的力量，为的只是逗乐而已。”
许多德国笑话都与普通德国人不满社会和生活里的一些人、事有关，由于这些人物和事情与统治权力关系密切，这样的笑话也就自然被当作政治笑话。例如，有的笑话是挖苦那些“吃党饭”的，还有的则是讽刺党卫军和冲锋队的不法和傲慢行为的：
一个厨子正准备煎土豆，她没有猪油，不住地在锅灶上挥动万字旗（纳粹党旗）。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答道：“在这面旗下，许多人都肥得流油。”
问：正规军和党卫军的区别是什么？答：正规军说，预备、开火！党卫军说，预备、放火！
还有许多笑话的题材事关民生艰难，由于民生问题是纳粹政策所造成的，民生笑话自然也就包含了不满或批评政府的政治意味。
1939年战争开始，德国的扩张非常顺利，几乎没有付出血的代价。因此德国人的笑话多集中在国家军费开支使人民不得不承受的沉重的纳税负担和越来越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上，但并不涉及纳粹的罪恶行为和战争罪行：
有一个人要自杀，先是用绳子上吊，无奈绳子质量太差，断了。他又把头伸进煤气烤箱里，但下午2到5点没有煤气供应。于是他只好靠粮食定量过日子。结果，这个办法非常灵验。
随着战争形势的逆转，德国从攻势转为守势，纳粹对笑话的管制也更加严厉，但却无法禁绝笑话，笑话仍然在民间传播，而且有了战争失利的内容：
希特勒打败法国后，站在英吉利海峡边，心想进攻英国为什么这么困难。这时候摩西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说：“如果你没有这么残害我的人民，我本可以告诉你我变红海为通途的诀窍。”希特勒命令他的卫兵抓住摩西严刑拷打，逼他说出诀窍。摩西说：“我只是用了上帝给我的杖，海水便分开成为道路。”希特勒吼道：“你的杖呢？”摩西说：“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着呢。”
1944年9月25日，希特勒号召全民投入“人民攻势”，应征入伍的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和以前被归入不宜服兵役的60岁以上的人员，他们经过简单的反坦克武器训练就被送上战场。到战争结束为止，有17万“人民攻势”的战士失踪，大多数可能都是在战斗中丧生的。因此有这样的笑话：
问：什么人嘴里有金，头发是银，骨头里有铅？
答：人民攻势军军人。
这时候德国的一切物质供应也几乎不存在了。于是有了这样的笑话：
希特勒与戈林、戈培尔和食品部长培克开会，希特勒问戈林：“我们的飞机和燃料还能维持多久？”戈林答道：“报告元首，5年。”希特勒问戈培尔：“你的宣传还能让人民就范多久？”“报告元首，10年。”希特勒又问培克：“粮食供应还能维持多久？”“报告元首，够吃20年。”希特勒很高兴，说：“那么战争还能进行得更久一些。”培克举起手忐忑不安地对希特勒说：“我的意思是够我们四个人。”
随着战争形势朝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的方向发展，对德国领导人的笑话也变得“恶毒”了：
戈林、戈培尔和希特勒同乘一条船出海。海上起了风暴，船沉了。问：“谁得救了？”答：“德国。”
取笑不是反抗
普通德国人的笑话并不具有政治意识，那不过是释放民间怒气的阀门。人们在家附近的酒吧里或在街上说笑话，因为他们想得到片刻的纾解，出出气。这是符合纳粹领导利益的。这些都没有转变为反纳粹的抗议。所以赫尔佐格认为，德国人的“耳语笑话”与其说是“代表”，还不如说是“代替”了社会良心和个人勇气。
其实，政治笑话的抵抗或顺从并不只是由笑话本身的内容决定的，更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压迫关系”决定。如果被压迫者不把自己看作被压迫者，或者根本就不认为说笑的对象是他的压迫者，那么他的玩笑也就成为一种没有敌意也非对抗的“取笑”。
赫尔佐格指出，比起普通苏联人所说的政治笑话，德国人的笑话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形见绌。德国人的笑话质量不高的一个原因是德国人并不以幽默见长，有这样一句话：“篇幅最小的书是英国烹调和500年德国幽默。”当被问到什么是德国幽默感的时候，赫尔佐格说是“幸灾乐祸”，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德国特色的说法。
绝大多数的德国笑话并不批评纳粹制度，而只是揶揄和嘲笑一些纳粹领导人物的个人缺点或人性弱点。这些缺点或弱点别的人也有，只是因为出现在“领导人”身上才显得特别惹人注目罢了。这些纳粹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却是极少或几乎没有在笑话里涉及的。例如，戈林的虐待狂性格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关于戈林的笑话几乎全都只是嘲讽他的肥胖长相和爱虚荣，因此这个残暴的纳粹头子“显得像是一个浮夸自负但招人喜爱的福斯塔夫”（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喜剧人物，是个放浪形骸的享乐之徒，既吹牛撒谎又幽默乐观，缺乏道德观念，但也没有坏心），而纳粹党魁戈林却绝对不是这样一个喜剧人物。
赫尔佐格研究普通德国人说的笑话，并不是因为这些笑话特别幽默好笑，而是把笑话当作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素材。他的目的是探究纳粹统治期间德国流传什么样的笑话，为什么是这样的笑话，这些笑话里又包含了普通德国人怎样的心态和想法。
赫尔佐格对普通德国人顺从并与纳粹政权合作持批评的态度。他认为，纳粹时期的政治笑话虽然包含一些对现实的不满、怨恨甚至愤怒，但它并不能证明德国人反抗纳粹的勇气，它的反抗意愿和作用都是被夸大了的。即使在战后，许多德国人仍然不愿承认他们在纳粹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那些说笑话的与那些对纳粹受害者漠不关心、坐视不救的，正是同一些普通的德国人。
笑话的两面性和惩罚玩笑
对玩笑的社会文化分析，往往会试图从说笑话者而非权贵被笑话者的角度来解释玩笑的社会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玩笑视为弱者的秘密抵抗；另一种是把玩笑视为释放怨气和不满的安全阀，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自我适应，因此反而起到了稳定现有秩序的作用。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合在一起揭示了玩笑的两面性:抵抗和犬儒。这二者常常会是互相渗透、难以绝然分割的。
但是，仅仅从说笑话者方面来看待玩笑，便容易忽略手中握有绝对权力的那些人——政客、法官、警察、官僚——如何看待玩笑。哪怕本来只是逗笑取乐、苦笑度日的消遣玩笑，一旦被他们视为危险或者是来自敌对势力的攻击，那么还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反纳粹笑话被视为犯罪行为。讽刺书籍被烧毁，一切幽默言论或表演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许多幽默书籍的作者和喜剧表演者不得不流亡国外。纳粹政府将笑话视为反帝国行为，违者轻则遭警察骚扰，重则遭逮捕、监禁，甚至处死。在纳粹秘密警察“对批评和不满的详细报告”中就包括对政治笑话情况的收集。1941年，随着笑话增多，柏林秘密警察的一份题为“谣言、政治笑话和民间幽默”的报告写道：“无论是否为诋毁性的笑话，必须一律禁止。”诋毁性的笑话包括集中营笑话、战争事件笑话、宣传的笑话、防空掩体笑话、盟国意大利和敌国英国的笑话等。该报告还要求彻查笑话的起源以及“哪里还在流传”。
“祸从口出”的危险给纳粹统治下的民众增添了日常生活的恐惧，但并没有使幽默绝迹。有时候，人们不得不说一种“不说话的笑话”。卡巴莱是一种具有喜剧、歌曲、舞蹈及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演，盛行于欧洲。表演场地主要为设有舞台的餐厅或夜总会，观众围绕着餐台一边进食，一边观看表演。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表演相当于中国的相声和小品。纳粹官方虽然不断加强对它的管制和对一些不驯服艺人的迫害，但无法禁绝这种表演形式。有的卡巴莱表演者以沉默的方式对纳粹言论管制表示不满：一位表演者戴着口罩走上舞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一言不发几分钟后站起身来，走下舞台，仍然一言不发。报幕者向观众宣布：“女士们，先生们，今天表演节目的政治部分到此结束，下面是娱乐部分。”在一个描述街车故事的表演中，两位乘客互相用手比画，模样非常古怪，然后突然停下来，发出一声大笑，一位坐在他们对面的乘客问另一位：“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对方答道：“他们是在说政治笑话。”
由于难以禁绝所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玩笑，所以一定会对开玩笑的人施以惩罚，以儆效尤。赫尔佐格在研究中发现，纳粹对于玩笑者的惩罚经常是因人而异的，虽说有法律依据，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主管人的个人意志，“有的玩笑者受到警告便可了事，有的则处以监禁，更极端的则会处以死刑”。一个被视为政治上可靠的人与一个在政治上被视为“不可靠”的人说同样的笑话，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一份1933年的盖世太保的特别法庭记录里，这个笑话是轻罪：
在教堂前方的墙上并排悬挂着希特勒和戈林的画像，中间留着一些空。老师问：“这空里要放什么呢？”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放一张耶稣的像。圣经里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两边有两个罪犯。”
但是在1944年，一位对纳粹持批评态度的天主教士穆勒说了一个类似的笑话后，被判处了死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穆勒说的笑话要比盖世太保记录在案的那个笑话含蓄得多，没有圣经的知识是体会不了的:
一位受重伤的士兵快要死了，叫来了一位护士。他说：“我是一个战士，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献出了生命。”护士回答：“你是为元首和德国人民而死的。”士兵说：“元首能来看我吗？”护士说：“这不可能，但我会给你一张他的画像。”士兵叫护士把画像挂在他的右边。他又说：“我在空军服务过。”于是护士又给他拿来一张戈林的画像，挂在这位士兵的左边。士兵说：“现在我可以像耶稣那样死去了。”
穆勒之所以因这个笑话而被判死刑，是因为纳粹早就盯上他了，他在教堂里劝导年轻教徒在政治上不要像当时大多数的德国青年那样随大流地盲目激进；他在家里接待来自波兰的劳工，还公开怀疑德国能打赢这场战争。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
在当代华语界的作家学者中，徐贲老师算是一个“异类”。对于当代社会种种荒诞的现象，他的批判格外深刻。1950年，徐贲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之家。尽管生于革命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他的文字却如绅士一般渊博、克制，既厚重，又与时俱进。
近两年，内、外部环境的剧变，将过去四十年刚落地的人文精神快要破坏殆尽了。然而，越是剧变时代，越要相信好书的力量。为此，特地给您推荐一套徐贲老师的“人文通识四书”，针对当下的种种问题——种种限制中如何坚持独立思考？如何带着时代的问题意识重读经典？如何避免互联网让我们被不自知的“奴役”？徐贲老师的书堪称一针“清醒剂”。
徐贲并不是讲一大堆空泛的理论和道理，也没有充满精英口吻的空谈未来，而是从人文思想启蒙的视角，一边回到历史纵深，一边紧扣时代问题，重新思考我们正在遭遇的种种危机：如何求知思考、如何说理、如何参与公共生活、启蒙缺失下的种种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徐贲既是冷静清醒的现实批判者，又是热情真挚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作品不是晦涩深奥的学术专著，也不是宣泄情绪的时评杂文，而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清醒人”之日常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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