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原罪”
父子关系的诞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我表叔有点懦弱。他是一个普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对领导、对同事、对邻居甚至对商店售货员总是点头哈腰,满面笑容。可是一进家门,他的表情马上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一见到他的儿子我的表弟,他脸上的温度立刻下降二十度。他和别人说话很唐僧,然而对我的表弟,却总是惜字如金。一不顺眼,甚至伸手就打,抬脚就踹。
唯一的原因就是,那是他的儿子。在传统中国,“家长”两个字不但意味着责任,更意味着等级、权力和距离。所以在《红楼梦》中,贾政从来不会和贾宝玉好好说话。
我曾经劝过表叔。我说,父子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我表叔听了睁大眼睛,说,他是我做(读揍,制造的意思)出来的,你让他和我平等?
不要小看我表叔这句话。这是父权文化的理论起源。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需要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家长制的本质是“不平等”,它管理的窍门是破坏人群的平等关系,区分出人的长幼尊卑,以此来建立秩序。在两性之间,它明确男大于女;在代阶之间,它明确长辈大于晚辈。在同辈之间,它也强行规定,兄长大于弟弟,后者必须无条件服从前者。父权家长制不能容忍“平等”。家长制思维认为,“平等”是秩序的最大威胁。当家长制权力结构高度成熟时,“孝顺”理念就被创造出来了。
“孝”的全部理论依据,是父亲创造了新的生命。
这是中国人全部伦理思考的起源。《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幸福都是父亲赐予的。父亲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一生下来就欠下了感情上的巨额债务。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原罪”。事实上,这个“原罪”是永远无法赎清的。因为我们没法像哪咤那样剔肉还母,剔骨还父,然后再以平等之身对父亲“讲经说法”。所以,我们和父亲之间,永远是不平等的。所以,“孝始,身不属己;孝终,身不为己”。《礼记》说:“父母在不敢有其身。”
偿还这个“原罪”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在父亲生时,听从他的支配,永远不违逆他。另一个是在他死后,对他进行供奉,让他在另一个世界仍然能够温饱。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口是从血缘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而中国文化一直没有突破这个关口。直到一九一一年以前,每个中国人都不过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洪流中的一滴水珠,是家族传宗接代链上的一个链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对自己的身体都没有自主权。被束缚在家庭和家族网络里的传统中国人,根本没有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进化成“现代人”。
直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法独立地“为自己而活”。如果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发达了,就必须“提携”自己的亲人,把自己的亲人像拔土豆一样一个一个从农村拔出来,是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六亲不认”至今仍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道德贬语。
当然,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从血缘社会发展到了“熟人社会”。过去的“爱有等差”“亲亲尊尊”原则演变成了“有熟人好办事”规则。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里,一切普通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在血缘纽带彻底瓦解了的城市里,人们千方百计构建种种“拟血缘”的关系网,以取代原先依赖其中的血缘网。人们认老乡,攀亲戚,找校友,找同学,定期聚会,“联络感情”,为的不过是办事方便。
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促进了“群体利益至上”观念的形成。对集体主义的偏好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当中:在中文里,凡是包含“私”字的词汇几乎无一例外是贬义的,比如自私、私心、徇私舞弊、私通、私欲、私奔、私愤……一切与“私人”有关的似乎都是不正当的、邪恶的、见不得人的。
相反,一切与公有关的词汇则都是褒义的: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公开、公平、公正、公理、公愤……一旦与公字为邻,一切就都变得光明正大、大义凛然、压倒一切了。比如一个愤怒吧,“私愤”只能偷偷地、挟带私货式地“泄”掉,而“公愤”则可以用高音喇叭义正词严地喊喝出来。
确实,有史以来,我们充分发挥了“集体主义”的巨大威力,办成了治理黄河、修建长城、开凿大运河等无数大事,也催生了大禹、苏武、文天祥等无数舍身为国、为大家不顾小家的英雄模范。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热爱集体主义。直到今天,我们还歌唱“人多力量大”,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倡“一切行动听指挥”,相信“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
然而,与此同时,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也给民族心理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自古以来,我们就习惯于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粗暴侵夺个人权利,而实质上,这些巨大的名义,往往是一家一姓利益的伪装色。这种极端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擅长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来压制个人主义的发展,用“天道”“民族”“家族”“家庭”这样的大帽子来压制个人欲望和价值,提倡克制、牺牲、顺从、守旧等顺民品质,消灭个性、独立思考、主体意识的发育空间。
几千年来,过于强大的集体主义把中国人压制在细胞状态,使其不能发展成完全的、有尊严的、充分实现自己的人,而只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臣民、家庭的一个部件、国家机器的一个螺丝钉、血缘链上的一个环节。这也就造成了黑格尔所说的“缺乏荣誉感、缺乏自尊”的奴隶人格。
以上选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史》。张宏杰是历史圈怪才,先后受业于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和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但写的却不是传统的学术著作,自称“历史的局外人”,受莫言、刘瑜、柴静、史铁生等一众名作家推崇。
◎他写历史,比小说还好看
他用写小说的笔法写历史,自带语言天分。在写作材料上,除了扎实的史料,还在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里穿梭自如。
著名导演姜文说:“他是个有意思的人,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十多年前,史铁生就向我推荐过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了好几遍,还有点读不够。”
◎他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坐标上来聊,在比较中读历史,更容易看清楚,看到真相
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以改朝换代为目标。刘邦、朱元璋都出身最底层,最后通过战争夺得了皇位。而放眼整个世界,这种事情在别的国家就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哪个农民成功当上了国王。
根子就在体制。
柴静:张宏杰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刘瑜:拒绝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我的同龄人里,我比较爱读张宏杰,他不立场先行,不杀气腾腾,愿意花很大的功夫去支持一个很小的结论。
当年明月:第一次读张宏杰的书,我是站在书店里读完的。张宏杰的作品让我觉得震惊,和那些传统的历史书籍截然不同,除了史实之外,吸引我读得欲罢不能的是人物以及人性。历史是有人性的,也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这一切,我在张宏杰的笔下看到了。
莫言: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
既有学术背书,又有独特见解,写得比小说还好看,张宏杰老师的另类史书,稳稳跨入畅销书行列,累计销量超过30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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